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 运 章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河南洛阳471023)

文字记录的产生是文明社会开始的重要标志。从文字的发明到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进入文明时代，其间经历了刻画符号和图画文字两个重要阶段[1]344。图画文字是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用图画来表达思想、记载事实”[2]441的原始文字。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苍鹭衔鱼图”和汝州阎村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鹳鱼石斧图”，为我国文字的起源和形成提供了珍贵资料。然而，关于这两幅原始图画的性质和具体含义，学术界仍存在很大的分歧。笔者谨就这两幅原始图画的相关问题，略述管见。

一、宝鸡北首岭“苍鹭衔鱼图”解诂

1958年，在陕西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出土大头细颈陶瓶的腹部，画有一幅彩绘“苍鹭衔鱼图”(图1、图2)。画面上呈现一只长颈长喙、头顶生翎的水鸟向右侧立，正啄住一条大鱼。大鱼的头和尾部翘起，作拼命挣脱的样子。这幅“苍鹭衔鱼图”的年代，属仰韶文化早期[3]，距今约6 500年。

图1 苍鹭衔鱼图陶瓶

图2 苍鹭衔鱼图陶瓶线图

关于这幅“苍鹭衔鱼图”的寓意，有学者认为“可以归入巫画的范畴”[4]。不可否认，这类图画大都具有浓厚的“巫术”色彩。但是，“巫画”的概念过于宽泛，难以揭示每幅原始图画特有的具体内涵。

一般认为，关于史前图画文字具体寓意的各种解读，大都难以得到有说服力的可信证明。笔者认为，史前图画文字的寓意，与当时的刻画符号一样，都与其载体的名义和用途相符合[5]。这种“载体自证法”，当是打开我国“图画文字”奥秘的一把金钥匙。具体地讲，宝鸡北首岭发现这幅“苍鹭衔鱼图”的含义与其载体陶瓶的名义和用途相符合，当是仰韶文化先民用来祭祀部落亡故女性首领(或妻子)的原始画作，应当纳入图画文字的范畴。

陶瓶腹部所绘那只长颈长喙、头顶生翎水鸟，从其形态看，颇似善于捕食鱼类的苍鹭(图3)。《说文·鸟部》曰：“鹭，白鹭也。”《玉篇·鸟部》曰：“鹭，白鹭也，头有长毛。”鹭鸟分白鹭和苍鹭(也名灰鹭)两种，世界多国和我国多地都有分布。

图3 苍鹭

“鹭”与陶瓶的名义相通。“鹭”，读如路，通作纍、罍。《说文·鸟部》谓：“鹭，白鹭也。从鸟，路声。”凡读某声的字，多可与读声本字相通假。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豫部》说：“路，叚借为羸。”《周易·大壮》曰：“羸其角。”《经典释文》曰：“羸，郑、虞作纍。”《集韵·铎韵》曰：“路，纍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履部》说：“纍，叚借为雷。”《诗·周南·卷耳》曰：“我姑酌彼金罍。”朱熹集传：“罍，酒器，刻为云雷之象，以黄金饰之。”贾公彦《周礼·春官司·尊彝》疏：“罍之字，于义无所取；字虽与雷别，以声同，故以云雷解之。”《诗·小雅·蓼我》载：“瓶之罄矣，维罍之耻。”毛传云：“瓶小而罍大。”《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载：“维罍之耻。”孔颖达《疏》云：“罍，大瓶。”是其证。

“鹭”与陶瓶的用途相符合。陶瓶本属盛置水、酒的器皿。《说文·瓦部》：“瓶，瓮也。”郑玄《仪礼·士丧礼》注：“瓶，以汲水也。”《玉篇·瓦部》云：“瓶，汲器也。”李善《文选·沈约〈三月三日率尔成篇〉》注：“瓶，酒器也。”这说明陶缸属陶瓶类盛置水、酒的器皿。

