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与超越：唯物史观视域下的“民主”话语重构

2022-04-25黄而彬刘洪刚

理论导刊 2022年4期

黄而彬刘洪刚

摘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实践为中介完成了世界观的彻底变革，为无产阶级提供了理解和改变世界的科学理论武器。资本主义文化霸权下的话语权让渡与资本主导媒介生态下的话语传播阻滞，致使马克思主义政党频频陷入“民主”话语困境。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破除西方“民主”话语叙事中的意识形态陷阱，亟待反思资本主义话语内生逻辑，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实践阐明“民主”的生成机制、主体界定、标准量度以及价值归旨，重构社会主义“民主”话语体系。

关键词：唯物史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2）04-0047-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人民民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9CKS010）。

作者简介：黄而彬（1997-），女，福建漳州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刘洪刚（1985-），男，四川威远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停滞常态化和复苏乏力困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力量消长进入关键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凭借成功实践显示出强大生命力，破除资本主义话语霸权行将迎来大有可为时期，亟须把握历史机遇构建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当前，两制共存背景下的多议题多话语争论本质上是两种世界观之争，马克思主义政党由于长期遭西方“民主”话语责难而陷入话语困境，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受到阻滞。从唯物史观视域对西方民主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资本内生性缺陷决定了“民主”在其话语叙事中的异化、僵化和去功能化，建构服务于无产阶级利益的新型民主理论必须跳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陷阱，重构具有历史生成性、人民主体性、实践标准确定性以及价值目标统一性的马克思主义“民主”话语体系。

一、问题缘起：马克思主义政党实践中的“民主”话语困境

现代民主一般被认为起源于法国大革命，但它作为与“竞争性选举”相捆绑的意指概念则始于20世纪40年代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民主在这里被定义为“一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来获得作决定的权力”的制度安排[1]。这种竞争性选举的核心在于多党竞争，即政党成员参与采取一致行动以获取政权的竞选斗争，由此赋予人民在多元选择中接受或拒绝某一统治者的权利。因此，多党制和普选制往往被视为现代民主的精髓。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政体为西方“民主”话语所非议，致使尽管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民主实践上取得重大进展却在国际舆论中陷入话语困境。究其根本，资本主义文化霸权下的话语权让渡和资本主导媒介生态下的话语传播阻滞是其主要原因。

（一）资本主义文化霸权下的话语权让渡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一定的意识形态话语状况是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的。当今世界依然处于资本主义主导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实践不断遭遇“民主”话语困境。萨义德（Edward Waefie Said）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提出话语体系和知识结构中的文化霸权问题，从后殖民主义视角揭露和拒斥了资本主义时代下的话语权力压制。当前，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正是资本主义文化霸权下的话语权失衡，即处于被西方主导的学术话语所阐释的境地，难以建构服务于自身实践的话语体系。这一境况产生的消极后果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实践在国际舆论中“被标签化”。在西方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的长期主导下，资本主义政党及其实践被视为“民主自由”的象征，资本主义政治原则也被视为划分“民主政治”与“威权政治”的基本标尺。

回溯历史，以第一次工业革命为基础动力，资产阶级依托启蒙运动在思想领域与封建社会进行了彻底的斗争，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404，建构出一整套服务于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其中，关于“民主”的一系列规范性界定构成了资本主义在政治领域的核心叙事，成为资产阶级统治地位合法性论证的理论基石。然而，“民主”本身究竟是一个规范性问题还是一个实证性问题？显然，当今世界话语权竞争最为激烈之处正在于范式标准的界定。在政治基础理论发展的过程中，一旦“民主”在思維中被有效建构为某种特定意象，民众就将拒斥其他民主模式的合法性。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实践正是在资本主义对“民主”的长期话语霸权中落入了“塔西佗陷阱”，并且关于某个政党的刻板成见一旦形成就难以修复，因为人们仅凭感性经验进行简单判断，理性主义难以再起作用从而导致说服无效。“没有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就没有话语权”[3]，马克思主义政党要想走出这一话语困境，就必须首先打破西方对于“民主”的规范性垄断，建构与之相异的无产阶级民主话语体系，形成以马克思主义政党实践为基本遵循的系统民主理论。

（二）资本主导媒介生态下的话语传播阻滞

“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2]98媒体结构本身服务于对既定观念的宣扬，而掌握媒体资源的统治阶级所代表的特定阶级利益，必然成为在大众思想中“制造共识”的根本遵循。在当代，全球市场下的媒介生态呈现出鲜明的资本主导态势，由资产阶级所控制的国际社会主流媒体构成了西方“民主”话语霸权的基础支撑载体。

