摘  要：潜能性的“生命”和“生命-形式”是对后疫情时代对阿甘本政治救赎之窥探，试图在后疫情时代的视角下，通过回顾阿甘本在疫情期间发表的在众人看来“不合时宜”的社论，挖掘其政治思想和生命理论中所蕴含的救赎内涵，即潜能性的“生命”和“生命-形式”。这兩个概念是阿甘本扭转“神圣人”死亡命运的救赎手段，它们使得否定性、悲剧性的生命扭转至肯定性的生命。纵使阿甘本的政治思想带有着“沉思”“非行动”的局限性，但其理论对后疫情时代下的今天带来了重要的反思价值，即为我们提供了更好地诊断、反思“生命”与“形式”关系的方式。

关键词：阿甘本;生命;生命-形式;救赎

自二战以来，反思生命与政治的关系辩题一直占据着学术话题的中心，在后疫情时代的今天，对这一辩题的活跃讨论更是尤为显著。回顾疫情下众多欧陆“左翼”激进思想家们的关切社论，我们看到，在某种程度上，这不仅是一场关乎疫情的生存搏击，也是一场对于主体生存背后的形而上学理论的再思考。本篇文章试图从尤为受到公众瞩目与争议的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疫情期间的“不恰当”的言论入手，开启对其生命理论与政治思想的探究，致力于揭示这看似荒唐的呼告背后有着阿甘本对逃脱权力装置的可能性的注目，这一注目就集中在潜能性的“生命”和“生命-形式”中，它们给予了“神圣人”从第一部著作到最后一部著作的全貌式完结，给予了将“生命”划分为存在于“生-门槛-死”的域中的“bio”“zoē”和“赤裸生命”的视野性的扭转。纵使这是一种保存自身内在性潜能的、“沉思”的政治救赎，但它也为后疫情时代的“装置”缩小化提供生命的反思性，这一意义就来自于阿甘本站在生命本体论的层面对主权装置实行回击，在“形式”下去思考生命持存着无限张力的可能性。

一、“疯狂的”阿甘本

从2020年2月25日至4月20日，鲜少参与网络热议的阿甘本当了一次热心网民，在不及两个月的时间里发布了七篇文章，他将有着浓烈个人色彩和清奇角度的生命政治理论带入对疫情防控的抗议引发了学术界不少理论家的批判，其中不乏指责其为“疯狂”“不合时宜”的声音。在这场“批驳阿甘本”的网络战中，我们不仅能看到生命与政治间有着未磨合清楚的悖论，还可洞察到阿甘本“疯狂言语”的背后有着对生命怎样的思考。

阿甘本的“疯狂”体现在其极为明确的立场：针对冠状病毒带来的疫情，意大利当局政府通过采取紧急措施将例外状态推向常规化，这种所谓的“防控措施”不仅导致了集体恐慌、陷入“公民不断地将生命安全感交付给政府”的恶循环中，还使得生命经验的统一性断裂，人为了保持社交距离断绝一切伦理上的交往、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活动，沦落为赤裸裸的生物性上的纯粹生命。不仅如此，阿甘本还断言：“束缚这个国家的恐慌首先表明，我们的社会除了赤裸生命之外别无他信。”①“‘发明一场流行病就可以为无限拓宽例外状态提供理想的借口。”②面对意大利政府在疫情逐渐稳定的当口发布进入回到常态的“第二阶段”的计划，他更否定地断言：这“将会比我们目前为止所经历的更加糟糕”③。很显然，阿甘本的社论是站在“政府权力”和“公众生命”的绝对对立面，对在这种法制装置中的一切权力措施全盘否定。他的“疯狂”就在于肯定了隐秘于“例外”空间的主权暴力有随时悬停法律的可能，在这个前提下，疫病被设想为是权力政府将例外状态付诸实践的一种借口也“顺理成章”了。

探究阿甘本的言论发祥，不难发现，实际与他本人的思想一脉相承。在1995年出版的《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中，阿甘本就已对政治的原始结构的“分隔性”做过考究。在从古至今的政治基座结构中，他看到了生命与至高权力分流在了结构的两端，前者处于法律秩序中，是法律运行其效力的主要对象，而后者处于法律的例外中，他们既在司法秩序内部作为法律正当性的制定者，又在司法秩序之外享受着不受约束地行使至高权力的特权。这一存在于共同体内部的对立的结构，源于“例外”的隐秘存在。阿甘本在施密特“例外状态”的理论中看到至高约法与法的例外状态在时间、空间上都有着根本性的接近。在此基础上，一切法律均可被悬置，“在这个空间性与时间性的领域之内，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只要它根据情形被认为确实有必要……自由神像或正义神像被蒙上了幕布”[1]，甚至，例外状态可溢出空间-时间的边界，与正常秩序无限趋合。因而，阿甘本在施密特理论的基础上，重构与发展了“法”与“不法”无区分的拓扑结构。他将主权者与例外状态重建了起来，主权者在法律悬停的状态下有着使一切措施常规化的可能。可以看出，阿甘本从“司法-政治”角度看到了政治对法律的穿透，“例外状态”无疑是至高权力对生命施加暴力的装置。由此，不难理解，为何阿甘本在意府第一时间采取防控措施时就大声疾呼：“敌人不是外来的，敌人正在我们之中。”④并且认为这一紧急卫生事态是“用以研究施加于人类的新型政治与社会规划模式”⑤，这都源于阿甘本对西方政治中的极权主义隐秘规范的深层恐惧。

