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自强

“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习近平主席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上指出：“中国明确提出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将为此在各方面进行努力。”人的全面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相辅相成。财经素养是现代公民适应日益复杂的经济世界必备的重要素养，共同富裕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历史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崭新目标。提升公众财经素养不仅有助于推动人的全面发展，而且对于确保个体财经福祉、维系宏观经济良性运行、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那么，面对西方经济学界率先提出的“财经素养”概念，如何在我国的现实背景下准确理解财经素养的必要性和本质，如何推动财经素养教育助力共同富裕实现，非常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

必要性：现代经济体系的进化速度要求公民必备财经素养

当今世界的经济和金融体系日益复杂，人们只有具备良好的财经素养才能适应这一体系，才能确保自身财富的安全与增值，从而过上富裕的生活。西方国家对财经素养教育实践的探索可能从“一战”前后就开始了，那时还停留在消费者的金融知识教育层面。大约20世纪90年代后真正提出“财经素养”概念并开展相关学术研究。新世纪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财经素养研究和教育实践迅速升温，在世界各国普遍受到重视，财经素养被认为是现代公民适应经济生活的必备素养之一。

财经素养是公民适应日益复杂的经济世界的必然要求。随着规模的扩大，新部门、新技术、新思路的引入或出现，现代经济体系的结构日趋复杂，尤其是各种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金融部门不断扩张，整个社会都趋于“金融化”，这对作为经济主体的个人和家庭提出了更高要求。现代经济体系的进化速度，远比人类大脑的生理进化速度高出多个数量级，由于人类缺少一个足够成熟的、进化上准备好的“经济脑”，在人类和其面对的经济世界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鸿沟。因此，在处理经济和金融问题时需要在后天接受系统的财经素养教育，以弥补先天的不足，通过学习经济和金融知识（如数学工具和理论模型）来武装头脑，发展出处理复杂经济问题的“理性”能力。

具备财经素养的重要性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得到凸显。财经素养的匮乏致使人们产生更多的非理性理财行为，从而增加了金融市场的“噪声”，不利于维护市场的有效性，因此，这种匮乏被广泛认为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放大因素。从个体角度看，财经素养不成熟者难以应对金融市场动荡的冲击，更容易成为市场涨落的受害者。在这一背景下，201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首次将财经素养作为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测评内容，从而推动各国政府重视财经素养问题，以培养更多理性的市场参与者。

具备财经素养是经济发展新形态的新要求。虽然各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特点有所差异，但近年来随着很多国家的福利政策改革，一些原本由国家和集体供给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被压减和终止，人们不得不更加依赖金融市场，自主决定投资理财方式，自行购买保险产品，主动做好财务规划。换言之，金融风险从政府和公共部门转移到了个体。此外，包容性发展和普惠性金融等新的理念和实践也日益要求公民具备良好的财经素养，独立做出经济决策。

在经济体系复杂化、经济发展新形态等方面，我国与西方国家存在相同趋势。同时我国在更短的历史时期内以更快的速度实现经济现代化，人们对经济生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空前加大，加之金融科技和金融产品的创新层出不穷，经济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社会金融化等“多化叠加”对人们的“经济脑”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个体缺乏必要的财经素养，缺乏必要的理财知识和金融风险辨别能力，就难以对各类理财活动形成清晰的认识并做出理性的决策，反而在短期暴富的欲望驱使下容易成为金融诈骗、理财陷阱的受害者，其中一些受害者选择用“行政思维”来寻找解决方法，试图通过集体上访向政府要说法、讨公道，个别情况下甚至演化为群体性事件。因此，正确地认识财经素养的内涵，大力推进财经素养教育显得尤为迫切。

财经素养的新内涵：“三元”（财经知识、财经能力、财经价值观）综合体

源起于西方的财经素养研究和教育，主要用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学科视野来定义财经素养。例如，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鲁萨迪（A.Lusardi）是财经素养研究领域最高产的，也是最有影响的学者。她与合作者用三道题分别测量了人们对复利、通货膨胀和风险分散三个概念的理解，对这些知识的理解水平被等同于财经素养。美国财经素养及教育委员会在2007年将财经素养界定为使用知识和技能有效管理财经资源以实现一生财经福祉的能力。无论是财经知识还是财经能力，都被视为人们理性决策的重要条件，是个体理性地开展财经活动的保障因素。这种从财经知识或（和）财经能力角度定义财经素养的做法，体现的是“1.0版本”的财经素养观。它一方面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完全理性人的假定，承认人不是全知全能的，个体的财经知识和财经能力的差异决定了其理性水平存在差异；另一方面，它依然没有完全跳出传统的理性人或经济人模型，只是给该模型打了个补丁，相信接受财经素养教育就可以提升财经知识和能力水平，提升人的理性程度，最后的落脚点还是个体的理性。

