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运用后殖民主义理论切入《光明王》，细致梳理了作者在文本内容上体现出来的“他者”的特征，以及胡纾译本中针对“他者”问题使用的系列抵抗策略。

关键词：他者;异化;后殖民主义翻译体系;译者的抵抗

长久以来，西方文学作品存在将东方作为“他者”、异化东方的现象，本文旨在从后殖民主义理论角度出发，浅析美国长篇科幻小说《光明王》中对东方的异化，以及其中文译者如何灵活运用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对这种异化做出抵抗。

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是兴起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学术思潮，它自诞生以来扩展迅速，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后殖民主义着眼于宗主国与前殖民地之间的权力话语关系，批判后殖民时代的西方历史制度和思想方式，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1]

1978年，爱德华·萨义德出版后殖民主义理论经典著作《东方学》（Orientalism），重点阐释了“自我”与“他者”这一组相对的概念。在萨义德看来，西方将自己视为“自我”（Self），而将东方视为“他者”（the Other）。长久以来，西方都以自我为中心居高临下地凝视东方，在主观想象中构建出东方野蛮、神秘的“他者”形象，他们把东西二元对立起来，将东方刻板化、异质化、边缘化的同时，也完成了自我身份的认同与构建。[2]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殖民主义被引入翻译领域。针对西方殖民主义话语体系的霸权地位，韦努蒂提出“译者的抵抗”。韦努蒂认为，译者可使用抵抗的翻译策略，使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产生陌生和疏远感，从而将读者和译者从这种支配他们的文化紧箍咒中解放出来。[3]

一、《光明王》与殖民主义

《光明王》（The Lord of Light）由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罗杰·泽拉兹尼所著。该书面世后大受欢迎，荣获1968年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小说讲述了一个富有史诗色彩的宏大故事：在地球湮灭之际，一群西方人乘坐“印度号”飞船逃离地球，到一个遥远的新的星球上生存繁衍。他们利用高科技，将自己的意识不断转移到新的年轻的躯体上，从而避免了生物衰老死亡的宿命，获得灵魂上的永生。他们还借用印度神话体系，把自身所掌握的高科技技术包装为神力，将自己神化为印度诸神，建立起一套完整而森严的神权统治体系，以实现对这颗星球的永恒掌控。他们自称为“原祖”。

单就内容而论，《光明王》其实无关殖民，原因有三：（1）这是一部设定在未来、以外星球为背景的科幻小说，此书对于西方的殖民历史只字未提;（2）严格来讲，原祖们不是在“殖民”新星球，因为他们管辖、剥削的并非该星球的原住民，而是他们自己在这颗星球上繁衍的数量庞大的子孙后代，所以他们与星球上的居民实际上并不存在人种差别，后殖民主义关注的要点之一——种族主义，其实在小说里是缺失的;（3）殖民者一般在殖民地强行推行宗主国文化，而原祖们却反其道而行之。身为西方人的他们在新的星球上建立起了一套照搬自古印度的东方文明，自己也按照想象中的东方神明的姿态生活。

然而小说又处处关乎殖民。原因如下：（1）该书带有很强的隐喻性。一个由少数西方人组成的利益集团占领并统治东方色彩浓厚的异星，这让人很容易联想到西方殖民国家对东方殖民地的压迫;（2）《光明王》成书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彼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广泛展开，被殖民地民族独立情绪高涨，左翼思潮也席卷全球，罗杰·泽拉兹尼作为一名久负盛名的科幻大师，视野宽广、觉悟较高，他的这部作品即围绕对压迫的反抗展开，书中表达了对受压迫者的支持与同情;（3）二十世纪中期，后殖民主义尚未兴起，对殖民的彻底反思尚未在西方流行开来，西方国家的优越感比现在更为强烈，对第三世界国亚非拉的歧视与刻板印象也堂而皇之，尤其美国正值飞速发展的黄金时代，作为一众资本主义强国的领头羊稳坐全球霸主地位，美国人对于自身的经济文化自信满满，因此这部出自美国作家之手的著作仍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殖民者的傲慢与偏见。

二、《光明王》中构建的东方“他者”形象

在《光明王》中，作者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完成对于东方“他者”形象的构建：

（一）意向对比

《光明王》中的外星文明是以印度文明为原型，但作者在原型基础之上还加入了诸多其他东方国家或地区的元素，并且想当然地将诸多东方意象堆叠到一起，形成一锅东方“大杂烩”。作者在书中不吝笔墨地描写富丽堂皇的寺庙高堂、喧嚷污秽的大街小巷、精美诡谲的毯画壁绘，大书特书王公贵族纵情宴饮、娇妻美妾莲池嬉戏、奇装异服的舞者跳着古老的史诗之舞等，在西方人看来这些能集中展现东方之美的场景，以此构建出一个迎合西方想象中的东方——神秘、腐朽、蒙昧、奢靡。连自然景物都是奇异、陌生的，甚至带有超现实的色彩，染成粉红色的天穹、奇幻诡谲的丛林沼泽等等无不在提醒读者，这是一个迥异于西方文明世界的蠻荒之地。

