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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整体性的四维逻辑

2022-04-16袁红娟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22年2期
关键词:中华民族现代化马克思主义

唐 立 袁红娟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整体性的四维逻辑

唐 立1,2袁红娟1

(1.湘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2.湖南科技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永州 425199)

从历史进程的整体性来把握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表现为四维逻辑:以自然主义尺度、人道主义尺度、社会解放尺度构成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逻辑;以新民主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道路构成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逻辑;以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和辩证性扬弃构成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逻辑;以坚持党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实践、坚持党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人民理论实践、坚持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体实践构成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逻辑。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整体性;逻辑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一个孤立静止的历史任务,而是一个发展运动的历史过程,呈现一个整体性的历史境域,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作为认识和分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工具。从近年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相关研究来看,若割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整体性,就会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失去宏观把控。在举国喜迎中国共产党二十大之际,立足党领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历史,从历史整体性深入理解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逻辑,才能深刻领悟党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丰功伟绩,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

一 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结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逻辑

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概念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来理解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它不是单纯的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也不是简单复兴中华民族优秀文明,而是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与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不断趋向于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1]527。

(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然主义尺度

自然主义是用自然原因解释一切现象的哲学思想,体现了人化自然的历史进程。在传统的自然主义时期,人尚未从自然界中脱离出来。在这个阶段,人面对先于自身存在且不依赖于自身意识而存在的自在自然,意识到自身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深深依存于自然界。人通过能动的实践改变自然,但改变的力度不大。社会生产力低下,呈现为自给自足的形态。工业文明使人进入改造的自然主义时期。这一阶段,人为了生存与发展,把自然视为支配变革的对象,人与自然呈现出鲜明的主客对立特征,自然科学发展迅速,科技变革推动了工业革命、产业革命,生产力以牺牲世界部分人民的利益、环境的恶化为条件获得了极大发展,创造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是指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它不是传统的自然主义,也不是人无限改造的自然主义,而是基于两者之上完成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自然主义的真正复归。人尊重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并通过和谐社会实现人与自然界的本质统一,完成与自然矛盾的真正解决。这是趋向完成了的“自然主义”。

(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道主义尺度

人道主义是以人为中心的人学思想,体现了自然化人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指出“现实的个人”才是理论的出发点,人的本质体现在劳动实践中所结成的一切社会关系中。人不是单个的抽象物,而是在从事实践活动中呈现的自然、社会和精神属性的有机统一体。社会的发展以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前提,不以牺牲部分人的发展成全另一部分人的发展。反思资本主义文明,人在资本逐利的驱使下变成理性的工具和符号,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异化,不可能实现人对自身本质的真正占有。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人。这必然要求自然向人、自然化人。真正的文明社会应给予人现实的关照,使自然、他人、社会通过人参与的实践劳动向着有益于人自身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使人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对人本真的占有。党领导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而发展的社会生产,是为了满足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强国的社会建设,是共建、共商、共享、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趋向完成了的“人道主义”。

(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解放尺度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指向“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3]40这一鲜明主题。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根源,人的解放就是在扬弃私有制造成的社会关系异化的社会运动的实践中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近代中国,人的解放在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运动中同步进行。在目睹了近代太平天国等运动的接连失败和辛亥革命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意识到: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要推动社会解放,消灭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和资产阶级的剥削压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变革生产关系的现代化进程中逐步实现共产主义。党领导人民进行解放斗争,为的是争取民族解放。党领导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为实现人的解放奠定基本的政治经济基础。党领导人民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为人的解放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民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综合改革,为人的政治、经济、文化解放提供全方位保障。这是不断趋于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运动。

二 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逻辑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发展的历史整体性来把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在新旧矛盾的更迭中向前推进,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强国道路,实现了三次阶段性跨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应在”与“能在”的品格。

(一)新民主主义道路实现腐朽性“峡谷”的跨越

中国如何跨越资本主义,直接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入到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使党在初期一度困惑。马克思在《致查苏利奇的复信》对“卡夫丁峡谷”的科学阐释与论证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跨越资本主义腐朽性“峡谷”提供了理论预见和现实关切。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进程中把握自身方向,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探寻适合民族特征的革命道路。在革命的实践中,党坚持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方法及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学说科学分析中国国情和世界形势,深刻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指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使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成为革命的主体,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在认识到革命本质上还是农民革命的现实后,毛泽东带领人民作出了通过革命的武装战胜武装的反革命、由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的道路选择。革命取得胜利后,党意识到所领导的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先天不足的发展缺陷,建立了以社会主义作革命奋斗目标和根本使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实现了对资本主义腐朽性“峡谷”的跨越。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落差性“峡谷”的跨越

经过长期战争后生产凋敝、交通阻塞、物资匮乏、物价上涨的新中国,面临着从贫穷落后到富裕强大的经济建设难题,使国民经济恢复并快速发展是中国道路开创的首要考虑。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4]1480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先后提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由于国内外主客观的多重复杂原因导致了探索中犯了严重错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党对“第二次结合”有了深刻的思想认同和理论自觉。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5]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准确判断国际国内形势,确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施改革开放,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经过几十年的迅猛发展,中国从一穷二白的国家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落后国家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落差性“峡谷”的跨越。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道路实现质差性“峡谷”的跨越

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发展方位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从“世界有我”走向“世界向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面对贫富不均、生态破坏、道德缺失、大国遏制、关键装备依赖、核心技术不足、高品质供给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党的十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重大政治判断:在需求方面,“物质文化需要”升级为“美好生活需要”;在供给方面,“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化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从总体上统筹布局推进“五位一体”,从战略上协调布局推进“四个全面”,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全方位发展的新模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国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6]。在协同推进国家强盛、人民富裕、中国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区域经济日趋协调平衡,民主法制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国家安全得到全面加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明显增强,正实现并必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质差性“峡谷”的跨越。

