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军超

作册般铜鼋是中国国家博物馆2003年入藏的一件晚商时期的龟形青铜器。通长21.4厘米，通宽16厘米，通高10厘米，重1605.6克。其颈部插入一箭，背甲插入三箭，皆只露箭羽。（图1）该器材料刊布后，受到学界普遍重视。李学勤[1]、朱凤瀚[2]、董珊[3]、裘锡圭[4]、宋镇豪[5]、王冠英[6-7]、袁俊杰[8-9]、李凯[10]、晁福林[11]等学者曾先后撰文考释。诸位先生的研究为我们了解作册般铜鼋铭文所反映的史事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但由于该器铭文字迹斑驳不清，有些字句还需要重新结合甲骨、金文以及经传来推定。故笔者试图对铭文中的几个关键字句提出一些新的思考，并对铜鼋背后反映的教育示范意义陈述意见。

图1 作册般铜鼋

一、铭文释读

铭文（图2）铸于铜鼋背甲中部，4行32字（一说33字），现移录标点整理如下①“//”表示另行。：

图2 作册般铜鼋铭文拓本

为方便讨论，现综合各家意见，就铭文内容试做以下考释。

第一句：“丙申，王 （弋）于洹，隻（获）。”

第四字，李学勤依据杨树达、陈炜湛[12]的观点，隶定为“”，读“过”。张秀华等[13]从其说。朱凤瀚先生释为“”，有及、至之意。表明实际上含有往于某地还要回归出发地的意思。宋镇豪先生释为“迍”，读“陈”，作陈列之意。袁俊杰、晁福林两位先生释为“”，读为“弋”，意即弋射。笔者从之。《说文·厂部》曰：“弋，橛也。”段玉裁注曰：“俗用杙为弋。顾用弋为隿射字。其误久矣。杙者，刘刘杙也，不为橛弋字。弋，象形，故不从木也。”[14]1091《玉篇·隹部》：“隿，缴射飞鸟也。今作弋。”又曰：“弋，缴射也。”[15]弋射，是一种发射带绳箭矢的射术。《汉书·司马相如传》云：“以缴系矰仰射高鸟，谓之弋射。”[16]弋射的对象主要是飞禽，有关弋射鱼鳖之事史书鲜有，主要依靠考古实物资料加以补充。近些年，新干商代大墓中出土了大量商代渔猎工具。其中，扁菱锋无翼镞十分独特，其体形较小，重量仅10克，与之相匹配的箭杆也非常细小。镞立面呈等腰三角形，铤上有不对称的凸棱，并残留多股聚合而成的细线缠绕其中的痕迹（图3），专家分析可能是以缴系矰仰射高鸟之“缴”，即系在矢上的绳子[17]。 此外，三星堆一号坑出土一件“鱼、鸟、矢、人”金杖，其上刻有两组图案：上组为四支箭，各贯穿一鸟，并射进一鱼头部；下组为两人头。（图4）无独有偶，金沙遗址也曾出土一件与三星堆金杖图案类似的金冠带，其上錾刻有4组鱼、鸟、矢图案和4个人面。（图5）做此造型实是源于当地的人民真实的生产生活，也形象地阐释了弋射既可射天上之雁，也可以射水中鱼鳖。

图3 新干商代大墓出土扁菱锋无翼镞

图4 三星堆一号坑出土金杖图案

图5 金沙遗址出土金冠带图案

第二句：“王射，射，三率（循），亡（无）法（废）矢。”

“三率（循）”。结合史料与铜鼋铭文上下语境，仅将其单独断开。率，《诗·假乐》笺曰：“循也。 ”[19]450《说文·乂部》曰：“循，行顺也。 ”[14]1039三率（循）即射三次，指王先射，再射，为一循，三次接续，为三循。结合铜鼋背上贯穿四箭的数与《仪礼》所载周代射礼“三番射”的仪节颇为相似。《仪礼》的《大射仪》和《乡射礼》详细地描述了射礼的全过程，包括射前宴享、三番射、射后饮燕。在三番射中，每一番都提到了比耦而射。“凡射皆三次：初射，三耦射，不释获。再射，三射与众耦皆射。三射，以乐节射，皆释获，饮不胜者。”[20]每耦各发四矢[21]。其中应该有某种渊源与联系。周因于殷礼，有所损益。晚商作册般铜鼋所记王与行“三番射”，虽不像周礼三番射那般比三耦、众耦等复杂竞技规则，但足可证明其正是射礼的形成阶段。

第三句：“王令（命）（寝）馗兄（贶）于乍（作）册般。”