陶瓶、陶尊的硕“大”者，均属罍类器皿。如前所述，“大瓶”可名之为罍。可见瓶、罍均属同类器皿，只是大小不同罢了。《尔雅·释器》载：“彝、卣、罍，器也。”郭璞注：“皆盛酒尊。”邢昺疏：“罍者，尊之大也。”这说明“罍”是大尊的称呼。《诗·周南·卷耳》载：“我姑酌彼金罍。”陆德明《经典释文》说：“罍，酒尊也。”《诗·大雅·泂酌》载：“可以濯罍。”毛传：“罍，祭器。”郑玄《周礼·春官·司尊彝》注引郑司农云：“罍，神之所饮也。”足见“罍”属于“大瓶”、大尊类盛酒祭祀的礼器。

“鹭”的名义与死亡及丧事密切相关。因“鹭”、纍音近义通。《说文·糸部》云：“纍，缀得理也。”《玉篇·糸部》云：“纍，得理也。”《新书·道德说》云：“理，离状也。”是“纍”有“分离”“失去”的意思。《礼记·玉藻》载：“凡祭，容貌颜色如见所祭者。丧容纍纍。”郑玄注：“羸惫貌也。”《汉书·扬雄传上》云：“钦吊楚之湘纍。”颜师古注引李奇曰：“诸不以罪死曰纍。”《集韵·脂韵》说：“不以罪死曰纍。”“不以罪死”即正常死亡。是“纍”可表示“丧容”和死亡的意思。《尔雅·释鸟》云：“鹭，春钅且。”郭璞注：“鹭，白鹭，头翅背上有长翰毛，今江东人取以为睫樆，名之曰白鹭缞。”“白鹭缞”是用白鹭羽毛编制的丧服。

“路”，通作涂、除，有修除之义。《尔雅·释宫》：“路，途也。”《孟子·公孙丑下》载：“充虞路问曰。”焦循正义：“路，亦涂也。”《经籍籑诂·遇韵》曰：“《孟子》‘皆悦而愿出其路矣’，《周礼·司关》注作‘皆悦而愿出其涂’。”涂同除。《荀子·礼论》：“斋戒修涂。”王念孙《读书杂志》曰：“涂，读为除。”《尔雅·释天》曰：“十二月为涂。”俞樾《群经评议》说：“涂之言除也。”是其佐证。《周礼·春官·典祀》曰：“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政令。若以时祭祀，则帅其属而修除。”郑玄注：“修除，芟扫之征召也。”《礼记·郊特性》载：“祭天，扫地而祭焉，于其质而已矣。”所谓“修除”就是在郊外祭天时，除去杂草，“扫地而祭”的意思。

苍鹭衔鱼与女性首领(或妻子)密切相关。《说文·鱼部》曰：“鱼，水虫也。象形。”《尚书·中侯》曰：“鱼者，水精。”(贾公彦《仪礼·有司彻》疏引)《左传·闵公二年》：“归妇人鱼轩。”杜预注：“鱼轩，夫人车，以鱼皮为饰。”“鱼”与御义通，见王引之《经义述闻·春秋名字解诂》。《国语·周语上》曰：“王御不参一族。”韦昭注：“御，妇官。”“妇官”可解为原始部落的女性首领。《国语·晋语五》曰：“以整御人。”韦昭注：“御人，妇人。”《吕氏春秋·上农》曰：“农不出御。”高诱注：“御，妻也。”这说明“鱼”有“妇官”“妇人”“妻”的含义。由此说明，这件陶瓶祭祀的对象当是一位部落女性首领(或妻子)。

“鱼”与御义通，有祭祀之义。《说文·示部》：“御，祀也。”因此，“鱼”也有祭祀之义。由此可见，鹳鸟嘴尖御着下垂的“鱼”，表示对部落女性首领(或妻子)祭祀哀悼的意思。