然而，阿甘本的“奔走相告”并不是对疫情下的生命最好的警醒，其社论存在着没有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公众生命的关系、个体自由如何划清边界等问题。比如，他承认制宪权力将例外状态设立为特殊状态是“排斥性地吸纳”地将其整合至法律系统中，那么制宪权力和例外状态的关系就并不像其“呼告”那般绝对对立，而是一个综合的系统[2];比如，他将主权者与例外状态等同起来，使“例外/法律”凝固化，而忽略了例外状态在不同具体条件下运行的多样区域、具体效力等;比如，他一度对数字科技、医疗等技术抱有怀疑，认为是将生命“工具化”的手段，但拒绝“保持社交距离”实际是违反医学常识地将他的生命政治理论危机化……这些“不合时宜”的言论都出自阿甘本否定性的生命政治思想和对“生命”的斯宾诺莎式的抱负。在他看来，“例外状态”是生产赤裸生命的装置，但我们仍有能力在主权那儿撕一道口子，使驱散死亡阴霾的光照射进来，这一能力就源于生命自身的无限潜能与自我建构、自我救赎的可能性。

二、扭转生命政治的困境：

“生命”及“生命-形式”

阿甘本在《神圣人》的开篇提到了三种生命形式：zoē、bios和赤裸生命（bare life）。前两个概念分别是古希腊人对“生命”的不同界定：前者表示一切活着的、繁衍的生物生命，活动范围仅限于家庭;后者表示追求善好生活的政治生命，活动范围仅限于城邦。这两种生命揭示了西方政治结构中的隐秘生命逻辑，即生命一直期待着扭转自身的纯粹生物性特征，努力寻找可称之为生命之生活（the bios of zoē）的方式，但却“排斥性地吸纳”进了政治秩序中，成为“例外状态”装置和至高主权暴力下的赤裸生命。这三种生命构成了阿甘本对西方政治结构中生命生存与“政治-法律”的对立式拓扑结构。然而，阿甘本的著作有着“复调”的特征，他在揭示西方政治结构中的极权主义隐秘规范的同时，也致力于消除生命的死亡悖论，因而，这一扭转“赤裸生命”命运的关键，即“生命-形式”（form-of-life）。

（一）潜能性的生命

“生命-形式”是指无形式的生命与无生命的形式相结合的生命状态，也是构成阿甘本政治思想的第四种生命。在阿甘本看来，人的生命具有潜能和潜在性的力量，他吸收了吉尔·德勒兹（Gilles Louis Réné Deleuze）对于生命“内在性”（immanence）与“独异性”（singularity）的概念。《内在性：一个生命……》（LImmanence： un vie……）发表于德勒兹生前的最后两个月，他在其中写道：“一个生命所包含的只有潜在（virtuel）。它是由潜在性、事件、独异性组成的……事件和独异性赋予了内在性平面全部的潜在性，正如内在性平面赋予了潜在的事件全部的实在性。”[3]在德勒兹那里，“内在性”作为一个平面承载着以潜在方式展开的生命，使得生命的潜能无限地生成，同时，纯粹内在性自身也是一个生命，它在生命处于生与死、善与恶的门槛中呈现其生命的本质。德勒兹举出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的《我们共同的朋友》中处于溺死边缘的莱德胡德，在生命遭受危险的那一刻，其“生命火花”从个体体内迸发出来，呈现出一个“非个人的生命”。这一种生命的存在，是“生命”自身耗尽潜能而回到内在性的先验的平面，从潜在的生命成为一个实在的生命。阿甘本沿袭了生命的这种潜能，他也看到了生命具有作为独异体和共同体的形式，前者体现了个体性的可能性与力量，后者体现了一种共同体的可能性与力量，二者都因拥有着生命的潜能而得以互通。

