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建力 王海荣

摘 要：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举措，也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基础性内容。以政治沟通理论来看，党内政治生态具有互动性与稳定性特征，党内政治生态与中国政治沟通机制具有联动性;党内政治生态建设还存在决策主体的协商沟通意识不强、政治信息传输渠道不畅、协商沟通保障机制不完备等现实梗阻。这就需要从党内和党外双向着力，强化各主体的协商沟通意识，规范政治沟通主体行为，畅通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提供制度保障，通过全面优化党的政治沟通机制推进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关键词：党内政治生态;政治沟通;政治系统;政治决策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2）04-0026-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文化身份的国家认同教育研究”（19SCK049）。

作者简介：韩建力（1989-），男，河南周口人，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党建理论、政治沟通理论;王海荣（1985-），女，哈尔滨人，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政治学基础理论、中国政府与政治。

2016年6月28日，習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党的建设中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问题，关乎党的团结统一，关乎党的生死存亡。”[1]党的十九大将“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作为从严治党基本方略予以强调，表明中国共产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决心。当前，学者们提出的党内政治生态净化主要有遵循党的建设和限制公共权力两种思路。基于党的建设思路，学者们主张通过加强和完善党风廉政建设、党内监督问责机制建设、组织人事建设、党内民主建设、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等，坚决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以期提升中国共产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①;在限制公共权力的思路下，学者们主张通过从严治吏、完善民主和法治、完善监督机制等，规范公共权力运行，避免贪污腐败行为等对党内政治生态的侵蚀②。基于这两种思路的党内政治生态净化路径还存在一些问题。前者将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局限于党的建设之内，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通过党外力量的政治参与、政治监督以及协商沟通等机制对党内政治生态的净化作用，导致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动力、效力不足等问题;后者则将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窄化理解为党的反腐败工作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优化国家政治体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等系统性举措对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长期效用，不利于长效性党内政治生态净化机制的建设。政治沟通理论对党内政治生态与国家政治系统的联动性有充分体认，主张发挥党内和党外力量协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优势，融合党的建设和限制公共权力两种思路的优势，通过优化以政治决策为中心的政治沟通机制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这是一条可供参考的推进路径。

一、政治沟通视域下党内政治生态的概念分析

我国的政治生态研究经历了学术话语——政治话语——再学术化的过程[2]。“政治生态”研究起源于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基础的“政治生态学”研究，随着近年来家族式、塌方式腐败现象接连被发现和查处，着眼于整体性、深层次的腐败归因分析的“政治生态”政治话语应运而生;政治生态作为党风建设的组成部分和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任务，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也引发了理论界的积极回应。当前，不同学者对政治生态的定义各有侧重，如祝福恩侧重政治生态的制度属性，指出“政治生态是由四维结构构成的政治生活空间，包括政治主体领导、公权运行法治轨道、刚性管用监督体制及科学的干部制度等”[3];靳志强侧重政治生态的互动性，认为“政治生态是政治主体与政治生活其余要素之间的关系结构、运行方式以及与社会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与状态”[4];熊光清则侧重政治生态的稳定性，将政治生态理解为“一定政治系统内各个政治行为体之间，以及政治行为体与政治环境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政治运行的环境与状态”[5]。

上述定义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从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官方文本的表述来看，政治制度是政治生态的重要组成要素，但并非政治生态的唯一要素;政治生态是不同政治角色在一定政治系统中互动而形成的，具有互动性;政治生态是各政治主体在一定的政治系统中进行互动的结果和状态，呈现出极强的稳定性。破除上述片面性认识需要我们寻求一种能够解释现有政治话语的主体内容，并整合政治生态话语中具有的制度要素以及互动性、稳定性特质的概念。我们认同包心鉴对政治生态的理解，即“一定政治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政治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所形成的生态联动，是一个地方或一个领域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6]。这一概念以政治系统论为基础，阐明了政治生态的互动性、稳定性特质，融合了政治话语中政治生态的内容，具有很强的理论概括性和现实解释力。以政治系统论分析框架审视党内政治生态，我们认同卢肖文等提出的党内政治生态概念：“党的政治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生态联动，包括党章党规党纪、党的理论路线纲领、党的制度体制机制，以及党组织、党员干部个人在党风廉政建设上的全面系统的综合体现。”[7]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兴起。学者们汲取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成果，构建了一般性的政治系统理论和多种路径的政治传播/沟通理论。以伊斯顿、多伊奇为代表的行为主义政治学者区别于以大众传播理论为基础、关注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政治沟通研究，提出了以政治沟通—系统为核心的一般性政治分析路径。这种分析路径遵从一种广义的政治沟通理解方式，将政治沟通看作政治系统运行过程中进行输入——转换——输出的必要桥接，涵盖了整个政治系统运行过程。