自东欧剧变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形成“一超多强”格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中的主导力量，凭借其强大资本控制媒体进而左右舆论，“妖魔化”马克思主义政党及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导的媒体话语生态下，“民主”表现出明显的双重标准，即“一方面主张保护主流社会群体的各种权利，另一方面要求限制极端群体和左翼团体的权利”[4]，排除异己的政治容忍度在“非民主国家”意味着威权专制，在“民主国家”却意味着对“民主”的捍卫。话语传播媒介是思想得以流转的必要手段，资产阶级通过塑造服务于自身利益的媒介形式，以话语权力压制对“民主”的不同阐释，从过程上阻断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阐发自身实践、传播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可能性。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掌握话语权的根本手段还在于打造服务于无产阶级话语体系的国际权威媒体，在多议程、多话语辩护中诠释自身实践，通过创新话语内容和形式风格增强媒体公信力，逐步赢得“民主”话语认同。

二、批判与反思：西方“民主”话语叙事中的意识形态陷阱

从根本上说，话语权之争的核心是意识形态之争，而一定的意识形态必然服务于一定的阶级利益，不存在任何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当人类文明处在封建主義时代时，资产阶级作为社会的新兴力量，其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人类解放的普遍利益，因而具有历史进步性。然而，当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获得统治地位后，资产阶级就在政治上重新扮演了原有统治阶级在旧社会中的压迫者角色，由社会的进步力量转变为社会发展的桎梏。此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表现为，当资产阶级实际上已经不再代表人类解放的共同利益，而只代表与此相对立的特殊利益时，它却“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2]727。因此，对于民主理论本身的发展进路而言，解构资本主义旧话语是建构社会主义新话语的前提，必须破除西方“民主”话语叙事中的意识形态陷阱，抗御民主的异化、僵化和去功能化，建构服务于无产阶级利益的民主话语体系。

（一）被异化的民主：话语叙事中的主体追问

在世界哲学发展史上，认识的主体性问题经历了与社会结构变迁相适应的理论发展过程，其中德国古典哲学无疑是这一漫长历史进程中涌现出的璀璨明珠。然而，从康德的“自在之物”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尽管历史性地提出了主客体的统一性命题，但仍未能跳出唯心主义范畴，本质上都是将意识视为世界的本原，认为思维高于存在。今天，资本主义关于“民主”的话语叙事所延续的正是这样的一种世界观，即认为理论先于和高于实践，当实践与理论不相符合时，应当作出修正的只是实践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掀起的正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历史的主体“从天国降到人间”，“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2]153。

美国当代政治学家戴蒙德（Larry Diamond）认为：“当民主的合法性并没有深深地根植在社会各个层面，长期对民主的不满和叛离极可能使人们重燃对威权统治的偏好，消除对它的抵制，从而导致某种形式的威权统治死灰复燃。”[5]这里实际上蕴含着一个令人费解的逻辑，即存在于政治学理论中的“民主”本身仿佛是某种从天国降下的预设真理，代表着社会的永恒正义，人民“对民主的不满和叛离”只在于民主的合法性尚未根植于社会。然而，所谓“民主”究竟首先是一个理论问题还是一个实践问题？20世纪后期，随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世界，“民主政体”作为与“威权政体”相对立的新兴社会形态广受追捧。但近半个世纪后，当我们回望那些实现了“民主化转型”的国家时，却发现这种“民主”在现实中带来的竟是经济衰退、政治动荡乃至社会的崩溃，两大阶级之间经济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与政治影响的不平等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了阻遏社会发展的恶性循环。当所谓的“民主”在实践中失灵乃至造成灾难时，人民对于现实选择的改变究竟是代表了“重燃对威权统治的偏好”，还是代表了这套理论中的“民主”恰恰未能实现真正的民主？“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2]62。

资本主义社会所形塑的世界观是与其社会生产结构相匹配的。正如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中所提出的“人”与“物”相背离问题一般，西方关于“民主”的话语叙事也日益呈现出主体异化趋向，即民主的真正主体——“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存在于思辨中的“永恒真理”。“‘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6]，资本主义“民主”话语叙事中的意识形态陷阱在这里就表现为囿于思维领域探讨抽象民主，却漠视现实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具体解放，将民主的主体由“现实的人”异化为“抽象的民主理论”本身。在西方借用“民主”理论诋毁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实践的背后，“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2]411。

（二）被窒息的民主：运行过程中的机制反思

长期以来，西方关于“民主”的话语叙事中始终存在着某种“程序至上主义”，即将民主政治视为一种“以投票为中心”的竞争性选举政治，并与一系列规范性操作乃至某种特定制度安排相等同。然而，随着实际生活中民主理想与残酷现实的矛盾与日俱增，这种“程序民主”似乎越来越落入形式主义窠臼，僵化的机制界定忽略了自身所具有的解释性限度，从而窒息了真正的民主。

