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青云

（四川农业大学 经济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0 引言

长期以来，农业保险在分散农业生产风险、促进农民增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要创新完善政策工具和手段，加快建立新型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同时，针对深度贫困地区的特殊情况，2018年保监会发布了《关于保险业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增强贫困地区农业保险保障水平”。有学者研究认为大多数藏区地理环境特殊恶劣、自然灾害频发，藏民生存环境脆弱，并指出自然条件的恶劣和基础设施的薄弱是藏区落后的主要原因［1-2］。2020年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巩固脱贫成果方面下更大功夫、想更多办法、给予更多后续帮扶支持，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四省藏区（四川、云南、甘肃、青海）作为除西藏之外的第二大藏区，是我国乡村振兴的重点、难点地区之一。对于当地农户而言，落后的生产方式、恶劣的地理条件使得他们往往面临着更高的农业风险，并且农户薄弱的风险认知弱化了他们对农业保险的需求，进而合理开展农业保险是四省藏区农户分散风险和促进增收的重要举措。因此，针对农户风险认知对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农业保险需求进行研究，有助于更全面认识风险认知在农业保险需求中所起到的作用，对推动四省藏区农业保险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1 文献综述

由于农业对自然条件的依赖，其极易遭受自然风险的冲击［3］。农户是农业生产的经营主体，也直接承受农业风险，是农业保险市场中最重要的行为主体之一。农户感受到农业风险后，才会做出反应，采取措施。Mitchell［4］指出，风险认知是进行消费决策的重要解释性变量。当感知风险概率超出自身管理水平时，农户会采取措施对风险进行规避［5］。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首先来于自身对风险的认知和判断［6］，农户认定的农业风险概率越高，其对农业保险需求往往越强［7］。Sherrick等［8］认为，农户农业保险需求主要受风险认知因素的影响。杜鹏［9］基于湖北省五县（市）农户的调查数据建立Logit模型，得出风险认知因素对农户农业保险需求产生了促进作用。高延雷等［10］通过对安徽省阜阳市调研数据运用似不相关回归模型进行分析，认为风险认知能够正向影响农户购买农业保险。

此外，个体特征因素、家庭特征因素、制度特征因素等也会对农业保险需求产生影响。多数学者对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个体特征因素存在不同看法，而认为农户收入、农业经营规模等家庭特征因素与农业保险需求呈现正向相关性。如：Hill等［11］通过研究发现教育程度、富裕程度等因素会对农户农业保险需求产生促进作用。郑涛等［12］通过对家庭农场的调查分析指出：农场主的文化程度对其农业保险需求有正向影响，年龄、性别不具有影响。而李祥云等［13］基于对山东农户的调研数据认为，农户年龄、文化程度对其农业保险需求有负向影响，但是文化程度因素不显著。王颖冰［14］、张小芹［15］等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农户收入和经营土地面积都与农业保险需求意愿呈正相关。从广义农民收入概念角度出发，利用调研数据分析得出，收入水平对农户购买农业保险依然具有很强的正向影响［16］。另外，政府是否补贴、保险品种等制度性因素也会影响农业保险需求，政府增加对农业保险市场的财政支持，有助于提高农户农业保险需求，促进农业保险市场发育［17-18］。同时，如果农业保险的种类不足以满足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保险险种与农户实际需求不对接，则会制约农户的农业保险需求［19-20］。

综上，学者们对农业保险需求影响因素做了大量研究，但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很少有针对藏区农户农业保险需求的调查研究，而在目前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过渡时期，对于藏民农业保险需求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二是相对缺少风险认知对农业保险需求较为规范、深入的实证研究。三是较少有对风险认知、农业保险需求之间影响机制的研究。由此，本文从上述理论依据出发，利用四川、云南、青海、甘肃四省藏区的调研数据，以自然风险认知定义风险认知变量，建立了二元Probit模型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内生性检验，探讨了农户风险认知对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此外，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尝试进行风险认知与农业保险需求之间影响机制的研究，以期进一步推动四省藏区农业保险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对现有研究进行有效补充。

