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牧天　唐燊　薛亦菲　王明辉　王宇拓　王惠敏

摘要当下中学生自伤、自杀意念流行率较高，本研究旨在通过个体中心方法探讨中学生自伤、自杀意念的模式与关联因素。选取初高中生843人，调查了自伤行为、自杀意念与预测因素，进行潜剖面探索和Logistic回归。结果发现：（1）中学生自伤-自杀意念存在两个亚组，分别为“低自伤-低自杀意念组”（双低组）和“高自伤-高自杀意念组”（双高组），占比为8932%和10.68%;（2）多因素Logistic回归表明睡眠质量不良、经验性回避和负性情绪是中学生自伤-自杀意念潜在类别的危险因素。本研究补充了中学生自伤、自杀意念有关研究，明确了中学生自伤-自杀意念的两种模式及其影响因素，为后续干预工作提供了实证支持。

关键词中学生; 自伤-自杀意念; 潜剖面分析

分类号B844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2.02.0031引言

自杀是10～24岁人群的第三大死亡原因，青少年是自杀的高风险人群。中学阶段正值生理、心理发育高峰，是个体面临的“疾风骤雨期”，如果个体不能顺利度过这一时期，可能产生心理困扰甚至心理危机，并引发一系列的极端行为，如自杀、自伤等（郭潇潇， 辜良宝， 周红伟， 2016）。自杀意念是预测自杀行为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自伤是自杀意念的重要关联因素。元分析表明，我国中学生自杀意念的检出率为16.3%（邹广顺，吕军城，乔晓伟， 2021）。非自杀性自伤的检出率为22.4%（Lang & Yao， 2018），大约10%的青少年在一年之内反复实施自伤（Hawton & James， 2005）。鉴于中学生群体自伤、自杀意念的高发态势，关注中学生自伤、自杀意念情况，了解其发生模式与影响特点，对改善中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构建和谐平安校园有重要意义。

自杀意念是自杀过程的初始阶段，是指想到、思考或计划自杀，但尚未付诸行动（罗畏畏， 方杰， 孙雅文， 2018）。 而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是指个体在不以结束生命为目的的情境下，故意对自己身体组织实施伤害，包括切、割、灼烧、撕咬和抓挠皮肤等不被社会和文化认可的行为（Leong， Wu，  & Poon，  2014），其目的是为了减少情绪或人际痛苦（Washburn， 2019）。自伤是自杀意念的常见共病，对俄罗斯被监禁青少年进行精神科晤谈和问卷调查发现，31.3%的自伤组青少年曾有过自杀意念并且想过一种具体的自杀方式（Koposov， Stickley & Ruchkin， 2021）。近年来，一些学者将自伤作为广义上的自杀意念与行为进行探讨（Klonsky， May， & Glenn，  2013; Wilkinson， Kelvin， Roberts， Dubicka， & Goodyer，  2011）。闸门理论认为自伤与自杀具有相同的经验性质，是一段连续体（Gouveia， Duarte， Gomes，  Da，  & Santos， 2022），自伤出现在自杀意念与行为之前， 并充当自杀的闸门， 自杀行为是自伤不断升级的结果（Chloe， Shannon，  & Teena， 2012; Salome， Diane，  Michel， Jonathan，  & Marie-Rose，  2017）。大量实证研究发现自伤正向预测自杀意念、自杀计划、自杀尝试，以及自杀意念向自杀尝试转化的风险，进一步佐证了该假说（Gandhi et al.， 2018; Kiekens et al.， 2018; Ribeiro et al.， 2016）。自杀意念是自杀行为的初始阶段，将自伤和自杀意念共同分析，探索分型或模式对指导学校自伤自杀预防具有实践意义。

