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璟瑭 李松海

摘 要：由于地理位置与文化交流的关系，韩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对中国，尤其是中国东北地区的史前考古学研究十分关注。近年来，随着中国东北地区新考古资料的刊布以及交流的深入，韩国学术界集中发表了一些有关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积石塚、玉器、祭祀、编年、研究史等方面，并对“辽河文明论”进行背景分析与理论探讨。整体来看，这些研究成果既有宏观视野的比较研究，也有针对细节的微观研究，本文也对这些成果进行了述评。总的来说，韩国学者研究论据充分，论点明确，除一些细节可以商榷之外，大部分成果值得中国学术界思考与借鉴。

关键词：韩国;红山文化;积石塚;玉器;编年;研究史

中图分类号：K87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1）03-0101-07

发源于长白山的鸭绿江和图们江是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的界河，两个地区一衣带水，自旧石器时代以來就有比较活跃的文化互动与人群往来。{1}进入新石器时代后，鸭绿江以南、朝鲜半岛北部的清川江流域一度也是平底筒形罐的分布区域，{2}也流行压印之字纹。青铜时代以后，以短茎式铜剑为代表的青铜器文化也曾广泛流行于朝鲜半岛全域以及日本列岛部分地区。{3}

正是由于两地区从古至今密切的文化交流，中国东北地区古代的历史与文化，也是朝鲜、韩国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与热点。尤其是韩国，随着1992年两国外交关系的正常化，资料交流、人员往来基础上的学术互动日渐增多，韩国学术界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关注与研究持续升温。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就是韩国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近年来随着辽宁省博物馆常设陈列“辽河文明展”的开放以及中国一些新考古资料的刊布，{4}韩国学术界对红山文化的研究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一、研究简史

中韩建交之前，韩国学术界对中国考古学的材料接触渠道有限，崔茂藏、{5}金元龙、{6}任孝宰、{7}韩永熙、{8}安承模、{9}申淑静{10}等，都在研究朝鲜半岛新石器时代考古时，零星地提及与介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任孝宰第一次通过比较研究，系统提到了包括辽西地区在内的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11}虽然同时期，韩国学者李亨求就以《渤海沿岸古代文化之研究》获得了台湾大学历史系的博士学位，{12}文中也大量涉及中国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但这篇论文在体系结构、主要论点、学术规范等多方面遭到批评，{13}学术价值有限。真正第一次针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进行了单独介绍与研究的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中韩建交后，金教年在成均馆大学获得的硕士论文。该文将我国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分为前、中、后三期，在后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中提到了红山后、虎头沟（应为胡头沟）、牛河梁、东山嘴、城子山、敖包山、西水泉、三道湾子等遗址，并对其生业经济、住居体系、墓葬体系、祭祀设施、出土遗物等，做了全方位的详细考察。{14}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晚期到二十一世纪初期的十来年，随着中国考古学资料逐步介绍到韩国，韩国学者也有了到中国实地考察、参加学术研讨会等更多的交流机会，包括新石器时代考古在内的中国东北考古一度成为韩国上古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个阶段有关红山文化等中国东北地区的考古学研究，除了对相关材料整体的介绍与分析研究之外，多了一些具体的专题研究与跨越时空的比较研究。比如，金英熙专门探讨了中国东北地区的之字纹陶器，其中也包括红山文化时期的之字纹陶器。{15}卜箕大针对中国学者孙守道对红山文化玉猪龙的研究，提出这种玉器并不是龙的形象，整体形如胎儿，并很有可能是猪或者鳗鱼类动物形象的主张。{16}同时，卜箕大比较了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关系，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包括石城、三足器、玉器等相关遗迹、遗物中有不少文化因素是继承红山文化的，甚至中国中原地区的饕餮纹起源于红山文化。{17}

宋银淑在研究朝鲜半岛南海岸的新石器时代之字纹陶器时指出，朝鲜半岛的之字纹陶器多为尖底壶罐类陶器，且多为纵向之字纹，中国东北地区的之字纹陶器多为平底筒形罐类陶器，且多为横向之字纹，二者存在较大的区别。{18}林尚泽冷静地考察了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中西部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他以陶器为主要研究对象指出，虽然包括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在内的中国东北地区主要流行之字纹陶器，与朝鲜半岛中西部地区的（横向、纵向）鱼骨纹（即之字纹）还有很大差异，但是在压印、刻划等施纹方法以及器表纹饰布局等方面还是具有较大相似性的。{19}洪恩卿以之字纹陶器为对象进行了综合研究，她指出在中国东北地区，之字纹陶器首先出现在辽西地区，然后向周边地区扩散，而在整个之字纹陶器的衰退过程中，辽西地区的之字纹陶器又是最后衰退的，体现了这一文化传统的原生性与持久性。{20}

