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珍 齐溶青、2

洞室墓即地下横穴室墓，是先由地面向下挖出一条墓道，在墓道底端一侧再掏挖一窑洞式的横穴来放置棺椁等葬具的墓葬形制。它是我国古代墓葬中的重要类型，最初盛行于西北地区，战国时期传播至秦，随着秦国势力的扩张传播到中原等地，两汉时期，成为中原地区最主要的墓葬类型。就内蒙古中南部河套地区①行政区划同于内蒙古中南部，包括阴山山脉以南的乌兰察布市、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巴彦淖尔市以及整个鄂尔多斯市。具体见曹建恩发表于《草原文物》2019年第1期的《内蒙古考古工作的核心内容》。而言，目前已公布材料的汉代洞室墓有100余座，为探究该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与互动提供了丰富的考古学材料。本文以洞室墓为切入点，在全面搜集考古材料的基础上，对其分类、特征、年代、文化性质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发现与分类

截至目前，该地区两汉时期已公开发表材料的洞室墓共128座，分别出自呼和乌素[1]337-341、北营子[2]、三段地[1]138-160、凤凰山[1]161-175、鲁家坡[1]176-178、乌兰陶勒盖[3]、西黑岱[4]、顶盖敖包[5]、巴音温都尔[6]、敖包圪台[7]、店湾[8]、巴日松古敖包[9]、召湾[1]215-152和新地[1]179-196等14处墓地。从地域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鄂尔多斯地区（表1）。依据墓道差异以及筑域条件的不同，内蒙古中南部河套地区汉代洞室墓大体可分为竖井式土洞墓、斜坡墓道（阶梯）土洞墓、斜坡墓道（阶梯）岩洞墓三种。需要说明的是，文中洞室墓不包括平地上或竖穴坑里用砖木等构筑的洞室墓。

表1 内蒙古中南部河套地区洞室墓一览表

二、特征与年代

1.竖井式土洞墓，10座。其中，新地墓地8座、呼和乌素墓地1座、敖包圪台墓地1座。这类墓葬的竖穴与洞室之间多竖有木板或木柱相隔，有的用砖相隔。从葬式上来看，个别墓葬为侧身屈肢葬，洞室内置单棺。如敖包圪台M6，用子母口砖和条砖纵向立砌封堵墓室口，现存有10层，硬山式顶。人骨保存状况差。随葬品均为陶器。（图1）

图1 竖井式土洞墓

2.斜坡墓道（阶梯）土洞墓，99座。其中，北营子墓地22座、三段地墓地28座、鲁家坡墓地1座、乌兰陶勒盖墓地12座、西黑岱墓地1座、顶盖敖包墓地1座、敖包圪台墓地5座，店湾墓地4座、召湾墓地23座、新地墓地2座。该类墓葬的结构比较复杂，既有在预先挖凿的土洞中再构筑木椁（或木椁式结构）的墓葬，均在新地墓地，数量极少；也有在预先开凿的土洞内再采用砖砌筑墓室（椁室）的墓葬。例如，召湾M84，横前室带后耳室，墓顶不存，墓葬用绳纹砖纵向错缝垒砌，底为“人”字形铺法，随葬品都摆放在前室。（图2-1）占据多数的还是较为单纯的土洞墓，如顶盖敖包M5，墓室分为主室、耳室两部分，墓顶呈拱形，木棺位于主墓室南部靠西处，腐朽严重。随葬品在主室和耳室均有发现。（图2-2）

图2 斜坡墓道（阶梯）土洞墓

3.斜坡墓道（阶梯）岩洞墓，19座。其中，巴日松古敖包墓地2座、巴音温都尔墓地4座、凤凰山墓地13座。墓葬开凿在砂岩上，墓室平面多呈长方形，多数为单室，有的带有耳室和龛。例如，巴音温都尔M3，平面呈“甲”字形，由墓道、墓门、甬道和墓室组成。墓道底为斜坡台阶状，墓室四壁垂直向下至底，较为规整，有加工的痕迹。不见人骨及随葬品。（图3）此外，还有少数在岩洞室内作画的墓葬。

图3 斜坡墓道（阶梯）岩洞墓

目前，内蒙古中南部河套地区已建立起汉墓的文化编年序列。在此，笔者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的考古材料，对这一区域的洞室墓资料进行整合，并对其研究结论进行修订。

竖井式洞室墓在鄂尔多斯地区出现于西汉早期，西汉中期也有[10]。涉及洞室墓的敖包圪台M6，简报将该墓地的整体年代判定为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期，并未说明M6的具体年代。该墓葬平面形状为刀把形，形制上见于洛阳烧沟西汉中期的M170[11]，因此，竖井式土洞墓在内蒙古中南部河套地区的存续时间为西汉早中期。

根据魏坚对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汉墓的文化编年，洞室墓的年代从西汉中期开始一直到东汉中后期[1]。蒋璐[12]等人的分期结果略有不同，其对个别墓葬年代的判定进行了调整。近些年在西黑岱、顶盖敖包、敖包圪台、店湾等墓地发现的洞室墓也在这一框架内，主要集中在西汉晚期。所以，内蒙古中南部河套地区的斜坡墓道（阶梯）土洞墓从西汉中期出现后一直持续到东汉中后期。

从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斜坡墓道（阶梯）岩洞墓最早出现于西汉中期。凤凰山墓葬的年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1]161-175。简报将巴日松古敖包墓葬的时代大体判断为东汉时期，但也同时提到，两座墓葬形制基本相同，其与凤凰山汉墓的M1和M12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同时所出器物也具备西汉晚期的特征[9]，故而，我们可以将巴日松古敖包壁画墓的年代进一步限定在西汉晚期—东汉前期。如此，该地区斜坡墓道（阶梯）岩洞墓最早产生于西汉中期，东汉后期消失。

