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从布迪厄社会翻译学理论出发，以理雅各和林语堂的《道德经》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场域、翻译惯习和资本对两位译者译本选择、翻译策略等的影响。

【关键词】 社会翻译学;《道德经》;布迪厄;理雅各;林语堂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6-0107-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16.034

《道德经》共81章，分《德经》37章《道经》44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哲学思想著作，以其丰富的内容和深邃的思想被誉为中华民族的瑰宝。自16世纪以来，据统计《道德经》已有270个西方译本。本文选取詹姆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91年英译本和林语堂1948年英译本为研究对象。两个译本成书于不同年代，两位译者的文化身份、国别、社會经历都不相同，译文风格也不一样。本文的理论支撑为社会翻译学，通过对比分析理雅各和林语堂在不同的译者惯习、场域和资本的影响下，各自译本在文本选择、翻译策略等的差异。

一、理论框架

霍姆斯（James Holmes）最早提出“社会翻译学”这一概念，在描写翻译研究中指出翻译社会学包括社会学和翻译学两大领域（Holmes，1972：177）。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翻译学逐步发展为一个重要的翻译研究领域。其中，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引起了学界广泛的关注。该理论打破了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二元对立，将社会环境和个人行动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其核心概念是：场域、惯习和资本（刘玮琦，2019）。这里的场域为“具有独特运作法则的社会空间”;惯习是社会结构参与者在参加社会活动中潜移默化、不约而同地接受了一些不成果的规范（Bourdieu，1993：162）;而资本是人积累的劳动，当其被人排他性占有时，该劳动就使人能占有社会资源（刘晓峰， 2018）。在翻译实践中，译者的家庭背景、教育经历、工作生活、社会活动等决定了其在社会空间中独特的社会轨迹，而社会轨迹与环境相互作用逐渐内化为译者的惯习，从而对译者的翻译实践产生影响（Bourdieu，1997： 241-258）。布迪厄社会翻译学理论为大家展示了研究翻译问题的新视角，有助于大家更深层次地认识翻译社会学的本质。

二、译者惯习的养成

（一）理雅各《道德经》英译本和其译者惯习

1815年，詹姆士·理雅各（James Legge）出生于苏格兰阿伯丁地区的汉德利（Huntly）。1837年，22岁的理雅各进入圣公会海伯雷神学院（Highbury Theological College）学习神学教育，这对他后面翻译中国经典著作有所帮助。1838年，他开始在学院里学习中文，并在1839年前往马六甲英华书院，在这里他明确了自己的职责是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翻译中国经典文学和学习中国的哲学思想。第二年动身前往香港，在王韬等知识分子的帮助下，开始着手翻译中国经典文学作品，于1861—1886年出版了《四书》《五经》等英译本。从场域分析理雅各的译者惯习，发现他形成遵循着同情的理解与阐释性的实践。理雅各翻译《道德经》时，不仅撰写了序言和导论，还沿用了他之前翻译中国经典时所用的注重考据的习惯，在注释中大量引用中国清朝之前的道家研究成果。

（二）林语堂《道德经》英译本和其译者惯习

林语堂，1895年出生于福建龙溪，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新道家代表人物。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Saint Johns University in Shanghai）后学习西方思想，并留学美国、德国，先后获得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和莱比锡大学（the University of Leipzing）语言学博士学位。《吾国与吾民》（1935）和《生活的艺术》（1937）英文版的出版，以及书中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他带来了国际声誉。在《论翻译》一书中，他将自己的翻译思想做了全面的、系统的介绍，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并提出翻译的三标准，即忠实、通顺和美。他的译作尽量符合西方读者的思维和审美期待，为他成功翻译《老子的智慧》即《道德经》奠定了基础。

三、两个英译本对比

（一）翻译选材

理雅各是第一批来华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期间先后翻译了不少中国经典著作，如《周易》《中庸》等。早期翻译中国典籍的经历为理雅各理解和翻译《道德经》提供了文化资本，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结识成为其翻译《道德经》的社会资本。《道德经》是中国道家经典著作，他认为为更好在中国传播基督教思想，传教士应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影响翻译材料选择的另一个因素是译者的兴趣。林语堂，学贯中西，是作家、翻译家和新道家代表人物，对《道德经》所传达的思想有着深入的认识。当时，社会上文化复古主义十分流行。加之，林语堂崇尚自然，赞扬闲适安静的生活。可以说，《道德经》中蕴含的道家思想和中华文化对林语堂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二）翻译策略

1.理雅各的翻译策略

在西方学术思想和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下，理雅各翻译《道德经》选择尊重原文，采取直译的策略。他认为，直译是为了保留原文的语言形式、内容和风格。比如他将“道，可道，非恒道”中的“道”音译为“Tao”，这保留了“道”的精神实质，尊重了源语言。

在其译文中，可以发现古英语体的身影，如doth，yea，aye， eer，vale，oft，它们往往出现在英文格律诗中，这无形中提升了译文的文学性。如，第六章中，原文“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理雅各译“The valley spirit dies not， aye the same.”（Legge， 1891：51）第二十八章中，原文“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理雅各译“Who knows … nor e'er for it is pale...”（Legge， 1891：71）

