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忠伟

（哈尔滨商业大学 商业经济研究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8）

与前朝相比，两宋三百余年间，官员从事经商活动的现象是非常突出的。从事商业活动的官员不但有众多的中下级官员，甚至还有宰相重臣。其经营品种、经营方式也非常广泛多样。围绕这一典型的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历史社会现象展开探讨，自全汉升先生首倡其端之后①全汉升早年曾著文《宋代官吏之私营商业》，后收入个人专著《中国经济史研究》（台北稻乡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393——466页），其立足经济史层面对该现象的相关条目的枚列比较齐备明晰，但从社会史层面的审视论析尚显薄弱。，至今已获得了令人可喜的研究成果，但仍有发覆未至或有待商榷之处。就此，本文从三个方面谨陈己见，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宋代官员经商之风盛行的主要原因

宋代官员经商之风的盛行，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外交、社会思潮和世俗观念等方面。概而言之，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一）“奢靡”与“窘困”双向催生的逐利动机

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即司马迁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1]3256。结合宋代的社会现实，有两点尤应引起我们注意：一是社会的奢华享乐之风。建宋之初，那些开国重臣凭借战功，纷纷开始追求奢华的生活。石守信“累任节镇，专务聚敛，积财巨万”（《宋史·石守信传》）[2]8811。太祖释兵权之后，开国重臣们交出了权力，转而更加追求物质享受。这种示范效应影响了官员们的价值取向，进而辐射开来，成为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风尚。仁宗后期，随着升平日久，社会奢靡之风渐盛，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说，士大夫在宴请宾客时，“酒非内法，果肴非远方珍异，食非多品，器皿非满案，不敢会宾友。常数月营聚，然后敢发书。苟或不然，人争非之，以为鄙吝”[3]。官员们普遍悟到：为了保证优厚的物质生活，经商求富比贪污盘剥更有效也更安全。二是官员的俸禄普遍低下。宋代官员俸禄不足的原因很多，一方面，宋代科举录取的比例及名额大大增加；另一方面，朝廷对官员实行分权制。官员数量的增多，冗官现象严重，这势必会降低官员的俸禄。随着时间的推移，宋代通货膨胀也愈发严重。熊克《中兴小纪》卷十四记宋高宗之言曰：“自元丰增选人俸至十千二百，当时物价甚贱，今饮食衣帛之价，比宣和间犹不啻三倍，则选人何以自给？而责以廉节，难矣。”[4]两宋与辽、西夏、金战事连绵，导致军费剧增，议和之后，又须送出大量岁币，这给官俸发放也带来了极大影响。关于宋代官员生计困窘的情况，《宋史》中多有记载，“故相王氏子持父所服带求质钱，宗悌恻然曰：‘宰相子亦至是乎！’归带而与之钱”（《宋史·宗室二》）[2]8696，“（王希吕）居官廉洁，至无屋可庐，由绍兴归，有终焉之意，然犹寓僧寺。上闻之，赐钱造第”（《宋史·王希吕传》）[2]11901，“吴交如死，无棺敛，（辛）弃疾叹曰，‘身为列卿而贫若此，是廉介之士也。’”（《宋史·辛弃疾传》）[2]12165。这样，为了保障家庭开销，官员的经商行为更是见怪不怪了。

