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祥红

徐怀中的美学书写与时代感悟——以长篇小说《牵风记》为例

李祥红

（永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湖南 永州 425000）

徐怀中90岁发表的长篇小说《牵风记》，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可以说是他在晚年的生命体验中所带来的突破性感悟和觉解，但更应该说是只有他这种一辈子都在攀登文学创作艺术巅峰、追求艺术时代潮头之人，才有如此成就。在他的所有作品，都会看到他始终处于主体、主动的态势，对人生与生命有着深刻认识，对传统与现代、过往与当下都予以了相交融的美学叙事和哲学阐释，由此而表现出徐怀中一贯的美学书写和创作中对时代感悟的坚持，以及对长篇叙事创作伦理的回拨与回望。

徐怀中；美学书写；时代感悟；《牵风记》

徐怀中先生90岁时发表了长篇小说《牵风记》，让人颇感意外。要知道长篇小说的创作，对人的体力、脑力和精力是何等的苛求；对人的智力、智商和时代语境的感悟是何等的逼严，但从另一面，让人又不得不叹服、盛赞：宝刀不老，为文老道。就是这部《牵风记》，在成千上万部的长篇小说中，万里挑一地被评为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慢嘬细品之，似乎在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之规律中可以感悟到：经历世事的沉淀与技艺的磨炼，一个匠人或一个艺人或一个文人或一个诗人……到了晚年，往往在艺术表现上能出现圆融开阔的境界，或者自成方圆，或者炉火纯青，进而登峰造极。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符合这个规律，能有这样的创作成就的。徐怀中写《牵风记》，可以说是他在晚年的生命体验中所带来的突破性感悟和觉解，但更应该说是只有他这种一辈子都在攀登文学创作艺术顶峰、追赶艺术时代潮头的人，才能有如此之成就；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艺术体验和创作经验的经年积累、积淀，更是艺术的真谛及外在的所有动态、静态、固有式或开放式等形式已经与他的生命体验高度融合了。犹如当他自拿起文学创作之笔时，就是因此而生，因此而活，同此而在的。研析他的所有作品，自然会看到他的创作特征都是他处于主体、主动的态势，一切的艺术原创成效均来自作者对人生与世界的深刻认识，都来自个体对生命认知的不断超越的思考，都源于一种传统与现代、过往与当下相交的哲学高度的叙事和阐释。

从作者的《我们播种爱情》（1957年），到《西线轶事》（1980年），再到白发高龄时的《牵风记》（2019年），都给我们展示出作者的文学人生与艺术追求的独树一帜。在《牵风记》这部精品佳作所体现出来的，就是作者一贯的美学书写、人生体验感悟和对当代文学窘况的批判，尤其是对当代长篇小说创作境况的一种震动、突进和长篇小说创作伦理的反拨、回望。

翻开《牵风记》的章节目录，一股清新、洒脱和意蕴的叙述新风就扑面而来，如诗如歌，章目标题文艺范极致。“演奏终了之后的序曲”“隆隆炮声中传来一曲《高山流水》”“春风随后赶来好了”“瑟瑟颤栗的紫薇老树”……那曲子的声馨音境，春的醉人景意，紫薇老树的意蕴象境，无不彰显而又隽永的醖洇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典美境，经典情境，仅看目录，《牵风记》彰显的便是一部散文诗般的叙事意蕴，完全感受不到是以战争激烈残酷为叙述对象的硝烟气息，以及血与火的疼痛。仅此而言，作品事实上为叙述书写定下了其纯美诗意的基调和价值取向。

纵观《牵风记》纯美式的追求，不难看出它是依着两脉审美思维而充分展开，又以两不时地的交织相映相融而形成的一种美学叙事与美学阐释。一脉是将自然之极、天然之本当做纯粹的审美对象，直击心灵。汪可逾作为全书的中心，纯净如水，冰清玉洁，毫无心机的单纯与善良，成为当代文学作品中最能展现——美的天然、人性的自然与生命的本然的经典。另一脉是将具象的自然与抽象的道德理念相类比、相融合，使之成为审美的对象化。纯美意境既体现于汪可逾这个人，也寄寓于那张琴，就像书中最为推崇的原音一样，来自远古，传向 未来：

