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7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1）03-0108-11

辽朝是契丹族在我国北部地区建立的王朝（公元九○七年至一一二五年）。根据对契丹文字的解读，其中期称“契丹·辽”的双国号，晚期称“辽·契丹”的双国号。西辽称国号为“哈喇契丹”即“辽·契丹”的双国号，是对辽朝法统的继承。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是辽朝的中心地带，这里有辽朝首都上京和中京以及辽祖陵、辽庆陵和辽怀陵。各旗县有大量的辽代遗迹和墓群，出土了许多汉字和契丹大字与契丹小字的碑刻。

为了宣传和弘扬辽契丹的历史和文化，赤峰市新建了契丹辽博物馆。为了开馆进行展览，该博物馆向我借了两百多件辽金碑刻拓本，并斥资出版《刘凤翥李春敏收藏辽金碑刻拓本集》，让我为该书写篇前言。

我拓制技术的师承以及我和妻子李春敏的拓碑经历，均记载在拙撰《契丹寻踪——我的拓碑之路》（商务印书馆二○一六年八月北京版）一书中，我就从此书中摘取几段，权充前言。

忆昔一九六一年春，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门化读四年级，当时学兼中西的向达（字觉明，生于一九○○年，卒于一九六六年）教授给我们讲授《史料目录学》的课程。他在课堂上曾经说：“碑刻是重要史料，搞历史的人凡遇见重要碑刻手要勤快一些，顺手把它抄下来，如能照相或拓制，那就更好了，日积月累，必有大用。”向先生还说：“契丹文字是失传数百年之后于本世纪出土的死文字，基本上还没有被解读，倘若解读了契丹文字，可以为辽史的研究工作增加许多新资料，说不定会改变辽史研究的面貌。”

一九六二年，我大學毕业，同时考取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此研究所一九七七年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史专业的研究生，师从陈述（字玉书，一九一一至一九九二）教授。我去民族所报到之前，于九月十六日晚上去燕东园二十八号楼，向翦伯赞副校长兼系主任辞行。翦老提到，中国的民族古文字近年国内研究不够，国外却很卖力气地研究，这是不正常的，也是暂时的。翦老命我去民族研究所之后务必学一门或两门诸如契丹字、女真字、西夏字等民族古文字。翦老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学了民族古文字对你今后研究民族历史大有用处，说不定会对你终生受用无穷。”我对翦老一向很崇拜，他所说的“终生受用无穷”六字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当时即暗下决心：一定要永远铭记翦老的赠言，按翦老的嘱咐去做。

万万没有想到，六十年来，我一直践行着向达先生和翦老的上述教诲。

有一次我乘去燕南园向达先生的家中请教其他问题之机，又重提拓碑之事。我说：“向先生，您叫我们遇见好的碑尽可能地把它拓下来，这个意见很好，可我们都不会拓碑，请问先生拓碑的方法是怎样的？”向先生说：“拓碑的方法很简单，用清水把碑洒湿，然后把宣纸铺在碑上，纸也就湿了，纸一湿就有延展性了。再用毡垫儿铺在纸上，用木锤子轻轻地敲打毡垫儿。如果没有木锤子和毡垫儿，用湿毛巾叠一下，在纸上拍打，或在字口处用毛巾使劲挤压，也能使有笔画地方的纸陷下去。然后等纸晾干了，再用块布包些棉花做成有弹性的布球，用布球蘸些墨往已经干了的纸上拍打，多拍几遍，等把墨色拍匀了，把纸往下一揭就行了。”

向先生传授的拓碑技术虽然过于简单，但他讲明了拓碑的基本程序。这是我所接受的最早的拓碑技术的启蒙教育。

一九六四年十月，我结婚不久，就去贵州省晴隆县雨集公社参加国家民委组织的在民族地区的农村“四清”工作。我所在的大新寨村有布依族李、梁两大姓。在村前一个叫双江口的地方立有李氏始祖碑。于是我就产生了拓碑的想法，着手置办拓碑用品，买了几张绵纸、一瓶墨汁、一瓶胶水、少许棉花等等。一九六五年二月二日是农历乙巳年正月初一，我利用春节放假前往双江口拓碑。我那天的日记写道：“我一个人在那里拓李氏祖坟的墓碑，我带了一小瓶水、五张绵纸、一瓶墨汁、一瓶胶水、棉花若干、布一块、木棍一根。用水把碑刷湿，把纸铺在上面，用胶水糊上四角，用布（叠几层）再铺在纸上，用木棍打布，把纸都捶到字口的凹地方去，然后再用布包上棉花蘸少许墨慢慢地在纸上捶，捶好揭下即可。”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拓碑。虽然拓得很模糊，但能影影绰绰地把字看清楚。上面有“遡吾祖原籍江西南昌府鄷城县人。因洪武太祖调北征南，兄弟三人来黔：一落安顺府属白石岩，一落南笼府属鲁沟，一落安南县属流水寨。安厝于双江口者是吾辈原流（水寨）之始祖也。”我写信给妻李春敏，请她给我寄些宣纸来。我收到宣纸后，把这些宣纸全部派上用场。一九六五年四月五日下午，我用宣纸再次拓制了《李氏始祖碑》。当年六月九日，我去木瓜田村拓制了布依族李世荣的墓碑，他是清朝的四品官。六月十日，我去红岩村拓制了立于清朝咸丰四年的《齐心捕盗碑》。这些拓片虽然基本上能把字看清楚，但墨不匀，均不理想。

一九七五年九月，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联合成立了以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和邢复礼为成员的契丹文字研究小组。我负责去外地拓制契丹文字碑刻。为此我还于一九七五年九月下旬，特意去罗福颐先生府上请教拓制技术。我对罗先生说了说拓制工具，拓出来的拓片老是黑一块白一块的，有的把字口淹了，有时还没拓完，纸就自动掉下来了等情况。他听了以后说：“拓碑要用生宣纸，不要用熟宣纸。生宣纸吸水强，容易上纸。不等拓完纸就老往下掉，可去中药铺买一味叫白芨的中药，白芨面也行，白芨块也行。如同沏茶一样，用开水沏成白芨水，上纸之前先往碑上刷一层白芨水，然后再上纸，纸既能粘得住不脱落，拓完后又能揭得下来。上墨的工具叫扑包儿，也叫拍子。拍子仅用布包棉花不对，那样墨都吃到棉花中去了，有多少墨都不够棉花吃，上墨时不使劲不上墨，一使劲就把墨给挤出来了。把白字口都给淹黑了，墨有胶透过去必然把纸给粘住揭不下来，棉花仅仅起个弹性作用，必须使棉花不能沾上哪怕一点的墨。以前都是用油纸把棉花包起来，用不了几下油纸就破了，还得重做扑包儿。现在有塑料薄膜就好办了。先用塑料薄膜把棉花包起来，包紧扎牢。再在外面包三四层布就行了，把布捆紧，捆紧后多余的布用绳子缠一缠做柄。上墨时不要老在一个地方往上拍，要拍一下换一个地方。如果老在一个地方往上拍，墨有胶，把纸拍湿了，容易把纸粘起来，再拓，字的笔画就错位了。也容易使墨透过去把纸粘在碑上揭不下来。拍子最好做两个，拓碑时，往一个拍子上刷上少量的墨，用另一个拍子擦一下，轻轻地往纸上一遍一遍地拍，不黑没关系，越拍越黑，黑到满意的程度就可以往下揭了。”罗先生一番话，果然让我受益匪浅。