以上可以看出，前两个阶段韩国学术界对于红山文化的研究，主要还是将其置于中国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下做的基础性研究，介绍性的研究相对多一些，具体的专题研究则刚刚开始。

二、近来动向

自2006年辽宁省博物馆“辽河文明展”开展以及近年来内蒙古赤峰市的魏家窝铺遗址、柳树林遗址，通辽市的哈民忙哈遗址与辽宁省朝阳市的田家沟遗址、半拉山遗址、马鞍桥遗址、牛河梁遗址的发掘与资料刊布，韩国学术界对红山文化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以红山文化为研究对象，针对红山文化的具体问题展开深入研究。这期间，相关学术会议与论文发表都较前两个阶段有所增加，我们将与此有关的研究，归结为近年来的新动向，综合整理分析。需要说明的是，第三阶段和第二阶段并没有明确的时间节点，某种意义上，两个阶段在一定的时间内还有重合，原因是学者们的研究倾向转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赵法重、金正烈、裴炫俊以及中国学者梁大彦都曾在韩国撰文，讨论与“红山文明”有关的问题。梁大彦认真梳理了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脉络及阶段特征，他认为将红山文化视作中华文明一部分的背景是多元一体理论在历史考古学界的反映，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因为强调文化的共性，也存在忽视土著文化特征的实际问题。{21}赵法重认为辽河文明论的核心是红山文化时期，通过彩陶将东北地区已有的细石器、之字纹等土著文化要素一起纳入中原地区彩陶文化的范畴内，并通过彩陶文化、玉文化等说明辽河文明等一起构成了中华文明，并指出这是一种通过现代的视角观察古代材料的研究方法，{22}无论是出发点还是最终结论都值得商榷。1BF19A76-6F29-42B7-AC09-F59E1A2E6601

金正烈两次撰文论及红山文化及红山文明。他首先质疑红山文化的分期，认为目前的各种分期方案还相对较粗，跨度500年的时间还应该进一步细化，目前的各分期方案更无法对与之有关的时间、空间文化变动做出合理的解释与说明，就最后一期可能与文明的起源有一定的关系;空间分布的研究中，红山文化分布区与红山文化影响区之间概念区分模糊，红山文化实际分布范围有待于进一步确认。他还认为从石器、陶器的制作来看，并没有形成专门的手工业集团，仅仅玉器加工的手工业集团出现的可能性较大。同时，聚落面积决定聚落规模，决定人口数量，目前揭示的红山文化遗存物质特征还不具有国家的特征，聚落与墓葬的阶层化均表现为初步水平，缺乏法律法规等国家社会规则的证据，称其为“古国”有点言过其实。即使到了牛河梁阶段的红山文化，也只是一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原始宗教社会秩序形态，更接近于“酋邦”的性质。{23}在随后的另一篇文章中，金正烈也表达了基本一致的学术主张。他认为红山文化出土的玉猪龙，也有可能是熊的形象，而无论是猪还是熊，或者想象的动物龙，都是研究者根据自己的论证体系给出的主观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时也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而韩国学者重视红山文化玉器中的熊，是因为熊与其民族传说有关系，再加上古朝鲜的墓制与红山文化的积石塚可能有继承关系，因此，红山文化也就逐渐成为韩国学术界研究的重要内容。现在所谓的红山文化阶段，考古学资料反映出红山文化大部分阶段还是一个不太成熟的社会，还没有完全形成国家文明，虽然不否认红山文化的晚期阶段可能存在管理机构或官僚阶层，但其社会组织或社会形态，依然没有脱离酋邦的范畴。{24}