在理雅各的译文中，还使用了归化翻译策略。基督教的教义深深根植于西方世界及其文化，在理雅各译本谁处可见基督教思想的体现。如“无名，天地之始”，理雅各译“...is the Originator of heaven and earth...”（Legge， 1891：47）他没有将“始”译为中性词汇“beginning”;是将其译为“the Originator”，这与《创世纪》中的故事相呼应。此外，从译文的注释中也可以看到明显的基督教思想。在序言中他写到，《道德经》分九九八十一章，整个故事比福音书最短的章节还要短。（Legge， 1891 ： 6）他在第一章的注释中提到，“Always without desire we must be found ... Its outer fringe is all that we shall see...” （Legge ，1891：47 ）

由于大多数西方读者并不了解中国文化，理雅各使用了大量的解释说明来帮助读者理解模糊性的词语和相应的背景信息。（岳峰，2004：210-211）理雅各將第十二章中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翻译为“Colour's five hues from th' eyes their sight will take; Musics five notes the ears as deaf can make...”，且在注释中注明“The five colours are Black， Red， Green or Blue， White and Yellow...”（Legge， 1891：55）

理雅各通过使用直译，归化和添加大量解释说明性的文字的翻译策略，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西方读者理解《道德经》的思想，又达到了自己的翻译动机。

2.林语堂的翻译策略

翻译《道德经》时，林语堂用其提出的翻译三准则（忠实、通顺和美）来指导翻译，这使得他的译文行文流畅，通俗易懂。同时，他对原著进行了大量的深入研究，其译文中不乏形象生动传达原文意义的词句。林语堂翻译《道德经》的目的是为了向西方世界展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道家富有哲学的思想，并将篇名译为“The Wisdom of Laotse”， 使之与《中国智慧》（The Wisdom of China）、《印度智慧》（The Wisdom of India）等构成同一层次的对话（管恩森， 2020：151）。林语堂没有按照《道德经》传统的章节方式进行命名，而是将其分为七卷，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为每一卷、每一章拟定题目（陆昭企， 2017），如第一卷：道德性质（The Character of Tao），含有《道德经》的第一至第六章。

林语堂主要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在亲近西方文化表达方式的同时，尽可能地贴近原文。如“无名，天地之始”，林语堂译“The Nameless is the origin of Heaven and Earth...”（林语堂， 2012：23）。其中“始”译为“the origin”，该词的宗教色彩没有“the Originator”浓，或许更有助于西方读者理解原文意思，领悟其中的文化内涵。

此外，林语堂的译本语言更加通俗易懂，原文中的意象也生动地表达出来了。如，第四章中，原文“渊兮，似万物之宗”，林语堂译“Fathomless！ Like the fountain head of all things.”（林语堂， 2012：87）这里“宗”意为一切事物最初的起源，林语堂用“the fountain head”形象生动地表达了原文的意思，增加了译文的可读性。在第二十九章中，林语堂将“天下神器，不可为也”，译“（For） the world is God's own Vessel. It cannot be made （by human interference）.”（林语堂， 2012：103） 不难看出，林语堂试图模仿原文简洁含蓄的语言风格，且语言通俗易懂，减少了译入语读者的阅读负担。

此外，《道德经》是中国传统经典，具有语言凝练、句式整齐、大致押韵的特点。（梅秋芝， 2019）对照理雅各的《道德经》英译本，发现林语堂的译本的形式基本上符合原著的行文风格，且译文给人一种美的享受。如，林语堂将第五章中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译为：

“Nature is unkind：

It treats the creation like sacrificial straw-dogs.

The Sage is unkind：

He treats the people like sacrificial straw-dog…” （林语堂， 2012：95）

整章节在视觉上句式编排给人工整中带有起伏的感觉，不会使读者产生阅读疲劳;读起来朗朗上口，韵律有节奏;忠实原文的同时，尽量用贴近读者的认知习惯。

四、结语

本文以社会翻译学为出发点，依靠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浅要分析了两位译者受其惯习、场域和资本影响后对《道德经》文本的选取和解读，以及各自翻译策略的差别。发现（1）为了更好地让《道德经》英译本在西方传播，理雅各使用了直译、归化和添加大量注释的方法帮助西方读者理解原著，提高译文的可读性;林语堂主要使用异化的策略，拉近了西方读者与原著之间的距离。（2）理雅各翻译《道德经》时添加了大量解释性的语言来展示《道德经》的哲学思想内涵和中国传统文化，表达了他对源语言的尊重;林语堂学贯中西，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降低了译文的难度，帮助读者顺畅理解《道德经》的道家思想和中国文化。（3）理雅各的译文融合了古英语表达方式，提升了译文的文学性;林语堂在原汁原味保留原文特色的同时走向读者，并尝试让译文达到“美”的标准。

译者惯习和场域的相互作用，不仅会影响译者的选材、翻译策略 （邢杰， 2007： 10-15），也会对译作的语言风格和文本信息传递等因素产生影响。由此可见，用社会翻译学研究译者及其译作很有必要，且需要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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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冯璐，汉族，四川射洪人，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英语笔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