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

（兰州大学，甘肃兰州，730020）

近代以来，随着“传记文学”概念的引入，传记创作与研究逐渐引起学者重视。伴随着胡适、梁启超等人发起的传记创作和研究热潮，近代传记文学迎来了繁荣的春天，涌现出大量的传记作品和传记研究文章。近百年来，传记研究从萌芽到繁荣，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不同时期的传记研究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传记作品、研究专著、论文各具特色，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提出加快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宏伟规划，传记研究如能紧跟时代脚步，把握契机，必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从传记发展历史中汲取经验，以古鉴今，向西方学习最新传记研究理论成果，探讨独具中国特色的研究路径和方法，才是构建中国特色传记文学理论体系的上策。

一、1912-1949：传记文学概念的引入与初步发展

近一百年来，传记研究在各个时期均有独特的倾向性，这一倾向性也先验地决定了不同时期涌现出的传记研究文章与著作的特色。自中华民国建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是西方传记文学概念引入并逐渐得到学者关注的开端期。近代传记理论的发展与海外传记文学思潮的引进密切相关，以梁启超、胡适为代表的汇通中西学术思想的新学者开启了传记文学的研究历程。梁启超对近代传记理论建设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将传记文体与历史区别开来。在此之前，章学诚《文史通义》中将“传记”单列一篇进行论述[1]，说明章学诚此时已有传记独立的意识，但论述重点仍在于传统史传。在章学诚之后，梁启超明确提出传记应该是一种独立的文体。“盖纪传体以人为主，编年体以年为主，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2]24“在现代欧美史学界，历史与传记分科。所有好的历史，都是把人的动作藏在事里头，书中为一人作传的很少。但是传记体仍不失为历史中很重要的部分……所以传记体以人为主，不特中国很重视，各国亦不看轻。”[2]183-184梁启超在历史这一大方向之下论述传记，显然认为传记属于历史领域。1914年胡适在一篇题为《传记文学》的日记里，对中西传记的体例、长短传的优缺点进行了比较分析。胡适提倡传记实践，撰写自传，1922年在《四十自述·自序》中写道：“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地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我的《四十自述》，只是我的‘传记热’的一个小小的表现。”[3]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中，胡适总结出中国传记文学不发达的原因有三：中国人不崇拜英雄；忌讳太多；文字障碍。在梁启超、胡适之后，朱东润对早期传记文学理论的建设作出重要贡献。1928年至1947年间，朱东润先后发表《传叙文学底尝试》《中国传叙文学的过去与将来》《传叙文学与人格》《论自传及法显行传》《传叙文学底前途》《论序传文学底作法——兼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传叙文学底真实性》《我为什么写<张居正大传>》等多篇论文，阐述对传记文学研究及现代传记写作的独特见解，其中关注到英国传记文学的发展特点，颇具国际化眼光。此外，朱东润晚年还在复旦大学招收传记文学方向博士生，将传记文学引入高校学术研究领域。

此外，这一时期发表在各大报纸、刊物上的传记作品和传记研究文章数量众多，尤其是传记理论文章，涉及主题较为广泛。陈含英、俞扬、俞樟华《民国期刊对传记研究的贡献》一文中将民国传记研究文章涉及的内容概括为十种，其中包括传记名称、传记分类、传记真实性、现代新传记的写法等诸多问题[4]。事实上，直到现在这些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这一时期传记研究的总体而言集中在对传记文学概念的探讨、传统传记创作的反思、传记真实性的思索等方面。近代西方传记文学概念的引进，带来对中国传统传记研究的冲击，在中西文学观念与思潮的碰撞下，不断有学者试图将传记文学这一概念运用到中国传统传记的研究中，以期发现独特的学术价值。

