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小婧

阜阳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安徽阜阳，236037

在我国城镇化社会背景下，以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逐渐加入城镇化进程，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为我国当前城市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同时，其工作价值观的差异给企业管理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引起了社会、企业及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

1 问题提出

农民工工作选择和从业行为等受到工作价值观影响。所谓工作价值观，指在求职、工作和离职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价值观，包括对工作类型、收入、工作地点、福利等设想，也包括对自身条件和适宜工作是否匹配的看法[2]。

1.1 农民工工作价值观影响工作成就

研究表明，持追求自我发展工作价值观的农民工注重就业的稳定性，而看重工作环境舒适度的择业标准显著增强就业流动性[3]。农民工的工作价值观还对工作投入存在影响：持舒适与安全型工作价值观的农民工对工作的投入低于成长型工作价值观的农民工[4]。也就是说，农民工的工作价值观直接影响他们的工作投入和成就，进而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因此，培养农民工注重“工作责任心、追求个人工作能力和发展”等积极的工作观念利于解决“民工荒”问题，促进经济发展。不过“80前”的老一代农民工和“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价值观之间的差异使得农民工积极价值观的促进变得有些复杂：年轻农民工往往偏好有变化的、活动的、自由的工作，而且他们渴望获得发展和社会认可；年长的则比较关注薪酬和稳定性，而且工作责任心较强[5]。

1.2 影响农民工工作价值观的因素

由于价值观受到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长期影响，因此新老农民工工作价值观表面的区别可能具有更深层面的社会文化原因。揭示新老农民工工作价值观差异形成的影响因素方能有效培养农民工积极的工作价值观。

对此研究者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1)在社会转型时期，国家经济发展、政策制度发生变化都会影响到社会需要和工作岗位，这些因素都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价值观发生变化。加之新生代农民工年龄较小，容易接受新事物，在工作选择时易受到社会变迁的影响。(2)在代际影响方面，老一代农民工的工作价值观影响新生代：家庭因素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价值观确立的过程中有着巨大的作用，家长往往是根据自己的工作经历、工作状况以及工作发展前途等方面的知识影响子女的工作选择。不过子女也不会完全听从父母的意见，而会同时根据同龄人和自己的工作体验进行判断[6]。

1.3 问题聚焦

上述第二个影响因素值得审思，因为根据“文化反哺”理论，在社会转型之际，会产生年轻一代将知识和文化传递给他们长辈的现象[7]4，即“反向代际影响”。从广义上讲，“代际影响”关注的是信息、态度、技巧等从一代人向另一代人传递的过程。代际影响又包括正向代际影响和反向代际影响两类：正向代际影响关注的是信息、观念、技巧等从上一代向下一代的传递过程；反向代际影响则反映的是与之相反的传递过程[8]。尽管价值观较为稳定，但是当老一代和新一代存在血缘关系时，前者并不完全把后者的成就看成威胁，反而会因为其是自己的后代而产生自豪感，进而认同后者的价值观，这就是新一代影响老一代价值观的心理机制[7]133。据此可以推导，在考虑血缘这个因素时，老一代和新一代农民工的工作价值观影响不仅是单向的，还有可能是双向的。因此，用“亲代”和“子代”这对包含血缘关系的概念比“老一代”和“新一代”更为适合本研究。综上，揭示农民工工作价值观的代际差异的影响因素不能忽视亲子两代相互影响这一现象，否则无法提出有效提升农民工工作价值观的建议。

基于上述考虑，本研究试图解决如下问题：亲代与子代的工作价值观各呈现哪些特点？两者是否出现相互影响的现象？如果出现上述现象，它具体表现为哪些类型？两代人的工作价值观相互影响的原因是什么？在研究过程中期望获得一些本土概念，并将之与“文化反哺”理论相比较，获得对农民工工作价值观问题的更深一步的认识，以期为政府制定和完善促进农民工在城市融合、稳定就业政策提供有针对性的决策参考。