在现实中，资本主义民主由于其意识形态虚假性不可避免地落入形式与内容的二律背反。博比奥（Norberto Bobbio）指出：“在资本主义民主中，关于权力所属意指存有某种矛盾。从理论上讲，民主制度中人民是统治者。但事实上，生活核心领域的决策权掌握在对整个社会秩序具有重大影响的私人手中。”[7]这里的“私人”无疑与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密切相关，专注于“程序”的民主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为资本力量渗透政治力量预留了极大空间。由于竞选资金在选举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特殊利益集团往往能通过金钱帮助立法机关的成员当选，以此换取立法过程中的特殊保护。通过这样一套规范性民主程序，金钱最终完成了对政治的腐蚀。“一切解放都有赖于对奴役状态的觉悟……自由选择主人并没有使主人和奴隶归于消失。”[8]唯物史观认为，真正的民主并不等同于某种程序规制，而关乎现实的人的自由解放。“民主”本身作为意识形态的理论话语表达，必然内在地蕴含了特定阶级的利益诉求，问题的关键在于要透视不同民主话语叙事背后所隐匿的阶级利益。而“民主愈完全，它也就愈迅速地成为不需要的东西，愈迅速地自行消亡”[9]，人类才进入无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

（三）被粉饰的民主：话语祛魅中的价值归正

西方“民主”话语叙事中的意识形态陷阱还体现在对民主现实价值指向的粉饰上。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文明越是向前进展，“它就越是不得不给它所必然产生的种种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们——一句话，即实行流俗的伪善”[10]。唯物史观认为，没有现实中人的经济解放，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政治解放。在资产阶级“爱的哲学”中，民主的价值在于“民主”本身，手段成为目的，其背后映射的恰恰是“人”的不在场。

事实上，在西方“民主”叙事结构中，被阉割的正是对民主的有效性追问。民主政治运行可以与人民在现实生活中的幸福体验毫不相干。富兰克林认为，“宪法仅仅赋予人们追求幸福的权利，你必须自己抓住它”;莫勒斯（Christoph Mollers）也指出，“民主沒有承诺好的生活，反过来说，从好的生活也得不出民主正当化”[11]22。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民主化浪潮在世界范围内从迅猛发展走向黯然消退，民主转型国家接连遭遇社会动荡与民生艰难，“阿拉伯之春”变为“阿拉伯之冬”的案例比比皆是。究其根源，这些发展中国家正是在西方长期意识形态灌输和模式移植过程中对民主的实质价值产生了认识偏差，从而导致了“民主”实践在现实中的溃败。因此，对于无产阶级的现实解放来说，一个紧迫的任务还在于完成对西方“民主”话语的祛魅，警惕民主的“去功能化”，推动民主的价值内核由抽象理论向现实的“人”的归位。

三、重构与超越：中国政党实践下的“民主”话语再塑

当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正处于力量的消长期，人类社会文明行将迎来从量变走向质变的关键节点，而其中最为瞩目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随着越来越多谋求社会进步的发展中国家将目光由西方转向东方，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实践掌握“民主”国际话语权成为我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突破点。从唯物史观出发，“民主”的话语重构包括民主的生成机制、主体界定、标准量度和价值归旨四个基本维度。

（一）生成机制：民主的合法性是历史生成的产物

唯物史观认为，“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2]153。作为人类政治生活的核心议题，“民主”概念本身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才最终演变为现代政治意义上的规范性民主，其合法性是历史生成的产物，而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则是“民主”话语变迁的根本源泉。

“民主”一词起源于希腊，是希腊语中“人民”和“强权”的合体。它最早被理解为一种群氓政治，预示着多数人的集体暴政，受到有产阶级和知识精英的鄙夷和反对。苏格拉底明确提出“民众没有任何关于善的知识”，亚里士多德将平民政体比作“专制君主”，修昔底德和西塞罗进一步抨击民主实质上是一种“最大的不平等”，是无序与混乱的罪恶之源。直到美国建国初期，“民主”仍被作为社会的不稳定形式遭到拒斥。开“民主”范式变革之先河的是熊彼特，在他那里，民主完成了由“人民行使主权”向“人民选择统治者”的转变，选举代表功能取代利益代表功能成为首要目标。拉斯韦尔（Harold Laswell）延续了这一思维范式，将对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遴选作为民主的可靠性保障，认为科学政策的制定即是民主。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由自由竞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政治也迈向愈加成熟的阶段，被改造和粉饰后的“民主”由于不再具有侵犯有产者阶级利益的可能性而获得了现时的合法性。此时，人民所拥有的民主权利实际上已经被降低为一种选择的权利，即能够在代表不同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竞选者之间进行“自由选择”的权利，政府是否经由普选产生也成为衡量民主与否的根本标准。