二、1949-1999：迈入传记研究增长期

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30年间，中国的传记文学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传记文学创作集中在领袖传记和先进人物传记方面，在这一时期，虽然中国的传记创作并未停止，但传记研究理论基本上没有更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到90年代末，传记文学研究发展进入增长期，无论是单篇论文还是研究专著，其数量都大大增加。传记文学研究主题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对《史记》与司马迁传记文学思想的研究。尤其以陈兰村、郭双成、李少雍等人为代表。陈兰村专注于古代传记文学和司马迁传记文学思想研究，先后发表《试论我国古代传记文学之功能》《论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发展过程及其地位》《论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论司马迁传记文学的情感力量》《浅论司马迁的传记文学思想》等论文，为古代传记文学和《史记》研究贡献了相当可观的成果。郭双成《史记人物传记论稿》从《史记》的人物传记艺术出发，对其思想性和艺术性进行了探讨[5]。李少雍《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在论述《史记》纪传体创立、产生原因及文学意义等问题之外，另外对司马迁和普鲁塔克两位传记创作大师进行比较分析，试图从世界文化史角度重新确立司马迁的历史地位[6]。

二是对传记文学发展史的梳理。韩兆琦主编《中国传记文学史》作为中国第一部古代传记文学通史，对古代传记文学的起源、传承、演变进行系统梳理和描述，观点与史料联系紧密[7]。李祥年《汉魏六朝传记文学史稿》是一部断代传记文学史，以丰富的材料作为辅助，对汉魏六朝传记文学的总体发展状况进行了严谨的论述[8]。杨正润《传记文学史纲》，将世界传记文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整理考察了十个主要国家或民族的传记文学的历史[9]，“实际上写出了中国、希腊、罗马、希伯来、英、法、美、德、俄苏等九个国家或民族完整的以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传记史”[10]。陈兰村主编《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在前贤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传记文学史进行重新梳理和探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在各阶段传记文学史专章之后单列一节，对历代传记文学理论与批评情况介绍评述，为读者提供古代传记理论概览，具有传记理论批评史的某些特质[11]。除上述几部著作外，这一时期朱文华《传记通论》、李祥年《传记文学概论》、郭久麟《传记文学写作论》等专著中，也有部分内容涉及到传记文学史，各有简略描述。

三是传记理论研究。以陈兰村、张新科《中国古典传记论稿》的成就较为突出。该书为陈兰村、张新科二人的传记研究论文合集，以专题论文形式展现，论文除涉及《左传》《史记》等传统史书的传记创作外，还注意到佛教传记、自传文、碑传文、杂传等多种传记类型，视野开阔，极大地拓宽了古代传记的研究范围[12]。此外，韩兆琦《中国传记艺术》以《史记》《汉书》等“史传”文学著作和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传记创作实践者为分析对象，对其艺术特色和思想特征进行评述[13]。朱文华《传记通论》是国内第一部传记理论专著，其中认为传记学带有边缘学科性质的观点，对传记学科的独立具有启发意义[14]。李祥年《传记文学概论》，实际上是将传记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进行研究。

四是海外传记研究著作的译介。由美国艾伦·谢尔斯顿著，李永辉、尚伟译的《传记》探讨了关于传记体裁、范例与轶事、作者与主人公、大众传奇、事实的真实与虚构的真实等问题，这些传记基本问题的阐释，为我们了解当时西方的传记理论提供了可能性[15]。由日本川合康三著，蔡毅译的《中国的自传文学》，以中国的自传文学代表作品为研究对象，梳理了中国自传文学的源流和发展历程，并对中西方的自传文学进行了比较论述[16]。两部海外传记研究译著的问世，对传记研究学者了解海外传记理论研究状况颇有裨益。

这一时期传记研究领域的三件大事是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的相继成立与北京大学世界传记中心的建立。1991年，在刘白羽等一批著名作家、记者、出版工作者和热心人士发起倡议下，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在北京成立，刘白羽担任首任会长。自此，中国传记文学拥有了独立的社会组织，分散的传记研究学者逐渐集中起来，传记文学的作品创作和学术研究呈现出更加积极的发展趋势。1994年，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赵白生担任首任会长。两个学会的成立，推动了中国传记文学的学术理论建设进程，同时加强了与海外传记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1998年，北京大学成立世界传记中心，成为我国第一个世界性传记研究基地，为更多传记研究学者提供了学术交流平台。