姑娘席地坐在台口，盘起双腿，将古琴平架在大腿上。自古便是这样盘腿抚琴的，她取的是最为标准的一种弹奏姿势。

只见汪姑娘缓缓抬起右臂腕纤纤素手手弹出了一个散音——空弦音……

在齐竞与汪可逾讨论《高山流水》曲子及其“七十二滚拂”经典演奏手法时，齐竞不解：

“好多人讲‘七十二滚拂’汹涌起伏，大气磅礴，构成了全曲最华丽最坚实的高潮，为什么不可以一试呢？”

古琴女孩从容地回答道：“不做过多缓急变化，任其一路流淌下去，让人领略到‘不舍昼夜’的意味，不是更有内在神韵吗？”

齐竞还注意到，女孩进入演奏前，要先给出一个空弦音，一曲终了，又要缀加一个空弦音，问是为何？

汪姑娘不无得意地回答：“自己给自己定的一个程序，因为自幼痴迷于空弦音。”

齐竞仍有不解：“古琴分为散音、泛音、按音，三种音色交相辉映而有万千气象，为什么仅对散音情有独钟呢？”

“不！我不至于幼稚到那个地步，要在八种音色中区分主次。不过可能是出于个人痴迷，我一直把空弦音看作是古琴音乐中最本质的单音。琴弦全长处于自然虚悬状态，不加琴码，无任何外力的制约。从这个特定意义上讲，空弦两端之间，应当被视为无限远。中国古琴立声于这样一个无限远的自然空间……”

一个纯洁透明的美少女，一支空灵散淡的曲子，一张悠远、神秘的古琴……一番精彩绝伦的对白，竟把意向叙事与哲思理性融合于此之妙，真正达到了“自我（作者）”与“自然”的融洽、亲和所营构的物我合一、情思、情意、情境、情理完美合一的艺术境界。

随着主人公汪可逾的言行活动展开，小说情节的推进，以及她个人的心路历程，无不让人体会出作家审美思维的这种鲜明特点，以及深入深刻地阐释情节、人物的“不言而喻和妙不可言”。基于这一审美思维逻辑，徐怀中先生的创作已经不拘于小说所谓架构要素的局限，而是自然“窄化”了自己的叙述笔触空间。

《牵风记》小说另一大特色就是叙事散文化、散文诗化。“从沈从文、孙犁、汪曾祺到徐怀中构成了中国文学的独特一脉，特别是孙犁，他的冲淡、平和、纯净、阴柔、深情隽永之美，一直是徐怀中非常推崇热爱的。”“徐怀中少年参加八路军，经历过许多真实的战争场面。”[1]但是，在徐怀中一生的文学创作中，对战争的理解和认识，都是从光明和人性美的角度，从胜利的曙光、霞光的美好一面去描述人民战争的正义性，去展示正义之战的雄浑与壮美，从而把战争场面的叙述背景化。因而，《牵风记》的创作一如他一贯的美学价值取向美学追求那样，尽管题材来源于真实事件（有的还可能是作者亲身经历），但是作为小说表现的情节因素，则是较为弱化的，有时候甚至是断裂的，人物的遭遇会出现跳跃式叙述，或是情节连接形式上的省略。小说情节的推进往往淡化、诗化，却绝不是平淡如水，味同嚼蜡，而是引人入胜、意蕴丰厚。形成文本的奇妙魅力和阅读带入力、吸引力。这又得益于作者对戏剧化典型场景的强化：巧妙地营造主人公之间的文化差异化背景，在矛盾冲突中形成艺术张力，自然而然地在外部环境情势与人物内部情绪转变间“留白”、悬疑、奇幻。