金代的萧仲恭墓位于现在的河北省兴隆县梓木林子村。一九四二年，该墓被当地农民盗掘后，其契丹小字墓志铭被弃置于墓旁数十年无人过问。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郑绍宗先生于一九七二年把墓志铭运到保定市的河北省文物管理处保存，并著文在《考古》一九七三年第五期发表。我通过大学同学王岩介绍，认识了郑绍宗先生。我说我想拓一份契丹小字《萧仲恭墓志铭》拓本，他同意。我决定出差拓制契丹文字，第一站计划先去保定市，我先给郑绍宗先生写了一封信，告知他我大致前往的时间及目的。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八日上午，我到达保定市。下午去河北省文物管理处，一进楼就遇见了北大同学金家广，我跟他说明来意，他领我去楼上见李捷民处长，并向李处长介绍了我是他北大时的老同学。李处长看过介绍信后对我说：“郑绍宗出差了。他临走时跟我打了招呼，说您要来拓制《萧仲恭墓志铭》，就送给您一份萧仲恭墓志拓片好了，免得您费事自己拓。”我说：“我们是与内蒙古大学合作研究契丹文字。为了工作的方便，两个单位均应有收藏。如果方便的话还是允许我再拓一份为好。”李处长说：“萧仲恭墓志拓片只给您准备了一份，没有多余的了。如果您想要两份，只好由您自己另拓一份了。不过我们单位地方小，许多墓志摊不下，只好码放在一起存放。需要找几个力气大的人把萧仲恭墓志从码放的堆中取出来，搬运到一个宽敞一点的地方才好拓。我找人去办，您明天上午来拓。您既然与家广是同学就好办了，在保定有什么事都可让他帮您办，他解决不了的事情再找我。”李处长说完之后，就把装在一个牛皮纸袋内的一份契丹小字《萧仲恭墓志》拓片交給了我。我告别了李处长，家广把我送出门外。

我回到旅馆后，立即摹录李处长赠送的那份萧仲恭墓志拓片。拓片分志盖和志文两张，志盖好比书的封面，仅有九个很大的契丹小字，志文五十行，共有契丹小字约二千四百四十余字。萧仲恭是随同辽朝末代皇帝耶律延禧一起被金兵俘获的契丹人。他的母亲是辽道宗第三女越国公主特里。萧仲恭降金后，官至“行台尚书省左丞相”，《金史》有传，《辽史》中也记载了他本人和其先辈的事迹，这均有利于对该墓志契丹文字之解读。

九月十九日早饭后，我带着拓制工具和物品立即赶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家广先领我至后院堆放墓志的地方看了看，只见几个年轻人正在往外搬运萧仲恭墓志。家广又把我领到冀克武先生的办公室内喝茶，并把冀先生介绍给我。冀先生很热情，问我以前拓过碑没有？我说：“拓过，但拓得不太好。”冀先生说：“萧仲恭的墓志比较大，而且还有志盖。您大老远的来了，既然拓就得拓得好一些。如果没有人帮助您拓，恐怕一天也拓不完，也不会拓好。”他又对家广说：“得找个人帮助他一下。”家广说：“我去看看张学考在家没有。”说完之后，他就走了。不一会儿，家广领来一位约三十多岁的人，向我介绍说：“这位是我们单位专门拓碑的张学考同志，请他帮助你拓。”我们互相寒暄之后，张学考先生立即切入正题，问我：“带白芨了没有？”我说：“带了。”我就从物品袋中取出一包白芨面交给他。他在冀先生的办公室内绰了一个杯子，放入约一羹匙白芨面，用暖水瓶中的热水把白芨沏好，接着又问我：“纸闷了没有？”因为当时我还不知道拓碑必须先把纸闷透了，更不知什么叫闷纸，所以对张先生的问话不知所措，只好如实请教：“什么叫闷纸？”张先生见我连什么叫“闷纸”这句拓碑行话都不懂，就断定我是一个二把刀。于是他就来不及跟我废话，命令我说：“快把你带的宣纸拿出来，我帮你闷。”我把一卷宣纸全交给他。他抽出一张纸就在一张大桌子上对折，一面指给我看一面对我说：“不要对齐，要错开一点，以便等会儿好揭开。”接着又把对折的纸再反复对折，直至折成约十厘米宽的长条形。每次对折的两个面都不一样宽，都是一面宽些、一面窄些地错开约一厘米。接着他又把长条形的纸往短处对折，直至折成近似于正方形的形状，每次对折时亦错开一点。他如此共折了四张纸。然后把冀先生办公室内暖水瓶中的开水全部倒入冀先生的脸盆中，并顺手绰了冀先生的一条毛巾放入水中，立即把毛巾捞上来用手拧了一下把湿毛巾平摊在桌子上。他又把叠好的四张纸依次放入水中一蘸立即取出来平放在毛巾上，用湿毛巾把四张湿纸包好。这时他才腾出时间对我说：“宣纸一遇水就膨胀，水多的地方膨胀得大，水少的地方膨胀小。膨胀不均纸就不平，不平就容易起褶子。为了使拓出来的拓片不起褶子，必须用开水先把纸闷透了。如果没有开水，凉水也行，那要闷得时间长一些才能闷透。湿纸放在湿毛巾内，水多的地方往水少的地方走。纸中的水分如果不够还可吸收湿毛巾的水分。如果纸中的水分太多，可被毛巾吸走一些。每间隔十分钟把毛巾拧一下，如果拧出水来，说明纸中的水多，被毛巾吸出来了，拧完了再包上，待会儿再拧，直至拧不出水来为止。如果第一次就拧不出水来，说明纸中的水分少，应把毛巾放入水中捞出来拧一下，这时不要拧得太紧，使毛巾中保留的水分多一些，以供纸吸收，然后用含水分多的湿毛巾再把纸包上。这样反复多次，直至纸中的水分不多也不少，包内的纸不可太多，三至五张即可。要不时把包内的纸换一下位置，中间的拿到外层，外层的放入中间，以利于水分互相吸收，约一小时纸就闷透了。多操作几次，就能掌握怎样才能把纸闷透的火候了。”张先生这番闷纸的大道理说得我瞠目结舌，钦佩不已。

我也很自愧，自以为跟向达先生和罗福颐先生学了拓碑技术，而且出发前还进行了练习，技术已经过关了，实际上仍然是门外汉。张先生又问我：“是用墨汁还是研墨？”我说：“研墨。”张先生又问：“墨研好了吗？”我说：“没有。”张先生说：“赶快研墨。应当事先研好了放在瓶子内，临时现研墨就来不及了。拓碑用的墨相当多，如果一个人操作往往顾了研墨就顾不了拓碑。用墨汁虽然简便，但墨汁拓出的拓片在装裱时，墨容易走，走到字口中去就不好了，用研墨拓的装裱时墨不走。如果非用墨汁不可，也请用中华牌的墨汁，一得阁的也行，其他牌子就不保险了。不论用什么墨汁，要研些墨掺上才好使。用墨汁拓的拓片，装裱前放入饭盒密封，然后放入锅中蒸一下再裱，墨就不走了。”张先生又一番拓碑用墨的大道理，说得我口服心服。

