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俊弟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江苏 南京 210009）

范伯群老师一生钟爱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这里出版的。我作为范老师的学生，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些书的责编，这使我感到无比荣幸。《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史略》是范老师生前未完成的作品，由徐斯年老师和刘祥安教授续写完成，现在合璧出版，终于了却了范老师的遗愿。手抚散发着墨香的新书，犹如把玩着一块温润的宝玉。范老师晚年温润的形象，以及有关这本书的一幕幕情景不禁浮现在眼前……

当时还是国家“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实施的第一年，出版社接到申报选题的通知，我和相关编辑商量申报什么书。在那个时期，范老师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在我社出版的学术图书中堪称一枝独秀，先是获得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接着又获得了代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最高成就的“王瑶学术奖”一等奖（也是该奖项三届十二年中唯一的一等奖），并且连续获得了“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新闻出版署“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国家级图书大奖。这不仅在我社出版的学术图书中绝无仅有，而且从全国出版界来看也属于凤毛麟角。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学术界对这本书的认可和欣赏，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学术界对范老师及其所代表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最新成果的认可和欣赏。我们一致认为，这样重要的中国当代学者原创性的学术成果理应被翻译成外文介绍到国际上去，申报成功的可能性应该是很大的。

只是，《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厚厚上、下两大卷，分为8编，共计140万字，而外译项目要求10万～15万字一本。如果要申报，必须要动大“手术”。范老师岁数大了，而且他越到晚年越忙，新的研究、写作计划一个接一个，他老人家有兴趣有时间有精力来弄这本书吗？带着这样的疑惑，我来到苏州见范老师。那时范老师八十多岁了，但精神矍铄，思维依旧敏捷。见到我，范老师很高兴。他静静地听我说明了来意后，马上说道：好啊，这是好事啊！通俗文学研究在国内已正名，现在可以稍微走出国门了。他又稍加思索，接着对我说：好事是好事，做起来，还是蛮费事的。

我原来想，可以把100多万字的书稿缩写成10来万字，这样倒也简便省事。范老师不认可此方案。他觉得，选取十分之一的文字，那书还成学术书吗？让读者怎么读？要弄，就要重新写。听到这里，我立刻感觉到范老师对这件事的异常重视。

范老师沉思了一会儿，说：“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体裁多样，品种众多，规模宏大，资料可以说是浩如烟海，各种文体都取得了不俗的业绩。不过话说回来，通俗文学的最大成就还是小说。抓住小说，也就抓住了通俗文学的主体，抓住了通俗文学的核心。如今正缺一种书，这就是专门研究通俗小说的著作，也可以说缺少一部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史。我们不妨可以从此入手。”

范老师停顿了一会，接着说：“近些年来，我对长时间以来习以为常的、板着面孔说教式的文学史叙述方式，老实说有一点厌倦了。借助这次机会，我们可以尝试搞一点小创新，写出一点不一样的东西。一个，近现代通俗小说本来就是很好玩的东西，不应该把它写得枯燥无味；再一个，也要符合外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不要搞得那么抽象化，那么理论化，要尽可能浅显生动。这是给外国普通读者看的，如果他由此对中国通俗小说产生兴趣了，他可能就要回去学中文了，然后找中文著作来研读了。我们这里有的是大部头中文书等着他们呢！”说到这里，范老师不禁笑了起来。

听到这里，我不能不对范老师越加佩服！国际化，这三个字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是的，范老师虽然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这三个字，可是，范老师所谈论和规划的书稿内容及其写作方法，都表明了范老师心中始终有一群潜在的外国读者，他的这本书要为他们量身定做。

但是问题来了，通俗小说也是卷帙浩繁，如何做成十来万字的小说史呢？范老师不愧为大家，真是举重若轻。他建议：选取最杰出的通俗小说代表作，大概一二十部，在书中作重点介绍，其余都可以不管。外国一般读者了解这些通俗小说就足够了。当然，这些小说可以代表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的最高成就，但远远不是它的全貌。这里，我们可以学习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命名法，叫作《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史略》，如此方可周全。

这就是我们的范老师！

我常常在想，在我一生的编辑生涯中，能够遇到范老师这样的作者，真是三生有幸。这不仅是因为范老师学问好，开创了通俗文学研究的新局面，并且代表了通俗文学研究的高峰，能够经我的手把范老师的学术成就介绍给世人，那是责任编辑的一种荣耀，更是因为范老师聪慧睿智，作为作者，他能够轻易地帮助编辑妥善解决有关书稿的任何问题。所以，作为范老师著作的责任编辑，我感到既荣耀又省心，这其实也是大多数编辑梦寐以求的。