然而，其他学科并不像经济学那样秉持单一的经济人或理性人模型，而对人性有其他假定，或者做了多元化的假定。例如，在心理学中，并没有统一的人性观，不同学派和学者的看法是多元化的，也是更为现实主义的：人既可以是经济人或理性人，也可以是社会人或道德人。一方面，人是趋利避害的，力图通过自己的认知活动选择能获得最佳强化物或回报的选项，这体现的是经济人的特征；另一方面，人也是社会取向的，个体会发展出自己的同理心和善念，关心他人的利益，表现出亲社会行为（如同情、信任、合作、捐赠、助人），体现出社会人的特征。

基于这种双重人性观（经济人与社会人），近年来我们提出了财经素养的“三元”理论。该理论认为财经素养不能只被定义为财经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还要在这“二元”内容基础上增加“一元”，即财经价值观。由此，财经素养被界定为财经知识、财经能力、财经价值观三者的综合体。财经素养的“三元”理论，一方面承认经济学的看法，即财经知识和财经能力有助于保障个体理性地处理财经事务；另一方面，财经活动往往并非单纯的个体活动，而是一种社会背景下的活动，甚至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性活动，必须协调短期和长期利益的关系，必须考虑自身的和他人的、社会的利益之间的关系，必须遵从社会认可的财经活动的伦理规范，这些内容都属于财经价值观的范畴。财经价值观可以细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理财价值观，指人们对理财活动的重视程度，属于经济人的特征；二是财富价值观，体现在人们能否超越金钱财富本身，追求其他长期的、社会性的目标；三是财经伦理观，体现在人们能否超越单纯的自利考虑而遵守财经伦理规范，在财经活动中不损害集体和社会的利益。很显然，财富价值观和财经伦理观体现的是人们对自利的超越性，反映了人们对长远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考量，因而属于社会人特征。以往“1.0版本”的财经素养理论，只是从经济人模型出发来定义财经素养，但财经素养“三元”理论建立在经济人和社会人的双重人性假设基础上，体现的是“2.0版本”的财经素养观。

财经素养“三元”理论不仅整合了经济学和心理学两大学科视野，也融入了中国文化的合理的义利观。义利之辩，一直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北宋时期的思想家程颢就指出：“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虽然历史上每个思想家具体的义利主张有所差异，但总体而言，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重义兼利”的立场，强调见利思义、以义取利，至少要做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形成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财经素养“三元”理论秉承了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和当代的社会主义义利观。财经知识、财经能力和理财价值观（对理财重要性的看法）体现了个体的经济人特征，关乎“利”的达成；而财富价值观（是否能超越金钱财富本身）和财经伦理观（是否遵守财经伦理规范）体现了个体的社会人特征，关乎“义”的实现。只有综合评定个体的经济人特征和社会人特征，才能“义利兼顾”，全面体现人们的财经素养水平。

实践路径：对应三次分配的过程，财经素养教育应各有侧重

在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下，要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理解新时代公众财经素养的提升。可以说，追求“个人富裕”是经济人的目标，这是每个人天然具有的目标，追求人民的“共同富裕”则要求个体努力超越“经济人”的自利动机，注重财富创造过程的道义合理性，注重财经活动的伦理合理性，也就是说，每个人要体现出作为社会人和道德人的美好价值取向。

真正的高财经素养者，不是只精于个人利益计算的、冷酷的经济人，而是具备经济人特征和社会人特征的“双优者”。笔者团队使用自主开发的《中国公民财经素养测验》对574人样本进行了调查，通过调查受访者的财经知识、财经能力和理财价值观这些经济人特征，以及财富价值观和财经伦理观这些社会人特征，根据测验得分合成了“经济人”指数和“社会人”指数。以两个指数各自的平均分分组，可以将所有被调查者分为四组：两个指数得分均高者，视为高财经素养组，占总人数的30%；两个指数得分均低者，视为低财经素养组，占23%；只有社会人指数得分较高者，视为社会人组，占20%；只有经济人指数得分较高者，视为经济人组，占27%。此后笔者所在团队使用同样方法，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10058名18岁以上公民组成的代表性样本开展了大型调查，得到的四组人数的比例依次为29%、22%、22%、27%，与之前小规模调查研究的结果大致类似。在整个人群中，经济人特征和社会人特征俱佳者，做到了“德才兼备”，是真正的高财经素养者。财经素养教育要以此为目标，培养“双优生”：不仅培育人们的理财价值观、财经知识和财经能力这些经济人特征，也要培育超越性的财富价值观和财经伦理观这些社会人特征，这是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要求。

