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继龙 ,郑润廷

(上海师范大学a.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b.教育学院 上海 200234)

近年来,科研机构办大学呈蓬勃兴起之势。中国科学院大学(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017年)先后成立,奏响了新时代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科教融合发展的强音。上述行动无疑可以视为新时代破解我国“科教融合的协同培养机制尚未形成”[1]难题的积极探索和有益尝试。回溯历史可以发现,我国科教融合的初次试验可以追溯到1958年,当时的中科院曾在极短时间内先后创建了19所大专院校,是当时科教系统“大跃进”的写照,后来绝大多数经整顿合并而式微,仅有几所存有一定的历史影响[2]。科学院是科研机构的执牛耳者,本文拟以中俄两所依托科学院创立的高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的发展为例,比较其发展路径的差异,以期对新时代科研机构如何办大学提供一些启示。

一、科教融合的独特路径及俄中模式

(一)科教融合的独特路径:科研机构办大学

科教融合不仅说明了大学各职能的必要性,还强调了职能之间的横向贯通与协调发展。教育与科研本是大学、科研机构两类组织的禀赋职能,两个职能起初是割裂的,时代赋予了大学新的使命——培养富含科学精神、道德和修养至上的人。正如约瑟夫·本戴维所提到的“研究与教学远非自然的匹配,只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他们才会组成一个单一的结构”[3]。洪堡倡导“科研与教学相统一”的原则,柏林大学应运而生,科研与教育开始从泾渭分明走向水乳交融、互利共生,这是科教融合的缘起。科教融合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其内涵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演进的。通常认为,吉尔曼将科教融合理念引入研究型大学,而博耶将其进一步体系化[4]。

在我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次将科教融合确立为办学的基本理念。现在,学界关于科教融合的表述很多,如有学者认为科教融合“是指以创新人才培养为前提,使科研与教学在形式和内容上相互渗透而形成的人才培养的新路径”[5];也有学者将科教融合界定为“以高校完备的软硬件设施为依托,以科研活动和教学活动的相互渗透融合为载体,实现学生理论知识与实践水平的同步提升,最终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教育模式”[6]。本文讨论的科研机构办大学,是科教融合的独特类型,它区别于在既有高校内进行科研活动与教育活动的融通,是指依托高水平的科研机构和科学家团队创办大学并实施人才培养的活动,尤其要包含本科层次的人才培养。科研机构办大学既是大学办学形式的创新,也是科教融合战略的独特实现形式。

(二)科教融合的独特类型:俄中模式

在世界各国的科教融合模式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三种,一是英美模式,二是德法模式,三是俄中模式[7]。

在英美模式中,科研机构和大学在活动领域上存在界限分明的分工,大学凭借广泛的学科体系,承担国家基础研究和战略研究任务,是国家科研经费的主要投入对象,大学依靠国家投入的科研经费来培养学生,使其获得学位所需的能力,同时学校获得学术成果和社会声誉;科研机构仅仅承担涉及公众、国防等国家战略专项使命。在德法模式中,大学外的专业学会或科研机构往往建立联合实验室。高校的完备学科体系和大量新生研究力量为实验室提供基础支撑,科研机构享有学术声望、充足的研究经费和一流的研究设备。大学与科研机构的人员互动、共通、共享,实验室的主要成员通常也在大学兼任职务,研究生在参与科研机构的过程中获得学位所需的能力,教育可以视作科研的从属。在俄中模式中,大学体系和科学院体系与德法模式相似,即国家科研机构和大学之间研究领域高度重合,同时又保留了国家计划调控的显著特点,即国家集权体制对科研与教育进行严格的指挥和调控。科研机构与大学之间明确的分工形成科教分离局面,而时代又赋予了国家科研机构和大学科研、教育双重使命。科研机构和大学之间的工作界限模糊,各自为政、投资分散等问题促使科研融合的系统化改革。20世纪50年代末,俄中两国创办的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是学习借鉴德法模式下科研派生教育的典型代表。

二、科教融合的同质缘起:俄中两校设立的相似性

(一)建校目的:探索科教融合路径,培养时代紧缺人才

新西伯利亚大学坐落于俄罗斯东部最大城市新西伯利亚城,始建于1958年。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西伯利亚是整个苏联的大后方,当时的新西伯利亚聚集了大量顶尖学者。然而苦于缺乏人才培养机构,新西伯利亚研究型人才的供给一直是个大问题。1956年2月14日,苏联科学院三位院士在《真理报》上联合撰文,建议重新审视国内研究所和高等学校分布网络,“以使其在国内得到新的、更合理的布局”[8]。在其呼吁和推动下,1957年5月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决定在新西伯利亚建立一座科学城,并“计划在科学城建立一个设有自然科学方面系科的大学”[9]。次年1月,这一“大学”被确定为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