苍鹭衔鱼还有男女交合的寓意。《诗·陈风·衡门》云：

岂其食鱼，必河之鲂？

岂其取妻，必齐之姜？

岂其食鱼，必河之鲤？

岂其取妻，必宋之子？

因“鱼”有“妇人”“妻”的含义，“鲂”“鲤”乃是妻子的象征，故“食鱼”当是求偶(娶妻)的隐语。在四川长宁“七个洞”崖墓画像里，也见有以鸟来作为求偶男子的象征、以鱼作为女性象征的画像。因此“‘鸟啄鱼’图”可视为“男女(阴阳)交合的符号”[6]。

由此可见，这幅“苍鹭衔鱼图”应是用苍鹭、鱼与陶瓶名义和用途的有机联系，来体现仰韶先民祭祀亡故部落女性首领(或妻子)时特意创作的原始图画。这对研究仰韶文化早期半坡先民的宗教信仰、祭典仪式和图画文字等问题，有着重要意义。

二、汝州阎村“鹳鱼石斧图”解诂

1978年，河南临汝(今汝州市)阎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鹳鱼石斧图”[7]，以其精美的图画和神秘的蕴涵，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其年代属于仰韶文化中晚期，距今约5 500年。然而，关于这幅精美图画的解读，学术界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一)“鹳鱼石斧图”的发现与研究

汝州市阎村仰韶文化遗址位于城东12.5千米，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1978年，这里出土了一件陶缸，用夹砂红陶盘拉成型，表面彩绘烧制而成(图4)。陶缸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底径19.5厘米。敞口、圆唇、深腹、平底，沿下有4个对称的鼻钮。腹部一侧绘有一幅高37厘米、宽44厘米的彩绘图画(图5)。右边是竖置的石斧，柄身绘有“×”符号；左边有白鹳站立，面向石斧，嘴上衔着一条长鱼，故名之为“鹳鱼石斧图”。这幅画面巨大、色彩鲜艳、古朴优美，且由多幅图画组成，在我国原始社会器物上，是极为罕见的珍品，具有颇为重要的多重价值。

图4 鹳鱼石斧图陶缸

图5 鹳鱼石斧图

这幅图画最发人深省的地方，是把鹳御鱼和石斧这两类似乎毫不相干的事象画在一起，并且画在专为装殓成人尸骨的陶缸(棺)上。显然在把它视作史前艺术杰作的同时，还得把它的含义搞清楚[1]127。关于这幅图画的性质，学者主要有“图腾”或“巫画”两种解说。

严文明认为：阎村类型所反映的是一个部落联盟的中心居址，那个画鹳鱼石斧图的陶缸应当是该部落酋长——多半是对建立联盟有功的第一任酋长的瓮棺。瓮棺上竖立着的石斧是酋长身份和权力的标志，白鹳是死者本人所属氏族的图腾，鲢鱼则是敌对联盟中支配氏族的图腾。这位酋长生前必定英武善战，曾高举那作为权力标志的大石斧，率领白鹳氏族和本联盟的人，同鲢鱼氏族进行殊死战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他去世之后，为了纪念他的功勋，专门给他烧制了这件陶缸，用画笔把他的业绩记录在上面。从而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幅具有历史意义的图画[8]。郑杰祥、范毓周、马世之大体上赞同这种说法[9]。

牛济普认为，彩绘中的鹭鱼面对的是一个形象完整的石斧，这个石斧在画面上很重要，刻画也较为细致认真。牛济普认为，这是生活在临汝这个地方的原始社会氏族所崇拜的图腾徽号。陶缸彩绘中“那个白鹭衔鱼吉利形象面向着石斧，是在向它奉献祭品，原始人以此来讨好他们所崇拜的石斧神灵，祈求得到吉祥、丰收、安宁”[10]。

张红樱认为：“图腾的本质其实是祖先崇拜，其特征是起标志作用。用这两个标准来看鹳鱼石斧图，似乎还难以将它与图腾相联系。”由此看来，“将鹳鱼石斧图理解为原始氏族的一幅图腾画显然是不太恰当的。”[4]笔者赞同这种判断。

