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末，互联网行业裁员消息接踵而来。来自年龄、市场、行业监管等各方面的压力开始挤压新一代的大厂程序员。他们依然拿着令人艳羡的工资，但大多数人的状态是僵持着，没有前进也没有退路。

提早危机

互联网大厂的人事调整或裁员在每年底都会发生，但2021年的规模尤甚。不过，接受采访的多位互联网大厂程序员皆表示，大厂内部没有公开讨论过裁员消息。

在头部大厂策略研发岗位的林玲也鲜有听部门员工公开发表议论。只是偶尔和几个要好同事私下聊起裁员时，她才发出感叹：“啊，原来我们公司还有这样的业务部门啊？”的确，互联网高歌猛进、多点开花的时代在2021年画下顿号，头部公司的业务调整便是一大信号。

在这样的形势下，硕士学历的林玲有了更悲观的判断——程序员的35岁危机已经提早。虽然才入行一年半，她已经做好下一步的打算——日常刷题，29岁前考去外企，原因是“不希望（在大厂）把自己完全消耗干”。她说不清楚是由于公司战略的调整，还是最近几个月新换领导的个人原因，部门无论“从上到下还是从下到上”，制订的年度目标都很激进。业务量不多的时候，工作从早上10点开始，12点午休2个小时，工作到晚上9点，接着打车回家修整下，再工作1个小时。但很多日子，上述规律一次次被打破——午休，她会节省出至少半个小时工作;周五晚上，也不再有迎接周末的雀跃心情。

螺丝钉

对程序员而言，离职似乎不是一个难作的决定。毕竟，高度流动性本就是中国程序员的一大特点。

康亮告诉记者，从入职大厂的很早开始，他便不再希冀在公司内部实现升职。“互联网有个行业规律——3年一个坎、5年一个坎，（薪水）有一个飞跃。”但随着大厂近年人才内卷，康亮和大多数员工一样逐渐在内部“躺平”，不在意绩效考核。

“我蹚出来的路是，要坚持，坚持跳槽。”他说。而让轻易跳槽得以实现的前提，则是程序员的工作技术门槛并不高。这一点，受访的几位程序员一致赞同——他们都说，自己在做的东西，没有独特性，也没太多意义，掌握的技术甚至赶不上知识迭代。

“换一个人，两三个月也立马上手了。”林玲表示。 她将自己比作小小螺丝钉，互联网巨头们将每颗螺丝的工作切割得很细，她只会做最垂直的业务。“这也许是为什么大厂人多数在大厂间横跳”，林玲说，一方面，大厂象征着某种荣耀，另一原因则是“大厂人对技术有深度，但没有广度，其他公司可能需要熟悉更广技术的程序员”。

而从康亮角度而言，程序员类似螺丝钉的命运或许从最早的面试便开始了。要想入职大厂，求职者最基本的准备便是在面试前刷题——解题能力越强，被选中的概率越高。他发现，随着近年应聘人数增长，应届生要被选上，需要刷的题也越来越多。

进入公司以后，考核制度迫使很多员工学会包装自己。“现在流行写PPT写出花来——就是汇报工作。”康亮解释，负责绩效考核的是大领导，可供查看的东西越好看，越能证明个人能力强。

最优解，然后呢

30岁还在从事程序员工作的刘嘉一直对记者表达，自己对打代码没有多大兴趣，但那是当时她能掌控命运的最优解。

2015年，刘嘉从南京某双非一本学校毕业，专业是计算机大类。但在2011年她大学入学时，计算机还属于低分专业，“人都招不满，只能向文科生也开放”。高考分数上不了第一志愿会计学，刘嘉最后被调剂到了计算机。大学四年，她“稀里糊涂”地将计算机技巧学了个遍——班上将近一半的文科生也让老师主动放低了教学要求。她总感觉自己不适合做程序员，“家里条件不太好，买的电脑很卡，遇到写代码的作业总觉得很难”。但在大四毕业那一年，她还是成了班上少数的程序员。理由是找不到别的好工作，只有一个技术开发岗向她抛出橄榄枝，看到转正后月薪有五六千元，刘嘉去了。

回忆职业道路，刘嘉坚称：“程序员的门槛其实不在技术，而是对人心性的考验上——有没有毅力，然后你到底缺不缺钱，是不是真的想在这个城市生存下来。当这些决心下得足够大，就能作出来（项目），就能在这行坚持下去。”康亮也有着类似的经历。他最早是从事房地产业，2018年，察觉到行业逐渐在走下坡路，他花了近2万元报了编程培训班，突击学习代码5个月，最后顺利进入大厂。

成为一名程序员对他们而言，都是处在人生特定阶段的最优选项。但进去大厂工作几年以后，身体变虚、焦虑、生活失衡，又不约而同地反噬着这一群体。于是，他们开始寻求新的出路。其中，最受欢迎的两个选项便是考公务员、去外企。前者生活稳定，后者能不加班地干一輩子。

（摘自《南风窗》朱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