概言之，这一时期传记作品、传记研究文章著作的数量虽然有较大幅度提升，但传记理论仍然处于较为分散、杂乱的研究状态，没有形成系统科学的研究体系，两个传记研究学会的成立，为新时代传记研究打开了新的视域，迎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三、2000-2022：开拓传记文学研究新局面

21世纪以来的传记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的传记文学发展出现了新局面。经过80年代以来近20年的蓬勃发展后，传记文学研究领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首先，这一时期的传记研究学者大多已确立了明确的传记意识，开始将传记作为一个独立的文类进行研究，而不再像以往学者一样简单套用中国传统的历史、小说等概念去研究传记，如杨国政与赵白生主编的《传记文学研究》、杨正润的《现代传记学》等著作，都已明确将传记视为独立的文类进行研究。

其次，这一时期的传记研究不再局限于传记史梳理和传记名著研究，传记理论和传记批评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增多，还有一些学者关注到传记语言、审美及传记史料研究等。这一时期涌现出的传记史著作有寒山碧《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郭久麟的《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等。传记理论和批评方面，如俞樟华《中国传记文学理论研究》，是中国第一部中国传记文学理论批评史著作，对中国传记文学理论进行系统耙梳，结合具体作品对中国古代传记创作的诸多问题进行探讨，呈现出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理论的全貌[17]。赵白生《传记文学理论》是一部以中西方代表传记作品为分析对象，进行传记理论阐释的著作[18]。全展《传记文学：阐释与批评》收录作者本人自1985年到2007年所发表的26篇传记研究文章，分为“理论阐释”“现状研究”和“文本批评”三部分[19]，但缺乏系统性，理论意识略显不足。冯尔康《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在书中讨论了清人传记与社会历史资料的关系，还可为研究清代历史与文学的学者提供查找清代人物史料的方法[20]。此外，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还有何奕恺《清代学者象传研究》的问世。作者从图像学这一新的角度入手，以《清代学者象传》为研究对象，除了对《象传》传记部分学术价值的论述，还论及像传体、肖像学和图像学，认为《象传》是图书史中像传体成熟的标志[21]，为学界开拓了图像传记研究的新视野。

最后，这一时期的传记研究逐渐转向国际化，开启了中西传记研究交流的新局面。菲力浦·勒热讷《自传契约》、Willaim Runyan《生命史与心理传记学-理论与方法的探索》、倪豪士《传记与小说》等西方传记理论专著的译介，何元智、朱兴榜《中西传记文学研究》、王成军《中西古典史学的对话：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传记史学观念之比较》、唐岫敏《斯特拉奇与“新传记”——历史与文化的透视》、赵山奎《精神分析与西方现代传记》等中西传记比较和西方传记研究著作的出版，多次中外传记文学研究年会的举办，都表现出传记研究学者积极主动与西方传记文学领域交流学习的态度，以及为实现传记文学国际交流与对话作出的努力。