必须指出的是，我国古代虽然盛行“图腾崇拜”的社会习俗，然而除“龙凤图腾”外，各个部族是否会把自己的“图腾神物”刻画在器物上面，这还是个有待证明的问题。例如：一是炎、黄部族的图腾。炎帝为姜姓，以“羊”为图腾[11]75。黄帝号“有熊氏”(《史记·五帝本纪·正义》)，以“熊”为族徽。然而，在炎帝、黄帝部族及其后裔活动的区域里，鲜见刻画有“熊”“羊”图像的遗物。二是商、周部族的图腾。“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商颂·玄鸟》)，说明商族是以“玄鸟”为图腾。周人的先祖“后稷，名弃”，乃“姜原出野，见巨人足，心忻然说，欲践之”而生弃(《史记·周本纪》)，说明周族是“以熊为图腾”的部族[12]19-20。然而，在郑州商城、安阳殷墟遗址以及宝鸡周原遗址、洛阳成周城遗址出土的器物上，鲜见刻画有“玄鸟”和“熊”图像的遗物。三是秦族的图腾。秦人的先祖乃“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生大费，“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史记·秦本纪》)。这说明秦族也是以“玄鸟”为图腾的部族。然而，甘肃、陕西境内秦族活动区域出土的文化遗物上，也鲜见刻画有“玄鸟”图像的遗物。

上述著名部族的图腾神徽在其活动区域的遗物上都难觅其踪。由此可见，那些轻易就把远古器物上的“图画”解为某某族“图腾徽号”的论断，只能被视为有待证明的推测之词。

那种“史前鹳鱼石斧图，应该归入巫画的范畴”[4]的论断，也是不尽恰切的看法。所以，这幅鹳鱼石斧图的具体涵义，仍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二)“鹳鱼石斧图”解诂

值得注意的是，这组“鹳鱼石斧图”有鹳、鱼和石斧三个重要元素。它们相互之间联系紧密，与那些在同一件器物上相距较远的“单个符号”判然有别。因此，这幅图画应是一组完整的纪事图画。也就是说，它应是仰韶先民使用的一幅“图画文字”，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其深刻寓意，也可以使用上述的“载体自证法”，得到证明。

我国古代盛行用陶瓮类容器来放置死者的遗体或骨灰，被称为“瓮棺葬”。这件陶缸是仰韶先民用来盛放尸骨的葬具。它的底部有小孔，可供灵魂出入。《礼记·檀弓》载：“有虞氏瓦棺。”《后汉书·王堂传》说：“遗令薄敛，瓦棺以葬。”“瓦棺”是指用土坯烧制而成，包括瓮棺在内的陶质葬具。因此，这幅“鹳鱼石斧图”的寓意，也应与陶缸的名义和用途相符合。

陶缸本属陶瓶类器皿。《说文·缶部》曰：“缸，瓨也”。《玉篇·缶部》说：“缸，与瓨同。”《广雅·释器》说：“瓨，瓶也”。郑玄《仪礼·士丧礼》注：“瓶，汲水器也。”李善《文选·沈约〈三月三日率尔成篇〉》注：“瓶，酒器也。”这说明陶缸属陶瓶类盛置水、酒的器皿。

陶瓶、陶尊的硕“大”者，均属罍类器皿。《诗·小雅·蓼莪》载：“瓶之罄矣，维罍之耻。”毛传曰：“瓶小而罍大。”《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载：“维罍之耻。”孔颖达《疏》云：“罍，大瓶。”可见瓶、罍均属同类器皿，只是大小不同。陆德明《经典释文》说：“罍，酒尊也。”《礼记·明堂位》载：“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诗·大雅·泂酌》载：“可以濯罍。”毛传：“罍，祭器。”足见“罍”属于“大瓶”、大尊类盛酒祭祀的礼器。