《牵风记》的背景设置在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时期。整个故事没有直接叙述轰轰烈烈的战争场面，也没有以首尾紧衔的起伏跌宕情节去一线贯穿。除了三个人物和一匹马，一张琴的浓墨重彩外，战争场景也仅仅是寥寥数笔，点到为止，整体上使得战争背景化。其用力彰显的艺术手法则在于：着力刻画和透视节点性场面和情境，以及“出人意料”的戏剧性、典型性，给予震撼人心，动人心旌的艺术效果。文化参谋汪可逾，在作者笔下，简直就是一个女神女仙。她有崇高洁白的灵魂、善良至极的人格、晶莹剔透的思想，在与不同文明程度的齐竞（一号首长）、曹水儿（警卫员及骑兵通信员）的一系列交往中，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众多的令人不可思议的戏剧性冲突，这些事件不仅让人物形象目瞪口呆，读者同样会“匪夷所思”。比如，在第十二章“黄河七月桃花汛（上）”中，姑娘汪可逾为了动员渡船上的妇女们脱下长衣长裤，以免在掉下河里时长衣裤湿透后增加下沉的重力，在喊破嗓子均无效后，情急之中，她主动地“不再言语，默默地解开纽扣，脱去上衣，接着是军裤、衬衣，脱得只剩内衣内裤”，而且，“仅穿内衣内裤泰然自若地站在船头。”在场所有的女民工们对此张口结舌，震惊了，也深深地感动了：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女军人，“不只是豁出去了一个尚未出阁女孩儿家的脸面，实则也舍出了她的青春与生命”。全船妇女不得不扪心自问，人家姑娘为的什么？是啊，何止是书中人在问，每一个读者不也在问自己么？类似如此的散点式场景，自然推动着读者一边阅读一边思考。

散文化的小说打动人，关键在于书中人物的思想冲突、文化冲突在散淡的叙事中、在主人公的不动声色之中，能让读者明显地感觉到其中的暗流汹涌，痛彻于心，刺疼于命。无论文化层次如何？文化背景如何？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牵风记》着力塑造汪可逾这一“极致之美”“彻底之善”，充分体现了“徐怀中的美学理想：写战争中的人性、爱情和美，但人性、爱情和美又是最重要的、最高的，可以超越战争，甚至可以超越时空”[1]。这也让作品人物的言行思想有了一个标尺，也就因为这个标尺，让齐竞、曹水儿等人在与“标尺”的比较、交往和合作中，自然产生“落差”“温差”“高差”，乃至形成不可调和的“冲突”，直至到了老年时，齐竞用一生的忏悔和愧疚，以及看齐的努力，伴着饱经风霜和战火硝烟的生命，来给生人，给读者以对这种“冲突”作出一个交代，一个释疑，一个解脱。这种美学形式的实践意义，也因此犹如“所有人……在谛听铜钟一般深厚而又深沉的古琴空弦音传扬开去，乃至无限远……”。

《牵风记》的美学意义无疑在于意象化。意象化是吸取中国传统美学方式思维而对“典型化”美学的补充与改写。美学范畴之“象”，是标示情意的意象，“是美感所受的具体对象”。它与意义浑然一体不可分离[2]。“而心的陶冶、心的修养和锻炼是替美的发现和体验做准备的。”“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象，代山川而立言，他所表现的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这灵境就是构成艺术之为艺术的‘意境’。”“意境是‘情’与‘景’（意象）的结晶品。”[3]读《牵风记》，我们可以深切体会徐怀中在审美意象的追求和意境创造方面所下的功夫，从中可领悟他“因心造境，虚实相生，炼金成液，弃渣成精”的审美体验脉络，犹如从直观感想的摹写，到活泼生命的转述，再到最高灵境的开悟，一路逐级提升其创构而至意境，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言“（意境的创成）既须得屈原的缠绵悱恻，又须得庄子的超旷空灵。缠绵悱恻，才能一往情深，深入万物的核心，所谓‘得其环中’。超旷空灵，才能如镜中花、水中月，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所谓‘超以象外’”，目的在于“透过秩序的网幕，使鸿蒙之理闪闪发光”[4]。