我赶快取出砚台和墨开始研墨。张先生见我还带了一些橡皮锤子、木头锤子和毡垫之类的东西，就又对我说：“都什么年月了，你还用这些老年间用的工具。”他检查了一下我所带的拓制工具后指出，除了我带的几个扑包儿之外，其他工具均不实用。他就说：“先用我的吧。”他立即去他的办公室取来一个装裱用的棕刷和一把约有一尺半长柄的大猪鬃刷子和一瓶中华牌墨汁。大猪鬃刷子的刷子面是约有巴掌大小的长方形，密密的猪鬃约有一寸半长。等纸闷透了，就把所有的物品拿到院子中萧仲恭墓志前备用。志盖倚着墙立着，墓志文平放着。张先生又去打来一盆清水，拿来一块抹布。他用湿抹布把志盖和墓志石擦了几遍，并对我说：“拓之前必须用清水把碑洗刷一下或用抹布擦几遍，使灰尘都去掉。字口中万一有泥要剔出来。这样拓出的拓片才清楚干净。再说，此墓志为砂岩质，吸水性很强，用湿抹布一擦，既干净又让石头吸收了一些水分。这样上纸，纸就不容易干得太快。”张先生又往墓志上刷了少许白芨水，接着又用抹布擦掉。我问：“为什么把刷上去的白芨水又擦掉？”他说：“看似擦掉了，实际上没有擦掉，只是摊平而已，不使墓志上有水汪着，以免上纸时纸一吸白芨水又起褶子。像这种砂岩质的平放着的墓志不用白芨也行，但还是用一点比较保险。”张先生拿出一张闷好的纸逐层揭开，虽然是湿纸，但在他手中像布一样结实，很快揭成单张，平铺在墓志上，四周多留出约二寸的纸。这时发现纸的长度有余，宽度不够。因为墓志是正方形的。张先生把多余的长度撕下来仍折叠好放入湿毛巾内备用。他说：“不够宽没关系，等会儿可以接补。先把铺开的这张纸上好。”我头一次听说纸不够宽还可以接，但不知怎么接法，也不便多问，只好等着看到时张先生怎么操作。张先生接着把平铺在墓志上的湿纸抻平，再用棕刷把纸刷得更平。用棕刷一刷，纸下的空气就被赶走了，纸就很自然地贴到墓志上了。他一面刷，一面指给我看，并说：“棕刷一定要斜着刷，不能把刷子立在纸上刷。以免把纸刷破。”他又把边沿上多余的二寸纸折到墓志侧面去，纸下刷些白芨水，用棕刷把纸刷在墓志侧面，刷平粘好。他又对我说：“把四边的纸粘牢最重要，免得从边上往纸下进风，未等拓完风就把纸给拱下来了。现在可以接纸了，接茬处的纸必须把纸边撕掉，不要齐茬接。两张毛茬的纸容易接在一起不开裂，也好看，不是内行人看不出接补的痕迹。”他一面说，一面把等待接茬的纸边撕掉约一厘米宽，又把另一张纸揭开成单张，撕掉接茬的纸边和多余的纸，搭在原先铺上的那张纸的接茬处，两张纸的衔接处约有一寸宽的纸重叠。再用棕刷刷平，粘好四边。这样就算完成了上纸的工序。张先生又说：“待拓好后往下揭时，一定要先揭先上的那张纸，即接茬处在下面的那张纸，这样揭就把后上的纸一起带下来了。不要先揭后上的纸，那样会把接在一起的纸揭开。”他又用棕刷反复刷接茬处和接在一起的整张待拓的纸。他说：“越刷越平，不使起褶。”上好纸后，张先生就用大猪鬃刷子使劲砸纸。他说：“刷子要平着下去，立即平着抬起来。下去之后要稳，不要产生往前推或往后拉的现象。否则容易把纸弄破。”他很快就把字口中的纸都打得陷下去了，而且都着了地，不使字口中有空气。打完之后，他又用棕刷把被猪鬃刷子打出来的一些纸毛毛刷掉。他说：“等晾干了纸就可以上墨了，但也不必太干，有八分干或九分干就行了。纸湿容易洇，纸太干了拓起来费劲。”

张先生用同样的方法把纸上到志盖上，用猪鬃刷子把字口和花纹处的纸砸得陷了下去。志盖不是平面的，呈覆斗形。四个斜面的分界处即四个角必须把纸撕开先把一个侧面用棕刷刷平，拐角处把多余的纸折到另一个侧面去，另一个侧面多余的纸与之搭上。四个角都这样办。张先生又叮嘱我记住接茬处哪面的纸在下，哪面的纸在上。拓好后往下揭时，一定先揭接茬处纸在下面的。

纸晾干了，开始上墨。仍然是主要由张先生操作。他教我学着干。家广也帮着我们往上拍墨。张先生说：“拍子上的墨一定要少。不怕墨少，就怕墨多，墨多了一拍子下去拍洇了就没有救了。墨要一遍一遍地往上拍，不要使劲太大。正规的拓片要上六十遍墨才能拓好，慢工出细活。鉴定拓片好坏要先反过来看，如果拓片背面全是白的，沒有洇过去的地方为初步合格。倘若黑一块、白一块的为不合格。最后看拓片正面，必须黑白分明，该黑的地方一色黑，没有黑灰相间的情况，该白的地方例如字口或碑上划的道道要一色白，不允许蹭上哪怕一点墨，这样才算完全合格。”

我们拍到中午下班时，才上了约四十遍墨。本欲下午再上，忽然天上掉下几个小雨点儿。张先生忙说：“赶快往下揭。”很快就把一份两张拓片揭了下来。虽然还差几遍墨，但在外行人看来已经非常理想了。除了上墨我曾经参与外，整个过程都是张先生帮我干的。不仅帮我干了活，还毫无保留地向我传授了拓碑技术。内蒙古大学现在收藏的萧仲恭墓志拓片就是当年张先生帮我拓的那份。

张先生告诉我，为了加强中日文化交流，一九六五年要把西安碑林的碑刻拓片运往日本展览。这是国务院的硬任务，由北京故宫派出马子云（传拓前辈耿建亭之贤婿）和纪宏章两位拓碑专家去指导拓碑。每一个省派一位年轻人去帮忙，同时也是去学手艺。河北省就是派的张学考先生。西安碑林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养了一批拓碑匠人，他们为了追求拓碑效率，逐步发明了用猪鬃刷子代替木锤毡垫捶字的方法。马子云先生虽然仍让各省来的年轻人用木锤毡垫捶字，但大家觉得太吃力，也太慢，逐渐都改用猪鬃刷子的上纸法。大势所趋，马先生最后也认可了他们的做法。张先生还说，大猪鬃刷子只能去西安定做，别的地方没有卖的。如果没有大猪鬃刷子可以用猪鬃鞋刷子之类的刷子代替，但效率要差一些。张先生又说，除了用猪鬃刷子上纸之外，其他手艺都是跟马子云、纪宏章两位先生学的。张先生又传授给了我。他还给我留了他的家庭地址，以便联系。我用晚上的时间，去张学考先生府上拜访了几次，他又教给我怎样拓钱币和铜镜以及球形物品怎样上纸，等等。