政治沟通是政治信息在相应的政治系统中进行流动的过程，主体、渠道、规则以及政治信息是政治沟通的四个核心要素，解决了谁来沟通、在何种渠道、遵循何种规则和涵盖哪些内容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中，沟通主体、渠道、规则以及相应的保障性制度构成了政治沟通机制的主体内容，决定了政治信息输入——政治决策——政策输出三大政治沟通核心机制。在这一视域下，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生态是党员领导干部等主体在党规党纪等规则下进行政治沟通的过程，综合反映了党对群众、政府等其他政治主体的认知、态度、价值及行为选择③。这一党内政治生态的定义突出了政治生态的互动性，明确了政治生态是政治主体生存发展的环境和状态，具有更强的概括性和解释力。

二、政治沟通机制与党内政治生态的联动性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逐步建设和完善了以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和执政为特征的党治国家（party state）体制。党的政治沟通过程不只限于党的组织内部，更是党组织与公权力机关、民主党派、群众等环境性因素的沟通过程，党内政治生态对国家政治系统有着巨大影响。因此，政治沟通机制与党的政治生态有着很强的联动性。

从实践上看，中国政治沟通机制与党内政治生态有着极强的关联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沟通机制可以简单划分为以政治决策功能为核心的三大机制：其一，党引导群众、社会组织、媒体等社会力量进行有序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信息吸纳、收集和处理机制;其二，党中央领导下嵌入各领域、以多层级党组织为核心的政治决策机制;其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政府践行群众路线和协商民主原则进行的政策输出与政治回应（反馈）机制[8]。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政治沟通机制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践行群众路线和协商民主原则指导下作出的制度安排，具有明显的自上而下的特征。中国的政治系统运行可以理解为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系统为核心子系統，以政治决策为关键环节的政治沟通—系统，这决定了中国政治沟通机制对政治系统以及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影响。事实上，中国的政治系统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场域，也是党内政治生态的外部环境。一是党组织对各领域全面的嵌入构成“党领导一切”的组织基础，党的执政地位也决定了其在政治沟通过程中扮演决策者和领导者的关键角色[9]。二是党依赖可控的组织化渠道实现对政治信息的聚合和处理：党可以通过其组织系统，以及党领导下的公共权力机关、民主党派、共青团、妇联、工会、媒体等政治沟通渠道获取、发布政治信息。可见，中国的政治沟通机制对党内政治生态有着重要影响。

从理论上看，优化党的政治沟通机制对净化政治生态有着重要意义。一是优化政治参与机制有利于公民、社会团体、媒体等社会力量的引入，强化社会力量对党员领导干部生活和工作作风、行为的监督;优化政治回应机制则有利于强化党员领导干部对群众意见、社会舆论、政策效果敏感性，推动党群、干群之间的积极有效沟通，二者协同提升对党员领导干部行为作风的监督效力，为优化党内政治生态引入了新的力量和动力机制。二是优化政治决策机制要求建设和拓宽政治决策过程中群众参与和利益表达渠道、专家学者的政策咨询渠道以及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和党际监督渠道，这些都有助于提升党的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水平，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提供了有效的多元化信息渠道保障。三是优化政治沟通机制要求加强政治沟通的制度化、法制化水平，并要求各政治沟通主体在法律范围之内活动，这对强化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联通性、完善治党规则和制度有很大助益，为规范党员领导干部行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提供了规则支持。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和领导党双重角色决定了党的组织体系在我国政治系统中的核心地位，党内政治生态与我国的政治沟通机制具有很强的联动性。在政治沟通—系统论域下，优化政治沟通可以强化党与其他政治主体的有效互动，推动党内政治生态的净化。