裴炫俊主要考察了红山文化与中原仰韶文化的关系，并从中国考古学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了红山文化的研究历程。他参考了朱延平{25}的意见，认为红山文化彩陶的纹饰，大部分可以在辽西地区之前的考古学文化中找到渊源，但红山文化确实受到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影响，位于内蒙古中南部的庙子沟文化是文化传播的中介。不过红山文化虽然受到彩陶文化影响，其整体社会还是当地发展起来的以坛、庙、塚为代表的宗教社会。他还认为红山文化成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研究课题的背景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进入了关键指导理论的转型期，即中原中心论开始解体，满天星斗说逐渐成为主流。{26}

有关红山文化其他内容的具体研究，金材伦、吴大洋、李清圭、姜仁旭、洪志赫等学者围绕积石塚、玉器、编年、祭祀以及研究史等进行了有益的讨论，其中，金材伦的研究涉猎最广，也最为深入。

吴大洋将红山文化的积石塚分为无积石型的土圹墓和积石墓以及众多积石墓组成的积石墓群三大类，{27}并进一步指出红山文化的积石塚和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器时代早期的积石塚不存在关联性。{28}元重皓也对红山文化积石塚做了深入研究，他着重探讨了积石塚的建造目的。他认为红山文化积石塚的筑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通过积石塚内的埋葬习俗，可以了解积石塚社会中的权力有一个由积石塚建造者向玉器制作、使用者的转变过程，但这种玉器制作、使用集团的出现，并不一定代表当时社会出现了强权与压迫，更有可能是还未形成制度社会时原始礼仪建筑的建造者们主导的初级社会形态。{29}

元重皓也曾对红山文化玉器做过研究，他认为在牛河梁遗址所代表的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后期存在原始宗教（萨满）的特征——自然（动、植物）崇拜和图腾崇拜，这也是当時社会结构发生重要变化的重要标志。通过牛河梁遗址发现的玉器种类、数量、原料、加工技术以及埋葬习惯，可以判断当时存在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萨满。{30}李清圭和禹明河主要考察了牛河梁遗址随葬玉器的墓葬，他们认为牛河梁的墓葬可以分为无设施的墓葬、土圹墓和石棺墓三个类型，每种类型的墓葬还可以根据规模分为大、中、小三类。玉器大体分为勾状玉器与非勾状玉器两大类，各种类的玉器在墓葬中有相对固定的位置。但小型墓葬随葬的玉器组合明显优越于中型墓葬，大型墓葬随葬玉器组合也有不如中型墓葬的情况，由此可见墓葬规模与墓葬等级并非完全对应。通过已经明确的墓主性别，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在牛河梁遗址的初期阶段，男性居于相对主导地位，但在相同墓域中，具有相同埋葬资格的男女比例接近。{31}金材伦研究了红山文化中的蜷曲形动物纹玉器，并根据蜷曲的闭合程度，将其分为C字形和D字形两大类，C字形类玉器和D字形类玉器不存在型式的演化关系。她认为蜷曲动物纹玉器出现在持续了1500年的红山文化的第五期，也就是最后一期，并不是贯穿整个红山文化的玉器种类。因为蜷曲形动物形玉器出土在相对简单的石棺墓中，因此这类遗物与墓葬的规模、构造、社会意义等关系不大，而牛河梁遗址和半拉山遗址都无法确认遗址的阶层性，相反，不同性别的墓葬随葬玉器组合有所不同却应该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她不同意部分中国学者的观点，{32}虽然哈民忙哈遗址出土和红山文化类似的玉器，但从陶器上判断，二者不属于同一文化。她也不同意有学者将三星他拉遗址和东拐棒沟遗址推测为聚落遗址，{33}认为这样推测证据不足。{34}姜仁旭认为红山文化大量出土的蝴蝶形玉器，体现了当时人们的生死观，人类的灵魂通过蝴蝶自由飞翔可以实现成功脱离。{35}