2 理论分析和假说提出

本文基于期望效应理论，假设农户为理性经济人，在风险存在的背景下对于农业保险的需求常常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过程。风险认知是指农户对风险造成农业生产和农业收入潜在负面影响的认识与感受［21］。本文研究的风险认知是农户基于自然风险对农业影响严重性的认知，风险认知是建立风险处理策略的基础，通过对农业风险的判断和识别，以及在当地农业保险公司的推广宣传下，应考虑何种农业保险商品会使其效用最大化进而形成对农业保险的需求。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往往会面临各种不确定自然风险，这些不确定的自然风险会使得农户的经济情况受到冲击。农户风险认知本身会对农业保险需求产生一定影响。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首先来自于自身对风险的认知和判断［5］。农户的风险认知使得农户产生了对风险的感知与判断，进而对农业保险的需求具有一定的影响［22］。相对而言，风险认知水平高的农户，对未来风险冲击农业生产的严重性和分散风险的重要性有了更理性的认识，在无法预测未来的心理状态下，更容易选择农业保险来减轻风险。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农业风险认知因素对农业保险需求具有正向影响。

由于藏区基础设施不完善、交通闭塞、信息相对封闭等原因，使得藏区农户教育水平普遍很低。在此次调查中发现藏区大多数农户汉语能力差，甚至还有极少数不会讲汉语。目前，国内信息交流都是通过汉语传递，语言障碍无法让藏区农户对农业风险有正确的认知，对外来事物容易产生排斥心理，所以对农业保险产品的认知水平不足。相对而言，汉语水平好的以及完全从事农业生产的藏区农户对周围农业信息接收较多，吸收新鲜事物的能力更强，对农业生产和农业政策的关注程度更高，使得对未来风险冲击农业的严重性、破坏性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另外，在农村完全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1年的收入可能完全来自于农业生产，为了避免风险冲击自身经济，会促进农户去了解当地农业风险情况，进而采取预防措施，农业保险就是其中一种风险规避措施。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风险认知对农业保险需求的正向影响会因为较好的汉语水平和纯农户而得到增强。

一般来说，在风险存在的氛围下农户自身禀赋会产生对农业风险的直观判断和主观认识。然后，在农户对风险具有理性认识的情况下，通过自身的经历与接受的农业保险信息会影响其农业保险认知，并认识到农业保险的重要性，进而产生农业保险认知。最后，产生是否有参与农业保险的意愿。而农户在产生农业保险需求的过程中，保险公司作为直接与农户交流的主体，其服务质量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农户的农业保险需求。如：保险业务人员知识素质、保险宣传力度、政策执行程度等会影响农户对保险公司的评价，进而也会影响农业保险需求。通过上述分析，尝试提出了构建风险认知与农保需求影响机制（图1）。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

H3：农业保险认知、保险公司服务质量在风险认知因素影响农业保险需求中起着中介作用。

图1 风险认知与农保需求影响机制

3 数据变量与模型

3.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于2018年间对四川藏区、云南藏区、甘肃藏区、青海藏区4个地区的部分农户家庭进行实地走访调查。调查方法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分别在4个藏区选取2~5个乡镇，在每个样本乡镇下随机选取2~4个村落，并从每个样本村中随机抽取10~20个样本农户，确保调查数据的科学性。其中，在具体调查县（市）的构成方面，四川藏区包括红原县、若尔盖县、甘孜县、马尔康县、丹巴县、道孚县，甘肃藏区包括卓尼县、迭部县、夏河县，云南藏区包括香格里拉县、德钦县、维西县，青海藏区包括都兰县、贵德县。总计发出问卷480份，收回问卷470份，除去无效、不完整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454份，有效率为95%。其中四川藏区占30%，云南藏区占25%，甘肃藏区占28%，青海藏区占17%。

3.2 变量选择

根据上述分析，结合调研的具体情况进行选择。

3.2.1 被解释变量农业保险需求 选取问卷中“您是否购买过农业保险？是=1，否=0”来衡量。通过农户是否购买农业保险这一事实来衡量其对农业保险的需求［15，23］。

3.2.2 核心解释变量风险认知 Wu等［24］指出，自然灾害的发生影响了农业保险市场的发展；自然风险是农业生产过程中面临的最主要风险，农业生产者不能有效控制［25］；与农业市场风险相比，农业自然风险对农户购买保险的影响更大［10］。基于此，本文用自然风险认知来衡量风险认知变量，选取问卷中“您认为在本地农业生产中农业受灾害影响的程度大小（很弱=1，较弱=2，一般=3，强=4，很强=5）”来衡量。一般而言，农户在农业灾害发生后对农业生产影响程度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业保险的重要性以及可以衡量出农户的风险认知。