二

从寓意于象的视角出发，《牵风记》既显现出浓烈的现实主义，又洋溢着浪漫主义气息。但从徐怀中长期以来对“意”与“象”的思索与实践历程看，这还不足以概括和覆盖《牵风记》在文学创作上的诸多意义。它应该是徐怀中先生文学创作寓意于象，意从象出，意为象本的不断淬炼，不断发掘，不断升华的文学哲思。在“意”与“象”的高度融合中，贯通了历史与现实的思考，美学与文学的融洽，历史的语境与个人审美体验的不断耦合。《牵风记》所承载的徐怀中先生的文学融洽于美学的无限哲思的追求和积淀，所承载的文学创作的美与爱、人性的摹写与超越人性的历史“规约”的思考与实践，都让人不得不对徐怀中肃然起敬。《牵风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与意义，必将在后世给予不断认识和讨论。

《牵风记》是中国文学创作高原的又一奇峰，徐怀中为了登上这座“高峰”，用了近60载光阴的准备。《牵风记》为我们重新感受中华优秀文学之美的传统境界，打开了一道门缝，让中华优秀文学瑰丽之光沐浴并温暖着人们的身心：无巧不成书，无奇不成典。书是说书，故事也；典是经典，传奇也。然而，这种巧、这种奇，必须是来自于作者丰富的人生阅历的沉淀的。《牵风记》中的戏剧性经典场面，不说完全是作者的亲身经历，至少是蓄存在作者头脑中奇闻奇观的艺术呈现。

1947年，只有18岁的年轻后生徐怀中，却已是有两年军龄的武工队队长，在雄浑苍茫的大别山区，独立地带着十几名武工队员（多是掉队和受伤的战士）出生入死，却又灵活机动，往往绝处逢生，惊心动魄。有大半年时间，他们不敢在同一处村庄、山林、河畔宿营两晚。这些作者独有的战争岁月，既作为指挥官又是战斗员的经历，对于丰富他对战争与战争相关一切的身心感悟和文学观察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些血与火、情感与生命叠加相融相辉映的现实，无不强烈地冲击着作者的心魄，震撼着作者的灵魂，进而不断地审视战争的血腥残酷，这种审视时刻萦绕在作者的头脑中，一次又一次地组织成战斗冲锋般的文学创作冲动，又不断地否定着一次次的冲动和一次次的创作实践。可谓一波三折。

1962年，他动笔写初稿。写了20万字。由于社会思想文化环境的剧变，自觉作品创作的心境与时代的语境不统一，“他将手稿付之一炬”。20世纪80年代初，他作为战地记者亲临南方战场，创作出了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品《西线轶事》。在此前后，《牵风记》的创作冲动，让他“几次动笔又几次辍笔”。这一切的否定源于他对整个社会精神认识的自觉，以及个人文学认知的变化。直到2014年，85岁的徐怀中又一次重写《牵风记》，耗时近五年，终于完成了这部仍以挺进大别山为背景，内容较之初稿仅书名相同的“三个人物一匹马”的故事[6]。一路叙叙下来，让人不得不佩服的《牵风记》的艺术感染力，因为素材来自数十年的瑰丽人生，来自数十年人生阅历的沉淀，来自不断与时代的本质特征相耦合的思考，来自最恰当的纯美式的艺术传达。