2 研究假设与设计

根据“文化反哺”理论，子代对亲代的价值观产生影响是通过两者之间的沟通交流实现的，据此可推断农民工工作价值观代际之间的影响也可能通过沟通交流产生。又考虑到代际影响分为正向和反向两类，因此初步提出一个农民工工作价值观代际影响的理论框架(图1)，其中每个坐标的两端都代表对立的状态，分别为强交流、弱交流、子代影响亲代、亲代影响子代。

图1 农民工工作价值观代际影响理论框架

根据上述研究设想，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设计，包括定量的问卷调查和质性的追踪访谈两个部分。问卷调查的目的之一是了解亲代和子代农民工对待工作的看法，采用辛焕平的工作价值观量表，包括了安全与舒适、成长与能力、独立与地位三个维度[1]。采用以概率比例规模抽样策略，选取了238个农民工家庭，其中包括291位亲代农民工和392位子代农民工。问卷调查的目的之二是了解农民工代际之间的沟通情况。考虑到相关研究对农民工工作价值观的代际差异已经有了充分的研究，因此本研究的重点在于之后追踪访谈。其目的是探明两代农民工的工作价值观相互影响的现状与原因。对问卷的调查结果进行初步分析发现，按照亲代对子代的影响和子代对亲代的影响两个基本标准，综合考虑两代人之间存在有效沟通或沟通困难两个维度，从被调查的农民工中选取了20个家庭参与深度访谈，其中共23位亲代农民工和33位子代农民工。

3 农民工工作价值观代际影响类型

本研究关于亲代和子代农民工的工作价值观差异的结论与以往研究类似：亲代农民工更倾向持“安全与舒适”取向；子代则倾向持“成长与能力”取向。表面看来，两种取向各有积极方面，如亲代农民工对工作责任心的强调和子代农民工对工作成就感的追求；又各有消极方面，如亲代过于强调工作的稳定性却较少追求创新；子代喜欢追求有变化、自由的工作，却较少考虑专业发展。不过，在两者的关系上，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农民工表示自己的工作价值观受到亲代或子代的影响，随后的访谈进一步发现代际影响分为四种类型。

3.1 “传授式”工作价值观代际影响类型

子代在成长的过程中，从亲代那里获得与工作有关的价值观念，逐渐形成关于“什么是好的工作”这一概念。受访者多次提到“从小听说”等本土概念，在受访农民工看来，“从小听说”指子代农民工从小受到亲代的某些关于找工作的观念影响，子代形成相对稳定的工作价值观。而子代在工作实践中发现亲代的价值观有一定的道理，并没有落伍，还能够指导自己的职业发展，于是更加认同亲代的想法。在这种影响类型中，亲代和子代农民工的关系像传授知识的教师和获取知识的学生。正如部分接受访谈的子代农民工表示从小看着父辈们对工作的认真和执着，印象深刻：“从小父亲就对我说，不能只盯着眼前的舒适和自由，不能怕吃苦。我以前在工厂学做衣服的时候也很苦，但是我始终记得父亲的话，最后学会了制衣技术，现在回家开了服装加工厂，既能赚钱，又能照顾家庭”。可以看出，亲代农民工对子代言传身教进而产生影响。

3.2 “支持式”工作价值观代际影响类型

除了对子代的影响，谈到工作价值观的形成，亲代频繁提及“听孩子说”这个代码：“我儿子一开始给人打工，后来因为要照顾家里老人，只好回家和别人一起种植草莓，这几年销路也不错。我儿子一直说，不能只在土地里打转，要把农活当生意做。相反，我们就是不敢闯，生活才不好。”“听孩子说”意味着子代通过语言沟通将自己在工作实践中形成的观念输送给亲代，改变了亲代农民工自身持有的工作价值观。这一过程展现了子代话语的力量，而这一现象的形成又是基于子代农民工的工作有成就的基础之上，子代的工作进步之大让亲代为之自豪，并像“朋友”一样十分支持子代所选择的工作方式，赞同子代对待工作的态度。