有关红山文化祭祀、崇拜方面，金材伦与洪志赫都做了有益的讨论。金材伦针对中国学者提出的牛河梁遗址墓葬分类方案，{36}指出牛河梁遗址女神庙的存在说明当时社会女性的特殊地位，但是人骨鉴定基础上的男女墓葬在墓葬结构、随葬品等方面并无太大差异。放眼周边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辽西地区、下辽河流域、俄罗斯远东沿海州、黑龙江下游等地出土大量人面像，其中也有不少的女性像，牛河梁遗址所谓的“女神庙”需要谨慎考虑。另外，墓葬的型式划分与阶层划分存在很大矛盾，有些中心大墓反而比阶梯式墓葬出土的玉器还少，甚至还有中心大墓一件玉器也没有出土，所以并没有太多的证据支撑依据墓葬大小、构造、是否随葬玉器等划分墓主阶层的主张，通过是否出土玉器、玉器的量与组合来讨论墓葬的阶层相对比较困难。她主张根据埋葬主体的位置，土圹的段数，石材的种类与积石方法，墓域的有无，葬次等重新进行分类。并根据墓葬人骨确认的男女性别，判断玉器数量、种类与墓主性别以及葬式之间的相互关系。{37}洪志赫主要围绕牛河梁的祭祀体系展开研究，他认为牛河梁遗址祭祀体系的出现、强化、衰退过程可以通过祭祀坑的出现、积石塚的出现、祭坛的出现以及积石塚的大型化等过程来体现。遗迹规模的扩大，随葬遗物的单一化以及随葬遗物所凝结劳动力的聚集等，都是祭祀及祭祀权力强化的重要因素。红山文化祭祀体系形成的背景与之强烈的农业经济形态有密切的关系，而之后的小河沿文化可能受贝加尔一带文化的影响较多，农业文化基础上的祭祀等宗教观念影响很弱。{38}1BF19A76-6F29-42B7-AC09-F59E1A2E6601

有关红山文化与小河沿文化的关系，金材伦有专门的论述，上述洪志赫也同意并引用她的观点。她认为小河沿文化对之前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要素继承性较弱，小河沿文化的墓葬与红山文化完全不同，除了彩陶及筒形罐之外，没有更多的辽西地区土著因素。有学者认为小河沿文化的圆尖底器是从山东半岛大汶口文化传入辽西地区的，但金材伦认为因为小河沿文化少见三足器以及黑陶等大汶口文化的典型要素，因此这种观点可以存疑。她注意到南宝力皋吐遗址的圆尖底器与贝加尔湖地区的陶器更为接近，骨柄石刃刀、玉质装饰品、贝珠、骨质装饰品等都体现了辽西地区与贝加尔地区的共通性，因此，晚于红山文化的小河沿文化很可能与贝加尔地区的文化交流联系更为密切，{39}所谓的小河沿文化为“后红山文化”的称谓不过表明的是一种时间上的相对早晚而已。

金材伦还以压印之字纹陶器为主要研究对象，对红山文化进行了系统编年，{40}并认真梳理了红山文化的研究史。{41}她认为，以往学术界通过彩陶对红山文化编年，而红山文化的彩陶集中出土于牛河梁等晚期遗址中，其他遗址很少见，这样的话，编年体系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性。有中国学者将小东山遗址中直线与曲线纹彩陶分别归结为有时间差的后岗一期与庙底沟类型，{42}忽视了它们在房址中大量共出的实际情况。也有学者先以牛河梁和白音长汗之外采集的彩陶纹样编年，再将这个编年体系应用到出土层位明确的牛河梁和白音长汗遗址，{43}整个编年体系也存在一些问题。有学者在研究中针对同一遗迹单位采用的碳十四数据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公布的数据误差较大，并且分期方案中，中期与晚期的层位证据缺失，晚期虽然有牛河梁遗址的绝对年代可以参考，{44}但是并没有考虑作为墓葬与遗址之间的陶器存在性质差异。金材伦综合考虑施纹技法、纹饰状况以及陶器器形等，将红山文化分为五期，大致是距今6000-4400年，其中一期的下限是距今5400年，二期的下限是距今5300年，三期与四期之间的界限暂不明确，五期的年代范围是距今5000-4400年。她认为虽然哈民忙哈遗址出土的陶器，与红山文化陶器器形有些相似，但施纹系统完全不同，看作同一文化的证据不足。她指出，红山文化最初是被当作一种彩陶文化来研究的，后来随着祭祀类遗迹的发现，又与中华文明相关，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与重点;红山文化从第二期开始出现墓葬类遗址;红山文化中礼仪性特征的遗迹集中出土在距今5000年前后的第五期;红山文化第一到第四期与第五期的性质完全不同，彩陶、玉器都集中在第五期出土;现在学术界对红山文化的特征的认识，其实是对红山文化第五期的认识。