（二）商业与商人地位普遍提升的社会背景

从春秋时期开始，统治者多有抑商之策，商人的社会地位普遍不高，在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顺序中，“商”列其末。商鞅是最早对商人进行抨击的人，他说：“农少、商多，贵人贫、商贫、农贫，三官贫，必削。”（《商君书·去强》）[5]《史记·平准书》载：“（汉初）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1]1418至武帝时期，更增加了对商人困辱的力度，如官府对盐铁等物资实行官营禁榷、对商人重征商税、商人不能成为官吏，乃至在服饰、出行、婚娶等方面都有严格的限制。这种对商业及商人的轻视态度，从汉及唐，都没有明显的变化。到了宋代，随着商业经济的高度发展和儒家传统地位的松动，商业在国民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商人的社会地位也有了明显提高（尤其是富商巨贾），商人甚至可以登上仕途。宋代商人入仕有四种途径：第一种是正统的科举。宋初是明令禁止商人参加科举的，后来略有松动，允许“工商杂类”中有“奇才异行”者参加科举。第二种是捐纳。宋代朝廷卖官现象是很普遍的，尤其在军费紧张或赈灾之时，往往借此来缓解财政问题。到北宋末年，身穿朝廷命服的富商大贾，已是“遍满天下，一州一县无处无之”（《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五》）[6]4518。第三种是攀附权贵。“宣和中有郑良者，本茶商。交结阍寺以进，至秘阁修撰、广南转运使。”（《挥麈后录》卷八）[7]第四种是与皇族贵戚联姻。宋代皇族宗室女众多，朝廷有专门机构负责为她们选婿，对娶宗室女者会授予官职，择婿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男方家庭的财力，许多商人或其子弟因此踏上了仕途。除了宗室和外戚，官员也是富商们希望联姻的重要目标，如泉州商人王元懋“其富不赀，留丞相、诸葛侍郎皆与其为姻家”（《夷坚三志》己卷第六）[8]。商人地位的提高，明显影响到了全社会对商业及商人看法，士人群体的价值观念也逐渐发生改变，官员、士人不再以经商为耻、以商人为贱，并且纷纷付诸行动。

（三）“法严”与“行恕”名实悖反的约束机制

宋代，约束限制官员经商的法规政令是非常明确的。太宗于太平兴国二年（977），“禁居官出使者行商贾事”（《宋史·太宗本纪一》）[2]55。至道元年（995），诏广州市舶司曰：“朝廷绥抚远俗，禁止末游，比来食禄之家，不许与民争利。”（《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6]4204“不许与民争利”指的就是不许官员经商，目的在于不损害百姓利益。这种限制官员经商的制度被后代君主所沿袭。为了限制官员经商，《宋刑统》《庆元条法事类》等相关法律，对官员的行为规范都进行了严格限制。为了保证相关法规政令的实施，朝廷还强化严格了针对官员的监察、财政审计、履职考核等制度。这种约束在宋初执行得很严格，甚至有的官员因经商而被处死。仁宗以后，朝廷的约束渐趋宽松，官员多因其他违法犯罪行为而牵扯出经商之罪，在数罪并罚的量刑结果中，“经商罪”也仅起次要作用。①详见杨忠伟、李娟：《宋代对官员经商行为的约束机制》，《学术探索》2020年第5期，第67——72页。

总体上看，宋朝廷对官员经商行为的态度相对宽松，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虽然把官员的经济犯罪统定为“赃罪”，但官员的经商行为与犯“赃罪”并不能完全等同。某些官员的小规模、低金额或偶一为之的经商行为难以被界定为违规犯罪，有的官员经商是因为生计所迫，还有的地方官经商是为了补贴本地财政支出，比如滨州知州王起等人“以私船回易官盐以益公用”（《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五》）[6]4806，这些商业行为都很难被定性或予以实质性惩处。二是宋代多数帝王深谙驭下之道，都认识到了“水至清则无鱼”，忠诚比贪婪更重要，所以对官员立身行事的要求也只是取其大者，并不求全责备。宋太宗就曾对宰相吕蒙正说过：“倖门如鼠穴，何可塞之！但去其甚者，斯可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太宗淳化五年》）[9]774基于上述两方面原因，宋代官员的经商行为，只要情节不是特别严重，性质不是特别恶劣，一般来说，所受到的惩处都比较轻微。正因为政府对官员经商行为的定性不够明确，执行法规不严格，甚至有“法外开恩”的情况，所以形成了立法（名）与执法（实）不一致的局面，导致了官员经商的普遍化。

二、宋代官员经商行为中以权谋私的主要表现

宋代官员的经商行为，多涉嫌以权谋私，即借助官职身份而衍生出的种种优势。因而和一般商人相比，其经商行为更顺畅，收益更高。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借助公务往来之机