3.3 “迎合式”工作价值观代际影响类型

还有的亲代农民工虽然没有明确提及“听孩子说”这个代码，但是也表达了子代的工作价值观对自己的影响：“不知道他们咋想的，今天在网上卖点红薯，明天又在微信卖点粉丝。反正看着他们干得不错，所以他们的想法应该是对的吧”。鉴于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子代对亲代的语言方面的影响，而是子代的所作所为影响了亲代对工作的看法，因此本研究将其归纳为“看孩子做”。而从子代的角度，他们则表示“虽然我不太和父母说我在做些什么，但是他们不像前两年那样总是嘲讽我，现在他们还跟亲戚朋友炫耀孩子的工作做得好”。通过观察子代工作的选择、变化和发展情况，亲代农民工感受到子代与自己不同的工作观念，意识到子代的想法可能更适应社会发展，在工作中更易获得进步。与“支持式”不同，这种子代对亲代工作价值观的影响并非基于子代和亲代之间的有效沟通，而是发生在子代的工作具有一定的成就，直接使亲代的观念产生冲突：子代在工作选择、变换时表现的行为与亲代差异很大，即行为模式的断裂导致观念的冲突，进而使得亲代承认自己关于找工作的观念落后于子代，将子代看成领域权威，用崇拜的目光看待子代。

3.4 “受挫式”工作价值观代际影响类型

依据文化反哺理论，亲代与子代之间的相互影响需要借助两者之间沟通顺畅的情况得以实现[7]122。不过本研究发现，不论两代人之间的沟通情况如何，他们谈及亲代对子代工作价值观的影响时，都提及了“听话”和“不听话”两个代码。“听话”代码往往跟随“不听话”代码出现，指子代农民工本来不赞同亲代的工作价值观，但是经过一系列的工作挫折，子代又发现亲代的某些观念是正确的。一位有着近20年工作经历的亲代农民工提及：“我们老辈有些经验还是对的，不能一天到晚换工作，以前跟小孩说，他们都不听，干什么都超不过半年，工资也不高。现在他们也希望能找一些较稳定的工作，也认为我们说的话有些也是对的”。接受访谈的子代农民工也承认亲代对自己工作价值观的影响：“我的父亲做了一辈子的木匠，小时候常年不在家，对我态度很冷漠，又说一不二。以前觉得他太老实了，只知道干活，所以我不想重复走他的路。但是我现在年纪也不小了，又没有技术，再找工作比以前难了。要是早听他们的话学一门手艺就好了”。

可以看出，虽然都是强调亲代农民工对子代工作价值观的影响，但是与“传授式”和风细雨的持续性影响不同的是，“受挫式”则出现在子代农民工在工作遇到挫折时，进行“暴风骤雨”般地反思方才发现亲代某些观点是正确的。

4 农民工工作价值观代际影响的文化原因

由于本研究从文化反哺理论出发，因此主要集中于文化原因的挖掘。尽管亲代和子代农民工的工作价值观相互影响的类型有多种，但是亲代农民工主要通过文化传承影响子代的工作价值观；而子代则通过文化反哺影响亲代的工作价值观。而且这两种影响方式在代际沟通与代际疏离两种代际关系中均能够出现(图2)。

图2 农民工工作价值观代际影响类型框架

4.1 传统文化的传承

通过访谈可以看出，亲代农民工更加强调工作能促进个人发展、提升个人工作技术和能力，认为不能只追求眼前的舒适和自由，这种工作价值观也影响子代，具体出现在“传授式”和“受挫式”两种工作价值观代际影响类型中。如在“传授式”代际影响类型中，访谈子代农民工得出的“从小听说”以及在“受挫式”代际影响类型中，访谈得出的“听话”与“不听话”这些本土代码均表现出亲代农民工对子代工作价值观的影响。