此外，俄罗斯学者阿尔金也向韩国学术界介绍了俄罗斯学术界对于红山文化研究的历史与进展，{45}值得我们一起学习了解。阿尔金介绍，早期俄罗斯学术界关注红山文化，焦点是邻境地区的文化交流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俄罗斯学者逐渐认识到，红山文化继承了本地区在前一阶段形成的文化传统，并在红山文化时期形成活跃的交流态势。不可否认，红山文化的陶器器形、纹样等或多或少对黑龙江流域、俄罗斯远东沿海州地区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在接受中国内地文化因素的同时，对中国文明起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目前还缺乏这种影响在更广范围、更长时间内存在的确凿证据。

三、观点述评

前文我们着重介绍了近年来韩国学术界有关红山文化的研究情况，整体来看，随着两国学术界交流的推进与深入，韩国学术界基本上可以第一时间看到中国的发掘资料与研究成果，并围绕这些资料与成果就编年、谱系、祭祀、研究史等展开有益讨论，两国考古界就红山文化研究而言，基本达到了同频共振。

有关红山文化的编年与分期问题，首先还是要在整个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框架下，结合红山文化的内涵与外延，考虑量变与质变的关系，反思近百年的研究历程，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为宜。众所周知，红山文化的研究历程起始于彩陶文化研究，发展于细石器文化研究，活跃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不同时代的学术背景与学术取向，都或多或少对红山文化的研究产生了影响。韩国学者对红山文化的分期与编年从技术发展的角度加以考量，通过遗存体现的技术水平，判断文化所处的发展阶段，相对更契合考古学研究透物见人的基本目标，而不是单纯地停留在遗存呈现的表象进行尽可能地合理推测。如果从红山文化的概念内涵考虑，近年发现的哈民忙哈遗址确实与红山文化有质的区别，对此，中国学者也多有论述，{46}甚至近年也有从文化变迁与边缘效应出发，分别构建西拉木伦河南北两岸的文化编年与谱系框架，{47}也是一种更为合理的解释。如果坚持从质的角度区分考古学文化的内涵，那么将国内学者早已辨识并相对明确的“西水泉类型（期）”与“东山嘴类型（期）”{48}直接区分为年代有序、分布有异、各有渊源、互有联系的两个考古学文化可能也是呼之欲出的研究成果。当然，韩国学者的意见中有些细节也需要进一步核实，比如，小东山遗址彩陶相对较少，并不能确认直线与曲线纹彩陶共出的案例，倒是之字纹陶器存在很多直线与曲线纹共存的情况。

关于红山文化积石塚的问题，我们建议还是应在整个石构墓葬体系中考察，不宜简单地比附积石墓与积石塚的关系，应该从出土遗物组合、埋葬习俗以及遗迹间的共存关系等多方面加以考察，直接将积石墓作为积石塚的一种型式的观点还需慎重。

关于红山文化的玉器，随着乌苏里江流域小南山遗址的大规模发掘，{49}已经改变了我们东北地区最早的玉器产生于辽西地区兴隆洼文化的传统认知，但这丝毫不影响红山文化玉器在选材、造型以及工艺上对兴隆洼文化玉器的继承与发展，同时，也可以排除红山文化对年代上相对较晚的哈民忙哈遺址、南宝力皋吐遗址等的影响。{50}至于红山文化玉器的社会学意义，也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在暂时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是学术繁荣的表现。

关于女神的崇拜与信仰，除了韩国学者指出的需要结合随葬品差异、墓主男女性别差异等整体考虑“女神”的性质与地位之外，我们也注意到，辽西地区包括兴隆沟遗址{51}等也有大量男性人像的出土，而女性人像的分布不仅局限于辽西地区，而是也相当广泛。{52}牛河梁遗址N16M4{53}中也曾出土男性玉人，所以，就目前的材料，尽管属于红山文化的赤峰西水泉、敖汉西台、喀左东山嘴、建平牛河梁等遗址存在一些女性塑像，{54}但仅依据出土或采集的红山文化时期人像，哪怕是出土于神庙的人像来判断红山文化的社会性质，略显粗疏。1BF19A76-6F29-42B7-AC09-F59E1A2E6601