而相对的，在涉及西方的部分，作者则多次提到现代人耳熟能详的科技名词，比如量子、磁场、电波等，甚至还有“海绵乳胶垫”“波尔多葡萄酒”“蓝色多瑙河”等现代人在日常生活常常听闻或接触到的事物，使读者产生亲切、熟悉的感觉。这与描写东方文明的片段形成鲜明对比。书中的西方俨然是科技、文明与进步的象征，读者与西方站在同一边，一起审视野蛮落后、等级分明的东方世界。

此外小说还存在将东方世界“性感化”的倾向。法国比较文学专家巴柔提出，很多西方作品存在将东方世界作为“他者”和赋予“性感化”嫌疑，比如出于浪漫的想象与对东方的支配欲望，西方浪漫派诗人往往侧重描绘东方沉迷于声色享乐、富有闺阁（harem）之美的一面，从而与东方“建立一些暧昧、复杂的关系”。简言之，他们把东方看作“能支配的他者”。[4]在《光明王》中，东方文明是奢靡、绚烂、甚至是香艳的：王公贵族的午餐能持续一整个下午，佳肴多得数都数不清，还有乐师舞者助兴;神与他的一众美丽的妻妾在莲花池里戏水打闹……类似场面不胜枚举，并且往往享受这些的都是来自地球上西方国度的原祖们，他们凭借科技轻轻松松就成了这个星球的特权阶级和至高统治者，纵享顶级奢华。这实为西方对于东方的支配心理的投射。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是可得的、能够为西方所支配的，他们可以凭借优越的文明与科技轻易让东方臣服，享受东方的顶级资源如探囊取物。这本质上仍是等级排序，将东方作为更劣一等的存在。

（二）角色塑造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在原祖统治之下的外星的芸芸众生实则是原祖们的子孙后代，基因上来讲是白人，但由于他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原祖一手构建的古印东方文明中，在生活习惯、文化习俗、思想精神等方面与东方民族无异，本质上可被看作东方人。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以蒙昧、未开化的底层人物形象出现，他们对上层阶级的剥削麻木不仁，对种姓制度逆来顺受，他们唯一的执着与狂热是“攒功德”——将自己挣的血汗钱投入“业报机”，钱投得越多，下辈子胎就投得越好。少部分人担任祭祀职位，他们掌握知识与话语权，也一定程度上知道原祖的真相，但他们选择向强权与利益屈服，甘当原祖的传声筒与帮凶，替原祖处理民间事宜，搜刮民众财富。他们的形象也是负面的，对应被殖民地的傀儡政府与买办。

而起来反抗原祖的既定统治秩序、挑起正义大梁的，反倒是原祖内部的一员，此人是当年“印度号”飞船的船员之一，本名为萨姆（Sam），一个典型的西方白人。他在漫长的岁月里换过无数具身体，对应地也换了无数个身份，但他总以一种清醒的救世主的身份出现在大众视野，比如“佛陀”“悉达多”或“无量大神萨姆”。他被塑造成一个极其高尚伟岸的形象——不为功名利禄所诱惑，坚持“自由”“平等”与“正义”的价值观，为解放众生不懈与其他原祖战斗。他与星球上“东方人民”的形象迥异，形成鲜明对比。他的队友也主要是原祖集团内部的一小撮良心发现的成员。换言之，这颗星球上所有“东方人民”的命运都掌握在这少数几个西方白人的手中，他们无法自觉觉醒反抗意识，也不具备反抗能力，他们的解放全仰仗萨姆。这里也暗示了西方对东方的绝对支配，流露出浓厚的西方至上的优越感。

（三）语言风格

涉及东方文明的部分，作者倾向于用书面的表达与华丽的辞藻，人物对白也拿腔拿调、几近做作，有意营造一种与西方迥异的氛围。涉及西方文明部分，作者表达平铺直叙，风格朴实自然，人物对白也比较生活化，给读者以亲切、熟悉的感觉。

比如书中有一段是萨姆与他的一位老同事的交锋。两人都是在现代文明中成长起来的西方人，当年在“印度号”飞船上共事过。此前这位老同事在以印度神“梵天”的身份与祭司交流时，对话中夹杂古英语与文绉绉的表达，如梵天质问祭祀为何突然来访，用的句子是“What thing of mighty importance moved you to call me thus？”命令祭祀退下时，说的是“Depart！”然而当她重逢萨姆，说话方式立马变得口语化、生活化，如“what have you been doing all this time？”“make yourself comfortable”等，还提到了“海绵乳胶垫”制作的舒服椅子，这些都是西方读者每天都可以听到的家常话。