我的拓制技术是跟向达、罗福颐和张学考三位先生陆续学的。事后我托西安的朋友帮我定做了大猪鬃刷子。

我按着拓本手抄了契丹小字《萧仲恭墓志铭》，从九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我天天都去文管处对照原石校对手抄本。需蹲在地下，有时需趴在墓志上，极为辛苦。在文管处工作又住在楼内的比我高两届的北大同学姚婉贞大姐怕我着凉，给我拿了一个椅垫子用。我每次去了，她总是沏一杯热茶放在我旁边，关怀备至。我这个对照原石校订的手抄本先后收入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着《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八月北京版）和刘凤翥编著《契丹文字研究类编》（中华书局二○一四年十二月北京版）。

辽宁省博物馆是收藏契丹文字碑刻最多的单位。为了拓制那批碑刻，一九七五年十月五日晚，我乘火车离京赴沈阳，次日晨抵达沈阳南站。当时住旅馆是一大难题，外地人到北京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革委会的介绍信才能住旅馆。北京人到外地除了单位介绍信之外，还必须当地一定级别的接待单位协助才能住上旅馆。我下火车后打听到辽宁省文化局在中山路的中山广场西北角。我到了省文化局，韩处长给我批转了去省博物馆和去昭乌达盟（今赤峰市，当时暂归辽宁省管辖）的介绍信，并帮我联系好东北旅社四九一号房间。

七日上午，我去辽宁省博物馆联系拓碑工作。金殿士同志接待，他立即找来保管部主任张彦儒同志来商议。张说：“碑刻都在西院的碑棚中，得找几个人来清理一下。”他立即去找来赵洪山、张利等人协助我把要拓的碑刻均摆到适合工作的地方。当时西院仅有一个锁着的文物库房大楼，平时空无一人。碑棚在大楼的北面，进入西院得过一个铁栅栏门。张彦儒同志就把铁栅栏门上的锁和钥匙都交给我，命我每日自行去西院碑棚随意拓制，嘱咐我出来时务必把铁栅栏门锁好，钥匙交给保管部的董彦明或傅雪筠，次日来时再向她们要。从十月七日至二十日，我天天都在那里拓碑。中午就在博物馆的食堂中吃饭，经常是窝头熬白菜。晚上就在旅馆中研墨，修理拍子和抄录拓片，所有抄本都于次日再对照原石校对一遍。

在此期间，我先后拓制了辽道宗皇帝耶律弘基的汉字哀册和契丹小字哀册，宣懿皇后的汉字哀册和契丹小字哀册，契丹小字萧高宁·富留太师墓志残石，萧孝忠的汉字和契丹大字墓志，契丹大字和汉字共刻一石的耶律延宁墓志铭。汉字和契丹字的哀册与墓志共有八件，四份哀册均有盖，总共有十二石之多。每石均拓了四五份之多，共约六十张左右。不仅使民族所和内大均有收藏，我个人手中也有收藏。都是把拓得最好的交了公，拓得差的留给了自己。

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辽代碑刻相当多。我仅仅拓制了契丹字的和相关汉字的哀册与墓志。当时，我认为与契丹文字无关的汉字辽碑均未拓。

在沈阳期间，偶遇辽宁省阜新市文化局文物组的刘葆华同志，他向我透露，他们单位最近清理了一座辽墓，出土了契丹文字墓志铭。十月二十二日，我向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的正、副队长姜念思、李庆发辞行。对他们说，听说阜新市新出土了契丹字墓志。李庆发同志立即给阜新市文物组打电话核实，果然新出土了契丹字墓志。他立即为我联系好，对我说：“您不必先去赤峰了，您先去阜新市，已经给您联系好了，您可以去阜新市拓制新出土的契丹字墓志铭。”这一临时增加的行程实在令我喜出望外。

十月二十三日中午，我到达阜新市。阜新市文物组长王云章和欧阳宾同志迎接，我入住阜新市革委会招待所（今海州宾馆）二○七号，是六个人合住的大房间。当日下午我去阜新市文物組开始拓制工作。文物组是阜新市文化局下属单位，只有组长王云章和组员欧阳宾与刘葆华三人。没有办公室，在文物店办公室内放了两张办公桌办公。新出土的契丹小字墓志放在文物组近邻新华书店的后院内。墓志是从淤泥中抠出来的，由于刚从工地运回来没几天，墓志上的泥还没有干，王云章、欧阳宾等帮我打来几桶水，我用刷子把墓志和志盖洗刷干净。志盖为正方盝顶形，已残，中央台面正中阴刻楷体汉字“辽国许王墓志”两行六个大字，在六个大字的右边刻有一行小一些的楷体汉字“掩闭日甘露降”，在六个大字的左边刻有一行与“掩闭日甘露”对译的六个契丹小字“       ”。志盖四周斜面刻十二生肖神像。墓志文是四面刻字的、立着的墓碑，与志盖不配套。墓志石原为六角形，现在残去了下面的左右两角成了八角形，而且还残为上下两段。正面右侧刻提示性的汉字五行，正面中央刻契丹小字三十行，正面左侧刻契丹小字四行，背面刻契丹小字三十行，共刻契丹小字六十四行。我共拓制七份，给文物组留下四份，我带走三份（一份存民族所图书馆，一份存内蒙古大学，一份在投稿《文物》时，被审稿者扣下没有追回。我自己现在手中的两份是一九九一年五月重拓的）。我临走时，王云章拜托我，无论如何想办法把资料在北京发表了。我让他们赶快起草出土报告，欧阳宾起草的出土报告和我起草的考释文章发表在《文物资料丛刊》一九七七年创刊号。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上午，我再次到沈阳，入住东北旅社三○五室。十月十七日，我去辽宁省博物馆拓制辽代汉字碑刻。李文信先生已经恢复了馆长职务，张彦儒同志仍为保管部主任。在他们的支持下，我的拓制工作很顺利，先后拓制了汉字《宋匡世墓志铭》《萧袍鲁墓志铭》及墓志盖、《郑恪墓志铭》《耶律庶几墓志铭》《贾师训墓志铭》及墓志盖、《刘继文墓志铭》《张正嵩墓志铭》《王说墓志铭》《王隣墓志铭》《郑国夫人墓志铭》及墓志盖、《张思忠墓志铭》《佐移离毕萧相公墓志铭》残石及墓志盖等十多份辽代碑刻。