“兄（贶）”之释读可再做补充。李文、朱文、王文、宋文、袁文均释“兄”，读“贶”，为赏赐之意。裘文释其意近于“告”。董珊先生认为“贶”的词义内涵只是执行命令，赏赐的意思比较弱。董说无疑是可信的。在殷商青铜器铭文中用来表达赏赐之意的动词中，贶的赏赐意味是比较弱的，多数情况下只是告、给一类的含义，如二祀邲其卣“王令邲其贶于夆田”。□鼎“王姜锡□田于待曷（？），师楷酷（早）兄（贶）”，又如宰丰雕骨“王锡宰丰，寝小旨兄（贶）”。在殷代的甲骨刻辞中，用作赏赐的动词只有“赐”，如赐多子女（《合集》①为《甲骨文合集》简称。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甲骨文合集》编辑工作组集体编辑。中华书局1978—1982年出版。677），其他尚不见用作赏赐的动词[22]。

鼋背铭文中也并未提及作册般参加此次竞射比赛。如若真是王令寝馗将鼋赐予作册般的，而作册般承王意做铜鼋；那么，王将铜鼋赐予他的母亲或者他是不合理的。而让寝馗告诉他主持接下来的“奏于庸”的祭祀活动（详见下文）则更符合他史官身份和铭文上下意思。所以，我们认为王命令寝馗把鼋拿给作册般，并告诉他接下来“奏于庸”。

第四句：“曰：‘奏于庸，乍（作）女（模）宝。’”

“于”，李学勤先生曾设想为大竽，即大笙。这显然是有道理的。甲骨文有，即像乐器竽的形状，今称“笙”，是“竽”字的初文[25]。铜鼋背部铭文此行第三字“”很可能是截取右半部分而成[26]。甲文或省作，像竽的管龠之形。

“庸”，《尔雅·释乐》曰：“大钟谓之镛。 ”[27]2606《毛传》载：“大钟曰庸。”“镛，大钟也。”[19]620“庸”字的字源在甲骨文中从“庚”从“用”或“凡”。征之甲骨文可知，庸是一种仅为商王及贵族所拥有，经常在祭祀活动中使用的乐器。考古发现的殷庸，大都是出自殷墟以及殷王朝统治中心地带的豫北、鲁南晚商王室或贵族成员等高等级墓葬中的铙[28]。庸这种乐器在卜辞中有所反映，例如：“王乍（作）用（庸）奏。”（《合集》3256）“其置庸鼓于既卯。”（《合集》30693）“其置庸于丁。”（《粹》①为《殷契粹编》的简称，郭沫若著，日本东京文求堂，1937年石印出版。474）襄阳余岗东周青铜器的初步研究“□雨，庸舞□。”（《合集》12839）“□戍卜贞，庸，不雨。”（《后》②为《殷虚书契后编》的简称。罗振玉编撰，仓圣明智大学广仓学会，1916年墨拓影印出版。1·4·2）“庸”不仅指乐器，也指有“庸”伴奏的乐歌乐舞的形式。“庸”与“舞”（《合集》12839）、“美”（《合集》27352、31023）等舞蹈名称同时出现，以及与舞者“万”（《合集》31018）有关系，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是祭祀祖先和其他宗教活动中的一组乐舞[29]。

竽、镛皆为乐器，演奏竽、镛举行奏祭祈雨活动。在殷商时期，祭祀时主祭者要亲自射牲以示亲杀[18]57。商王亲射鼋是为了获取祭祀时所用的牺牲。“奏于庸”当是射后举行祭礼的行仪之一。射礼之后，王命令作册般主持祭祀环节，这也符合史官身份。如此看来，“奏于庸”可以理解为演奏歌乐以祭求雨。

作母宝的释读与对器物性质的认识紧密关联。各家有“作母宝”“作汝宝”“毋宝”“作模宝”等不同释读。拙文从董珊先生“作模宝”，意思是做一个象形宝器。《周礼·天官》“膳夫”职记载王膳八珍有“淳熬”“淳毋”，《礼记·内则》“淳毋”郑玄注曰：“毋读曰模，模，象也，作此象淳熬。”《释文》：“毋，依注音模，莫胡反。”孔疏：“法象淳熬而为之，但用黍为异耳。”“毋”“母”古本同字，“象形”与“法象”词义间有引申关系[3]。铭文“母（模）”的意思，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模型。商王命令作册般做模宝的目的，是为了记录这次有王参与的重要且隆重的射礼祈雨祭祀活动和作为商代贵族子弟学习射艺、祭祀之仪的一件模型，具有非常重要的教学示范意义。