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用泥陶制成的缸、瓮、瓶、尊、罍诸器，本属于同类生活器皿和祭祀礼器。后来因其形制、大小的差异，逐渐赋予不同的名称。其中，形体硕大的缸、瓶、尊类礼器，就被称为“罍”。因此，这件陶缸的形体硕大，可将其称之为陶“罍”。

“罍”也是我国古代四时祭祀时，必备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司尊彝》载：“掌六尊、六彝之位，诏其酌，辨其用与其实。春祠、夏禴……其朝践用两献尊，其再献用两象尊，皆有罍，诸臣之所昨也。秋尝、冬烝……其朝献用两著尊，其馈献用两壶尊，皆有罍，诸臣之所昨也。”郑玄注引郑司农云：“罍，神之所饮也。”这说明古代帝王在春天祠祭、夏天禴祭、秋天尝祭和冬天烝祭时，都要使用“罍”来祭祀神灵。

我国远古时代盛行在死者灵堂(瓮棺)前焚柴升烟，使其灵魂升天的社会习俗。当时，死者在埋葬之前，放置尸骨的瓮棺，一般都要放置在特定的场地上，举行隆重的焚柴升烟、祈求死者灵魂升天的祭祀仪式。当前，世界上如非洲、印度以及我国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仍有把死者尸体放置在柴堆上焚烧，使其灵魂升天的习俗。《仪礼·士丧礼》载：“主人奉尸敛于棺……乃奠，烛升自阼阶。”郑玄注：“火在地曰燎，执之曰烛。”《士丧礼》说：“宵为燎于中庭。”郑玄注：“燎，火燋。”《仪礼·既夕礼》曰：“宵为燎于门内之右。”贾公彦疏：“燎，大烛。”商周时期在死者灵堂内，“烛升自阼阶”“为燎于中庭”的仪式，就是远古时代焚柴升烟，祈祷死者灵魂升天礼仪的遗绪。

石斧是砍木取柴的常用工具。《释名·释用器》曰：“斧，甫也。甫，始也。凡将制器，始用斧伐木，已乃制之也。”“斧”，也名为斤。《说文·斤部》曰：“斤，斫木也，象形。”段玉裁注：“斫木之斧，则谓之斤。”《孟子·梁惠王上》有“斧斤以时入山林”。是“斧”与“斤”同类，本是古代砍伐木柴的工具。

陶罍是古代“燔柴祭天”的礼器。罍，通作震，有木义。“斤”则是伐木的工具。同时，因“震”有阳义。《说文·阜部》曰：“阳，高明也。”郑玄《礼记·曾子问》注：“明者曰阳。”《诗·周颂·执竞》载：“斤斤其明。”毛传：“斤斤，明察也”。《汉书·律历志上》曰：“斤者，明也”。这说明“斤”的含义与陶罍的名义相符合。《庄子·达生篇》说：“柴立其中央。”成玄英疏：“柴，木也。”“燔柴祭天”需要焚柴升烟，而“斤”则是砍伐木柴的工具。这说明“斧”与陶罍的用途相符合。因此，“斧”字可以作为陶罍的象征。

在石斧的柄上画有“×”形符号。“×”与《说文》古文及甲骨金文“五”字的构形相同[13]88。“五”同午。郑玄《周礼·秋官·壶涿氏》注：“故书午为五。”孙诒让正义：“五、午一字，古音义皆同。”是其证。《左传·昭公三十一年》曰：“庚午之日。”杜预注：“午，火也。”《论衡·物势》说：“午，火也。”可见这里“午”字的寓意，与石斧可砍柴生火的用途相符合。

“鹳”是一种形似白鹤的水鸟，嘴长而直，羽毛多星呈白色，也间有灰色或黑色。生活在水边，以鱼、蚌为食物。这件陶缸上所绘的正是鹳鸟食鱼的生动写照。“鹳”，通作观。王念孙《尔雅·释鸟》疏证：“鹳，或通作观。”俞樾《诸子评议·庄子三》“如鹳雀蚊虻相过乎前也”按：“鹳，本作观。”是其佐证。《尔雅·释言》曰：“观，示也。”《国语·周语上》曰：“先王耀而不观兵。”韦昭注：“观，示也。”“示”本为祭祀之义。