三 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逻辑

从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整体性来理解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百年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和辩证性扬弃,促进了中华文化发展繁荣,突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在我”和“有我”的品质。

(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规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文化是人的创造。民族复兴和民族自信根本上反映在文化主体的自我认同和自身文化的创造能力上。历史的回顾、世界的图景,时代的递进,无不要求我们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推动当代中国文化的繁荣昌盛,创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尽管近代以来各种思潮涌现,党却不断领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领先于世界数千年的精神根基,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是因为它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着强韧的内在文化契合点。党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吸取了中国传统治国智慧,把中国古代关于“仁政”与“刑政”“礼治”与“法治”思想紧密结合起来,运用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加以改造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党深刻认知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文化传统已奠定建立统一共和国的历史和心理基础,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铸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和创造性转化的典范,体现了党和人民强大的文化创造力。党对人类政治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昭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正确面对五千年悠久文明史,立足当下进行文化创造,彰显出强大的历史自信。

(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规定中华优秀文化现代性发展

文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明体”,是文明的精髓与内核。习近平总书记说:“文明永续发展,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顺时应势、推陈出新。”[7]470文化作为意识的产物,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体现。随着社会的变迁与发展,文化必定随之发展,使其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党从中国传统“三达德”“八条目”的贤能政治、士人传统和“尚贤”“任能”思想汲取了丰富的政治智慧和经验,提出实行集体领导,实行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党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是对中国传统“大同”思想进行提升和发展,体现着传统与现代、民族化与世界化的统一。党从传统定义的基础上,不断赋予“小康”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性地展示在国家治理理念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党的国内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告诉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中华优秀文化现代性发展,彰显出强大的文化自信。

(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规定中华传统文明辩证性扬弃

文明是文化的归宿。传统文化并不是现代文明的对立物。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传统”是一个历史范畴,同时包含着落后和进步两种倾向。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在历史的年月中积淀了精华与糟粕两部分,两者相互夹杂蕴含,又互相纠结缠绕。完全按照中华传统文明或者完全按照西方文明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在对待中国历史文化遗产问题上,很早就摆明了态度:对待古代文化,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8]707。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对传统文化要“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党在治国理政中,丢弃了儒家文化建立在抽象和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天命说”“性善论”,发扬其所倡导的仁爱道德、民本政治、大同社会思想,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确立了共产主义奋斗理想。党摒弃老子“无为而治”的消极,发扬其“尊重自然规律以解决问题”的智慧,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党辩证地看待传统吏道,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从严治党。党的自我革命史告诉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文化遗产,做到对中华传统文明的辩证性扬弃,彰显出强大的文明自信。

四 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主体实践相结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逻辑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实践的整体性来把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百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实践、人民理论实践和人民主体实践,形成了党与人民的磅礴力量,突显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的理论品质。

(一)坚持党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实践

产生于19世纪以分析和解剖西方社会现实具体状况的马克思主义,对今天的中国或许失去了直接具体的借鉴意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揭示,则超越了国度和时空而具有永恒的价值和魅力,是绝对真理、普遍真理。同时,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真理又是相对真理,并没有穷尽所有科学领域的具体问题,不能作为公式剪裁历史。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具体的,应该要与时俱进。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想,必然需要符合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理论创新和理论指导。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9]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明确党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立足点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明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的理论成果为基础,胸怀两个大局,吸收国内外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社会实践中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坚持党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人民理论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10]追求人类解放是马克思毕生追求的事业,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主题和价值旨归。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人民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和抽象的归纳,而是由现实的个人组成,是向着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目标去的。人民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依赖于物质精神需求的满足,物质精神需求的满足依赖于经济政治文化利益的实现。人民利益的顺利实现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牢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明确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让人民群众过好日子,坚持听民声、重民意、保民利、解民忧,坚持把为人民服务转化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实际行动,围绕保障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加强社会建设,推动中国人民的全面发展、共同富裕取得更具实质性意义的进展,为人民过上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而矢志奋斗。

(三)坚持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体实践

解释世界的目的在于改变世界。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自成立起就肩负起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使命。开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的关键在于党的领导,而党的领导的关键又在于人民大众。没有人民大众的主体实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无从谈起;没有党的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缺乏方向。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成败。这个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这条道路就是党带领人民走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它决定了中国人民必定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百年来,党领导人民形成的磅礴实践力量,推动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新境界的不断开辟。从近代中国被动拖进世界历史,到党领导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呈现出由独立自主、奋力追赶、局部赶超到全面超越的发展态势。新的征程上,党要从两个大局来把握战略发展,按照党的十九大描绘的新时代“三步走”战略,将改革开放坚持到底,统揽“四个伟大”,在自我的不断革命中推动伟大的社会革命,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体现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也符合现实的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迫切需要,需要从整体性视域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进程,从中获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刻启示和借鉴;又需要根据新时代要求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拓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经过党和人民的持续奋斗,我们已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灭了历史性的绝对贫困问题,在人类发展史上书写了伟大奇迹。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前进道路上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深刻领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整体性逻辑,探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径方略,必将为我们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坚定信心。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7.

[2]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01).

[3]刘同舫.马克思的解放哲学[M].广州:中山大学岀版社, 2015:162.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80.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

[6]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474.

[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470.

[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7.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1.

[10]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02).

2022-01-06

湘潭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体性辩证法”(项目编号XDCX2022Y039)。

唐立(1983-),女,湖南永州人,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袁红娟(1987-),女,湖南郴州人,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D616

A

1673-2219(2022)02-0015-04

(责任编校:周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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