根据侯芳若主任指示，十月二十四日，我去沈阳故宫博物院拓制了两份《锡伯家庙碑》。当天，我就乘夜车回京。

一九八○年八月，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文物工作站站长米文平发现了嘎仙洞北魏石刻祝词。九月九日，他去呼和浩特汇报，跟去内蒙古借文物参展的我同住内蒙古文化局招待所二二一号房间，与他相识。后来他为了发表石刻祝词，来北京找我，让我找专家帮助认识还读不懂的字，我领他去见张政烺和启功等先生，终于把全部字都认出来。基于这种关系，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七日，米文平在电话中答应我拓制嘎仙洞北魏石刻祝词。九月二十日，我偕金香（我的在读硕士研究生）到达海拉尔。米文平对我说：“我手中有请国家文物局专家张明善（传拓前辈张彦生之子）给拓的石刻祝词拓本，我拍张照片给您做研究管保好使，您就别去拓制了。”我说：“您答应我拓制我才来的，怎么我到了又变卦？”他说：“怕您拓得不好，影响石刻祝词的声誉。如果您拓的能赶上张明善就让您揭走，如果您赶不上张明善，对不起不能让您把拓片揭走。”我说：“请您把张明善的拓本拿出来给我看看。”他从保险柜中取出张明善拓本。我仔细看了看说：“我答应您的要求。”他说：“您可说话算话，不许反悔。”我说：“咱们两人都要说话算数，不许反悔。”

九月二十三日，米文平和白劲松陪同我和金香坐火车穿越大兴安岭去鄂伦春族自治旗的旗政府所在地阿里河。九月二十四日下午，旗文化局派了一辆汽车，旗文化局厉伯军局长、旗文管所黄清福所长陪同我和米、白、金去嘎仙洞。进洞后立即拓制，还不到两个小时，随行人员就催我收兵，好回去吃晚饭。湿纸在洞内不容易干，而洞壁还微微往外渗水，纸更不容易干，纸不干到一定火候就上墨，非洇不可。上完一遍墨之后，必须等纸干到一定程度才能上第二遍墨。一催促，上墨的遍数快了，必然越快纸越湿。刚往下揭时，还勉强字迹清楚，但返回饭馆后，洇得一塌糊涂。米文平振振有词地对我说：“不让您拓您非要来拓，还自认为能赶上张明善，结果如何？认输了吧？”我说：“拓碑是个细活，不能催。请再给我一次机会，因为我对洞壁渗水的情况不了解，所以今天失败了。明天早饭吃简单点，八点之前就出发。把我送到嘎仙洞之后，你们就随汽车回来，免得在那里你们老催我。我带点面包当作午饭就行了，不许催我回来吃午饭。我当天拓不完，就住在你们在那里盖的两间房子里，后天接着拓。如果还拓不好，我认输。”米站长和厉局长答应再给我一次机会，令我感动。

九月二十五日，果然早饭简单，八点之前就出发了。我和金香进入嘎仙洞后，先细心地上纸。上完纸之后，我不时用手去摸纸的湿度。待至中午，阳光射入洞内，照在纸上，水分蒸发超过了石壁渗水的程度，纸也就逐渐干了。我抓住机会，一遍又一遍地慢慢地上墨。我稍事休息时，才发现厉、米、白、黄和旗文管所的朱军并未回去，均在山下汽车附近等我。我们吃了些月饼、蛋糕等作午餐。我继续拓制，他们也进洞观看。石刻祝词是刻在天然的石头上，石面虽然经过了简单的修正，但仍不平，石头的裂缝与字的笔画混杂在一起。此时，石刻祝词上的字已经全部认出来了。凡是字的笔画，拓时务必使字口洁白，不蹭上哪怕是一点的浅色墨。而天然的石缝我则故意蹭上一些浅灰色的墨，尽力使它与字口区分开来。当我上到约三十五遍墨时，米文平说：“已经赶上张明善了，您可以揭走了，收工吧。”我说：“不行，正规拓法，应当上六十遍墨，还差一半呢。”当我上到约四十五遍墨时，天有些黑了，我怕一不小心，一拍子下去洇了字口，前功尽弃。我说：“虽然还差十几遍墨，但基本可以了，既然米站长允许我揭走，那就揭下来吧。”米站长说：“慢揭，我拍张照片留个纪念。这张拓片不仅赶上了张明善拓的，而且超过了张明善拓的水平。这是嘎仙洞石刻祝词发现以来拓得最好的一张拓片，从感情上真舍不得让你揭走，但我们已经互相说过说话算数，互不反悔的话，那您就揭走了吧。”他对那张拓片恋恋不舍和无可奈何的神情和言辞，使我联想到京剧《秦琼卖马》中的唱词：“摆摆手儿，你就牵去了吧。”我把拓片揭下来，我们乘着月色返回阿里河。到了一家饭馆，厉局长说：“为了庆贺刘教授拓制成功，今晚设酒宴庆功，大家必须一醉方休。”把拓片摊放在一张桌子上，大家一面欣赏拓片，一面饮酒。厉局长说：“我真没想到拓拓片像绣花一样，那么细致，一整天才拓一张。”米文平说：“您不过是个拓碑的（票友），为什么您就有把握赶上拓碑的专家张明善？”我说：“拓碑是个细活儿。要拓好必须有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方面的配合，當我让您拿张明善所拓的拓本给我看时，我看了之后所以答应您提的条件，是因为我从张氏拓本上看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他上墨的遍数不够。第二，他可能为了赶时间，纸才六七分干就上墨，因而有些洇。我只要在这两方面多加注意就能赶上他甚至超过他。这并不是因为他技术差，是缺乏时间配合所致。我昨天的失败就是重蹈他的覆辙。而且比他失败得更惨。我总结了昨日的教训，注意改正，故有今天的成功。季节适宜，时间富裕，更重要的是人和，这么多人陪了整整一天才能取得成功。这件拓本是我数十年拓碑生涯中最满意的一件。”饭后，我立即离开阿里河，带着拓本与金香回京。

一九八八年四月，我奉卢勋主任之命，去河北省承德市和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招生。虽没招来生，但在巴林左旗博物馆拓制了汉字和契丹大字《耶律习涅墓志铭》七份（全部留在博物馆，后来金永田馆长送给我一份）、汉字《王士方墓碑》四份和汉字《鲜演大师墓碑》一件。经王未想允许，我仅带走一张已经发表的《鲜演大师墓碑》拓片。高娃协助我拓制，我向她传授了拓制技术。

一九九三年七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齐晓光在发掘耶律羽之家族墓时，在附近的另一个辽墓群的辽墓中出土了契丹大字《耶律祺墓志铭》。经苏赫先生沟通，我可以去考古现场查看契丹大字《耶律祺墓志铭》。我曾经给中央民族学院李桂枝教授的两个硕士研究生关树东和曹彦生讲授过一学期的契丹文字课程，李教授委托我带着她的这两个研究生去实习。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六日，我带着关、曹二生到达阿鲁科尔沁旗罕苏木苏木古日布霍哨嘎查朝克图山前的齐晓光的考古工地，齐晓光把我和关、曹安排与他同住在一个地窨子里。我帮助齐晓光拓制了契丹大字《耶律祺墓志铭》两份和汉字《耶律元宁墓志铭》与《耶律道清墓志铭》各一份，我都留了手抄本。拓制时，顺便向关、曹传授拓制技术。每天晚上，齐晓光都让我给他讲契丹文字，我凭记忆讲，每天都讲到深夜。在煤油灯下，他记笔记，五天下来，他记了厚厚的一大本。凭借这本笔记，他考释清楚耶律祺就是《辽史》卷九十六有传的耶律阿思，契丹小字《耶律副部署墓志铭》中的墓志主人是《辽史》卷九十二有传的耶律古昱传中的耶律兀没。直至一九九九年六月，经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刘来学书记慨允，我才拓制了契丹大字《耶律祺墓志铭》和契丹小字《耶律副部署墓志铭》。