但是，纵使生命带有著无限的潜能与可能性，阿甘本不认为潜能充分地展开和穷竭可以带领生命正向地运动。在阿甘本看来，德勒兹论述中的“垂死的人”与“最小的幼儿”是纯粹潜能的尽情绽放的体现，但是它们却“给我们呈现了赤裸生命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本身谜一样的密码”[4]421，成了处于生与死门槛上的无可归属的生命。阿甘本认为，这源于德勒兹将生命的抵抗设定为何种方式，这种将绝对内在性不可归属于某个个体的方式，正是无限地去主体化的过程——我们的潜能被穷竭意味着一种缺乏，意味着将不会生产内在的超越性。阿甘本看到，德勒兹沿袭了斯宾奴诺莎的“欲望”，他将生命自身充满潜能的状态视作“至福”，是生命自己构建自己，带有着自由的快乐。但是，他也发现斯宾诺莎有“acuiescentia in se ipso”的发明，译为“在自身内休憩”或“伴随作为原因的自我观念的欣悦”[4]430，在这里，“至福”与“内因”完满地相契合，生命达到绝对的“至福”与“休止”不无关系。

于是，在生命潜能的使用上，阿甘本与德勒兹分道扬镳。他认为，生命的潜能与可能性不仅在于“成为”“是”，更在于有能力不向现实过渡，在构成上不去“是”或“做”。他追溯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发现与德勒兹的潜能相反的路径，即不是单纯地生长，而是首先自我保护的“营养灵魂”，这种“潜不能”（im-potentiality/adynamia）的生命存在为阿甘本建立救赎方式找到了历史的根据，并且，这种方式更加贴合斯宾诺莎式地自己构建自己、自己快乐自己的本意。

由此，生命在阿甘本那里呈现出坚守自身潜能的保存，并以此作为救赎自身、快乐自身的力量，是一种纯粹力量的本体论。

（二）启动生命的纯粹本体论力量：生命-形式

无论是古希腊人指称生命为zoē、bios，还是现代政治极权主义下的生命，都不曾逃脱“形式”的管控。“形式”与“生命”自古就是对立、抗衡的，生命在“形式”下生存，只会成为赤裸生命的形态。阿甘本认为，我们需要找到一种不可能与其形式相分离的生命，在这种生命中，我们永无可能离析出像赤裸生命一样的生命[5]。这一点是阿甘本继续着生命潜能的持恒，选择了一条不摆脱形式的、生命自我建构形式的抵抗方式。

意大利文“forma-di-vita”是“生命-形式”的翻译出处，取自拉丁文“forma vitate”。在《至高的贫困》（The Highest Poverty）中，阿甘本指出，拉丁文“forma”有着范例（exemplum）、模范（exemplar）等意思，“forma vitate”意味着一种模范式的、遵循形式生活的生存方式。阿甘本使用符号“-”将“形式”与“生命”联结为一个整体，旨在指出，此生命样式自身产有了“形式”，“形式”内在地嵌入于生命体中，使生命获得了自身纯粹的、强调内存力的武器，以一种“生命与形式不可分割”的姿态逃逸出受到主权装置压迫的生命诸形式群体（forms of life），从而获得救赎。由此可看，“生命-形式”是一种带着“形式”生存的生命姿态，一种把自己完全转变成生命的法律、建构自身的方式。

阿甘本采用这种“建构”的思路，在《至高的贫困》中，他通过考古圣方济各会的仪式和戒律，发现在僧侣们的共居方式中，时间感（perpensatiohorarum）和记诵（meditatio）两个装置共同使得时间在僧侣的生命中成为内感知的形式，生命在这个意义上与形式规则相连了[6]。这一考古发现为“生命-形式”实现的可能性提供历史根据，纵使我们当下无法通过隐修戒律实现“最高的贫困”，因为“没有从集中营通到古典政治的回头之路”[7]，但我们可以从持存生命的潜能中生发出比当下的法律规则更强悍的生命规则。

然而，这不仅仅是一条救赎出路，更是一个来自共同体理念的伦理计划。自德勒兹提出“独异性”以来，此概念与“共同体”（community）一道成为了当代哲学的重要辩题。阿甘本在《来临中的共同体》中回应和延续了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在《无作的共同体》（La communauté désoeuvrée）中的理念，即，南希认为，共同体不可能超出自作（work）的范围，因为人没法生产它，只能经验它或作为它的有限的经验的一部分[8]143。并且，共同体由单个存在（singularity）的所是之悬置构成，共同体必然会遭受“非作”（the inoperative）的状态[8]143。阿甘本对此进一步做出了本体论的回应，考虑“独异体”是任意一个“是”、任意一个完备潜能体，其中存在着从根本上中断其潜能付诸于现实的可能。从纯粹潜能流向绝对行动的过程中，生命有无数无限的可能性空间，在这些可能性与现实模糊不清、不可区分的空间中，生命能够与“排斥/吸纳”“生/死”的主权逻辑相逢，由此，中断潜能流向现实，呈现“非-作”“不去是”“不去做”的状态，那么，主权权力通过“排斥性地吸纳”赤裸生命的可能性便会断裂，主权装置的暴力运行则面临“失效”。同样地，也可以说，这种“中断”的行动也意味着某种潜在的、来临中的政治生活与共同体的可能性。

