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燮钧，浙江慈溪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多篇作品发表或转载于各文学杂志。部分作品入选年度排行榜、年度选本和中考、高考模拟卷。著有小小说集《戏中人》《族中人》、散文集《文人之美》。

导语：

前些年，一个国际文学组织曾发起重述神话的活动，多位著名作家积极响应，包括中国作家，推出了一系列长篇小说。其实，鲁迅、汪曾祺在《故事新编》《聊斋新义》里也进行了实践。那是卡尔维诺所说的“利用库存资源”，其预言此乃未来千年文学趋势途径之一。岑燮钧借鉴中国古典《世说新语》，采取笔记小说的手法，写出“新意”，值得关注。关键是，他关心细节，是“贴着人物运动中的细节”写的。此话是我对沈从文的创作秘籍的深入理解，因为小小说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对细节的运用。（谢志强）

我偶然看到这样一则《世说新语》：

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

我马上被“驴鸣”这一细节吸引住了。世人有学狗叫，学猫叫的，却从未听说有学驴叫的——恕我孤陋寡闻。一搜索，又找到一则《世说新语》：

孙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丧，时名士无不至者。子荆后来，临尸恸哭，宾客莫不垂涕。哭毕，向灵床曰：“卿常好我作驴鸣，今我为卿作。”体似真声，宾客皆笑。孙举头曰：“使君辈存，令此人死！”

这两则《世说新语》，故事虽短，却形神兼备，所展示的魏晋风度，令人向往。因此，立刻激起了我的创作兴趣。但是，怎么处理这两则文史资料呢？一般来说，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以此为本，添头加尾，扩写演绎成一篇小小说;一种是取其一点，不着其余，另起炉灶，自由创作。前者的尴尬之处在于资料太少则难以敷衍成篇，资料太多则缺少创造性。而后者的难度则在于凭空造物，缺少模特。但是，我还是选择了后者。因为我无意深研《世说新语》，因此，人物创造不免多受掣肘。而抛开《世说新语》，就可以天马行空，自行设置。于是，我打算只保留“驴叫”这一细节，脱胎换骨，再造人物。但是，在创造人物之前，先得理解“驴叫”的含义。魏晋文人“好驴鸣”，固然有惊世骇俗特立独行的一面，但本质上是内心痛苦的一种宣泄。这是我对“驴叫”的理解，即便有误，但于小说创作也无碍。因为我的人物我做主。

小说创作，简而言之，就是创造人物。因此，我围绕“驴叫”这一核心，设计了文人幕僚程士成这一人物形象。“他的嗓音最像驴叫”，这是故事展开的一个“原点”。然后，设计了“大将军”这一对立面。历史上，飞扬跋扈操持权柄的人物很多，他们的特点是居高临下，不把人当人。这样，程士成的受辱就在所难免。（在现实中，我也有类似的经历和体会。所以，这一人物，并非无凭，而是带上了作者的人生体验。）程士成不堪受辱，回家自守。于是，生活陷入困顿，但仍拒绝为财主立传，以此体现他的文人风骨。最后，朋友“长人”来访，一唱一和，通过驴叫，来宣泄内心对大将军的厌恶。而另一个重要“人物”，即驴子，它是线索，贯穿整个故事，使小小说结构紧凑，浑然一体。我无意在情节上设计猎奇的招数，因为“驴叫”这一核心，已使人耳目一新。而情节，只不过是人物性格逻辑的自然延伸。在小说创作中，是先有人物还是先有情节，这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是没法回答的。但是，小说作者的兴奋点应该落实在人物上，情节是为人物服务的，应该围绕人物设计。在这篇小小说中，程士成躲在“长人”之后，不想引人注目，更不想攀附权贵。他的“驴叫”是被逼的。在大将军点名之后，他先是说“试试”，在不能满足大将军的情况下，只能叫得“比原来响亮”，最后，才“一不做二不休，豁出去了”。通过这三个层次，来刻画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学“驴叫”的痛苦。那么，他“声如裂帛，响遏行云”的驴叫之后，是怎样的情形呢？文中只说“所有的人都爆发出了欢快的笑声，谁也没有在意程士成，因为大家都看向了那头叫驴”，为下文“长人”来访留了一笔。小说的人物设置，都要“有用”，不能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既然开头时“镜头”稍稍对准了一会儿“长人”——沾了主人公程士成的光，就有必要充分利用这个陪衬人物，来完成对程士成的塑造。程士成在大将军面前，不是“本我”;只有在朋友面前，他才会充分展示自己的内心。所以，“长人”来访，他才尽情学“驴叫”，以此嘲笑大将军，“把当日羞愤，喷作了今日谈资”。而此前拒绝为财主立传，毋宁说是对这一高潮的铺垫。

《驴叫》虽是脱胎于《世说新语》，但在人物和情节上，却没有照搬照抄，而是自成机杼，翻出了新意，起码，拉开了与《世说新语》的距离。只在一处，暗示了出典：“更有人引经据典，说大将军这雅好直追魏晋，真是难得的性情中人。”所谓“直追魏晋”，即是指“魏晋风度”。就像画龙点睛一样，我重新画了程士成这一人物形象，但他还没有“飞起来”，而我保留的“驴叫”这一细节，可称得上是本文的“文眼”，也即这一人物之眼睛，略一点染，人物就活了。因为“驴叫”当中，包含着复杂的情绪，可窥测人物的灵魂。由此可知，细节之于小小说，是多么重要，几乎可以说，是这一细节，点亮了这篇小说。沈从文曾教导汪曾祺，“贴着人物写”，而往前再进一步，那就是“贴着人物运动中的细节写”（谢志强语），也许，这就是小小说创作的“法门”所在吧。

末了，我沿着汪曾祺的理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附带说一下这篇小小說的语言追求。既然《驴叫》出之于《世说新语》，那么，在语言上，也不免受它影响。因此，在白话的基础上，适当地带上了点儿文言的色彩，比如结尾处：“夜色如漆，山影如兽。程士成一声驴叫，劈开群山，久久回荡。‘长人’也作驴叫，仿佛是程士成的回声。两人大笑，随即大哭，然后相扶大笑，不知东方之将白。”这样的语言，适合于刻画这样的人物。

从素材到小说，需要经过很多道工序。《驴叫》就是这样写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