诚然，每一个作家都会有自己“自我”的人生阅历，都有自己文学美学的思索。但是，思索的深度是不同的，思索的文学站位高度也是不同的。《牵风记》的成功，在于作者始终瞄准文学之于美学的高度，以中国传统美学精髓观照现实、观照时代，以对文学认识形成新感悟及其实现对创作“瓶颈”的突破为目的。据徐怀中回忆，20世纪60年代，因电影剧本《无情的情人》遭受批判，之后几十年，他心灰意冷，不愿写“没意思”的东西，几乎要放弃文学创作。后来，通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地记者经历，写《西线轶事》时，才从长久的蛰伏中“醒过一点劲儿来”。在他担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时，他总是坐在课堂上跟着学员们一起听课，这种“旁听”促成他文学观念的进一步“觉醒”[5]。当然，这个回忆说法，只是他的一种自谦。事实上，他在文学创作的艰苦跋涉之路上，一刻都没有放下他对社会的观察、对人性的思考、对文学创作求新求美求极致的追求。否则，就不会有80年代初的《西线轶事》，以九万余读者选票获得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就不会有长篇非虚构作品《底色》，在2014年获得鲁迅文学奖。

到《牵风记》的创作发表，徐怀中对文学创作纯美艺术传达的追求，终于实现了他现阶段文学创作艺术“标尺”的设想与追求，以他进一步的“纯美”的美学书写撬动了“军旅文学”中渐呈板结化之相，重新让人们以审美的眼光，建树起关于战争、关于历史进程以及历史长河中的平凡人物的认识，并在中国传统美学的观照下，以自然之美、人性之美、生命之美的文学叙事，重新构造了他的文学话语体系，突破了中国逐渐“窄化”的“军旅文学”小说创作时空，毫无保留地在世人面前优雅地展示着“信仰之于生命本真”的作品经典和汪可逾这个人物经典。

汪可逾作为《牵风记》的文学艺术的终极追求“核心”，能够与时代相呼应，为当今人民大众所欢迎和喝彩，它所体现的美学意义，已经远远超越战争的叙事和文学形象本身的艺术意义，也让我们自然而然地从徐怀中的处女作《地上的长虹》，到《我们播种爱情》，到《西线轶事》，到《底色》，直至《牵风记》，看到他总是把作品的艺术之美的发掘放在不断发展的时代语境下去观照、去顺理的。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观念更新，我们读到了《西线轶事》，新时代“强起来”的大气磅礴意识主流，海纳百川般的时代思想的大格局，我们又迎来了“大气”的《底色》和高洁、神化的汪可逾。

所以，沿着发掘和展示人性之美的追求历程，可以逐渐去透视和理解徐怀中在文学作品中强烈时代感的美学书写。在《牵风记》里，汪可逾一出场就亮相于有着高美寓意的“携古琴、演古曲”的氛围之中，这在战争那血火满天气氛衬托下，是那样的大气高贵，那样的脱俗典雅。这个亮相定格，就充分把作者与新时代同呼吸的气息呈现出来，为作品定下了思想和艺术的时代高度，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美学的“细胞核”。这个“细胞核”的美学基因，就在这部作品里绽放出结构有序、五彩斑斓的文学之花。如，在狂风暴雨里行军后的一个晚上，宿营时，汪可逾只穿一条短裤裸身，“仰卧于一家门洞支起的门板上……”犹如一尊“汉白玉人体雕塑”，而齐竞见此情此景的冲动与第一反应则是抢拍下这个圣洁、惊为天人的艺术人体。两个高雅之人相遇、相视、相赞于此，而且又都为追求人体摄影而相乐。毫无庸俗、低劣及粗痞哪怕一闪的念头，展现的是一对军旅文人的高雅、文明的本质。“这种超越性的审美意象，代表着中国当代军旅小说终于超越了底层叙事、世俗经验的藩篱，得以进入精神和灵魂叙事的存在之境。”[2]

三

古今中外，文学创作从来都是理性与感性交融之作，自然都是向着作家自己追求的美学高峰、艺术顶峰的理想奋进的。《牵风记》作为当今长篇小说的典范之作，就连这个书名都是寓意深厚的。据徐怀中先生解释：“书名为《牵风记》可以理解为在总体力量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突破战争史局限，牵引战略进攻之风。”但从几十年的创作历程来看，“《牵风记》的第一稿与今作，在立意与创作方法上都有显著差别”。从创作历程与主观寓意看，“这又可理解为牵引个人写作转变之风”[6]。《牵风记》循着徐怀中的不断追求成为时代佳作，也是对当今中国小说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境域的一个较大冲击，是对中国传统文学长篇创作伦理的回拨和回望。