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创建的历史使命有三个:一是为了完成“在国内得到新的、更合理的布局”的规划;二是为了克服科教分离带来的种种弊端,进行科教融合的尝试;三是为了培养专门科研人才。对这一创建目的,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的创始人之一米哈伊尔作了精辟的阐述:“建立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的做法是实施我们计划的第一步,那就是将科学研究与西伯利亚科学、高等教育和工业人员的培训结合起来。我们得到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来创建一个非常适合教育和科学一体化的高等教育机构。”[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与发展,各行业的接续发展呼唤科技人才,抗美援朝战争等外部安全因素也促使中国将注意力转向了尖端科技与薄弱学科。1956年中共中央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诸如原子能、喷气和火箭、自动化、半导体等学科几乎是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在规划的指导下,各个大学结合师资情况新增了若干专业,如清华大学增设自动控制系,将无线电工程系改称无线电电子学系[11],复旦大学分两批增设物理、放射化学、高分子化学、无线电物理、电子物理等12个专业[12]。在“一边倒”政策的特定历史背景下,中国科学院考察团在完成对苏联科学院与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的考察后,萌生了学习苏联创办一所新型大学的想法。1958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北京应运而生,这所大学最初的13个系几乎全都是当时中国科学技术的空白、薄弱环节[13]。首任校长郭沫若指出:“我们的学校所负的任务主要是为国家培养出搞尖端科学的人才。”[14]聂荣臻元帅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开学典礼上也再次明确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创办使命是“把对青年科学干部的培养当作首要的任务”[15]。

中俄两校的创立,均是特定时代背景的产物,目的都是培养紧缺人才、克服科教分离的弊端,可以说这两所大学一开始就承担着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双肩挑的新型角色,并且科研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

(二)办学理念:学术权威主导,理论实践结合

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第一任校长伊莉亚·内斯托罗维奇·维库阿院士提到“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是一所新型的高等教育机构。14个不同的研究所,提供了最新的科学设备,集中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区域,最后,大型科学家团队集中在这些研究所,为重组传统的大学教学形式创造了绝对独特的条件”。“从一开始就给学生以技能和能力,为他们创造最广泛的机会,特别是确保其免费进入实验室。高年级学生将加入研究紧急问题的研究小组,并逐渐开始学习科学研究方法。”新西伯利亚科学中心的复杂结构为科研与教育的结合提供了良好条件。在现代科学领域工作的科学家参与了各个阶段的教学活动,以确保教育质量,而这也客观上保证了学术权威(即科学家)在教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正如拉夫伦特·耶夫院士所言“这所大学首先是科学家和学生之间的交流,这是他们的社区。”[16]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校之初,各个系均建立在所的基础上,系的正副主任、教研室主任等均由科学家担任,所内的科学家自然就有了设计培养方案、编制教学大纲等权力,华罗庚、施汝为、柳大纲等分别主持了数学、普通物理、普通化学教学大纲的制定和教材审定工作[17]。兼任科研、教育双重角色的科学家在教育工作中取得了主导权。依照“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方针,中科大本科一、二年级的学生每年的科研劳动时间达10周,三、四年级增加到12周,五年级(当时,中国科大本科生是五年学制)则更多[18]。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校之时有13个系,分别对应不同的研究所,称之为系所结合;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建校之时虽然只有1个系(自然科学系),下设5个独立的专业(数学、物理学、力学、化学、地质学),各个专业分别对口不同的研究所,称为专业与研究所的结合,实际上与中科大的系所结合并无本质上的不同。中俄两校共同享有系所结合的办学理念,理论学习与实践研究相结合的育人模式,突出学术权威(科学家)在教育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这极大地促进了由科研派生的科教融合。

三、科教融合的异质演变:中俄两校发展的差异性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虽然同出一源,但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两校走上了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

(一)领导体制的演变:教育部主管VS科学院主管

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从创立之初就确立了双重领导的体制。1959年3月,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主席团批准了关于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运作原则,其中包括大四学生参与研究所的研究工作,研究人员参与教学活动和学生研究工作的监督,按照个别课程组织高级教育过程,反映科学的现状等[19]。科学院是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的领导者之一,除科学院以外,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还必须接受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的领导,“我们没有权利不受阻碍地邀请学术机构的研究人员进入大学。每次我们都必须向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申请批准”[20]。这样的双重领导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科学院面临经费、人员等多方面的困境,无力指导新西伯利亚科学院的工作,俄罗斯联邦教育与科学部适时接过了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的主要指导权,该校从此隶属于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科学院从共同主管者变为协助者。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起初是在中科院的领导下建立,并受其具体指导。文革期间,中科大教学工作遭受到了严重破坏,中科院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此二者已不是此前那般亲密的“母子关系”[21],加之1969 年3 月“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恶化,中科大因战备疏散南迁至合肥,由安徽省与第三机械工业部双重领导。在此期间,中科大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仪器设备损失2/3,教师流失1/2以上[22]。“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方针因缺乏实施条件成为了空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归口三机部后,学校过半专业与三机部不对口,三机部不能承担不对口专业的科研经费[23],尽管安徽前后任书记万里、张劲夫尽可能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提供了便利条件,但学校前景仍不容乐观。在刘达等人的不懈努力下,1973年3月19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接受安徽省和中科院的双重领导,以安徽省为主。1975年9月,国务院决定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由安徽省领导为主改为中科院领导为主。