为促进共同富裕，我们国家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次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体系。公民的财经素养及其教育，与三次分配有着密切关系，而且对于不同的分配过程，财经素养教育分别应侧重于不同的内容。初次分配直接以每个人的劳动或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为依据来分配收入和收益。财经素养是个体人力资本的重要内容，提升人们的财经知识、财经能力和理财价值观，有助于增加其直接创造财富的能力以及通过金融手段实现财富安全和财富增值的能力。笔者团队对574人样本的调查表明，财经知识、财经能力、理财价值观这些经济人特征，与个人月平均收入以及各种理财行为（如管理账户频率、是否投资理财、投资方式数量、所用网络理财工具数量、拥有应急基金的可能）均有显著正相关。由此可见，经济人特征在提升个人收入和收益方面具有积极意义，财经素养教育应该以这些方面的内容为重点。除了注重内容的适配性，还要针对财经素养的弱势人群加强教育培训。笔者团队在全国开展的财经素养调查结果以及文献综述结果，都一致表明“财经素养弱势人群的自然特征通常是女性、青少年、老人或健康状况较差者；其社会特征包括低学历、低收入、失业或居住在农村与西部。”因此，要针对这些人群开展针对性的财经素养教育活动，重点是提高他们的理财意识，增进其相应的知识和能力。

促进共同富裕最关键的一步是再次分配，由政府通过税收等形式获取财政资金并重新分配或用于广大人民。再次分配可以是直接分配金钱财富，也可以体现为某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由政府出台专门的政策和行动方案，为公众提供必要的财经素养教育，也是再次分配过程的一种重要体现。此种财经素养教育是在“授渔”，教给人们掌握创造财富、实现财富增值的知识和能力，而非只是“授鱼”（直接分配给人们钱财）。“授渔”之后，人们就获得了在初次分配中增加劳动收入和理财收益的人力资本。政府可以通过银行的消费者教育部门为客户提供财经素养教育，通过社区为广大居民提供普惠性的财经素养教育，引入专业机构和人员为财经素养的弱势人群提供专门化的金融社会工作服务。为了确保这些举措的落地，国家应该有专门的制度性安排，明确相关部门的责任，建立完善的财经素养教育体系和长效机制。

三次分配则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的、补充性渠道。三次分配是人们出于自愿，通过赠与、捐赠、募集等慈善活动进行的金钱财富的重新分配，这种分配既非市场活动，也非政府行为，而是出于道德力量由财富拥有者自觉做出的重新分配。三次分配是具有超越性的财富价值观和财经伦理观的财富拥有者（个人、企业、社会组织等），用金钱财富的捐赠表明自己作为社会人和道德人的善念和善行。笔者团队在一项对1074人的调查中，要求被调查者设想他们在“得到一笔100万元的奖金”后如何支出这笔钱，在总共八类选项（包括存入银行、经商投资、理财投资等）中有一类选项是“公益捐赠”（如捐给慈善机构、希望工程等），结果显示，人们愿意投入公益捐赠的额度是3.86万元，即占总额的3.86%。发人深省的是，该研究表明，收入越高者，公益捐赠的意愿却越低，但越具有“超越性”的财富价值观和良好的财经伦理观的人们，进行公益捐赠的意愿就越强。这一结果表明，人们似乎难以在富起来之后，就自然而然地有意愿去做公益捐赠。在推进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下，要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财经价值观和相应的慈善文化模式，既要鼓励人们形成经济人的个体理性，也要引导人们形成社会人的社会理性，以慈善行为展现美好的个人品格和人生境界。

我们国家一直以来倡导“先富带后富”，先富者能够率先实现个人富裕，通常表明个人具有经济人的理性和实力，而帮助和带动后富者一起实现共同富裕，则体现了先富者作为社会人的使命和担当。“共同富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体现，在这一目标引领下，要加强对公众特别是先富者的财经价值观的引导，从而在全社会形成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价值观和慈善文化。

【注释】

①Lusardi, A., & Mitchell, O.S.The economic importance of financial literacy: Theory and evidence.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4, 52(1): 5-44.

②辛自强、张红川等：《财经素养的内涵与三元结构》，《心理技术与应用》，2018年第8期，第450-458页。

③辛自强、张红川等：《中国公民财经素养测验编制的总体报告》，《心理技术与应用》，2020年第12期，第706-717页。

④辛自强、穆昊阳：《财经素养弱势人群的识别与服务：知址必达》，《社会建设》，2020年第4期，第37-44页。

⑤辛自强、李哲、杨之旭：《疫情期间公众的经济信心、财经价值观与支出行为意愿》，《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第118-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