宋代官员借助公务往来之机经商谋利，主要有三种机会：一是主持纲运。纲运是把大宗物资集中在一起运输，负责纲运的官员借机经商谋利的行为屡见不鲜。其中最轻微、最普遍的是借押纲之机附带私货，政府对此往往持默认的态度。然而，性质严重的则是贩卖或盗卖纲运物资，这种现象在宋初还只是偶发，“至太平兴国初，两浙既献地，岁运米四百万石。所在雇民挽舟。吏并缘为奸，运舟或附载钱帛、杂物输京师。又回纲转输外州，主藏吏给纳邀滞。于是擅贸易官物者有之”（《宋史·食货上三》）[2]4250。宣和三年（1121），发运副使赵亿上奏曰：“臣契勘合发上供钱粮、金银、匹帛、杂物等纲，在路多是妄作缘故，住岸贩卖，百端作过，其催纲地分官司容纵，不行催赶。”（《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二》）[6]4094随着时间推移，贩卖或盗卖纲运物资现象愈演愈烈。二是国内往来。为了能在差遣中经商谋利，官员们常常极力谋求出差机会（且最好是去富饶之地），“多求不急差遣，乘官船往来商贩私物”（《宋会要辑稿·食货五〇》）[6]7122，以致长江之上“巨艘西下，舳舻相衔，捆载客货，安然如山，问之则无非士大夫之舟也”（《宋会要辑稿·食货一八》）[6]6386。官员赴任及离任也可归入此类。哲宗时，大臣吕嘉问“自发运使移至青州日，令客司安彦用船载米往新任粜卖”（《续资治通鉴长编·哲宗元符二年》）[9]12307。徽宗时，东京相国寺佛殿后资圣门前，有“诸路散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东京梦华录·相国寺内万姓交易》）[10]出售。这类事件影响最大的当属朱勔，他原本是苏州商人，到京城后攀附权臣童贯、蔡京而至于通显。其向徽宗游说东南富有奇石异卉，然后得旨访求，“即以御前供奉为名，多破官舟，强占民船，往来商贩于淮浙间”（《独醒杂志》卷十）[11]。三是出使外国。宋与北方的辽、西夏和金在局势缓和时，常有官方使节往来。作为出使官的待遇原本不高，但因为可趁机运载私货进行交易，所以官员们趋之若鹜。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右承议郎、监潭州南岳庙万俟允中奉使金国礼物官日，私以违禁之物附载入国，博易厚利。特贷命，追毁出身以来文字，不剌面，配贵州本城收管”（《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一》）[6]4426，可见高宗时期对官员的限制是比较严的。孝宗淳熙六年（1179），“知常州李结言：‘国信使副回程河道水浅。乞将礼物权寄留镇江府，使副等人出陆先归，候水通日行船。’上曰：‘使副回程只有国书一封，并无礼物。闻三节人多有私货，岂可劳扰人夫！可依所乞。’”（《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六》）[6]3919，可见这一时期朝廷对官员的约束已经宽松多了。外国的铜矿较少，炼铸技术也不高，所以宋使臣常携带铜钱和外国交易，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宋代的“钱荒”。