三、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现实梗阻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民族独立、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高效决策、广泛动员、有力执行的以政治决策为中心的政治沟通机制。陈家刚认为，“当代中国决策体制的最主要特征，是决策权力的集中性”[10]13，决策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政治沟通体系的主要特征。这一政治沟通—系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与改革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在实践中暴露出一些问题。政治沟通机制对党内政治生态的净化有着重要影响，从现实来看，政治沟通机制存在的不足，客观上阻碍了其对党内政治生态的正向反馈。

（一）决策主体的协商沟通意识不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动力不足

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制是涵盖社会各个阶层，运行于政党、国家、社会、公民各个层面的民主治理体系。学者房宁等认为：“中国现阶段政治发展的一大特点正是以协商民主作为实施和发展民主政治的主要形式。”[11]但是周光辉教授认为，我国的政治决策机制“从建立到改革开放前呈现集中化的趋势。决策权力日趋集中的体制，存在着决策结构专业化分工程度不高、制度化程度低、偏重经验决策、决策过程封闭和缺乏自我修正与调节机制等弊端”[12]。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公民进行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机制不完善，决策主体对社会的政治吸纳机制也存在短板。

党的十九大指出：“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13]但是，由于部分党员领导干部作为决策主体协商沟通意识不强，其主导下的政治沟通过程存在普通党员、参政党及公民参与程度不足问题。就普通党员而言，“民主集中制中的‘集中’，在特定情况下，就可能不是从民主的要求出发而进行，而是从党的纪律、党的特殊使命出发而进行，从而形成为集中而进行的‘集中’”[14]，部分决策者习惯于关门决策，或者只讲集中而不谈民主，在决策过程中忽视普通党员的意见和建议;就参政党而言，部分党员领导干部“不仅没有主动为参政党监督创造更多的生态空间，而且还习惯性认为参政党‘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15]，对参政党在参政、监督等政治过程中的作用认知不清;就公民参与而言，部分领导干部未能充分认识到公民参与对提升决策质量和决策认同感的积极意义，据统计，“中国公民在基本公共服务、意见表达和社团三个领域的参与水平，均处在中等偏下的状态”[16]59。这些都为“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和“山头主义”在党组织系统的滋生蔓延提供了外部环境，导致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动力不足。

（二）政治信息传输不畅或信息扭曲，破坏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

政治信息能够在不同主体间有效、及时的传播是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标准，畅通的信息渠道则是协商沟通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戴维·伊斯顿指出：“信息传递所沿的传送带的长度、复杂性和准确性将促成错误的可能性和机会。”[17]493作为中国政治系统中的核心子系统，党政系统掌握了大量的党务、政务信息。俞可平认为，“在我国，党和政府是最核心的政治沟通主体，党政系统是最大的政治沟通网络”[18]，集中化的政治沟通渠道一方面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对信息的控制力，另一方面也存在部分党组织利用信息优势，阻滞政治信息传播的风险。

正如俞可平曾指出的，我国政治沟通体制具有“高度的一元化”特征，这种单通道的信息体制可能带来“政治信息对流量严重不足，政治信息在传送过程中噪声多、负荷重、损失重、失真大、灵敏度低和正负反馈调节失衡”[19]等问题。李侃如认为，中国各级党政机构在形式上是一种复制，产生了一种“垂直一体化体制”，这一体制存在“权力分散在不同的职能机构和地区而造成的政令不畅;因行政机构多层级而产生的信息扭曲和不允许发展任何完全独立的信息来源导致准确信息的缺乏”[20]，并断言最严重的问题就是“领导者在获得准确信息方面的困难”，“大多数信息是通过国家行政机构逐级上报，而通常各级官员可能都具有引入偏好和扭曲的动机”。在实践中，一方面，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忽略了群众的实际诉求和利益关切，将政治沟通的核心由决策环节转移到信息发布环节，影响了决策的透明度和民主性;另一方面，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可能利用党在信息资源和渠道控制方面的优势，以“守土有责”的名义剪裁信息或阻碍影响自身利益的政治信息传播[21]。政治信息传播滞后或失真使部分地区和部门成为“信息黑洞”，外部监督的缺失为“塌方式”的集体腐败提供了滋生环境，对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产生极大威胁。