不难发现，在西方政治语境的变迁中，对于“民主”的追求始终属于一种“最低限度”，类似哲学意义上的“消极自由”，其核心是对“恶”的防范。然而，正如唯物主义意义上的“积极自由”意味着不是通过避免某种消极力量而是通过发挥真正的个性，使自我及其本质功能服从于主体的意识和理性选择一样，真正的民主也应当包含“最高限度”即对现实中“善”的不断追求。因此，民主本身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二）主体界定：人民群众是民主现实效度的评判主体

就“民主”的概念界定而言，根本性的问题在于厘清民主的主体归属，这是区分“民主”与“非民主”的关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中，民主的核心要义是“人民当家作主”，民主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然而，在西方的话语叙事逻辑中，衡量和评判“民主”的主体不是人民，而是一整套由政治精英制定的规范性程序，对于任何未服从其规训的国家来说，“即使多数人支持其体制，如果没有民主程序，它也不会成为民主”[11]42。事实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主体界定背后隐含的正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根本差异，而阶级利益是其中最为核心的因素。

唯物史观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认为真正的民主绝不仅仅意味着某种既定程序操作，更不等同于“选举政治”，而必须是指向切实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全过程民主”。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形成“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12]37。这种新型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区别在于，人民成为民主现实效度的评判主体，民主的一切形式都服务于人民利益诉求的真正满足。在民主的实际运行过程中，是民主的内容决定了民主的形式、民主的形式服务于民主的内容，而不是相反。随着时代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变迁，“民主”的具体形式必然随着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不同需要而作出调整，任何民主程序都应当服务于民主的实质，不存在脱离内容的形式。在关于“民主”本身是什么的探讨中，恰如葛兰西（Gramsci Antonio）所说，绝不应“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问题的核心转移到外壳”[13]，民主问题的核心在于始终代表和实现民主的主体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三）标准量度：实践是检验“民主”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2]134马克思实践哲学最为卓越的历史贡献，就是以辩证逻辑思维超越了形式逻辑思维，使主客体统一于现实的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原则，将实践作为检验“民主”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取得了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性成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管不管用、有没有效，实践是最好的试金石”。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人民真正成为国家主人[12]237。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强调的那样，“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2]865，资本主义国家在法的层面规定了人民的民主权利，但不平等却根植于现实生活之中。从根本上说，人民在政治领域所享有的民主权利是否真实有效，实践是唯一的解答。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调查数据显示，近20年来，美国的中产阶级规模持续萎缩，社会贫富分化不断加剧，而中国的中产阶级规模却日益扩大，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远远胜过同样起步于落后社会状况但采取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印度。由此可见，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主制度和发展模式。民主的生命力在于现实的运动，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就不可能实现高质量的民主，治理的有效性与民主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因此，民主的“合法性”必须建立在执政的有效性基础之上，不能脱离现实的实践而诉诸抽象理论。

（四）价值归旨：“民主”的终极价值归宿在于人民幸福

西方“民主”话语叙事中蕴含的一个基本逻辑就是把政治解放等同于人的解放，乃至认为政治领域的解放可以自然催生出其他一切社会领域的解放。然而，“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152，经济解放是政治解放的根本前提。没有人民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具体解放，一切民主权利都将沦为空谈，成为资产阶级捍卫自身特殊利益的最佳粉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所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党始终坚持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以“人民幸福”为根本目标展开道路探索，一切社会制度安排都服务于这一终极价值归宿。

关于“民主”与“人民幸福”的关系，习近平曾多次作出相关阐述，指出“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14]，“民生是最大的政治”[12]268，将人民在实际生活中的幸福体验作为一切抽象价值理论的现实基石。唯物史观认为“民生”是“民主”的物质基础，因此，现实的经济解放是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截至2021年，中国共产党已经领导人民完成了人类文明史上最大规模的扶贫事业，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上首次消除了绝对贫困，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这对于人类解放事业来说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15]在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和“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原则，并以此为遵循，在社会发展的每一历史阶段都强调要把握主次矛盾，服务于不同时期的人民幸福需要，实现社会发展的“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落后状况得到根本改变，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因此，“民主”本身的发展也迈向了新的历史阶段，不仅在经济上要求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政治上也要求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和更充分的民主权利。“人民幸福”这一价值指向始终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安排及其民主实践的全过程，中国的全方位崛起背后体现的正是“民主”价值内核本身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和能动发展力。

结语

新时代召唤新思想，新实践期待新理论。当今世界社会主义正迎来百年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历史实践中表现出显著优越性，“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5]。然而，对于共产主义事业及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来说，更为根本的任务还在于建构有效阐释自身的话语体系，推动世界无产阶级力量的联合。就当前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世界范围内所遭遇的“民主”话语困境而言，首要任务在于“去标签化”，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实践讲好中国故事，“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制度性权力和话语权”[16]。这不仅是为了能够突破西方话语霸权，更是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塑造无产阶级世界观及推进现实运动，实现人类作为历史主体性存在的真实自由与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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