（二）利用区域掌权优势

宋代一些地区或特殊部门的主政官员，凭借自己在该区域的独尊之势，肆无忌惮地经商牟利。虽然外有御史台等部门监督，内有通判等同僚掣肘，但其约束力仍然有限。主政一方的官僚以强权牟利概有三端：一是强买强卖。官员在经商的过程中，多以价格不公而强买强卖。太宗时，右千牛卫将军董继业在担任辰州知府期间，私自将盐强卖给百姓，宣称交易时，百姓可用一匹布换一斤盐，但在实际交易时，“盐止十二两，而布必度以四十尺”（《续资治通鉴长编·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401，百姓深受其苦，乃至赴京城告发其事。徽宗宣和年间，“方腊乱后，西北戍卒代归，人得犒绢，（杭州知府蔡）薿禁民与为市，乃下其直，强取之”（《宋史·蔡薿传》）[2]11172。高宗朝宰相汤思退本不具体负责某部门或地域，仍“货缣帛于乡郡，籴俸米于近州，责其倍偿，公私咸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八十七）[12]3130，足见南宋时官员经商风气之炽盛。二是巧立名目。一些地方官打着为公办事的旗号，不择手段，为己牟利。徐度《却扫编》载：苏轼任徐州知府时，其赋文被刻于石碑上，后来随着苏轼被贬，朝廷下令禁毁苏轼的所有文字。但其时的徐州知府因欣赏苏轼，不忍毁弃此石，权且投之于护城河中。后来，随着禁令稍稍宽松，苏轼诗文书法的行情一路上涨。此时继任徐州知府的苗仲先便把此碑移上岸，摹印了数千本，然后以“法禁尚在”为名，将石碎毁。“人闻石毁，墨本之价益增。仲先秩满，携至京师尽鬻之，所获不赀。”（《却扫编》卷下）[13]周密《癸辛杂识》亦载：“横塘人褚生……初为扬州一令，有妻，又赘于一宗姓之家。既而挟其资以逃，因遭褫剥，夤缘复官，既得廉州，蓄徒二百，专事采珠。有舶商得方珠，褚知之，因矫朝命，籍而取之。”（《癸辛杂识·方珠》）[14]查看褚某的履历，乃十足的寡廉鲜耻、劣迹斑斑之徒。为了中饱私囊，他公然伪造朝命，罚没归己也就无足为怪了。三是越境走私。在北方，走私主要针对的是辽、西夏和金。太宗时，开国大将张永德镇守太原，“尝令亲吏贩茶规利，阑出徼外市羊，为转运使王嗣宗所发，罢为左卫上将军”（《宋史·张永德传》）[2]8917。“阑出徼外市羊”就是派属下越境走私。孝宗淳熙九年（1182），信阳知军汪德输被罢免，因为他“容庇过淮盗马人，用贱价买所盗马，又以内地耕牛货于境外”（《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二》）[6]4986。泉州、广州等市舶司主管官员及南境州县主管官员违禁与蕃商交易的记载亦颇多。“（淳熙二年[1175]）知吉阳军林宝慈特除名勒停。以广西经略司言其违法生事，擅与蕃国交易，故特重其罪。”（《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二》）[6]4975“（宁宗嘉定五年[1212]）知雷州郑公明放罢。以广西提刑崔与之言其三次般运铜钱下海博易蕃货。”（《宋会要辑稿·职官七四》）[6]5067泉州与都城杭州相遥望，“有蕃舶之饶，杂货山积。时官于州者私与为市，价十不偿一”（《宋史·杜纯传》）[2]10632。其时海外客商，远涉风波，实为不易，受此盘剥压榨，亦严重影响了宋代的对外贸易。

（三）利用公家各种资源

官员的声威权势本身就是一种资源，但这里关注的是具体可感知的公家资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劳力资源。官员役使兵士和工匠进行生产或贩卖，假公济私，为己牟利。仁宗年间，并州知州孙沔“私役使吏卒，往来青州、麟州市卖纱、绢、绵、纸、药物”（《宋史·孙沔传》）[2]9690。同样是仁宗年间，蔡襄弹劾宰相晏殊曰：“见于蔡河岸上，托借名目，射占官地，盖屋僦赁。以宣借兵匠外，多占外州军人，日夕苦役，怨讟之言，闻于道路。”（《蔡襄集·乞罢晏殊宰相》）[15]南宋时，京城酒店业兴盛，名将张俊“营第宅房廊，作酒肆名太平楼，般（搬）运花石，皆役军兵”（《鸡肋编·卷下》）[16]。二是财力资源。官员们有的挪用或借用公款，有的则窃取所运输的上供钱来投入商业运营。元祐二年（1087），殿中侍御史吕陶弹劾考功员外郎吕和卿“令其子借军器监官钱兴贩”（《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哲宗元祐二年》）[9]9668。徽宗宣和六年（1124），太府少卿李著等奏云：“比年以来，外路上供钱往往贩卖行货，或移易他用，到京交纳，方见少欠。”（《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二》）[6]4096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殿中侍御史杜范弹劾丞相郑清之“盗用朝廷钱帛以易货外国，且有实状”（《宋史·杜范传》）[2]12282。三是物力资源。物力资源包括生产及经营场地、生产原料、生产工具、储存库房和运输工具等，尤以官员们借占官船经商牟利为多见。太平兴国二年（977），京东转运使和岘“尝以官船载私货贩易规利”（《宋史·文苑一》）[2]13014。南宋初，宰相沈该“顷在蜀部，买贱卖贵，舟车络绎，不舍昼夜……顷帅东蜀，继移夔府，常令亲随人与其子弟，用官舟载川货，公然贩卖至荆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八十二）[12]3031。孝宗乾道六年（1170），两浙路转运判官吕正己奏称，“行在百司等处见占本司座船，并不承受差使。往往要闹处舣泊，私醖沽卖，酒气薰蒸，日渐损坏。却经由所占官司陈乞，于本司船指名对换”（《宋会要辑稿·食货五〇》）[6]7133。不但占用官船，还在其上酿酒售卖，这足以证明南宋官员的经商风气之盛，可谓触目惊心了。