（三）协商沟通保障机制不完善，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长效性机制保障不力

迪克森（Dickson）曾将政党的适应性划分为“效能型适应”和“回应型适应”[22]。唐皇凤在此框架下提出，中国共产党为适应经济社会环境变化，通过党内改革的方式增强政党—国家体制的适应性，是一种效能型的回应。党内治理制度创新、组织结构调整是中国共产党构建回应型适应的未来使命[2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伴生了诸如贫富差距扩大、自然环境破坏以及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徐湘林将之归结为“转型危机”，并指出“如何建立制度化和法治化的大众日常性参与渠道，吸纳民众有序的理性政治参与，将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24]。

随着政治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意愿显著提升。王绍光认为：“参与危机已成为中国目前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④当前，一些领导干部在进行政治决策时，选择忽略或刻意排斥决策过程中的协商沟通，惯用一把手、一言堂式的专断化决策方式。由于在议程设定、决策制定过程中的利益表达、意见吸纳和处理、政治回应等保障机制不完善，普通公民、社会组织等在进行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时还存在组织化程度低、资源不足、被动性较强等问题。这一方面导致因政治决策行为缺少必要的社会监督而加大决策主体在决策过程中擅权、弄权或者不作为的可能性，破坏决策的公共性;另一方面多元主体不能参与到决策过程，其利益和意见不能有效纳入决策主体的考量，容易诱发其他主体对决策行为或者决策本身的不满，甚至引发以群体性事件为代表的非正式参与，影响决策执行效能、决策满意度，破坏不同政治主体间的信任感。这可能阻碍公民常态化的有序政治参与，影响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长效性。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高度一元化”的政治沟通体系存在共识性的认知。从实践来看，这种政治沟通体系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在决策效率和执行效能方面的优越性。但是，这种政治沟通体系会因与不同政治主体间的协商沟通意识不强、政治沟通渠道容易受到控制、协商沟通的保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对政治沟通过程和政治体系产生消极作用，从而影响政治生态。

四、政治沟通论域下的政治生态净化路径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在政治沟通论域下，中国特色社會主义民主政治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以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为目标、以依法治国为主要方式、以协商沟通为特色、寻求“共识型决策”的民主形式。政治决策是中国共产党行使执政权和领导权的重要内容，也是党与政治系统内各行为主体进行政治沟通的过程。优化政治沟通机制需要提升各主体的协商沟通意识、提升决策行为的规范性、强化公民参与的制度保障，从而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力量优势，推动党内政治生态的净化。

（一）提升各主体的协商沟通意识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优化政治沟通机制需要提升各主体的协商沟通意识。政治沟通的核心在于政治决策过程。王绍光等人以五年规划的制定过程为例阐述中国决策机制时，将政策制定主体区分为以政治局常委、委员为代表的“决策者”，以建议、纲要起草组成员为代表的“起草者”和以政协委员、专家、公众为代表的“征询者”，认为决策层实行集体领导，起草层要注重独立性，征询层则需要开放性[25]。当前，优化政治沟通机制首先应提升各主体的协商沟通意识。