受访农民工对于工作成就的强调以及亲代的工作价值观对于子代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农民成就的认知相符。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之一表现为稳定性和封闭性，使得中国人在观念上渴求安稳，不习惯变动。中国传统社会当中的安稳，一方面是指人口具有封闭性的非流动性状态，另一方面是指人际关系要按照有礼有序生活的状态。这样的传统观念，在当下人们的生活中依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9]。而亲代农民工普遍对薪酬和工作的保障(稳定性)寄予较高的期望就是这一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反映。虽然与其他研究类似，亲代农民工也表现出较稳定的“安全与舒适”的工作价值观，但是通过访谈发现，他们也认为，自己要求工作时间和地点稳定、有较多的业余时间、却不太追求升职机会和较好的工资待遇，主要是因为“年龄大了、折腾不动了”，并非认为能升职、有高薪、能够得到别人尊重的工作是“不好的工作”。考虑到农民工的出现本身就是人口流动的结果，因此他们所追求的安稳不可能是封闭状态中工作时间、地点、规则、环境等有序性和舒适性的低层次要求，更是生活的有礼有序。而这一切的前提是拥有安顿家庭的能力，所以以往安土重迁的传统农民钻研农业技术，当下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则将“求安稳”这种传统文化心态投射在对各种工作技能的掌握中。这些在访谈中也得到体现：亲代农民工一直希望子代掌握工作技术，而子代也基本认可这一观念。可以说，子代农民工认同亲代的“安稳的才是好的工作”观念，看上去是对亲代工作观念的效仿，根本上还是源于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4.2 城市文化的冲击

访谈中发现，相对于亲代对子代的影响，子代对亲代工作价值观的影响更加强烈。这种影响在“支持式”和“迎合式”两种工作价值观代际影响类型中均有出现。如在“支持式”代际影响类型中，访谈子代农民工得出的“听孩子说”以及在“迎合式”代际影响类型中，访谈亲代农民工得出的“看孩子做”这些本土代码均表现出子代农民工对亲代工作价值观的影响。

虽然亲子两代农民工基本都是帕克口中的“边际人”[10]，他们都游走于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守成与变化之间，但是子代在精力、年龄、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明显优于亲代农民工，因此对从农村到城市的巨大文化差异的感受也更加敏感。他们几乎同时受到两种不同文化类型的影响、熏陶和教育，心中存在旧有的价值体系和现存价值观念的冲突，但是他们基本保存和超越了旧有文化，能够客观、理智、清晰地认识文化差异[7]4。相对于农村，城市生活的变化迅速，人际交往较注重理性而不是人情，这些社会差异导致子代农民工对“好的工作”的认识更加复杂：相对于安稳，子代农民工往往偏好有变化的、有挑战性、少受约束的工作。但是子代这些工作观念并不都能影响亲代农民工。亲代比较认同的是子代农民工对工作的创新和闯劲：子代农民工在变化的工作环境中抓住机遇获得工作成就，而这些工作成就让亲代不再对子代充满了敌视与不屑，更多的是对这个“异化”出的自己的理解与欣赏[7]133。正因如此，子代对亲代工作价值观的反哺方能实现。

4.3 乡土文化的断裂

关于代际关系，米德描述的不同阶段的文化传承模式恰好展示了老一代与青年一代之间所存在的三种不同类型：控制、疏离与沟通[11]。不过，本研究却发现了不太一样的结论。通过访谈发现，亲代和子代农民工的工作价值观之间的影响主要发生在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通过代际沟通，亲代和子代凭借通畅的语言交流，使得自己对工作的观念影响对方。具体表现为“传授式”代际影响类型出现的“从小听说”和“支持式”代际影响类型中出现的“听孩子说”等代码。这是由于语言沟通本身就是人类主要的相互影响方式，代际农民工的工作价值观也会凭借语言沟通进行相互影响。

不过，更常见的是，亲子两代之间关于工作的话题基本不出现，表现为“代际疏离”的关系，但是子代在工作受挫后又发现原来亲代的观点是正确的，或者子代的相关工作行为让亲代认同。具体表现为“受挫式”代际影响类型出现的“早知道听爸妈的话”和“迎合式”代际影响类型出现的“看孩子做”等代码。这是由于随着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逐步推进，加之对新事物具有较高接受程度的子代农民工对城市文化广泛认同，导致亲代农民工在工作报酬、发展前景、个人规划等方面的见解往往落后于子代，还消解了亲代农民工对“什么工作是好工作”的看法方面的权威。当然，父母即使不是权威还可以是朋友，为何亲子两代之间关于工作的话题出现了较多的“代际疏离”现象？因为随着乡土社群关系的解构，导致中国乡村长期稳定性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宗法血缘关系所确立的人际关系随之崩塌。这种关系对于家的观念、孝亲的观念极为重视，但是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发展，现代社会体系逐步建立起来，人口流动日趋频繁，陌生人社会不断冲击着熟人社会，以孝为核心的亲子关系受到挑战，子代和亲代农民工之间的关系就表现出疏离的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米德所谓的“控制”这种代际关系类型在农民工的工作价值观影响中几乎没有出现。究其原因，也是亲代农民工的权威被消解的缘故。