潜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是探索人群分型或模式的常用方法（刘馨仪， 乔琦， 庄光燕等， 2021; 史滋福， 刘欣， 谢云天等， 2021）， 能充分利用样本数据将具有相似特征的个体归为同一类别， 并保证类别内同质， 类别间异质（邱皓政， 2008）。在临床心理学领域， 潜类别/剖面分析方法基于一些症状或心理病理特征将临床样本分为不同亚组，从而探索具体的共病模式（Chen， Hsu， & Chou， 2020）。国外对有自伤历史的大学生自伤和自杀风险的潜类别分析显示，共存在三个异质性亚组，分别是低自伤-低自杀风险组、高自伤-低自杀风险组和高自伤-高自杀风险组（Chloe & Teena， 2013），高自杀风险个体的自伤水平同样较高，而高自伤水平者自杀风险未必高，这暗示自伤可能作为自杀的前驱因素出现在自杀意念与行为前，从而为闸门理论提供了一定支撑。目前中国学校样本自伤和自杀意念的联合潜类别研究仍然缺乏，将这一技术应用于中学生群体，有助于厘清中学生自伤、自杀意念模式（亚组）的种类以及不同模式（亚组）所占的比例。

本研究还试图探索自伤、自杀意念模式的有效预测因子。學界关于自伤和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研究已有较多积累，但大多基于变量中心视角，分别将自伤、自杀意念作为结果变量，采用回归分析、结构方程建模等方法探讨其心理过程与作用机制。其中，自伤的整合模型和自杀的应激-易感模型是这类变量中心研究常见的理论基础。自伤的整合模型认为早期致病因子（家庭功能）造成后期情绪管理及人际问题（负性情绪、经验性回避、述情障碍、公正世界信念），在压力事件（社会逆境感知、欺凌角色、睡眠质量）的诱发下选择自伤行为（Nock， 2009）。自杀的应激-易感模型则指出，自杀是应激因素（欺凌角色、社会逆境感知、睡眠质量、负性情绪）、保护性因素（家庭功能、公正世界信念）与个体素质（经验性回避、述情障碍）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的过程（Mann et al.， 1999）。本研究据此选取欺凌角色（Kwon et al.， 2018）、睡眠质量（郭雅如，黄云衡，林艳婷等， 2021）、经验性回避（Nielsen et al.， 2017）、家庭功能（南江，姜红娟，林丽妮等， 2021）、负性情绪（Kraus et al.， 2020）、述情障碍（Hemming et al.， 2019）、社会逆境感知、公正世界信念（Gu et al.， 2021）验证其对中学生自伤、自杀意念模式的预测效应，旨在补充基于个体中心视角的中学生自伤和自杀的研究，为后续根据不同模式进行干预和预防提供实证依据。

2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样本估算采用前人公式N=Z²P（1-P）/E²（钱淑红， 张克峰， 段鑫等， 2020），其中N为所需样本量， Z为统计量临界值， E为误差值， P为概率值。本研究中Z=1.96， E=3%， P=16.3%或22.4%（根据元分析自伤与自杀意念流行率分别为16.3%和22.4%），得出样本量为583或742，本研究取较高值742，设定有效问卷率为90% ，最终确定所需样本量为825人。本研究参照样本量建议，通过整群抽样方法，将成都市某中学全体学生作为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901份，回收有效问卷843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3.56%。其中男生399人（47.33%）， 女生444人（52.67%）; 年龄12～18岁， 平均年龄14.59±1.7; 初一152人（18.03%）， 初二136人（16.13%）， 初三127人（15.07%）， 高一169人（20.05%）， 高二121人（14.35%）， 高三138人（16.37%）; 汉族801人（95.02%）; 独生子女441人（52.31%）; 农村生源地160人（18.89%）; 留守儿童33人（3.91%）; 接受过心理咨询213人（25.27%）。

2.2研究工具

（1） 自编一般资料调查。本研究通过收集性别、年龄、年级、民族、是否独生子女、生源地、是否留守儿童、是否接受过心理咨询8个项目，调查被试的人口学变量。

（2）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该量表由刘贤臣等人（1996）修订，包含主观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和日间功能障碍七个因子，共18个自评项目参与计分，得分越高表示睡眠质量越差。本研究中将睡眠质量总分大于7分视为睡眠质量不良，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3。

（3） 抑郁-焦虑-压力量表简体中文版。该量表由龚栩等人（2010）修订，共有21个项目，全量表由抑郁、焦虑和压力三个分量表组成，每个分量表包含7个项目，采用4级评分，作为负性情绪的评定工具。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5。