其一，党员领导干部需强化自身的协商沟通意识。“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其他国家机关的政治领导作用，主要是通过制定国家的立法指导思想以及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其他国家机关的各方面的工作来实现的。”[10]27其主要特征是，重视开放和双向参与的“开门”型参与结构，强调合作，把决策过程中各方的交汇点作为“输入点”“商议点”而不是“否决点”的“磨合”型互动机制[26]。因此，应强化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协商沟通意识教育。一方面，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协商民主专业理论教育，督促其系统学习党和国家有关协商民主的文件、领导人讲话等内容，打破其封闭式、独断式、偏重经验的决策惯习，强化党员领导干部对协商沟通重要性的认知;另一方面，应将政治协商纳入整个决策流程之中，在议程设置、政策制定和效果反馈中积极贯彻群众路线，通过透明、程序化的决策机制吸纳民意、民智，推动其在决策实践中领会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优越性，自觉落实党和国家有关协商民主的政策、方针。

其二，培养群众和社会组织等主体进行有序政治参与的意识和能力。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要求“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并强调加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当前，部分公民存在参与意愿不足和无序参与的问题。一方面，这是长期以来群众仅被当做信息受众或者动员对象，因而缺少影响议程设置和决策行为的意识和能力;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部分群众受“私民”意识、“顺民”意识和“官本位”意识的消极影响[27]，缺乏进行政治参与的主动精神和权责意识。因此，党和国家应通过学校、社区、社会组织等渠道推动现代化公民教育，破除传统不良政治文化对个体的束缚，着力提升公民进行有序利益表达、政治参与的意识。同时，应在维护党的领导地位的前提下，适当放宽社会团体管理制度，引导公民组织起来，鼓励其参与到社区治理、政治决策过程之中，在实践中提升政治参与能力和理性化利益表达能力。需要强调的是，在保证公民政治参与权利的同时，要注重强化群众在政治参与过程中的责任意识，规避无序参与带来的政治风险。

（二）加强决策主体的行为规范性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根本性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当前，我国的决策体制“更多地是强调集中的一面，而忽视了民主的一面，从而使决策权力过于集中，并导致决策失误和决策体制的合法性危机”[10]27。因此，需要抓住决策主体这一“关键少数”，规范其决策行为，避免决策腐败和“只讲集中、不谈民主”“重决策、轻协商”的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决策方式。

其一，应着力规范政治决策主体行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充分发挥巡视利剑作用，“打虎” “拍蝇”“猎狐”，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态势也趋于明朗，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当前，反腐败的任务已经转换为“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13] 。与此同时，要对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有充分的认识，抓住“关键少数”，保持高压反腐态势，坚持零容忍、无禁区、无特例，让党员领导干部行为得到有效规范。这一方面要求不断加强制度治党水平，坚决执行党规党纪，强化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充分运用巡视巡查制度和监督问责机制，积极推进党务公开，落实权力清单制度，以制度化手段矫治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在决策过程中专权、擅权、违法违纪的行为;另一方面要求强化思想建党水平，强化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意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营造良好党内政治文化，构筑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防线，推动其有效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纠正部分党员领导干部专断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作风。

其二，提升党外监督力量对决策过程的监督效用。党的决策过程及决策执行离不开群众的参与、监督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深刻嵌入中国社会之中，人民群众对党员领导干部和党的基层组织的行为有着直接的感知，在发现和查处党员与组织的违法、违纪行为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反腐防腐工作主要依赖党和国家指导下的各级党委、纪委、监察委等正式组织，受限于组织规模、活动范围和监督时间等方面的有限性，正式组织在监督执纪过程中往往存在“监督不到”“效力不长”的问题。规范政治决策主体行为需要重视社会力量的作用。具体而言，应推动针对群众的集体学习和教育活动，着力提升群众的监督意识和监督能力，提倡依法监督、有序参与;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完善举报受理制度，落实举报保护和鼓励政策，解除群众监督举报的后顾之忧;协同推进党务、政务公开工作，按照《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创新公开形式，拓展信息公开渠道，自觉接受普通党员和群众的监督;保障媒体监督权力，充分运用网络媒体在时效性和范围上的优势，推动网络问政和网络监督，严惩欺上瞒下、封锁消息的行为。

（三）强化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和制度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受公民权利意识的提升、互联网的技术赋权等因素的影响，公民的政治参与意愿不断增强。当前“传统的政治参与渠道已经不能满足社会政治参与扩大的需求;合法政治参与的性质和形式并没有因为政治参与扩大的要求而发生相应的制度性改变”[16]33。优化政治沟通机制，要强化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和制度保障。