一九九四年八月，我乘退休之前，决定出差多做一些拓本。我与辽宁省锦州博物馆的鲁宝林同志沟通，他同意我去北镇县（现在改为市）拓制契丹小字《耶律宗教墓志铭》。八月十五日下午，我到达北镇县，入住闾山宾馆三○六号。一打听才知道县文管所不在县城内，而在县西四里之遥的北镇庙内。去北镇庙虽然只有四里，但是爬山路，走起来气喘吁吁。到达北镇庙后，县文管所正、副所长周洪山、赵杰热情接待。

八月十六日至十八日一连三天，我均白天去拓墓志，晚上抄录和校对墓志。志盖和志石都非常大，志盖背面还有契丹小字，拓一份就是三大张。墓志都平放在地下，必须蹲下拓，极为劳累，每张拓片都坚持上六十遍墨，既要用力气，又要精心细致，不让字口蹭上哪怕一点的很浅墨迹。我的拓制技术此时虽日臻成熟，但已步入老年，体力已感不济，在“干校”时经常弯腰脱大坯等累活留下的腰肌劳损等毛病此时均找上门来。第一天下来，累得我腰像断了似的一样疼痛，回到旅馆，上楼梯就很艰难，每上一个台阶，膝盖疼痛难忍，咬着牙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三楼挪动。到了房间后不敢弯腰上床，只好挺直了身子猛地往床上一倒。倒下之后再也不敢动，一动腰就痛得像刀割一样。休息一会儿起来吃点东西，就抄录或校对拓片。第二天还得强打着精神去拓，十六日，我还是冒着大雨去的。我忍着疼痛，终于精拓回两份《耶律宗教墓志铭》拓本，使民族所和我个人均有收藏。

八月十九日，我再次去北镇庙，对照原石校对手抄本。校对完了，重录一份留给北镇县文管所存档。

八月二十日，我乘汽车离北镇县，由于拓碑累得腰和膝盖疼痛得厉害，无法往汽车上迈步，只好爬着上的汽车。

一九九九年七月，我自费去辽宁省北票市抄录契丹小字《耶律智先墓志铭》，由于趴在很凉的石碑上校勘，时间太长，着了凉，又加吃了饭馆不卫生的食品，呕吐、水泄不止。我抱病经通辽市去扎鲁特旗文管所拓制契丹小字《耶律弘用墓志铭》和汉字《寂善大师墓志铭》。仍然呕吐、水泄。去医院，大夫说是急性肠胃炎，连着数天打点滴。

我再只身一人出差，家人不放心。从二○○二年开始，我每次出差，都由妻李春敏陪着。她可以帮助我拓制墓志，还能在生活上有些照顾。我儿子还给我配备了手机，以便联系。

于泽民和石金民合写的考释《耶律奴墓志》的文章，以及赵志伟和包瑞军合写的考释《耶律智先墓志》的文章，经我修改后，均推荐给《民族语文》。两文分别发表于《民族语文》二○○一年第二期和二○○一年第三期，随着这两篇文章的发表，我去拓制《耶律奴墓志》和《耶律智先墓志》的条件已经成熟。在去拓制这两件资料时，由于出差经费充足，决定多去些地方，把以前没拓的资料顺便补回来。我决定先去北镇市拓制《耶律宗政墓志铭》，首先应去北镇的上级文物部门锦州市博物馆联系。经与该馆的书记兼副馆长鲁宝林同志电话沟通之后，我与妻就于二○○二年五月十五日上午离京去锦州。下午五点抵达，入住离博物馆最近的输油宾馆一○六房间。

五月十六日上午，我们去锦州市博物馆办事，鲁书记领我们去见馆长白秀瑞先生。白馆长与北镇市文物管理处周洪山处长通电话，让周处长允许我们去拓制拓片;又与葫芦岛市文物管理办公室吴铁牛主任通电话，让吴主任向建昌县文物管理所打个招呼，允许我们去建昌县拓制契丹大字石棺铭。这些公事办完之后，鲁副馆长送我们去长途汽车站。当日下午两点半，我们到达北镇市，入住粮贸招待所三○七房间。我们接着步行去北镇庙，见到了一九九四年我就认识的北镇市文物管理处赵杰副处长，还见到了也在文管处工作的周洪山处长的儿子周大利。赵杰同志告知我们，原来承包给龙岗村大队的可以进去参观的辽墓已经回填封存了。封存之前，把耶律宗政墓志铭、耶律宗允墓志铭和秦晋国妃的墓志铭都取出来存在北镇庙内了。他领着我们参观了庙内的各个殿以及存在殿内的上述墓志。他还说，我们可以拓制这些墓志。我原以为耶律宗政墓志铭、耶律宗允墓志铭和秦晋国妃的墓志铭仍在墓内，计划去龙岗村拓制。既然都在庙内，拓制起来就方便多了。整个下午，都在参观北镇庙。北镇庙是历代帝王祭祀北方镇山即医巫闾山山神的镇山庙，现存庙殿七重：山门、神马殿、御香殿、大殿、更衣殿、内香殿、寝宫，院内御碑林立。

二○○二年五月十八日早饭后，我们雇三轮摩托去北镇庙，车可以停在庙门前。进庙后到御香殿拓制存放在殿内的契丹小字和汉字《耶律宗教墓志铭》。我妻是第一次干这活，她心灵手巧，一学就会。看守该殿的刘昌同志协助我们拓，因而进展较快。中午，我们吃自己带来的面包、油饼和生西红柿。在大殿东面墙下的阴凉处一面吃着东西，一面遥望城里的双塔，别有一番情趣。饭后，稍稍休息一下就接着拓。至闭馆时，我们已拓好汉字和契丹小字的《耶律宗教墓志铭》的拓本各一份。这样，此墓志的拓本我就有了备份儿，以备校对。

北镇市委党校的石俊江和石铁山两位老师当天也到北镇庙参观，刘昌同志介绍我与他们认识。两位石老师很热情，劝我们搬到市委党校去住。因为党校正放暑假，许多房子空着，我们可以免费住宿，再说党校离北镇庙很近，往返比较方便。盛情难却，我们收工后步行回粮贸招待所结账后入住党校二○五房间。在这里住，不仅离北镇庙近，还有安全和安静等优点。以后的三天去拓制拓片都是一早雇摩托车去北镇庙。中午，吃自带的馒头、面包和生西红柿等。闭馆时，步行回党校。