21世纪前十年的传记研究著作中，有对传记真实性和虚构性的讨论，对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思考，对传记史料的整理与考察，对国外传记的研究分析，所呈现出的研究方向和内容丰富多彩，取得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21世纪第二个十年，传记研究呈现出多方位的发展趋势。前十年对传记理论与批评的研究仍在继续，文体研究如田英华《语言学视角下的传记体研究》，文本研究如寒山碧主编《理论探讨与文本研究》、田恩铭《初唐史传与文学研究》、罗宁、武丽霞著《汉唐小说与传记论考》等，从不同角度对传记研究作出了贡献。传记作品研究相关著作，如张新科《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赵山奎《传记视野与文学解读》、田恩铭《唐宋变革视域下的中唐文学家传记研究》等，对传记作品进行文学性解读。传记研究学者除编写中国传记文学史外，也开始关注国外传记发展史，并撰写了相关专著，如唐岫敏《英国传记发展史》，全面系统地梳理了英国传记文学演变与发展的历史，并探讨传记文学与其他文学样式之间的关系及传记文学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作用[22]。随着中西方传记领域的交流逐渐深入，不少相关著作相继问世。代表著作有王成军《中西传记诗学研究》，立足中西传记文学理论交汇点，对中西传记诗学构建方面的诸多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独到的观点。该书在理论编中开创性地提出了传记文学的叙事伦理特征，即事实正义论、“坦白”叙事和叙事契约论等观点[23]。由舒尔茨主编，郑剑虹等译《心理传记学手册》，介绍了心理传记学科的基本理论、概念，并选取艺术家、心理学家、政治人物等典型人物，运用心理传记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进行分析，该书的译介对促进心理传记学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24]。域外传记研究著作还有邹兰芳《阿拉伯传记文学研究》、李岩《朝鲜寓言拟人传记文学研究》等，进一步拓宽了传记研究视域。此外，2012年1月成立的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是继北京大学世界传记中心之后第二个专门性传记研究机构，逐渐成为国内传记研究成果高产之地。

四、当今传记研究领域的新趋势与存在问题

当今传记研究领域出现的新趋势及存在的相关问题，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1）学位论文选题逐渐开始涉足传记资料研究领域，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2010年以来，在兰州大学魏宏远教授指导下的一批硕士学位论文均以明清人物传记资料研究为选题，并取得了相当丰厚的研究成果。上海外国语大学以《九世班禅传》汉译英项目为中心，撰写了一批硕士学位论文，但涉及内容主要为《九世班禅传》英译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语言方面的问题，对于《九世班禅传》传记文本并没有太多探讨。此外还有其他学位论文以传记研究为选题，但都较为零散，不成体系。此外，在浙江师范大学俞樟华教授、邱江宁教授指导下撰写的一批以元明清文人传记作品研究为选题的硕士学位论文，以具体传记作品为分析对象，考察传记作者的整体文学风格，目前已出版《清代传记研究》《宋代传记研究》《元代中期馆阁文人传记研究》等三部学位论文合集。以《清代传记研究》为例，所收学位论文分别对钱谦益、黄宗羲、王士禛、全祖望、姚鼐等人的传记作品进行了系统研究，为断代传记专题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25]。事实上，这些传记研究学位论文虽然都以清代作家为研究对象，但由于是多人写作，论述方法与思路都不相同，也导致该书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呈现凌乱、无序的状态。《宋代传记研究》与《元代中期馆阁文人传记研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总体而言，学位论文的传记研究选题呈现碎片化状态，研究水平参差不齐，研究成果并不多，仍然有较大的深入研究空间，除明清人物传记外，还可以继续开拓其他朝代的传记作品研究，构成有序研究体系。期刊论文同样存在相似问题，具备较高学术价值的相关研究论文较少，近20年来并没有传记研究论文发表在顶尖期刊（如《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在《文学遗产》《文学评论》等期刊的相关论文不到十篇，分别是赵宏祥《先唐别集序与传体之关系》、林锋《明清时期的“私人作传”之争》、朱东润《中国古代传叙文学二题》、徐翠先《佛教史志《古清凉传》的文学价值》、廖群《“说”、“传”、“语”：先秦“说体”考索》、饶龙隼《明代人物诗传之叙事》、张立群《“徐志摩传”现状考察及史料价值问题》、戴伟华《唐代小说的事、传之别与雅、俗之别》等。这些论文各有所长，作品考证与理论阐释均有较高价值。发表在其他期刊的传记研究论文也有多篇，但存在研究对象分散、理论阐释不深入等问题。