其一，疏通和拓展政治参与和协商沟通的渠道。伊斯顿认为：“有用的沟通通道愈多，任何人支配并从而典型地把反馈反应偏向于一种方面的可能性就愈小。”[17]494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基层组织方面明确要求“扩大党内基层民主，推進党务公开，畅通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监督党的组织和干部、向上级党组织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渠道”。党作为中国政治系统的核心，既有着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权力，也承担着主动联系群众、保障群众利益的责任。这是因为在中国的政治参与过程中，群众参与既要遵循权利话语下的“公共参与模式”，同时也要受党的“群众路线”工作方式的影响，这就要求除了常规意义上开展党内政治沟通渠道的疏通工作，还需将比较成熟的听证会、民主恳谈会等群众参与决策过程的方式以制度化形式固定下来，畅通和拓展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化利益表达、吸纳渠道为群众参与提供必要的话语和行动空间。此外，还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优势，积极建设和完善以电子社区、社交网络为基础的网络协商沟通渠道，及时回应群众在利益、价值方面的关切和诉求，为群众进行有序政治参与提供权威的无障碍渠道。

其二，加强信息反馈和政治回应机制建设。“制度化是组织与程序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过程”[28]，政治沟通制度化过程是中国共产党将政治机制和程序稳定为制度的过程。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动员人民群众进行政治参与和政治活动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而在群众的自下而上的有序政治参与方面缺乏制度保障，其中，信息反馈和政治回应机制是薄弱环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一要加强信息收集和政治回应能力的培养，着力提升党员领导干部及党组织的信息研判和政治回应意识和专业化应对能力，保证公众意见和诉求得到及时有效的回应，规避舆情危机造成的次生风险;二要提升信息管理的法治化水平，适度包容社会中的批评性、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坚决维护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权益，提升群众参与积极性和社会活力;三要强化信息收集、分析、评估、研判的人才积累和技术保障，综合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滤除噪声和杂音，把握群众的真实情绪和核心诉求，并将群众意见和诉求作为政治决策的重要参考，完善党内信息流动机制，及时且有针对性地回应群众的合理诉求。

结语

诚如任剑涛所言：“中国的政治生态好坏取决于执政党的组织生态。”[29]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的净化，不仅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提升，更关乎国家治理体系良好运行以及现代化转型。通过优化政治沟通机制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路径与当前我们党着力于“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能力”的思路是并行不悖的。优化党内政治沟通机制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引入了新的力量和机制，有力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这种开放性的政治协商沟通机制不仅是净化政治生态的有效路径，更是保证政治生态山清水秀的长效机制。当然，党内政治生态的优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在优化政治沟通机制的同时，还需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的建设，推动实现党内政治生态与国家政治生态的良性互动。党内政治生态的净化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唯有对政治沟通机制进行持续的完善和优化，才能持久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

注释：

① 遵循党的建设思路的典型研究有：齐卫平.修复与创造：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净化政治生态[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21（4）：106-112;周军，王蕊.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的党内政治生态环境问题及优化路径[J].理论探讨，2017（3）：135-140;宫铭，董学文.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路径思考[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7（6）：98-103。

② 遵循限制公共权力思路的典型研究有：刘京希.民主与法治：构建良好党内政治生态的两大制度基石[J].理论与改革，2018（1）：20-30;任剑涛.政治生态的中国现状与结构优化[J].理论与改革，2018（2）：28-40;牛君，季正聚.试析政治生态治理与重构的路径[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19（4）：82-88。

③ 定义参考了齐卫平的政治生态定义，参见：齐卫平. 修复与创造：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净化政治生态[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4）：106-112。

④ 王绍光指出，“对政治感兴趣的人很多，认同民主参与的人很多，但制度上对政治参与的限制重重，就很容易出现所谓参与危机了”。详情参见：王绍光.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对政治参与的影响[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9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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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雨 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