传世的文学经典，无不在充分地表达这个时代精神之美。因此，考量一部文学作品能否“立”起来，在于其立意和启示的深刻程度。《牵风记》读后，让人感到天然的淡丽、人性的质洁，人民军队的壮美，尤其是全书中心人物汪可逾，从其“天生丽质”形象的天然纯净之美，到言行举止所展现的精神世界的“冰清玉洁”的内心美，直至神化仙化为“一尊雕像”、震惊在场人心的崇高之美。文本叙事对汪可逾形象刻画的层层推进，给人以又一启示——小说创作中“美感”的“站立”全靠立意，全靠具有强烈深度的启示性的精神价值建构。人类的生存，其群体性的天然属性，无不需要在任何时代都要建构时代的精神体系和核心价值体系。而传统的长篇小说，从他历史的整体的观念而言，在人类的价值建构当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当下的长篇叙事创作中，却正在失去这种价值和作用。正如“要模仿古老的谚语，对长篇小说说一句，‘请慢慢走，等等灵魂’”[7]。既然是“灵魂”，那就不是简单的机械的生硬的在文本中对“立意”的图解，更不是对经典的重复和抄袭。它是要通过人物的塑造、戏剧化的情节和社会场景及自然景观的描绘，以及心理世界的描摹，使其文本立意价值真正进入文学的审美领域，尤其是与读者的审美体验高度铆合，震颤其心灵，共鸣其情感，才能达到立意的精神境域的高度，起到艺术化的作用。

《牵风记》以塑造汪可逾极致美的人设，再以这个人设为中心，与环绕其周围的一切人、事及环境，产生剧烈矛盾冲突，最后让这个“极致美”在精神升华至极致后又无奈地“仙化”，让读者在朴素清新的语境中痛心、纠结，从而在读者的阅读和审美体验中完成他的长篇叙事的核心任务。战争是残酷的，尽管作品已将战争背景化，让残酷淡远而去，但与爱美以及爱古琴、古曲的汪可逾，终究是一对矛盾的存在。战争中的军人要求更为严苛，但偏偏是极致美的汪可逾，其言行总是优雅的、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地越过了军队的森严与等级，越过了中国传统的习俗、偏见，成为作品中“纯粹”的、具有意象意义人物，成为有别于过去军旅文学塑造的人物中所没有的“这一个”。你可以说她是一个如“邻家女孩”的、爱向你撒娇的乖乖女，交团费时“总是用一块白色小手帕托着钱”的；上床睡觉，一双鞋子在床前必须摆放得端端正正的；但你还可以看到她是一个敢于冲破习俗、“只穿短裤站在渡船船头”的指挥众女民工的女英雄。她可以不顾自己一个小参谋的角色，以及与齐竞的朦胧私情的流言蜚语，直截了当地找到顶头上司齐竞，开门见山地要求“留下小演员刘春壶”，更不顾及由此可能引发的政治后果。她是那么的单纯，那么的透明，那么的高洁！因此，当齐竞探究她是否曾被奸污时，一句“齐竞，我从内心看不起你！”其中的鄙夷和自我内心的“高贵与冰清玉洁”，给予对方“零度体温”的握别与私情的决绝。

作品另一个中心人物曹水儿，则完全是一个身着军装的农民形象。他心地善良，勤劳勇敢，因为从社会最底层一跃以“人的解放”和“尊严陡立”，他骨子里的“农民”“村民”之传统的“土豪”心理暴显出格，驱使他毫无顾忌军纪军规，放纵自己的雄性“野马”，犯下了一个个严重违反军纪军规大错，最终落得悲惨的结局。这个人物同样是那样的个别，那样的另类。但从第二野战军军史上是可以看到这种真人真事真结局的。这个典型的美学呈现，充分说明了战斗在大别山时的环境恶劣和残酷，说明了解放军为了在大别山站稳脚跟，必须采取的最严厉惩罚的军纪。但纯美的艺术塑造与传达却不会让人对作品有丝毫失真和丑化人民军队的感觉。