通过以上简单的分析可知，竖井式土洞墓出现的年代最早，但延续时间短；另外两种形制的斜坡洞室墓是最为流行的墓葬形制，西汉中期开始出现，延续的时间很长，基本贯穿于汉代始终。（表2）

表2 内蒙古中南部河套地区洞室墓形制沿革时间表

三、文化因素分析

从上面可知，竖井式土洞墓主要流行于西汉早中期，存在时间短。这种类型的墓葬可在东周时期的内蒙古中南部河套地区找到原型，应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孑遗，但只是在墓葬形制上维持着以前的传统，部分葬俗体现出秦文化特征和典型的中原汉文化因素，前者如新地墓表现出的屈肢葬和陶釜，后者如敖包圪台等墓葬出土的陶器。（图4）

图4 竖井式土洞墓文化因素

研究表明，斜坡墓道（阶梯）土洞墓与中原土洞墓相似，是强大的汉文化影响、扩张的产物，属中原文化系统。但同样也不应忽视周边地区其他文化的影响，这既表现在殉牲上，也在随葬品上有所反映。该地区殉牲的使用在东周时期的墓葬中就已出现，从两汉时期的洞室墓来看，该地区汉墓的殉牲现象存在于三段地和召湾两处墓地，三段地M11、M12、M23、M24，召湾M59、M70、M64等，殉牲的种类有羊、牛、马、猪，还有少量的狐狸头骨、鸡骨等未确定物种的动物骨骼，反映了这一时期汉匈及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融合的史实[13]。从出土器物看，洞室墓中的陶器并非都是汉文化独有，有一些显然受到北方游牧文化的影响，召湾M60、M62、M64所出双耳陶罐拱形双耳施于肩部，耳洞狭小，便于悬挂，此类器形在山西朔县[14]、内蒙古科左中旗六家子[15]和北京房山窦店[16]均有所发现，年代从东汉中晚期至西晋时期，体现了游牧文化的特色。（图5）此外，三段地M6、乌兰陶勒盖M9所出人物俑也是斜坡墓道（阶梯）土洞墓非汉文化因素的重要体现（图6），只是对其代表的具体形象有胡人、匈奴和羌人的不同认识[17-18]。

图5 斜坡墓道（阶梯）土洞墓非汉文化因素（陶器）

图6 斜坡墓道（阶梯）土洞墓非汉文化因素（陶俑）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江苏徐州是汉代岩洞墓的集中分布区。内蒙古中南部河套地区的岩洞墓均发现在鄂尔多斯地区，开凿于砂岩上。鉴于该类洞室墓与上文所述的土洞墓在结构上并无本质差异，且从全国范围来看，土洞墓（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地带）与岩洞墓在分布区域上泾渭分明，所以，鄂尔多斯出现的岩洞墓应是该地居民在受到临近地区土洞墓影响下，因地制宜的产物，也属中原文化系统。该类墓葬出土的随葬品尽管表现出浓厚的中原汉文化色彩，但凤凰山M1和巴日松古敖包的两座壁画墓在壁画内容上以及所出陶俑上都带有少数民族特色[19]，为我们了解当地居民的生活状态和民族融合提供了直观的资料。

四、相关问题

如前所述，斜坡墓道（阶梯）土洞墓在洞室墓中所占数量最多，结构也比较复杂，按照墓室内建筑材料的有无，大体可以分为土洞和砖洞（砖室）两个亚型。（图2）有学者认为，在墓葬形制演变上，该地区洞室墓经历了由土洞发展到砖室的一个演变过程[12]。我们基本同意这样的观点，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从横向微观分析的话，斜坡墓道（阶梯）土洞墓这类中小型墓葬内部（土洞与砖洞）应代表了地位与身份相异的两类人群。

因在墓葬规模方面存在的差异较小，只能依随葬品对土洞和砖洞墓进行对比分析。通过对该地区涉及斜坡墓道（阶梯）土洞墓原报告的检视，我们发现该类墓葬绝大多数都经过盗掘和破坏以致信息不够完整。在此，以三段地墓地和鲁家坡墓地（漆器和纺织物腐朽严重、钱币不明确，均未统计）为例，从微观层面进行比较，探讨土洞墓和砖洞墓背后的含义。

表3的对比结果可以说明，土洞墓和砖洞墓在形制和随葬品上都表现出了一定的差异，特别是在随葬品上，二者相差近1倍，因此土洞墓和砖洞墓存在一定的等级之分，双方各代表了不同的墓主身份。

表3 土洞墓和砖洞墓的差异

五、结语

内蒙古中南部河套地区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互发生和冲击碰撞的区域，同时也是中原汉王朝和北方民族政权的必争之地。通过对该地区汉代洞室墓的研究可知，不同形制的洞室墓在存续时间上有差异，体现的文化因素多样，是在秦文化、汉文化以及北方游牧文化相互影响和交融中发展的。这表明两汉时期内蒙古中南部河套地区虽被纳入了中原政权的统治中，墓葬文化（洞室墓）也表现出与中原地区的一致性，但在发展过程中也表现出自身的特色，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两汉时期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农牧交融、人群交错杂居的史实。

项目基金：2021年度内蒙古师范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内蒙古沿黄区域——以和林格尔县小红城汉墓为例”（2021RJRC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