（四）染指政府专卖物资

为了保证政府的财政收入，宋代沿袭历代先例，由政府专卖一些特定物资。物资的种类很多，最主要的是盐、酒、茶三项。对于经营这类禁榷物资，普通的商人难以做到，而官员则容易得多。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物资，而且消耗量大，故也是官员们私营商业中染指最多的物资。他们有的假托为公、实则为私而卖；有的往来贩卖赚取差价；有的干脆不出本钱，盗取官家物资出卖。仁宗庆历四年（1044），司勋郎中张可久被降职为保信节度副使，就是因为其为淮南转运使时“贩私盐万余斤在部中也”（《续资治通鉴长编·仁宗庆历四年》）[9]3687。张可久被远贬，监察御史包拯功不可没。此事在包拯《请重断张可久》[17]奏章中有详细记载。考察宋代历史，可看到官员卖盐的现象屡禁不止。从产地、运输到销售，各个环节都可看到牟利的官员渗透其中。哲宗元祐初，大宁井盐质优而价贵，夔路主管官员将当地出产的盐一半上交官府，另一半强卖给百姓，而且还让百姓预先交钱，结果“盐不足给，民以病告”（《宋史·程之邵传》）[2]11150。光宗绍熙五年（1194），贺州通判张适因“擅卖官盐及揩改封桩库文历，侵盗官钱入己”（《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三》）[6]5010被罢免。酒也是官府财政的主要来源物资。宋代虽然准许民间造酒，但须向政府交税，而且这种酒质差价低，而官酒则质优价高。虽政府严格控制官酒的制作与销售，然而一些官员利欲熏心，不惜铤而走险。孝宗淳熙二年（1175），“户部侍郎李安国放罢……为湖广总领，纵亲戚子弟于诸库买酒，托兵将官大价出卖”（《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二》）[6]4967。光宗绍熙二年（1191），“诏权发遣澧州万良耜放罢。以本路运判薛叔似言其卖公库酒而不入经制”（《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三》）[6]5004。《宋史·何常传》载，何常以显谟阁待制知秦州之时，曾“越法货酒，借米曲于官而毁其历”[2]11166，何常先酿后卖、自产自销，其行为本质是假公济私。茶，不但是重要的内贸物资，在外贸活动中也充当着重要角色，因此也一直令官员们觊觎不已。仁宗庆历四年（1044），刑部元外郎、天章阁待制、凤翔知府滕宗谅“差兵士百八十七人，以驴车四十辆，载茶三百余笼出引，逐处不得收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六）[9]3538。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知盱眙军葛掞降两官……以淮东安抚司究实，掞买低茶转卖公库，钱入己”（《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二》）[6]4995。

宋代官员经商牟利还有其他手段，比如预先获取市场信息、幕后操纵他人为己经商、依靠关系网保驾护航等，这里不再赘述。对于官员经商行为中以权谋私的种种手段，朝廷掌握得很清楚，所设立的种种约束措施皆是有针对性的，许多官员因此受到了惩处，这对国家治理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宋代官员经商之风盛行的危害

宋代官员经商，增加了商人和资金的总量，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商业的发展；一些贫困官员因此减轻了后顾之忧，可以更安心地履职尽责。但是，其负面影响更大，突出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对国家经济的影响