（4） 家庭功能评定量表总体功能分量表。该量表由刘培毅和何慕陶修订（汪向东，王希林，马弘等， 1999），适用于12岁以上，包括12个项目，4级评分，得分越高，表明家庭功能越不健康，平均分小于2分为家庭功能良好，平均分大于等于2分为家庭功能不良。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

（5） 接纳与行动问卷第二版。该量表由曹静等人（2013）修订，用于测量个体对某些个人体验的回避程度。该量表共有7个项目，采用7级评分，总分越高代表个体的体验回避程度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

（6） 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评定问卷。该量表由万宇辉等人（2018）修订，用于评估青少年采取自我伤害行为的种类和频率。本研究选用11个项目，采取4级评分，每个条目的得分越高，代表进行该类自伤的行为越频繁。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

（7） 贝克自杀意念量表中文版。该量表由李献云等人（2010）修订，用于评估最近一周自杀意念的严重程度。共有19个条目，研究选用前5个条目作为筛选条目，采取3级计分，得分越高表示自杀意念越强。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

（8） 社会逆境感知问卷。该量表由张静秋（2018）编制，主要测量个体对日常生活中遭遇的社会逆境的感知。该量表包含社会排斥/疏离、过度控制和社会竞争失败三个因子，共28个项目，采用5级评分。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4。

（9） 公正世界信念问卷。该量表由Dalbert编制， 苏志强等人（2012）修订。问卷包括一般公正世界信念和个人公正世界信念两个因子，共计13个项目，采用6级评分。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4。

（10） 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该量表由Taylor编制，后由国内学者蚁金瑶等人（2003）进行中文版修订。该量表包括情绪识别困难、情绪描述困难、外向型思维3个因子，共计20个项目，采用5级评分。总分小于等于51分为非述情障碍，52～60分为可能存在述情障碍，大于等于61分为存在述情障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4。

（11） 中文版Olweus欺凌/受欺凌量表。该量表由朱新筱（2005）修订，共计12道题，欺凌行为和受欺凌经历各6道题，采用4级计分。根据欺凌问卷和被欺凌问卷的作答情况，可划分为4类角色：被欺凌得分大于0，欺凌得分等于0，为被欺负者;被欺凌得分等于0，欺凌得分大于0，为欺负者;被欺凌得分大于0，欺凌得分大于0，为双卷入者;被欺凌得分等于0，欺凌得分等于0，为未卷入者。本研究中，被欺凌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欺凌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8。

2.3统计方法

采用SPSS 22.0对人口学变量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和χ2检验、t检验，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自伤-自杀意念组别的影响因素。使用Mplus 7.4进行潜剖面分析，模型的拟合指标主要包括Akaike信息标准（AIC）、Bayesian信息标准（BIC）、样本校正BIC（aBIC）、似然比检验指标（LMR）、基于Bootstrap的似然比检验指標（BLRT）和熵（Entropy）。其中AIC、BIC、aBIC越小表示模型拟合越好。LMR和BLRT两个指标的p值达到显著水平，则表明k个类别的模型显著优于k-1个类别的模型。熵表示模型分类的精确性，值越大表示分类越精确，熵约等于0.8时表明分类的准确率超过了90%。3结果

3.1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通过严格的程序控制共同方法偏差，包括被试匿名作答、各个量表附有清晰的指导语、主试均为经过培训的心理学研究生等。并采用Harman单因素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28个，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5.4%，小于40%的临界标准，故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中学生自伤-自杀意念的潜剖面分析

为探索中学生自伤-自杀意念的可能潜在分类，以1分类模型为基础，逐渐增加剖面数量，探索1～5分类的潜在剖面，比较其拟合指标。如表1所示， AIC， BIC， aBIC的值随分类数增加而逐渐减小。BLRT所有模型均提示显著， LMR仅在2分类模型中显著，并且2分类模型的Entropy为0.99，分类准确度理想，而3～5分类模型均存在人数占比极少的剖面，故不予采纳。同时结合分类的实际意义，本研究选择2分类潜剖面模型。