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领导单位历经几次变动,虽然科学院在两校发展过程中一直发挥着时强时弱的作用,但最终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归口教育部门,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归口科学院。

(二)培养模式的演变:两段式培养VS全融合培养

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在长期探索的基础上,确立了通识教育和学术研究相结合的两阶段培养模式,第一个阶段接受常规教学,第二个阶段进入研究所学习。每年约有2500名学生参加各研究所实验室的科学项目。通识教育和基础培训需要持续2～3年。根据阿卡德姆戈罗德克最初的计划,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的学生必须参加科学家“在学术机构做科学”的讲座。即使是现在,课堂课程与实验室的课程交替,也在校内创造了一种浓厚的研究氛围。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直坚持“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传统。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改变了以往以系为主的计划模式,向本科生开放所有实验室,并送一部分大学生到各研究院所开展大学生研究计划,使学生有机会利用课余或假期接受比较系统完整的科研实践训练[24]。在研究生培养方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个性化发展的灵活需要与教育体系的固化规定存在内在矛盾,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针对这一问题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25],如导师选课制度(导师根据学生具体情况制订选课计划)、菜单式培养计划(提供多套可供参考选择的培养规划)、弹性化学制(只要完成培养方案规定课程、得到相应学分及达到毕业条件就可获得学位)等。

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人才培养的两段式特征较为鲜明,第一阶段以通识教育和专业基础教育为主,第二阶段以科学研究为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则体现全融合的培养特点,并未就人才培养进行严格阶段划分,其典型的人才培养过程被描述为“基础课没有学完而专业课尚未开始的一、二年级学生,由于到研究所参加科学研究工作,并结合所里工作到野外实习,从而广泛地接触了专业”[26]。

(三)与科研机构的伙伴关系演变:强耦合VS弱耦合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与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伙伴关系。这不仅是因为大学与科学院已经淡化了隶属与管理关系,而且科学院也有寻求与大学合作的内在动机。科学与教育的一体化被认为是俄罗斯科学院走出危机的最有效途径之一。俄罗斯政府曾颁布“2000—2006年高等教育和科学的一体化大纲”,这个大纲重点要协调的就是科研、教学和创新活动的一体化,力求吸引更多有培养前途的年轻人到科学研究领域。高校利用科研机构的研究设备进行培养,而科研机构利用高校的科研队伍进行科研,同时为高校培养高水平的科研人才[27]。

虽然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与苏联科学院新西伯利亚分院的合作关系密切,但研究界限却十分清晰。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的科学研究主要旨在解决应用研究任务。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科研部门的一些实验室甚至被称为“应用实验室”。因此,它填补了科学院没有涵盖的利基市场(即专门化的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的应用研究活动与科学院的基础研究活动之间没有重叠领域,因而也没有竞争。大学的活动被认为是解决共同科学和应用问题的一种桥梁。例如,俄罗斯科学院新西伯利亚分院的一个研究所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了突破,之后大学启动了应用研究工作,而后转变成可以实施的项目[2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均带有明显的科研色彩。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教学规模小、科研机构教师配比高、科研设施集中,种种因素将科研机构与大学牢固绑定在一起,并且二者研究领域并无交叠,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削弱了对于科学院的财政支持而又希望加强对科学院的掌控力度,科学院力图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转而寻求与教育的联姻,因此两者处于一种强耦合的共生关系。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科学院之间的关系则在南迁前后变化明显,在迁往安徽前,中科院与其属于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其创建动因来源于中科院,彼时其依靠的科研机构均归属于中科院,顶尖教师也大多来自中科院。在迁往安徽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度失去了与中科院的联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学校重新繁荣起来,并且中科院与其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一些重叠,这一时期两者的关系从领导与被领导逐渐变成了既领导又合作,其中还包含着一些竞争,这是一种相对弱耦合的合作关系。

(四)学校资产配置特点的演变:重资产VS轻资产

虽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研究型大学,而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也是国立研究型大学,但其本质不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研究领域并非与科学院之间完全区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改革使得其带有了英美大学模式的色彩,即承担国家基础研究和战略研究,这让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为了学术研究型大学。反观之下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的研究领域则更加侧重于应用研究,与科学院的研究领域区分更为明确。如果要将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的角色放在我国高等教育机构分类中进行界定,则其更加类似于应用研究型大学。