因此，总是，阿甘本的“生命-形式”强调生命在保存潜能恒余的“非-作”下、在接受束缚生命的形式之下开启无限使用诸种可能性的发生。正如梅尔维尔的小说《抄写员巴托比》中的巴托比一样，他总是重复着“我更喜欢不”（I prefer not），这一句式不代表他想离开办公室或不想抄写，而仅仅是，他更喜欢存在于潜能与行动中的“不”。

三、后疫情时代下对“生命-形式”的反思

通过透视阿甘本思想中的潜能性的“生命”和“生命-形式”，我们看到，“生命”在阿甘本那里呈现出了一种别样的生存要求，即，我们可向压制生命“欲望”的主权装置和法律形式证明，遵守“形式”并不提供我们生命之生活（the bios of zoē）的方式，因为“形式”从来就不是生命活力之来源，相反，它是穷竭、耗尽生命内在潜能的罪魁祸首。只有生命自身自生、自建的规则才是促使生命实现“欲望”的导航。正是、也只有是“生命-形式”，这一使生命获得纯粹内存力量的武器，才能够成为生命自身唯一的规则。

阿甘本的“生命”带有着斯宾诺莎式的抱负，莱恩·恩莱特曾评价：作为斯宾诺莎信徒的阿甘本坚定地认为，纵使抛弃了外在的法，生命因其“潜不能”也足以成为神⑥。诚然，“知行合一”的阿甘本也是这般落实自己的实际生活的，他因入关检查被要求录入指纹信息而拒绝了入美职教的机会，在他看来，这种“生命政治的刺青”（Bio-Political Tatooing⑦）纵使不能决然摆脱掉，但我们可以有能力不将其实现。这种对生命潜能的持恒抱有高度肯定性、贊许性的态度，对“幸福生命”（happy life）在当下降临的可能性的期待，像极了在阳台上欢唱演奏、无忧无虑的意大利市民精神。但是，“生命-形式”终归是不向现实行动投注的概念，它终究有着无法真正落实于现实践行的、本体论哲思的局限性。阿甘本研究者Sergei Prozorov曾中肯地指出：“阿甘本找到了得以逃离生命政治统治的路径……但是，他没能够证明为什么这一路径能在当代社会中有效地成为救赎的方式。阿甘本的政治不仅缺乏目的论的保障，而且缺乏可以付诸行动的希望，仅仅讨论肯定性的可能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也可以将其可能性看作是不可实现的。”[9]这种“不可实现”性在于阿甘本将解除生命与政治的悖论的机会放置在对“神学-政治”的探讨中，他未将“生命”和“失效”从本体论的沉思层面降落至具体的情景化的探讨。因而，这种通过“拒绝”而获得得救的理念就像奈格里所指出的“让人想起海德格尔的泰然处之”，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沉思”的政治。

在后疫情时代的今天，重新反思阿甘本的社论及其背后的政治哲思是有价值的。其理论在为我们提供诊断时代问题之余，也尝试着给予解答——我们的生命在被数字电子化、医疗更改技术、资本异化等“形式”“装置”侵占的同时，也同样建构起了生命自身的“形式”。“生命-形式”不提倡我们回到过去，而是提倡我们可以充分地对过去的资源进行再建构，从而将其意义延续至当下，即从历史结构中看到来临中的未来，从被规训的肉体中看到甜美绽放的幸福生命。

注释：

①阿甘本.论传染.参见： https：//mp.weixin.qq.com.

②阿甘本.无端的紧急情况让意大利陷入例外状态.参见：https：//mp.weixin.qq.com.

③阿甘本.第二阶段.参见：https：//mp.weixin.qq.com.

④阿甘本.论传染.参见： https：//mp.weixin.qq.com.

⑤阿甘本.论社交距离.参见：https：//mp.weixin.qq.com.

⑥恩莱特.隔离之后的阿甘本和方济各.参见：https：//churchlifejournal.nd.edu.

⑦阿甘本和新型冠状病毒的生命政治.参见：https：//architectsforsocialhousing.co.uk.

参考文献：

[1]阿甘本.例外状态[M].薛熙平，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32.

[2]吴静.例外状态与自由的边界——后疫情时代对阿甘本生命政治理论的反思[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4）：112-118.

[3]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 2）：千高原[M].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396.

[4]阿甘本.潜能[M].王立秋，严和来，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

[5]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M].赵文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4.

[6]Giorgio Agamben.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M].trans. Adam Kotsko，Stanford.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15-17.

[7]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M].吴冠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250.

[8阿甘本.来临中的共同体[M].赵文，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

[9]Prozorov，Sergei.Agamben and Politics：A Critical Introduction[M].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4：8-9.

作者简介：陈珈翎，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外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