2分类模型第1类别的正确归属概率为0.999，第2类别正确归属概率为0.995，说明本研究的潜剖面分析结果可信。对2分类潜剖面模型进行命名，根据中学生在自伤-自杀意念的16个条目标准分的估计均值绘制图表，前11个条目（“故意掐伤自己”至“故意在皮肤上刻字或符号”）为自伤行为评定，后5个条目（“希望活下去的程度”至“希望外力结束自己生命的程度”）为自杀意念评定，如图1所示。第1个类别的中学生在16个条目上的标准分均明显高于第二个类别，说明第1类别中学生有过较多的自伤行为与更强的自杀意念，故将其命名为高自伤-高自杀意念组，也称“双高组”。该类型的中学生有90人，占比为10.68%。第2个类别的中学生在各个条目上得分均较低，说明其自伤行为较少、自杀意念较弱，故将其命名为低自伤-低自杀意念组，也称“双低组”。该类型的中学生有753人，占比89.32%。

3.3潜在类别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卡方检验

“双高”和“双低”组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分布比例如表2所示，其中年級、是否留守和是否接受心理咨询与自伤-自杀意念模式存在统计学意义相关，高二年级、留守、接受心理咨询的中学生在“双高组”比例更高。而性别、民族、生源地、独生子女与自伤-自杀意念模式不存在统计学意义相关。

3.4自伤-自杀意念潜在类别的影响因素的差异检验比较自伤-自杀意念两个亚组在各可能影响因素得分上的差异（如表3所示），结果发现，“双高组”比“双低组”有更多的受欺负经历，也更多欺负别人，同时感受到更严重的述情障碍、更强烈的社会逆境感知、更低的公正世界信念，家庭功能和睡眠质量都更差，经验性回避、负性情绪更多，且这些差异都存在统计学意义。根据Sullivan & Feinn（2012）的建议，受欺负经历和欺负行为的效应值大于等于0.2，为小效应量;公正世界信念的效应值大于等于0.5，为中效应量;述情障碍、家庭功能、经验性回避和社会逆境感知的效应值大于等于0.8，为大效应量;睡眠质量、负性情绪的效应值大于等于1.3，为非常大的效应量。

3.5自伤-自杀意念潜在类别的Logistic回归分析为探讨自伤-自杀意念潜在类别的影响因素及其程度，分别以潜在类别作为因变量，将资料中差异显著的变量（包括人口学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4展示了分类变量的赋值情况，未提及变量属于连续变量。

考虑自变量在理论上的重要意义和统计学上的显著意义，如表5所示。将单因素Logistic回归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作为自变量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如表6所示。睡眠质量、经验性回避和负性情绪是预测自伤-自杀意念模式的危险因素。

4讨论

4.1中学生自伤-自杀意念的两种模式

以往研究往往将自伤、自杀意念中学生看作一个同质的群体，本研究使用潜在剖面分析，试图探索中学生自伤-自杀意念的不同模式及其分组特征。研究发现中学生自伤、自杀意念可以分为两种模式（亚组）：低自伤-低自杀意念组（“双低组”）与高自伤-高自杀意念组（“双高组”）。其中大部分中学生归属于“双低组”，占89.68%，说明大部分中学生较少进行自伤，同时自杀意念也维持于低水平，该类学生心理健康水平较高。其余10.32%的中学生归属于“双高组”。“双高组”在自伤行为和自杀意念各条目得分均较高，而“双低组”均较低，这表明中学生自伤与自杀意念呈现“同高同低”现象，自伤与自杀意念相伴而生，证实了自伤与自杀意念的共病关系。“双高”与“双低”模式的差异可以通过青少年自杀毗邻性理论来理解，自杀毗邻性因素调节青少年急性压力应激和自杀意念与行为的关系（Miller & Prinstein， 2019）。对许多有心理困扰的人来说，自杀是一个遥远的选项，但许多因素促使其认真考虑自杀的可能，其中包括自伤经验。“双高”中学生频繁采取各种方式自伤，这类青少年更可能将自杀作为一种解除痛苦的方式，具有更多的自杀意念。“双低”中学生生活中也可能受到应激事件的影响，但更少自杀毗邻性因素使其自杀风险处于低水平。但有趣的是，本研究得到的亚组与国外有自伤历史大学生样本的研究结果不同（Chloe & Teena， 2013），本研究没有得到“高自伤-低自杀意念”组，表明我国中学生样本自伤与自杀意念的共病关系更具有典型性，“双高”模式构成了中学生自伤、自杀意念风险的主要特征。我国中学心理健康工作应该重视“双高”学生的预防和干预。自伤是“双高”中学生干预的可能入手点，前人发现多种自伤方式和自伤功能与自杀风险有关（Burke et al.， 2018），自伤疤痕数目正向预测自杀意念与自杀尝试（Burke et al.， 2016），故有必要树立自伤、自杀意念联合防治观念，在心理健康筛查中将自伤作为自杀的守门因素予以重点关注，建立校园自伤、自杀风险联合动态监测体系。