国家为高等教育机构和科研机构的科学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如果两者之间存在研究领域的冲突,那么就在客观上促进了高等教育机构与科学院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一是资金的竞争,二是研究项目的竞争。这种竞争可以是良性的也可以是恶性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科学院的竞争在一些方面促进了学术研究成果的高效产出。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将精力聚焦于应用研究,国家经费投入加强了其与科学院之间的关系,促进学术研究向实际的应用转化。这所大学被视为推进科学发展和促进科学成果转化的催化剂,首先它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培养了年轻的人才,其次它帮助了科学成果的落地与转化,这为新西伯利亚科学中心创造了不断发展的条件。

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相比,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走了一条轻资产的道路,这与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与科研机构强耦合是相辅相成的。学校主要为学生提供生活服务,理论研究、实践教学等很大程度上依靠设立在新西伯利亚科学城周边的科研机构提供,科研机构的种类和承载能力也决定了学校的专业设置和学生数量,因此无论是学校面积、学生人数,抑或是专业设置,两校差别明显。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由于一部分历史原因内部自成生态,即使不依赖周遭的科研机构也可以运行,发挥独立科研、教学功能。由于和科研院所关系为弱耦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并没有与外部科研机构形成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因此无法形成轻资产的办学模式,学校的实体规模必须扩大。正是因为其发展并不受周遭科研机构种类、数量的制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科门类才具备了自行发展的可能,20世纪80年代,中科大在全国率先提出并实施专业结构调整和改造,建立管理学院等院系,逐步成为理工结合、兼有文管的综合性大学。而这样的差异也决定了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不可能成为所谓的综合性大学。

以上种种不同是两校异质演变的结果,但从人才培养质量上来看,无论是“千生一院士”还是“30%进入科研院所”,均是两校科教融合成果的有力佐证(见表1)。

表1 两校基本情况概览

四、新时代的科教融合及其可能路径

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时代的造物,横向来看,两者有着迥异的特征,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纵向来看,两者有着相同的发展态势,均在稳步前进。卡尔·波兰尼的嵌入理论说明了无论是科研机构抑或教学机构,均是嵌入在社会中的,高度的科教分离使得社会中产生了反向运动的探索——科教融合。在正向和反向两种力量的此消彼长的持续作用下,整个社会正按照否定之否定的路径,迈向更高的层次。作为反向运动的科教融合必须符合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这样的发展路径才能打通。

(一)新时代的科教融合

新时代的科教融合是对学术型、应用型人才的双重呼唤。科研机构、高等学校都是社会平稳运转的齿轮性机构,因此,无论是科教融合还是教科融合,最终目的总是为了社会的发展而服务,而这也是高校社会服务职能的本质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历经了三个发展阶段。在每个矛盾发生质变的阶段,科教融合就会显现出不同的人才需求取向: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推动农业国快速向工业国转型,推进工业化、现代化成为了首要任务,这一任务对于学术型人才的迫切需要催生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成立;改革开放以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成为了首要任务,工业化对应用型人才需求十分巨大,在多出、快出人才的时代命题下,高校的规模扩张运动开始了;在迈入新时代以后,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数量需要进一步发展,人才结构需要优化,学术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缺口都较大,同时兼顾培养两者,是新时代科教融合的内涵所在。

(二)科教融合的多重路径

教育在为一个尚未出现的时代培养新人,因此科教融合是一个历史性的观点,既是现实的,又是超前的。在向着科教融合这一个不断变动的目标前进时,需要着重考虑人才培养的规格问题,即培养学术型人才还是应用型人才。科学院为学术研究而生,凭借学术研究得以延续至今,其具体指导下建立的院校自然带有重视学术研究的属性,然而高校却不是科学院。科研机构办大学,不仅仅要注重学术基础研究,还应重视学术应用研究,这是大学与科学院错位竞争、特色发展的重要路径。中俄两校的案例说明,与外部科研机构研究的重合程度、周边科研机构的密度成为了两校分支发展的起始与标志。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办成世界上优秀的大学。我们以与科研机构研究领域的重叠程度、周边科研机构密度为两个维度,可以将科研机构创办的大学划分为四种类型。其中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属于与周边科研机构强耦合的应用研究型大学,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属于与科研机构弱耦合的学术研究型大学。而本文开头提到的创办于2012年的中国科学院大学则是属于与中国科学院耦合程度更高的学术研究型大学。在看到中国科学院创办的大学定位在大规模、综合性的学术研究型大学之时,我们注意到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小而美的应用研究型办学模式也走向了成功。由此昭示我们,科教融合的道路并非唯一,尤其是在更多科研机构开始实质创办大学的新时代,科教融合应坚持多重发展路径并行不悖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