讨论红山文化的社会性质或发展阶段问题，自然绕不开“中华文明起源”这个宏大命题。毋庸置疑，牛河梁、东山嘴、半拉山这些明显具有礼仪性质的遗址暗示着当时社会发展阶段的重大变化。如前所述，东山嘴类型（期）已经与西水泉类型（期）在文化内涵方面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社会分工日益专业化和复杂化，社会成员的地位和职能也出现了不同等级，以往较为平等的社会状态被打破，并出现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政权形态与管理模式，{55}完全可以考虑称其为一个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而对于这个社会发展阶段，国内大多数学者称之为“古国”，韩国学者参考西方考古学理论，称之为酋邦。当然，也有国内学者指出“古国”概念模糊，{56}虽然从社会基本特征判断，这个社会发展阶段与西方的酋邦最为贴近，但仍可以客观性的概念——“区域聚落群体”描述当时最普遍的、比较稳定的大型社会组织。{57}诸多证据显示：红山文化，抑或现在就可以直接称之为东山嘴文化的这个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一定积极参与了中华文明起源这个波浪壮阔的历史进程。但是，我们需要更为丰满的考古学材料填充目前学术界对于这段历史的美好构想。

整体来看，韩国学者的这些研究成果既有宏观视野的比较研究，也有针对细节的微观研究，对于红山文化研究、新石器时代考古以及中国考古大有裨益，这也是繁荣考古学科，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的具体表现。面对我们共同关注的学术问题，下一步需要共享资源，共同交流，除了饱满的学术热情之外，也需要像韩国学者一样冷静理智的思考。

四、今后展望

韩国学术界对红山文化的关注与研究，也给国内学者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与参考。中韩两国的学者如果能在以下方面的研究开展交流或合作，将会进一步推动东北亚史前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向纵深发展。

第一，梳理研究历程。将包括朝鲜、日本、韩国、俄罗斯等更多国家有关红山文化的研究成果全面搜集，系统整理，尤其是认真看待国外学者对于红山文化的研究与认识，扩大研究视野，深化研究细节，做好红山文化的编年、谱系等基础性研究工作。

第二，做好研究规划。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辽西地区史前考古学研究工作，虽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当然随之也带来了更多的学术问题，小到陶器纹饰、玉器加工，大到墓葬布局、聚落形态，都需要我们从长计议，整体规划。尤其需要认真研究红山文化不同阶段文化发展与社会演进的动力问题，这也涉及到从中华文明起源角度对红山文化的理解与认识。与此同时，突破学科界限，联合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以及地理科学、环境科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的学者，以考古学成果为出发点，推动红山文化考古学研究立体发展模式。

第三，勇于理论创新。以考古学文化研究为基本抓手，深刻理解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基本原则。在考古资料日益丰富的当下，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陈规，结合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现实需求，认真从考古学研究的基础理论角度出发，反思红山文化的内涵与外延，根据已经积累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重新审视考古学文化命名等最基础、最根本也是最核心的研究工作。

第四，做好成果转化。复原社会发展历史不是考古学的终极目标，将考古学成果积极转化为当今社会凝心聚力的黏合剂才是考古学科的真正意义所在。红山文化的研究牵涉的问题点深、面广、影响大，不仅是韩国，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重要影响。回应社会关切，积极做好考古学研究成果的大众宣传与社会转化，完成时代赋予考古学的重要历史使命，也是考古学未来的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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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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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曹彩霞）

Review on the Research Trend of Hongshan Culture in Korean Academic Circles

CHENG Jing-tang1， LI Song-hai2

（1.School of Archaeolog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5， China;

2.Musuem of Longcheng District， Chaoyang 122005， China）

Abstract： Due to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 Korean academia has great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in China， especially in Northeast China for a long time.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publication and exchange of new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in Northeast China， Korean academia has published some research results on Hongshan Culture in western Liaoning. These research results mainly focus on the stone mounds， jade， sacrifice， chronology， research history and so on， and carry out background analysis and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n the "Liaohe Civilization Theory". On the whole， these research results include both macro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research and micro research. This paper also reviews these results. Generally speaking， the research arguments of Korean scholars are sufficient and clear. Except for some details that could be discussed， most of the results are worthy of consideration and reference by Chinese scholars.

Keywords： Korean; Hongshan Culture; Stone Mound; Jade; Chronolgy; Research History1BF19A76-6F29-42B7-AC09-F59E1A2E6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