这就是文学性真实的《牵风记》的美学追求，这些鲜活的个性人物，经典的、戏剧性的情节，无不深刻烙印在读者的脑海中、心田里。也不由得不让人赞叹：这就是现实的也是真实的“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英雄壮举。就是这些普通的而又英雄般的指战员，打败了国民党的貌似强大的正规军，打出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自然，《牵风记》的这个时代之抒已蕴隐在这些人物、这些情节之中了，它让你哭、让你笑，让你再也难忘，让你掩卷而无尽地感叹和思索。

徐怀中先生无疑是一个长篇小说艺术大师，其艺术表现手法因新颖而自然胜人一筹。作品中汪可逾一出场，在舞台上因汽灯闹“罢工”而停演时，与齐竞关于古琴、古曲的一场精彩对话，让读者陡增阅读的厚重感，丰厚感。对话中的古典知识，均会使人顿开眼界，但又不觉得掉书袋，不觉得与情节割裂、脱节，反而觉得增色多多，读之特别过瘾。书写在小说里的这些陌生感十足的，以及富有灵气的专业知识，让读者耳目一新，倍感生机盎然，信息量爆棚，极大地丰富了文本灵动的建构和饱满、韵味十足的体验享受。整体上将《牵风记》读下来，自然让人感到一切就是那么恰到好处，那么清新、淡雅，馨香无比。这与一些低劣作品的知识空载、卖弄知识，进而造成叙述经验贫乏，灵魂苍白，造成细节堆积，臃肿不堪，导致情节无序蔓延等大相径庭。

《牵风记》有如此之丰厚、饱满和恰到好处的精致，得益于徐怀中饱蘸一生经验与时代精神之思索，和艺术表现上的意象化、诗韵化，尤其是对中西古典文化美学资源的重组、升华和延展，在中国传统美学精髓观照下，让军旅历史题材的创作，始终处于时代的前沿和制高点上，焕发出绚丽的风采。也深深地体现出他长期以美学的视角对战争与美、战争与人性的自觉思考的特色。而淡雅、清新的叙述文风、风韵多姿的词语结构，又是《牵风记》在传承中国古典文学“饱学之美”的突出语言美学特征，令人钦敬，在当代文学创作的美学书写中，它消解了当今长篇小说常规的“窄化”“固化”，将传统中国的意象、意境和意蕴的美学书写，融入到散文化的叙事之中，营造出“烟笼寒水月笼沙”的诗意空间，让人遐想，也体现了他在文学创作上，对具有中国传统文学美学的所有认知和认同的执着与不懈追求，也是他对当今文学长篇创作美学伦理回拨的热切呼唤。

[1]朱向前,李国平.徐怀中牵风记:雄浑与奇幻相结合的奇峰[N].文艺报,2019-08-23(2).

[2]刘大先.返归本心——徐怀中《牵风记》的意象叙事与哲思境界[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11):18.

[3]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70.

[4]宗白华.美学与意境[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16-217.

[5]王金雪.徐怀中:为什么我到90岁才能写出这样一本书？[N].新华每日电讯,2019-09-11.

[6]丁小炜.徐怀中《牵风记》奇崛浪漫牵大风[EB/OL].(2020- 02-06)[2021-09-10].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0/0206/c404030-31573856.html.

[7]汪政.请慢慢走,等等灵魂[J].太湖,2018(1):37.

2021-09-12

李祥红（1963－），男，瑶族，湖南江华人，中共永州市委党史研究室，高级工程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与中共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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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2219（2022）02-0076-06

（责任编校：潘雁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