4.2一般资料与中学生自伤-自杀意念模式的关系自伤-自杀意念潜在类别与一般资料的卡方检验显示，年级、是否为留守儿童、是否接受心理咨询与自伤-自杀意念类别均相关。首先，高二年级“双高”人数比例最高，这可能是由于该年级学生学业压力较大、生活事件较多，教育管理者有必要加强该年级的心理健康监测，开展多种类的团体心理辅导（Panos， Jackson， Hasan， & Panos， 2014），提升学生的心理灵活性与应对挫折的能力，降低自伤自杀风险。其次，留守学生“双高”人数比例高于非留守学生，这与前人研究相符（王玉龙， 袁燕， 张家鑫， 2017）。根据家庭系统理论，家庭是个体早期成长的重要环境，良好的家庭环境能够缓冲压力，降低负性情绪和自杀意念，而不利的家庭环境与个体发展性问题相关。留守儿童的父母长期在外打工无法陪伴孩子，这导致他们长期缺少足够的关心和支持，具有更多的情绪和行为问题，自伤自杀风险更高（薛艳， 邱梨红， 季家丝， 2019）。对于留守学生，校方要及时注意其情绪变化，适时组织相关文体活动，让留守学生体验到温暖和支持。最后，接受过心理咨询的中学生处于“双高”组的比例更高，这可能是由于接受心理咨询的学生往往因焦虑、抑郁等问题寻求咨询，而这些问题又与自伤、自杀意念关系密切。未来可建立学生心理档案，重点关注有心理问题历史的学生。

4.3协变量与中学生自伤-自杀意念模式的关系本研究中协变量在不同潜在类别上的差异都具有统计学意义，“双高”中学生相较“双低”中学生遭遇更多的压力事件和负性体验。这表明两个类别能够区分不同心理健康状况的中学生，潜剖面分析得到的亚群体的异质性是真实存在的。本研究还考察了协变量对自伤-自杀意念潜在类别的影响效果，多因素Logistic回归显示，睡眠质量、经验性回避、负性情绪的预测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与变量中心视角下的研究结果相似。睡眠质量不良将导致个体生理和心理功能失调，使自伤自杀风险升高（Mcglinchey， Courtney Seidler，  German， & Miller， 2017）。而负性情绪与对负性经验的刻意回避使个体通过自伤实现情绪调节（Chapman， Gratz，  & Brown， 2006），也潜在提高了自杀的风险。本研究证实了自伤整合模型和自杀应激-易感模型的三个影响因素在自伤、自杀意念模式中的预测作用。但另一方面，欺凌角色、公正世界信念、家庭功能、述情障碍和社会逆境感知在多因素Logistic回归中均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它们是自伤自杀较远端的风险因素，常通过近端变量起作用，所以其解释力被更近端的因素覆盖，如负性情绪（南江， 姜红娟， 林丽妮等， 2021）。未来可进一步探讨协变量对自伤、自杀意念模式的預测作用。