3.2.3 控制变量 通过设定年龄、性别、健康状况这3个变量来反应个体特征因素。一般来说，越年轻、健康状况越好以及男性农户接收新鲜事物的能力强等因素，可能对农业保险有着更开放的态度。通过劳动力人数、是否购买农机、年人均收入这3个变量来反映家庭特征因素。劳动力人数越多或许对农业风险的分散作用会变强，其对农业保险需求会减弱；收入越高，其对农业保险需求越强；购买农机的农户其从事农业生产规模往往较大，可能其农业保险需求较强。选取政府补贴支出变量来反映制度特征因素，一般来说，政府补贴支出越多，农户农业保险需求越强。村庄特征因素选取村是否通网络、村务工人数比例、城乡距离3个变量。通常认为，村务工人数越少、城乡距离越近、村通网络会对农业保险会产生正向影响。

3.2.4 工具变量 分别选取“具有宗教信仰人数比例”与“文化水平（没有受教育=1；没有受教育但会读、写=2；小学=3；中学=4；高中=5；大专=6；大学本科=7）”作为风险认知的工具变量。

3.2.5 中介变量 （1）农业保险认知。选取“农业灾害发生时，您是否通过农业保险理赔来进行来年的农业生产？（是=1，否=0）”来衡量。（2）保险公司服务质量。选取“您对当前农业保险公司服务的评价（非常满意=1，满意=2，一般满意=3，不满意=4，非常不满意=5）”来衡量。

各个变量的定义、赋值及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解释及统计特征

3.3 模型构建

本文被解释变量农业保险需求是由0和1组成的二值变量，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分析农户风险认知对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所以对二值选择Probit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并由表2可看出VIF值均小于2，说明各变量之间不具有多重共线性。回归模型形式设定如下：

其中，Yi表示第i个农户是否购买农业保险；a1表示常数项；Risk表示农户风险认知；a2表示农户风险认知待估系数；Controls表示影响农户农业保险需求的控制变量，其中包括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制度特征、其它影响特征4个维度的影响因素；β表示控制变量的待估系数；εi为随机干扰项。（计量软件为Stata15.0）。

表2 多重共线性检验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全样本回归结果分析

（1）农户风险认知在1%显著水平下对农业保险需求产生正向影响，说明风险认知程度越高的农户越倾向于购买农业保险。一般而言，农户农业保险需求首先基于其自身对农业风险的认识和判断，农业保险是风险分散的一种有效途径，风险认知越强的农户往往愿意去购买农业保险来分散风险。由此，假设1得证。

（2）人均收入在1%的水平下显著，与农业保险需求呈正相关。一方面，收入越高的农户在保证自身生活不受影响的前提下，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去购买农业保险；另一方面，收入越高的农业生产规模往往越大，农户更需要购买农业保险来分散风险。政府补贴支出在5%显著水平下对农业保险需求有正向影响。政府补贴越多，相当于农户购买保险的支出减少，从而增加农户农业保险需求。

（3）村通网络因素在1%显著水平下对农业保险需求产生正向影响，村通网络有利于农户了解农业保险信息，接收新鲜事物，进而产生农业保险需求。家中劳动力人数在1%显著水平下对农户农业保险需求具有负向影响。通常情况，随着家庭劳动力人数的增加，对农业风险的分散作用会变强，家庭人力、物力越充足，农户能依靠自家人口很好地完成种植农作物的一切工作，此时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需求减弱。

4.2 分样本回归结果分析

通过对分样本回归进行分析得出（表3），风险认知因素对农业保险需求的正向影响在汉语水平好及纯农户的样本中更强。可能因为：汉语水平好的藏区农户对周围信息接收较多，接收新鲜事物的能力更强，对农业生产和农业政策的关注程度更高，使得对未来风险冲击农业的严重性、破坏性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另外，或许完全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农业经营规模较大，进而对农业自然风险时常关注，所以对农业保险的需求意愿就会高。由此，假设2得证。

4.3 内生性检验

考虑本文基准回归结果可能存在内生性（表4）。（1）风险认知和农业保险购买意愿可能互为因果关系。首先，风险认知会增强农户农业保险需求的概率；其次，产生农业保险需求可能会提高农户的风险认知能力。（2）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农村社会中一些不可观察的因素也有可能影响农业保险购买意愿。因此，本文采用工具变量的方法处理其内生性问题。选取“宗教信仰”与“文化程度”作为风险认知的工具变量来进行检验。一方面，具有宗教信仰的农户一般信奉神佛并且可能认为自然风险是神圣不可污渎的神化意象，反而不能正确认识农业风险；另一方面，农户文化水平越高其对农业风险往往有更清晰的认知。而现有文献中没有指出上述2个变量能直接影响农业保险需求。首先，初试工具检验两阶段工具变量估计中的一阶段F值（即最小特征值）为37.71，大于经验临界值10，并且2个工具变量分别在1%水平下显著，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再者，过度识别检验中P值大于0.1，故可以认为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外生的；综上，工具变量选取是合适且无误的。