根据以上考释，铭文大意：丙申日，商王弋射于洹水，获得大鼋。随后以鼋为鹄举行复杂的射鱼礼活动。商王先射，再射，三次接续射三循，皆贯穿鼋体，无一箭作废。王命令寝馗告诉作册般，王说：奏竽乐镛祭祀祈雨，之后将其作象形模器记录这次活动。

二、作册般铜鼋模型及其铭文所反映的教育示范意义

商代已有贵族教育，学习内容颇丰，其重中之重当数礼乐和射御。统治阶级通过礼乐垄断祭祀权，利用射御安内攘外维护统治地位。作册般铜鼋的造型构思与铭文所记史事和器物性质也反映了其重要性，实是晚商贵族子弟学习射艺、祭祀之仪的一件教学模型，具有教育示范功用。

（一）商代教学的重要内容：礼乐与射艺

据甲骨文所知，舞、乐、射、御早在商代就已经被纳入教育课程之列，是贵族子弟必学内容之一。其中礼乐与射艺最为显著，商王常亲自教授。

如学习祭礼与歌乐：“壬□[卜]，□贞……亡□……学衣。”（《合集》26047）“衣”即衣祭。这条卜辞是专门学习衣祭的。王国维先生根据天亡簋铭文“王衣祀于丕显考文王”认为衣祀即殷祀[30]。衣是商代大祭，胪列诸代的先王妣而合祭[31]。此外，甲骨文中还有学习歌乐的记载。贵族子弟的歌乐教育大多是为祭祀服务的，习乐内容往往是祭祀歌曲偏多。如：

“甲寅卜，丁永，于子学商。用。

“甲寅卜，乙卯子其学商，丁永。同，子尻。

“丙辰卜，延奏商。用。”（《花东》①为《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的简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150）

先学商，后延奏商，前后贯通。“商”是祭歌名[32]332，别辞有云“叀奏商”（《屯南》②为《小屯南地甲骨》的简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4338）、“舞商”（《花东》130）。这类祭歌均是贵族子弟学习祭礼歌乐的素材，往往要结合祭祀行仪的实际进行学习[33]。

在甲骨文中存在许多商贵族子弟习射的记录。花东卜辞中就有“子”学习“射”的记录。如：

“甲午卜，在澭，子其射，若。

“甲午，弜射于之，若。

“己亥卜，在澭，子其射，若。不用。

“乙巳卜，在□，子其射，若。不用。

“乙巳卜，在□，子弜迟彝弓，出日。

“叀□弓用射。

“叀□弓用，不用。

“丙午卜，子其射，疾弓于之，若。

“戊申卜，叀疾弓用射萑，用。

“叀三人。

“癸丑卜，岁食牝于祖甲，用。”（《花东》37）

宋镇豪先生认为子“入两弓”与“入三弓”之“入”有纳入、参与、进入之意[33]。这与《仪礼·乡射礼》中的“命弟子纳射器”相合。郑氏注：“弟子，众宾中年少者；纳，内也；射器，弓矢、决、拾等。”[34]997子入弓是指子参与弓矢竞射。同时，这些技术必须要有专业人员教授。在商代，官师合一是其教育的基本特征。在“右学”“左学”中敬养的老人，实际上是选择有声望道德、礼教经验丰富及有社会地位的老人赡养于学宫，对贵族子弟进行传播教诲[32]683。他们教授贵族子弟是学宫各种礼教的执教人员。除此之外，还有“多瞽”“多万”礼乐之师作为商代教育的专职人员。商王也十分关心贵族子弟的教育情况，有时也会亲自教学。甲骨文中关于商王直接教学的记录，如卜辞云：“丙寅卜，允贞翌丁卯王其教不冓雨。贞其冓雨，五月。”（《合集》12570）“丙寅卜，争，贞王其教，不冓[雨]。”（《合集》39822）“辛亥 [卜]，□贞，王其□衣，不□雨。之日[王]教，允□不冓雨。”（《合集》12741）从这些商王教学的实例中，足以见得商王对贵族子弟教学的重视。

（二）作册般铜鼋模型与铭文反映的教育示范意义

作册般铜鼋造型不同寻常。“在迄今已见到的众多商代青铜器中，虽不乏鸟兽形器，即所谓鸟兽尊与兕觥，但其形象由于多经艺术加工，比较庄重、神奇，像本器这样整体仿生，甚至连射入鼋体的箭均如实表现出来的写实性极强的现实主义风格的工艺品似乎还未发现过。”[2]