五月十九日一早，我们去北镇庙大殿内拓制存放在该殿的汉字《秦晋国妃墓志铭》。秦晋国妃的墓志很大，志盖呈正方形，每边长一百一十九厘米，侧厚七点二厘米。志石亦呈正方形，每边长一百一十七点五厘米，厚十六点二厘米。拓一份需用三整张宣纸，看守该殿的任哲同志协助我们拓制，全天拓制了两份该墓志的拓片。

五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我们去北镇庙大殿内拓制存放在该殿的汉字《耶律宗政墓志铭》和《耶律宗允墓志铭》，各拓两份。耶律宗政和耶律宗允都是耶律隆庆的儿子。任哲和刘昌还协助我们拓制了《代祀北镇之记》碑的八思巴文碑额（此碑额拓本被照那斯图同志借去，他作古后没能追回）。二十一日下午结束在北镇的拓制任务。我们向周洪山和赵杰辞行，他们送我一本他们编的《北宁市文物志》（北镇县先改称北宁市，后又改称北镇市）。晚饭后，向石俊江老师辞行，并手书几个契丹字的吉祥语送给他留作纪念。

五月二十二日，我们离北镇去阜新市，入住海州賓馆一二○号房间。下午，我们去阜新市博物馆，保管部主任石金民领我去见张桂华副馆长。晚饭由博物馆招待。

五月二十三日，我们去阜新市博物馆拓制契丹小字《耶律奴墓志铭》的第一面。这一面展览在展厅内，拓起来方便，全天共拓三份。另一面即志盖背面存入文物仓库中，当时正是该博物馆对文物仓库敏感时期，我们也不愿意给人家添乱（《耶律奴墓志铭》的另一面即墓志盖背面是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我去阜新市开会时拓的）。

五月二十三日，阜新市博物馆胡健馆长设晚宴招待我们，市文化局主管文物工作的张正副局长作陪。张副局长说，他第二天陪我们去关山参观辽代后族萧氏的家族墓群。最近两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这里发掘了数座辽墓，出土了汉字《萧和妻秦国太妃墓志铭》《萧德恭墓志铭》《萧德恭之妻耶律氏墓志铭》《萧知行墓志铭》和《梁国太妃墓志铭》以及契丹小字《梁国王墓志铭》。梁国太妃是耶律仁先之妹，她还是顺圣皇帝的岳母，又是天祚帝的外祖母。能有机会参观已经掘开的关山辽墓，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

五月二十四日，阜新市文化局出车，由张正副局长和胡健馆长陪同，我们去参观大巴乡关山的辽墓。我们进入萧和与萧德恭的墓内参观，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工程浩大，壁画精美。各墓均在山沟内的茂密丛林中，风景秀丽。

参观完辽墓，张副局长设午宴招待我们。饭后，张副局长说：“既然你们下一站是北票，一鼓作气把你们送到北票好了。”于是，张、胡二位就用汽车送我们去北票。已经与北票市博物馆的赵志伟馆长联系好，请他给我们找旅馆。到北票后，入住北煤宾馆一一五号房间。张、胡也住下。晚饭由北票市博物馆招待，出席的有北票市文化局局长潘永胜、女副局长陈雪征，北票市馆长赵志伟、副馆长包瑞军和李国军，阜新市的张副局长、胡馆长和开车的郭师傅。席间，张、胡二位再三向潘、陈、赵、包、李为我美言。胡健在美言时称潘永胜局长为“潘局”，称陈雪征副局长为“陈局”，称赵志伟所长（赵既是北票市博物馆馆长，又是北票市文物管理所所长）为“赵所”，称我为“刘老”。通过这些亲密称呼的沟通，致使我们日后几天在北票的工作极为顺利。

五月二十五日早飯后，包瑞军陪我们去北票市博物馆拓制契丹小字和汉字《耶律智先墓志铭》。午饭后，接着拓。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都是带着午饭全天拓制契丹小字和汉字《耶律智先墓志铭》。三天共拓五份，留给赵馆长两份，白副馆长一份，我们带走两份。同时，还拓了一份金代的汉字《张雄墓志铭》。

二十八日，我们离开北票奔赴朝阳市，上午九点半到达。我们进入朝阳市博物馆，当时因尚晓波馆长不在，办公室主任李庆华接待。他领我们去见博物馆考古队韩国祥队长，在韩队长的办公室内遇见了来此办事的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王成生先生。与韩、王叙谈没多大工夫，尚馆长回来了。他立即请我们去吃午饭。饭后，我们入住燕都宾馆二三七号房间。下午，再次去见尚馆长。我提出欲拓辽代墓志的意向。王成生在一旁为我说情，他说：“老先生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总不能让他们老两口空手而回吧。”尚说：“墓志上都有一张拓好的拓片在上面，上面还镶了玻璃。拆玻璃挺麻烦。这样吧，把存档的几份先提出来送给刘先生。以后拓了再补入档案内。”当即指示有关人员办此事。刚谈妥此事，天空突然打起雷来，我与王立即向尚告辞，各回自己的住处。

二○○二年五月二十九日，早饭后，我们再次去朝阳市博物馆。韩国祥把存档的一些辽代墓志拓片取来登记了目录。尚馆长在上面批示“赠送给刘凤翥先生。尚晓波”。我清点后写上“全部收到，至谢。刘凤翥”。尚馆长慷慨赠送的辽代墓志拓片计有：《赵为干墓志铭》《刘宇杰墓志铭》《刘日泳墓志铭》《耿延毅墓志铭》《耿延毅妻耶律氏墓志铭》《耿知新墓志铭》《龚祥墓志铭》《常遵化墓志铭》等共八件。

二○○二年五月二十九日上午九点，我与妻离开朝阳市，先后去辽宁省建昌县文管所、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辽中京博物馆、翁牛特旗博物馆和巴林左旗博物馆拓制拓片，直到六月二十一日才回至北京。这次我与妻出差三十八天，共拓回八十余份拓片，收获巨大。

传拓碑刻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国粹。二○○二年以来，我妻李春敏几乎年年都陪我出差，她也练就了一手拓碑技术。为此，我还写了一本《遍访契丹文字话拓碑》的书（华艺出版社二○○五年八月北京版）。

俄国有一个哈卡斯共和国，其首府是阿巴坎。阿巴坎博物馆以及附近的米努辛斯克博物馆有许多岩画和突厥文的碑刻。要研究这些石刻，必须首先把它们传拓成拓本。当地的研究人员苦于不会传拓犯愁。当地的考古学家兼企业家谢里根（Нарылков Сергей Геннадьевич）先生的妹夫芬兰国赫尔辛基大学的教授杨虎嫩（Juha Janhunen），是世界知名的汉学家。谢里根委托杨虎嫩给物色并聘请中国的拓碑专家去俄国的哈卡斯共和国传授拓碑技术。杨虎嫩对谢里根说：“不用物色，现成的就有。我读过《遍访契丹文字话拓碑》一书，从书中就可知道，刘凤翥、李春敏夫妇都是拓碑能手，就聘请他们二位即可。”就这样，杨虎嫩与谢里根于二○○九年八月来北京，到寒舍洽谈聘请我与妻子去俄国传授拓碑技术事。谈妥之后，我领着他们去琉璃厂买了生宣纸、墨、墨汁、砚台、毛笔、排笔、棕刷。还去瑞蚨祥买了两米薄绸子以及白色纯棉毛巾，去中药铺买了块状和粉末状的白芨各五百克。我还去通州区张家湾镇齐善庄北京刷子王工厂，定做了拓碑上纸用的大猪鬃刷子和中猪鬃刷子各两把。我还亲手捆了拓碑上墨用的扑包六个（另有两个拓小器物用的）。这些拓制原料和工具，全由谢里根带回俄国。他临走时嘱咐我立即去办护照，办好之后，立即发传真给他。我均照办了。