4.4理论贡献与实践贡献

本研究具有以下贡献。理论层面上，本研究发现支持闸门理论，自伤和自杀意念同时存在，它们都是自杀行为过程的表现形式。具体而言，通过潜剖面分析证实了中学生存在“双高”和“双低”两个异质性亚组，其中“双高”个体约占一成，这有助于全面地揭示中学生自伤行为与自杀意念现状。并且采用Logistic回归，发现了一系列中学生自伤-自杀意念模式的预测因素，这为进一步探索和构建“双高”中学生干预模型积累了证据，将自伤的整合模型与自杀的应激-易感模型应用范围扩展至个体中心，丰富了自伤、自杀意念的有关研究。实践层面上，本研究建议将中学生自伤和自杀意念作为一个整体应对，切实加强自伤、自杀风险评估与日常监测。由于自伤、自杀意念在中学生群体存在异质性，教育管理者应该给予“双高”“双低”学生不同的心理健康指导。对“双低组”，重点关注有睡眠问题、常使用回避策略和负性情绪较多的学生，防范“双低”个体向“双高”转化。对“双高组”，可将“双高组”表现最频繁的“故意抓伤自己”和“故意扎或刺伤自己”作为重要警报信号，积极探索家校共防共治模式，提高家长和教师对常见自伤行为的识别能力。在识别的基础上，开展有针对性的、循证基础上的心理干预与治疗，增强学生抗逆力，帮助其采用积极的内部和人际策略应对现实挑战。目前适用于青少年的自伤自杀循证干预疗法学界已有较多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整合认知行为疗法（I-CBT）、青少年心智化疗法（MBT-A）、资源取向青少年-家长项目（RAP-P）、青少年辩证行为疗法（DBT-A）、青少年安全替代疗法（SAFETY）等（Anthony et al.， 2011; Jane & Mark， 2013; Joan et al.， 2017; Lars et al.， 2014; Trudie & Peter， 2012）。未来应加强上述疗法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随机对照试验验证，以便寻找适合中国“双高”中学生的干预方案。

4.5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虽探讨了中学生自伤-自杀意念的模式及其相关因素，但依然存在一些不足。第一，本研究虽得到 “双高”和“双低”两种模式，并根据闸门理论得知应该干预“双高”模式的自伤，但并不清楚干预何种症状效果最佳。未来可考虑使用近年来在心理病理领域大放异彩的网络分析方法解答这一问题，网络分析能够探讨自伤-自杀意念网络症状间的关系，借助中心性指标发现网络中最重要的症状，以便为干预寻找可靠的靶点（Borsboom & Cramer， 2013）。第二，本研究使用的样本来自成都某地，研究结果推广需要谨慎。未来宜扩大调查范围，增加样本量，提高研究的生态效度。第三，本研究采用回溯式调查，可能存在回忆偏差，未来可使用生态瞬时评估测量中学生自伤、自杀意念，增强变量测量的准确性和可靠性（Gee， Benassi， & Batterham， 2020）。第四，横断面研究无法反映中学生自伤-自杀意念异质性亚组发展轨迹以及个体在不同时间点是否属于同一亚组，今后可采用纵向研究设计，构建潜类别增长模型和潜在转变模型深入挖掘中学生自伤-自杀意念模式的时变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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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ouble high” and “Double low” Patterns of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Self-injury and Suicidal Ideation： Based on Latent Profile AnalysisHOU Mutian; TANG Shen; XUE Yifei; WANG Minghui; WANG Yutuo; WANG Huimin

（Institute of Applied Psychology，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1756， China）Abstract

In view of high prevalence of self-injury and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today， the current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pattern of self-injury and suicidal ideation and related factors through the individual-centered approach. A total of 843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self-injury， suicidal ideation and potential predictors. We applied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1） there were two subgroups of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low self-injury/low suicidal ideation subgroup and high self-injury/high suicidal ideation subgroup， accounting for 89.3% and 10.7%， respectively; （2） Poor sleep quality， experiential avoidance， and negative emotions were risk factors for latent classes of self-injury and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This study bridged the research gap in self-injury and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clarified the two patterns of self-injury and suicidal ideation as well as related factors， and provided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future intervention.

Key words：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self-injury; suicidal ideation; latent profile 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