宋代官员在经商过程中的强买强卖行为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其垄断和不平等竞争影响了普通商人的利益，破坏了经济秩序。一方面影响了政府对财政的宏观调控，比如，在外贸过程中，多是用中国的茶换北族的马。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户部上奏，因为一些边官将优质的“名山茶”走私出境，换取北族杂货，导致战马输入数量严重不足。徽宗于是诏令“将名山茶立为永法，专用博马”（《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6]4148。另一方面，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一是专卖物资的私卖影响了财政收入。理宗宝祐四年（1256），殿中侍御史朱熠上奏：“近者课额顿亏，日甚一日，姑以真州分司言之，见亏二千余万。皆由台阃及诸军帅兴贩规利之由。”（《宋史·食货下四》）[2]4457二是官员逃税影响了财政收入。商税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据漆侠先生考证，宋初商税征收条例创始于太祖开基之初，历三十余年，至太宗淳化五年（994）才完成，其对大一统王朝的意义和作用极为重要。[18]《文献通考》载：“宫观、寺院、臣僚之家为商贩者，令关津搜阅，如元丰法输税，岁终以次数报转运司取旨。”①此条《文献通考》中记为“宣和二年”，漆侠《宋代经济史》1005页中认为是“神宗元丰年间”，而“元丰间”与“令……如元丰法输税”于情理不合，漆说欠妥。详见马端临：《文献通考》第一册，中华书局2011年出版，第409页。可见宋代对于官员经商也要征税，而官员们经商本为牟利，纳税自然会影响他们的收入，于是想方设法来逃避征税。极个别的是申请享受免税待遇，比如驸马都尉柴宗庆，妻子与真宗是同胞兄妹。柴宗庆想贩运木材，于是让妻子向真宗请求，获得了沿途免税。更多的官员在贩运货物时谎称是官家或公事，以此来逃避征税，胆大者则在船上或车上置放旗帜、牌榜，假冒“御前纲运”，一路无人敢阻拦，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北宋前期达官显贵们的集体倒卖木材事件。宋代建朝之后，大搞土木建设，木材用量极大，而汴梁当地不产木材，必须从外地运进，于是，许多官员看到了机会，“近臣、戚里多遣亲信市竹木秦、陇间，联巨筏至京师，所过关渡称制免算。既至，厚结执事者，悉官市之，多取其直”（《续资治通鉴长编·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478。不但沿途逃税，还以高价卖给官府，引起太宗震怒，十多位高官和皇亲国戚因此受到了惩处。

（二）对社会风气的影响

历代王朝选拔官员，都重视官员的道德操守。实行科举取士制度之后，众多的读书人登上了仕途，他们饱读诗书，以注重名节、奉公职守为高义，追求慎独自省、修齐治平，一向耻于言利，官员们的道德也令民众仰视。宋代官员的经商行为，对士大夫所秉持的“清介之风”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许多官员努力地通过经商来谋利，甚至不择手段，寡廉鲜耻，其人品亦颇受非议。神宗熙宁八年（1075），参知政事吕惠卿“以钱七百缗，令姓王人贩纱罗，已纳千余缗，而惠卿责索无厌，致自经死，孤遗二子”（《续资治通鉴长编·神宗熙宁八年》）[9]6644。孝宗淳熙六年（1179），秀州知州周极“自带私家坐船，于本州酤卖私酒，为酒务辖下人所捕。极忿怒其人，诬以行劫，绷拷有至死者”（《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二》）[6]4981。执法人员本是秉公履职，竟然因此而被置于死地。这些官员的经商行为，导致了社会大众对他们的平视或俯视。官员们“道德精英”的作用弱化了，且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南宋张端义概括为“汉人尚气好博，晋人尚旷好醉，唐人尚文好狎，本朝尚名好贪”[19]。虽然宋代也有大量清廉奉公的好官，但不良官员的负面影响更大，岳飞曾慨叹：“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宋史·岳飞传》）[2]11394这是岳飞对世风的洞见，对国运的隐忧，可见其拳拳报国之心，也包含着他的无限企望。但随着他衔冤殒命，一代王朝的颓势已无法逆转。

四、结语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鼎盛时期，诚如陈寅恪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20]，但同时又是个积贫积弱的朝代，社会问题比较突出，两者之间不均衡、不同步，其中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思考。本文探讨宋代官员的经商行为，旨在表明这一愈演愈烈的社会污浊现象对宋代由兴盛而渐至衰亡确实起了加速作用。宋代官员经商现象的普遍性，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其经商行为中以权谋私的行径，不仅在经济上冲击了国家财政，也导致了大量经商官员因此贪赃渎职。官员经商行为就像蛀虫一样，从肌肤到骨髓不断啃噬着王朝的羸弱之躯。而政府对经商官员的约束，虽有效而实则不足。北宋是国运的上升期，对官员经商弊端的认识还不到位，因而致使南宋时这一现象的渐趋泛滥，积重难返，导致国家的自强拼搏精神逐渐衰减，最终在外族铁骑的凌厉践踏之下，王朝轰然倒塌，一切瓦解冰消。官员经商泛滥虽不是宋代衰亡的主要或直接原因，但官员迷恋经商进而贪腐无度，对两宋的衰亡确实推波助澜，这是本文的核心观点。

大宋已逝，时过境迁。静思宋代官员经商的得与失，或许可以悟出重要的史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