本文通过构建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对农户风险认知因素进行重新全样本回归。结果显示，风险认知因素在1%水平下显著，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总体的回归结果仍较稳健（表4，保留部分结果）。

4.4 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采取2种方法进行检验。

（1）重新定义核心解释变量。选取问卷中“您有没有采取措施以减轻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没有=0，有=1）”重新定义风险认知。通常而言，在灾害发生前采取措施来预防生产损失的农户对农业生产受到自然风险影响有着清晰的认识，具有较强的风险认知。使用Probit模型再次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无明显变化，说明回归结果比较稳健（表5，保留部分结果）。

表3 Probit模型回归结果

表4 内生性检验

（2）更换模型。使用Logit模型再次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风险认识因素依然在1%水平下对农业保险需求产生正向影响，说明回归结果比较稳健（表5，保留部分结果）。

4.5 影响机制检验

为了确定风险认知与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机制，分别以农保认知与保险公司服务质量作为2个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选取问卷中的“农业灾害发生时，您是否通过保险理赔来进行来年的农业生产？（是=1，否=0）”来衡量农户农业保险认知；选取问卷中的“您对当前农业保险公司服务的评价（非常满意=1，满意=2，一般满意=3，不满意=4，非常不满意=5）”来衡量保险公司服务质量。一般来说，只有农户实实在在经历过保险理赔这个过程，才会对农业保险的功能与特点有充分认识。另外，农户与保险公司接触后，通过农户的主观感受也能部分衡量出保险公司服务质量。选取问卷中的年龄、性别、健康状况、劳动力人数、年人均收入、是否购买农机、政府补贴支出、是否通网络、村务工人数比例、城乡距离10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分别进行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表3）、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解释变量和中介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回归（表6）。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结果表明：风险认知在1%水平下对农保认知、保险公司服务质量、农保需求产生正向影响；中介变量农保认知在1%水平下正向影响农保需求；保险公司服务质量在1%显著水平下负向影响农业保险需求，说明对保险公司服务越不满意其农业保险需求越低。因此，农保认知、保险公司服务质量是风险认知影响农保需求的重要途径（表6，保留部分结果）。由此，假设3得证。

表6 中介效应检验（OLS）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四省藏区的454户农户为例，从个人风险认知角度理论与实证分析了风险认知对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1）风险认知对农业保险需求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农业保险认知、保险公司服务质量是风险认知影响农保需求的重要途径；（3）年人均收入、政府补贴支出、村通网络对农业保险需求产生正向影响；（4）从不同汉语水平及不同类型农户来看，汉语水平好和纯农户的风险认知因素对农业保险需求促进作用更强。鉴于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加强风险信息的公开与宣传，提升农户风险认知程度。首先，在地方电视台专门设立农业风险类节目，总结本地及全国各地自然风险发生的情况及其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其次，地方政府可适时让专家到村举办农业知识专题讲座，通过一些本地农业自然风险案例促进农户对自然风险的认知；再者，挨家挨户分发自然风险对农业影响的案例手册，并且村委会可以安排专人定时在微信、QQ等通讯软件上发布自然风险信息。通过以上方式，增强藏区农户对自然风险的认识和了解，让藏区农户主动认知农业保险并合理规避农业风险，进一步增强其对农业保险的需求。

（2）加强农业保险宣传，增强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知水平。基层政府与保险公司可创建公共图书馆、村级金融咨询中心。政府和保险公司在农业保险的推广过程中，应强调农业保险对于自然风险的规避功能，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等媒体把农业保险信息传递给农户；创办农业保险知识培训班，联系保险公司人员对农户进行农业保险知识培训。

（3）提高农业保险公司服务质量，增强保险公司人员业务能力。加强对农业保险公司人员的培训，在农业保险宣传过程中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农户理解保险的功能，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用本地农户的承保理赔案例让农户真正了解农业保险的功能与特点。另外，保险公司应积极获取相关农业信息，及时掌握最新农业保险成果，根据藏民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和生产方式，开发具有藏区特点的农业保险，满足藏民在农业生产中对于保险的多种需求，如：在藏区牦牛险、青稞险等藏区主要农业生产上加大创新力度。

（4）加强教育培训，提升农户知识水平。此次调查发现藏区农户学历普遍较低，个别农户汉语能力差甚至还有极少数农户不会讲汉语。基层政府可创建汉语培训班、开展农民夜校，引进大学生来对藏区农户进行培训，解决农户语言沟通障碍，提高农户们对保险的认知程度，进而增强其对农业保险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