谢里根回国之后，就与哈卡斯国立大学、阿巴坎博物馆、米努辛斯克博物馆等单位协调，积极落实相关事宜。经过层层审批之后，由哈卡斯国立大学出面，于二○○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发出邀请函。我收到邀请函后，就与妻去俄国使馆办妥签证。我们于十二月十日乘飞机去俄国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谢里根先生把我们迎接到阿巴坎，入住阿巴坎宾馆。

从十二月十四日开始，我们连续四天在米努辛斯克博物馆帮助当地拓制突厥文碑刻，同时在传授拓碑技术，中国教育部派往哈卡斯国立大学的志愿者杨平老师始终给我们当翻译。谢里根先生派了萨莎、伽嘉、阿妮娅和索尼娅四个姑娘向我们学习。来俄国之前，我写了一份讲授拓碑技术的提纲，对拓碑的方法和步骤以及容易出现的问题作了简单的叙述。请邻居刘庚岑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欧亚研究所研究员）给翻译成俄文，我打印了数份。我把俄文提纲发给学员们，让她们一面看着提纲一面看我操作;逐步把叠纸、闷纸、上纸、上墨、揭取等步骤讲清楚，让学员们按照我的操作去练习。

我与妻先示范从上纸到上墨整个流程，拓制了一件有突厥文的石碑。该石碑不仅正面有字，左、右两侧以及顶部也有字。拓制的面积较大，一张六尺的宣纸不够大。让她们仔细看如果一张纸不够大，如何往上接纸。把她们教会后，就让她们亲自动手操作。我们在一旁监督，发现问题，立即纠正。我们与学员们共同努力，四天共拓制了十一块突厥文碑刻，大者有五米多高，必须踩着高梯子上纸上墨。小者只有长三十多厘米，宽十多厘米，卧在地上，必须蹲着上纸上墨，也很累。绝大多数碑刻都不是一面有字，而是好几面有字，工作量相当大。收工时，还有十来件突厥文的碑刻没有来得及拓，只好由已经学会了拓碑技术的学员们自行拓制了。

十二月十九日，阿巴坎博物馆有一个考古学家和艺术家的聚会。谢里根安排我们和学员去进行拓碑表演，以便让那些考古学家和艺术家们领略一下中华国粹传拓技术。博物馆特意找了一件鸭蛋形的岩画石刻让我们表演。怎么想象能把一张平纸上到鸭蛋形的物体上？其实，这正是我的拓制强项。把闷好的折叠着的湿纸揭开，撕一块比拓制物略大的纸放在鸭蛋形的拓制物上，先用棕刷从顶部把纸往左、右两侧刷平，再把向怀里一侧的纸撕开成左、右两翼，先把左翼用棕刷把纸刷平，再把右翼搭在已经刷平的左翼上，再用棕刷把纸刷平;然后转到对面去，用同样的方法把对面的纸刷平。石刻底部没有岩画，不用拓制，也不用上紙。就这样，上纸的第一步就完成了。鸭蛋形的岩画石刻上的纸是平平的，没有任何褶子，在场的人无不啧啧称赞。

第一步上纸完成之后，就由我监督着学员伽嘉操作第二步。她用薄绸子把拓制物盖上（以防下一步动作时把纸扎破），用大猪鬃刷子隔着绸子砸纸（生宣纸湿了之后有延展性），使岩画的花纹处的纸都陷下去。把上好的纸晾干之后，由我妻李春敏老师监督着学员阿妮娅和伽嘉上墨。上墨的要领是一拍子（扑包儿）下去，不怕白，就怕黑。拍下去不黑是正常现象。一遍一遍地来，拍一遍就逐渐黑一些。拍六十遍就会黑白分明，达到最佳效果。待上足了墨之后，就像脱帽一样把立体的拓片揭取下来了。大家鼓掌欢迎。

在拓碑表演的过程中，前来观摩的考古学家和艺术家提了很多问题，例如中国的传拓技术是什么时候发明的，白芨水如何冲泡，白芨水的作用，纸陷入很深的笔画中为什么不破，等等，我均一一解答。《阿巴坎日报》和哈卡斯共和国电视台等新闻媒体也对此次拓碑表演进行了采访和报道。

阿巴坎博物馆第六四四○号藏品是五块大小相同的类似汉简的大理石长条，每块均长二十七厘米，宽三厘米，厚一点三厘米，两端有穿孔，上面均刻有汉字。是一位农民于一九七八年在哈卡斯共和国的图塔特奇科夫村附近的古城址捡到后交给博物馆的。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不知道那是什么文物，是干什么使的，请我鉴定。我告知他们，那是唐代皇帝册封某位部落首长用的封册，其作用如同任命状。为什么不用纸的而用大理石的？一来表示郑重，二来可以长期保存。根据不同等级，质料有金的、玉的和大理石的。封册两端的穿孔是串金丝或铜丝用的。串起来就像古代简册装的书一样。这种制度一直到现在还在中国使用着，例如国务院于一九九五年册封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就是用的金册。五根封册已是断编残简，互不连贯。我把五根封册排列次序作“维大唐咸通七年，贡是修保尔封壃烟，身所谓奉诚之美也，緫以名实成其辉光，以恩信怀来无思不。”

回国后，没有找到这个封册的全文，但查到了相关的历史记载。咸通是唐懿宗的年号，其七年是丙戌年（公元八六六年）。查《资治通鉴》卷二五○咸通七年十二月条有：“十二月，黠戛斯遣将军乙支连几入贡，奏遣鞍马迎册立使及请亥年历日。”“请亥年历日”就是要次年的皇历，以便尊奉。黠戛斯就是现在的哈卡斯。五根封册断编残简就是唐懿宗册封黠戛斯首领为“王”或“可汗”的实物，典型的“奉正朔，受册封”。博物馆让我给他们馆拓一份封册拓本，我拓了两份，留给博物馆一份，我带回一份。十二月二十五日，我们返回北京。

通过我与妻亲自手拓和朋友赠送等方式，我积累了两百多份拓片，真的应了向达先生拓碑“日积月累必有大用”那句话和翦老的学习民族古文字“终生受用无穷”那句话，这些拓本支撑我出版了合著的《契丹小字研究》和自着的《契丹文字研究类编》等书。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和澳门回归二十周年，二○一九年在澳门博物馆举办过“千年绝学——契丹文字拓本精品展”。现在欣逢辽契丹博物馆开馆，举办展览，又要出书，确实是一次弘扬中华文化的盛举。

（责任编辑 曹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