（2）传记研究项目数量逐年增长，但相较于其他领域仍稍显不足，且仍然存在传记研究界限模糊，学科定位不明等问题。自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以来，首次出现传记类项目是在1997年（评传类项目不作考虑），项目名称为《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严格来说，这一项目实际上是对史传的研究，隶属于历史学科。此后直到2003年，过常宝《早期史传文体形态与原史文化研究》和杨正润《传记理论与传记现代化》两个传记研究项目相继立项，传记研究项目才逐渐增多。社科基金项目的这一倾向性从侧面反映出一直以来传记研究在文学和历史学两个学科都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传记作为一个边缘化研究领域，很难得到学界的重点关注。据笔者收集的数据显示，2010年及以前国家社科基金传记相关立标项目共7个，其中重大项目1个，一般项目6个。而自2011年开始到2021年，相关立标项目上升到33个，其中重大项目4个，一般项目19个，其他青年项目、后期资助项目、西部项目合计12个。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传记研究确实已经引起学界一定程度的重视，研究项目数量虽然与占据文学研究主流的诗文、戏曲、小说等相比还有相当差距，但确实已经在学界占有一席之地。此外，从这些项目的学科分类可以看出，传记研究领域存在学科分类模糊的问题。就2011年以来的项目来看，其中中国文学类19个，中国历史类4个，外国文学类3个，世界历史类2个，社会学类1个，图书馆情报学类1个①以上统计数据均来自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http://www.nopss.gov.cn/GB/index.html.，可见虽然传记研究以文学学科为主，但其他学科也有涉足，学界目前对于传记研究的分类仍然存在界定模糊化情况。传记究竟属于文学还是历史，抑或是应该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这些困惑长期存在，并且很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作出明确的回答。以现代所说之“传记”定义去研究中国古代传记，究竟是否合理？文史学科分类是近代由西方引入，中国最初的学术文史哲杂糅，不可分割。正如史传既可作为史料记载从属于历史，也可作为文学作品划分到文学。究竟怎样对传记研究定位，需要更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3）传记研究内容的单一性和研究视野的局限性。以国家社科基金立标项目来看，2010年以来，传记相关重大项目共5个，分别是姜义华《20世纪中国人物传记资源整理与数据库建设研究》、杨正润《境外中国现代人物传记资料整理与研究》、树林《明清蒙古族传记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何峰《宗喀巴传记文献整理挖掘翻译及其精神研究》、熊明《中国古代杂传叙录、整理与研究》，这五个项目均以文献整理研究为题目，文献整理在传记研究中所占比重可想而知。除重大项目外，一般项目中也存在此类现象，往往名为“整理研究”，实际上更侧重于“整理”，存在研究不够深入的问题，忽略了学术研究三个重要的评判标准，即是否具有解决问题的创新方法、对本研究领域是否有重大推进、是否对解决现实问题具有重要意义[26]。如果仅仅是文献整理与汇总，极易缺乏学术价值，陷入被史料湮没的困境。这显然与传记研究的视野和方法的滞后有关，因此未来仍然需要继续开拓传记研究的新领域。虽然不断有学者将西方传记理论引入国内，但实际上并没有将西方传记理论与中国传记创作研究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实现融合创新。目前运用西方传记理论进行阐释中国传统传记的论文或著作数量较少，研究基础相对薄弱。以2013年创刊的《现代传记研究》辑刊为例，该刊物依托于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自创刊以来刊发了许多传记研究论文，理论研究、作品研究、传记史研究、人物研究等专栏也各具特色，但由于是半年刊，每期刊发论文数量在20篇左右，相较于中国文学研究论文发表的总体情况而言，论文数量太少，且较为零散，各有主张。这种现象固然能够体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意味，但同时也透露出传记研究未能构建科学的研究体系。

21世纪以来学界虽然开始关注心理传记学，但一直没有更多的研究成果出现。随着现代图像技术的飞速发展，图像传记学研究逐渐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对古代传记进行图像化研究，也是新的学术研究增长点。传记文体及其文体关系研究也获得了部分学者的青睐，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就有两项是关于传记文体研究的，分别是刘湘兰的《古代传记文体的发展与文史观念之演变》和魏宏远的《明人传记文体关系研究》。目前关于心理传记学和图像传记学还未有相关项目，这两个研究方向需要兼具心理学、影视学、计算机科学等交叉学科知识，因此在“新文科”的时代发展趋势下，培养跨学科人才进行相关研究势必成为新的风尚。