5 总结与建议

由于个体需求和发展的不同步，传授式、支持式、迎合式、受挫式四种农民工工作价值观的代际影响类型之间存在诸多差异。对其背后的文化因素分析发现，文化传承导致传授式和受挫式产生；文化反哺导致支持式和迎合式的产生。传授式和支持式更接近良性的代际影响类型，迎合式与受挫式代际影响类型则有待改进。而采取哪些措施促进良性的代际影响是后续需要重视的问题。不过考虑到不管是在文化传承还是反哺情境中，认同感和顺利的沟通更能导致传授式和支持式两种良性类型的产生，因此可以尝试从如下几个方面促进农民工工作价值观的良性代际影响，以期农民工增强工作投入和成就，进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首先，弘扬传统文化，加强工作培训，注重心理辅导。相比其他维度，亲代农民工的“安全与舒适”工作取向中对工作稳定性和工作技能的深层追求，更易于让子代产生认同感，是“安土重迁”这一传统观念的当代表现形式。持这种工作取向的农民工倾向于保持稳定的工作状态，工作流动性小，有助于企业长期稳定发展。这种工作取向并非亲代独有，访谈发现，子代也会认同“安全与舒适”取向，其主要发生在如下两种情况：一是子代从小的耳濡目染，二是随着工作技能的提升或者工作中遇到挫折。因此，各级政府部门应该弘扬“生活的有礼有序”这一传统文化中的积极价值观，让子代从小认可工作技能对安稳生活的重要性。另外，企业可以展开相关工作培训，提升农民工的工作技能，促进亲代农民工形成积极的“安全与舒适”工作取向，以向子代传承下去。最后，在子代遇到工作困境时，企业与社会可以加强心理辅导，引导其反思工作困境与工作技能之间的关系，加速子代认可并形成深层次的“安全与舒适”工作取向，让他们意识到工作技能才是对稳定工作的主动追求。

其次，将城市文化中变化、创新、理性等特征融入企业文化。研究结果表明，有些子代农民工能比较理性地看待暂时的薪酬待遇不高和长期的个人职业发展之间的矛盾，他们更看重所做的工作能否激发自己动脑筋、是否需要创造力、是否与自己的兴趣相一致、能否不断地从工作中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能否给自己带来成就感等。这种“成长与能力”价值观实际上是农村和城市的巨大文化差异对子代农民工产生的影响，它能够使子代农民工发挥个人的创造性、获得地位和职业发展，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因此，企业文化应加入城市文化中变化、创新、理性发展等特征。更具体地，企业需要营造开放、理性、创新的企业文化氛围，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发展路径，建立职业规划、梯队培养等方面的长效机制，提供给子代农民工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提升他们的成就感、创造性和责任感。除此之外，根据“文化反哺”理论，子代对在工作中不断创新、对工作新技能的持续追求所带来的工作成就让亲代感到骄傲，亲代认同并支持子代“成长与能力”的工作价值观，那么亲代对待工作也可能变得更有创新能力。

最后，营造良好的乡土文化，促进亲子两代的沟通。由于城市文化的冲击，以孝为核心的乡村亲子关系被消解，加之子代较容易接受新事物，因此亲代在工作中的权威受到子代的挑战，亲子两代之间的关系日益变得疏离。尽管访谈表明，亲子两代工作价值观的传承与反哺更多地发生在代际疏离的情况下，但是根据文化反哺理论，无疑顺利的沟通更能促进良性工作价值观的代际影响。而传统文化对家庭和孝亲观念的重视使得亲代农民工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权威性，能让子代虚心接受亲代的建议。因此，各级政府部门应该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增进子代农民工的家的观念、孝亲的观念，以促进亲子两代的沟通，更好地实现积极工作价值观的代际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