鹳与瓮棺的名义相符合。“鹳”同雚，通作莞。郝懿行《尔雅·释草》义疏：“雚，《说文》作莞。”是其佐证。王逸《楚辞·九歌·愍命》注：“莞，夫离也。”《汉书·东方朔传》曰：“莞蒲为席。”颜师古注：“莞，夫离也。”是“鹳”有“离”别之义。“鹳”读如莞，通作棺。段玉裁《说文·艹部》注：“莞之言管也。”《白虎通义·崩薨》曰：“棺之为言完，所以藏尸令完全也。”《广雅·释诂四》说：“棺，完也。”这说明“鹳”与瓮棺都有离别之义。

“鹳”“鱼”也与石斧的用途相关联。“鹳”“鱼”的名义相通。“鱼”是鹳的食品。《诗·大雅·皇矣》曰：“其灌其例。”《经典释文》曰：“灌，木丛生。”《尔雅·释木》曰：“木族生为灌。”邢昺疏：“木丛生者为灌。”《论衡·指瑞》说：“鱼，木精。”这说明“鹳”“鱼”都与石斧的用途相符合。

“鹳”同雚，通作灌，有献祭之义。鹳、灌音近可通。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元部》曰：“雚，假借为灌。”是其佐证。《礼记·郊特牲》曰：“灌用鬯臭。”郑玄注：“灌，谓以圭瓒酌酒始献神也。”《论语·八佾》曰：“禘自既灌而往者。”皇侃疏：“灌者，献也。酌郁鬯酒献尸灌地以求神也。”灌是开始祭祀时，用有郁鬯芳香的美酒浇地，以求神灵降临来享用祭品的意思。

因为如前所说，“鹳鸟御鱼”可表示对部落亡故女性首领(或妻子)奉献祭品的意思。由此可见，这件陶缸当是存放部落首领(或妻子)遗骸的瓮棺。

由上所述，这件瓮棺上绘制的“鹳鱼石斧图”，“鹳鱼”可表示向死者奉献祭品，“石斧”可表示砍柴生火升烟，用来祭祀部落女性首领(或妻子)的意思。这种利用鹳鸟、鱼、石斧以及“×”字与陶缸名义和用途的有机联系，来体现仰韶文化先民向部落女性首领(或妻子)进行祭祀仪式的图画诠释，因而具有重要意义。

三、结 语

“图画文字”是人类文字起源和形成过程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唐兰在《古文字学导论》里，曾提出“文字的起源是图画”的主张，已被多数学者所接受。林耀华主编的《原始社会史》指出：“公元前四千年末，古代巴比伦苏美尔人的图画文字，用波浪线表示水，画个星表示星星，用上下颚的牙齿表示吃。爱琴海上的克里特岛，发现了公元前2 200年至1 500年的遗物，有刻在石制或泥制的印章上的图画，如张弓的猎人、手执陶器的陶工、启航的帆船、待运送的装在船上的马匹等，这是克里特人的图画文字。”[2]442

仰韶文化时代，正是我国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时期。这时出现的“苍鹭衔鱼图”和“鹳鱼石斧图”，虽然地域远隔千里，时间相差千年，却使用类似的“图画”来表达相同观念。这说明仰韶文化先民，使用“图画文字”来“记载事实”的习惯，已渐趋成熟。

综上所述，这两幅“图画文字”都是由多个“图画”组成的连续图案，来表示一个完整的思想意识，完全符合纪事性文字特征和功能。它们当是从“单个”的物象(标识)文字向“连字成句”纪事文字发展的重要阶段，在中国文字起源和形成过程里，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它们的发现对研究仰韶时代的宗教信仰、文化艺术、社会组织以及中国文字起源等问题，都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2021年是仰韶文化发现100周年，谨以此文献给仰韶文化发现和研究的先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