显然，作者在描写东方角色对白时，有意采用古老、晦涩、甚至带点戏剧化的腔调，以将其与西方人流畅易懂的谈话区分开来，从而进一步异化东方文明。

三、译者的抵抗

韦努蒂提出的抵抗主要是以异化为特征，然而作为《光明王》的中文译者，胡纾同时采用异化和归化两种翻译策略作为抵抗手段，他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在涉及西方现代文明时倾向于使用异化的翻译策略，而在涉及东方古文明方面更多地使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以此来对抗、解构西方中心主义，一定程度上夺得了话语权。此外他还灵活结合直译、意译等其他翻译策略，表达出了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批判态度。

（一）归化

印度与中国同属西方眼中的东方。中印两国自古以来就交流密切。尤其印度佛教很早就传入了中国，成为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印之间的渊源远比中西之间的深远。胡纾作为本书的中文译者，在翻译此书时选择与印度站在同一立场，抵抗西方对东方的凝视与异化。

比如他在翻译小说中印度诸神名字时，采用了印度神在中国流传千年、即便是中国民间也耳熟能详的传统译名，比如将“Buddha”译为“佛陀”，“Siddhartha”译为“悉达多”，“Yama”译为“阎魔”，从而减少这些神名带给中国读者的异域感。

对于其他宗教名词翻译，胡纾也做了同样的处理。在书中关于东方文明的部分，译者用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名词“天庭”来翻译“heaven”。与此相对的，在西方人的对话中，译者则有意将“Heaven”译为“天堂”，“天堂”一词让中国读者联想到舶来的基督教。这大概也是译者的有心处理。

在标题翻译上也是如此。主角萨姆被东方群众尊称为“lord of light”。“lord”原为西方贵族称号，也指基督教中的上帝及圣灵，因此一般被译为“爵士”或“主”，很多欧美游戏以“lord of …”为名，引进大陆后一般都翻译为“……之主”，比如“lord of the sea”被译为“海域之主”，“lord of dungeon”被译为“地牢之主”。胡纾却把“lord of light”译为“光明王”，“……王”是一个颇具东方色彩的称号，比如“燕王”“格萨尔王”等。通过这种译法，可以进一步减少书中的东方文明带给中国读者的异域感。

（二）异化

在翻译涉及西方文明的部分，胡纾有意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

名词翻译部分，如上文提到，译者在翻译西方人对话部分，把“heaven”翻译成带有基督教色彩的“天堂”，而非更为本土的“天庭”。

他在翻译西方人物对白时，也有意保留了英语腔调，比如“愿意的话，你可以吸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有趣的是……”等在中文对话中比较生硬、突兀的表达，强化西方对话带给读者的陌生感。

因此中国读者与西方读者读此书的体验是全然相反的，在涉及东方文明部分，中国读者感到熟悉、亲切，甚至产生文化认同感;在涉及西方文明部分，中国读者则感到异样、陌生。

（三）意译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作者在某些部分选择粗暴直译，在有的地方则采用意译甚至编译手法，发挥较大自由度，从中可看出作者对西方殖民主义的立场与观点。比如萨姆在谈及这颗星球的原住种族罗刹（Rakasha）时，说道：“It was their world first. We took it away from them. Why shouldnt they be everything we hate them for being？To them， we are the demons.”这里作者换位思考，借主人公之口表达了对原住民的理解和同情。

但结合整部小说来看，作者对原住民的理解和同情是有所保留的，他将罗刹塑造为凶恶、危险、嗜赌、不守信的形象，并且表示封印罗刹是必要之举。初到这颗星球，萨姆等人打败并封印了罗刹。多年之后，萨姆又想借助罗刹的力量推翻原祖统治，他向罗刹王寻求帮助时，并且为自己当初的行为辩解，表示自己屠杀原住民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同胞能够生存下来，实乃迫不得已。语气中没有丝毫抱歉与悔意。

由此可见，作者并没有完全、彻底地站在原住民的立场对西方殖民行为进行解构。他理所当然地将西方人的生存发展置于绝对优先地位，并且认为为此残害其他种族也是全然正当的。

主人公的表达方式和语气也进一步佐证了这一点。“Why shouldnt they be everything we hate them for being？”直译过来就是“他们为什么不能是我们所憎恶的样子？”这句话逻辑比较委婉，语气也比较平和。

而胡纾在这里将这句话意译为“他们理应憎恨我们”，一语中的，逻辑更加直白，语气更为激烈，显然作为曾经被殖民地的人民，译者对于殖民行为的反感程度远高于作者。

胡纾通过《光明王》的中文翻译，向我们展示了归化也能作为抵抗西方话语体系的重要策略。译者将异化、归化两种手段相结合并灵活转换，可发挥更大的抵抗效果，策略性消解西方语言霸权，建立平等的种族关系。

作者简介：胡励文（1996—），女，汉族，四川遂宁人，研究生在读。

参考文献：

〔1〕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M].北京：新知三聯书店.

〔2〕童佳.浅论“他者”思想及其形象学意义[D].四川师范大学，2012.

〔3〕张苧月，文星.米兰·昆德拉作品译本中的“译者隐形”与“作者抵抗”[J].北方文学，2017（18）：70-71.

〔4〕Barrell，John.The Infection of Thomas De Quincey： A Psychopathology of Imperialism[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