五、结语

传记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学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先辈留存的历史记忆载体。我国作为古典传记的发源国之一，拥有悠久的传记创作传统与数量惊人的传记作品，但在传记研究方面始终滞后于西方。相比之下，西方在传记研究领域确有优秀表现。20世纪初西方国家涌现出伍尔夫、斯特拉奇、莫洛亚等优秀传记作家与批评家，在世界领域打开传记创作与研究的新局面。自1976年美国学者利昂·艾德尔在夏威夷大学马诺亚分校成立传记研究中心以来，西方传记研究拥有了专门研究机构，将传记研究引入学术研究领域。随后于次年创刊的《传记：跨学科季刊》，是学界第一本专业传记研究刊物。此后的几十年间，西方传记学者在继承早期研究者传记传统的基础上，从文学、哲学、历史学、心理学、图像学等不同学科汲取研究方法和经验，形成独具特色的传记话语体系，并与虚构文学批评形成鼎足之势。中国传记研究的滞后固然与中国古代的学术研究传统有关，但也与学界长期以来对传记研究的忽视密不可分。得益于中国2000年来未曾中断的独特文明，我国传统文学作品无论从种类还是数量上，都高居世界榜首，种类繁多，就不可能一一研究透彻，而传记恰恰处于被忽略的部分。如我国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诞生于清末民初②关于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的名号归属问题存在争议，争议点在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与黄人《中国文学史》两部书究竟哪一个才是第一部，本文对此不作考辨，但可以确定的是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诞生于民国成立之前，故将时间划定为清末民初。，而第一部传记文学史的出现是在1992年，韩兆琦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史》出版，对比之下，更显传记研究领域萧条冷落。现存传记史料数量之多，令许多学者闻之欣喜，又望而却步。原始传记资料的整理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却无法保证如同现有成熟学科一样顺利产出研究成果，投入与产出是否能够成正比，成为不少学者的心结。没有完善的理论指导和成熟的研究队伍，难以支撑传记作品的研究框架，因此许多传记研究者处于孤军作战的状态，很难产出优秀论文与著作。在传记话语体系建构方面，我国确实应当积极向西方学习经验，以期早日掌握传记话语主动权。

在文学研究领域，文学批评方向始终受到众多学者的拥簇，不断涌现高质量研究成果，正在于文学批评能够紧跟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脚步，抓住时代热议话题，迅速抢占学界的关注度与话题流量。那么作为拥有数量庞大的古典传记的中国，为何不能紧跟时代脚步，充分借鉴西方研究方法与思路，建立属于自己的传记话语体系？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指出要加快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传记研究恰逢其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要牢牢把握这一契机，推动传记文学研究发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传记文学理论体系，必须坚持中西结合、古今观照。中西结合，即继承优秀传记研究传统的同时，积极汲取西方传记研究理论的优秀养分，立足中国古典传记史料宝库，将西方的最新研究成果化为己用。古今观照，即谨记过往传记研究史的得失，以往鉴来，向中国优秀文化溯源，与时俱进，推动古今传记研究理论的融合创新。最重要的是必须将推动传记研究落在实处，根据目前国内传记研究面临的困境，尝试提出以下三条建议：一是促进相关基金项目立项。在社科基金项目立项过程中，适当关注传记研究项目，以立项激发学者研究动力。二是鼓励创办传记研究刊物，倡导国内重要期刊每年刊发一定数量的传记研究论文。从研究成果转化与发表角度吸引国内学者的传记研究热情。三是关注传记文献资料的整理。结合《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将古代传记史料整理作为古籍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相关整理成果应当纳入绩效考核范围，借此调动研究者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跳出学科归属不明的困境来观照传记，我们可以尝试在新文科的学科交叉视域下进行传记研究的全新探索，无论是文学、历史学、心理学、图像学，都可以作为传记研究的方法和工具，借此打开新的研究思路。传记研究的道路还很漫长，希望未来有更多学者关注这一领域，不断有优秀学术成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