铜鼋背部右侧被射入1箭，左侧被射入2箭，颈部左侧被射入1箭。四矢的箭头和箭杆全部没入鼋体，只露出尾部的箭羽。《周礼·夏官·司弓矢》记载矢有8种，以弩射之矢有4：絜、鍭、茀、庳，以弓射之矢有4：枉、杀、矰、恒。“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诸守城、车战。杀矢、鍭矢用诸近射、田猎。矰矢、茀矢用诸弋射。恒矢、庳矢用诸散射。”[35]856作册般铜鼋背上贯穿的4箭当属杀矢一类。郑玄注：“杀矢，言中则死。其镞较重，故可用于近射、深中。”[35]856铜鼋做此造型强调的正是贯穿、深中，展示的是弓矢竞射中射者射箭时发射力度之大。结合鼋背铭文的一处细节我们发现，这件教学模型向习射者们展示了两种不同的箭。一种是田猎、近射场合所用的杀矢，即鼋背部深中的四支箭，亦即王与二人在竞射比赛中所用之箭。另一种是铭文记载“王（弋）于洹”时，王在洹水中弋射大鼋时所用的矰矢。这种箭稍轻，需结绳而射。射中目标后可用绳子将猎物拖拽出来。可见，在不同的行射场合用与之相应的弓矢，这是作册般铜鼋蕴含教育示范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此外，鼋背上的四矢，其含义也值得我们思考。《诗·齐风·猗嗟》：“射则贯兮，四矢反兮。以御乱兮。”郑玄笺云：“每射四矢，皆得其故处，此之谓复射。必射四矢者，象其能御四方之乱也。”孔颖达疏曰：“每番重射四矢，皆反复其故处兮，善射如此，足以捍御四方之乱兮。”[19]355周礼行射四矢的御敌四方之寓意，可能来源于商代。射礼成为商代贵族子弟受教育的重要教学内容的原因之一就是与军事训练相联系，目的是选拔人才，为商王朝开疆拓土，守卫邦国，捍御四方。《尚书·周书·多士》曰：“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36]《诗·商颂·玄鸟》曰：“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19]622甲骨文：“戊午卜，贞，弜不丧才南土祸，告史。”（《甲》①为《殷墟文字·甲编》的简称。董作宾编撰，商务印书馆，1948年出版。2902）“己酉卜鬼方祸。”（《乙》②为《殷墟文字·乙编》的简称。董作宾编撰，商务印书馆，1948年至1953年陆续出版。6684）“贞，亡来嬉自南。”（《合集》7093）有商一代，男子有事于四方，或为开辟疆土，或为抵御外邦入侵。铜鼋背部的四矢正是暗示贵族子弟要勤于习射，有四方观念。

作册般铜鼋铭文的几处细节也蕴含了教育示范意义。

其二，教授弟子行射要遵循竞技规则和要求。铭文中“无废矢”强调的是没有废弃的箭。射礼是按照一定的仪节规程而进行的弓矢竞射，每项仪节与规则对竞射者的技能与心理素质都有不同的要求，在考释时必须把这些行仪程序及竞技过程中的种种规则与要求充分考虑进去，才能真正把握其含义[18]340。《仪礼·乡射礼》中记载：“始射，获而未释获；复，释获；复，用乐行之。”[34]1011“始射”为第一番射，此番唱“获”，但“不释获”，不统计射中的次数。第一个“复”指第二番射，此番“释获”，即“不贯不释”，就是统计始终次数而分胜负。第二个“复”为第三番射，此番不仅释获，还要根据音乐的节奏发射，即“不鼓不释”。我们以为，只有射者射出的箭符合以上规则，才能称之为“无废矢”。反观作册般铜鼋铭文中记述的“无废矢”，应当也是对射礼过程中射手符合射仪规则的总体评价。

其三，展示射后的祭祀环节。“奏于庸，作模宝”，在祭祀过程中演奏竽镛这般登歌献乐以祭的环节，是求雨祭祀活动，教授的是射礼过后的奏乐以祭和所需要使用的乐器。

三、结语

通过对作册般铜鼋造型与铭文的分析，我们认为这件宝器记述了商王弋射和举行射礼活动，又以亲自射获的大鼋为祭品，演奏竽镛祭祀祈雨三件事情。其程序繁杂，内在联系清晰，这说明铜鼋所反映的已不再是滥觞时期的射礼，而是形成阶段的射礼。它与两周及后代文献中记载的射礼有一脉相承之处，是中国古代射礼演变由粗到精、变革损益的历史见证。

同时，铜鼋也暗含了浓厚的教育示范意义。无论是将弓矢竞射中发力的程度融入器物形制之中，还是将行射的过程与规则铭记于鼋背之上，抑或是铭文中记录行射后祭祀活动所用的表演形式与工具。商代王射礼的全过程都被这件宝器多方位展示出来了。铜鼋作为一件生动的教学模型，是贵族子弟学习射礼与祭仪的模板。

附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河南大学袁俊杰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谨表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