多年前，《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交稿时，由于个别作者的原因，拖拖拉拉了好几年，搞得范老师很头疼。所以这次范老师说：“我准备一个人来完成，我先搞一个全书提纲，你们报上去，等正式批准了，我再开始写起来。”

后来的申报工作很顺利，这一选题被成功列入国家外译项目。我随即向范老师作了汇报，范老师很高兴。接下来就要寻找翻译者作为我们的合作伙伴。范老师对于翻译者的挑选非常重视，他提出来：一个，英语要好，最好是留洋的，翻译出来的东西要地道，外国人要读得懂；再一个，最好是学文学的，要熟悉中国文学，不要闹笑话。我觉得这个有难度，他表示可以帮助一起找。我们到处寻找，甚至考虑邀请外国著名汉学家。一打听，他们都太忙了。后来，我想到了石云龙，他是我在苏州大学读书时认识的外语系硕士研究生，后来去英国进修过一年，英语非常棒，著作丰硕，如今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教授。接到邀约后，石教授一口答应，并且表示还可以请他英国的导师（一位著名语言学教授）审定译稿。

我就此向范老师作了汇报。范老师提出他要当面与石教授聊聊，很显然，范老师要当场面试。这里，范老师再次表现出了一位大家治学态度的严谨以及对于这件事的极度重视。不敢耽搁，我马上约石教授一起去苏州见范老师。范老师问了石教授一些有关学习和科研的情况，并与之交流了对中国通俗文学一些专门俗语和名词的理解和看法。很显然，范老师对石教授这个译者是满意的。

接下来出版社要做的事情，就是拿着译者的样稿去正式参与申请这个项目。当然，其他学者也可以去申请这个项目，就看谁能够征服评委。我清楚地记得，在这期间，出版社还接到过广东一所高校的老师寻求合作的电话，这位老师也想翻译范老师的这部作品，当然被我们婉言拒绝。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这一项目当年居然没有人中标。

就这样整个工作进程被耽搁下来。大约过了两三年，“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项目开始启动，我们立刻行动，将现有材料整理上报，马到成功。可是，这时候范老师的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了，他开始使用拐杖，原先硬朗的腰板已不再笔直，呈微微弯曲状，但是范老师依然忙碌，整天笔耕不辍。他生前主持的最后一个大项目《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这时正进入关键阶段，同时，汤哲声师兄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也请范老师担当子课题的负责人。当我打电话向范老师通报喜讯时，范老师依然是高兴的。与许多人喜欢以忙来显示自身重要性不一样，范老师不管有多忙碌，他从不愿意向别人提及，多少年来均是如此。不过，这次我听出来，他老人家的语气有些踌躇。

几天后，范老师给我打电话，说：我跟徐斯年老师和祥安商量好了，我们三人共同完成这一本书，我搞一个大纲，然后分一下工，这样就可以确保早日完成。我心里明白，徐斯年老师和刘祥安教授是范老师一向欣赏的学问扎实、学风严谨的学者，他俩也参加了最早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写作。请他们参与写作，范老师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至此，该书的选题策划、输出立项、作者约请以及组稿交稿事项，前后历经数年而终于圆满解决。它的英译项目被列入国家重点外译项目，它的中文版还被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也争取到了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这些都得益于范老师的高瞻远瞩和运筹帷幄，归功于范老师对中国通俗文学研究的一往情深乃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矢志不渝。其实，范老师晚年功成名就，著作等身，完全不需要这本书再增添所谓的名声。但是他看到了通俗小说史这一空白，更不忍放弃中国通俗文学研究走向世界的这一机遇，就算生命即将结束，也要尽力做好它。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他知道以一己之力无法完成该项目，仍不愿意轻易放弃，而是邀上当年与他一起在通俗文学领域开疆辟土的徐斯年老师、刘祥安教授两位学术知己，共同完成这走向世界的小小一步。就中国通俗文学研究而言，他希望这是像样的一步、稳健的一步，他希望这一历史脚印上有着“范伯群”三个字。

此后，我不断收到范老师的稿件，他跟我约定，他写完一章就交一章，就这样直到去世前，他一共完成了5章。后来，我又陆陆续续收到了徐老师、祥安兄的补写稿件，直至书稿最终完成。毫无疑问，这本书是范老师的绝笔，虽然他未能最终亲自完成，但应该说没有遗憾，因为范老师已经尽力了。

为了通俗文学研究耗尽心血，离开这个世界；以通俗文学的名义，走向一个新世界。这也许是范老师一生最美的姿态——因通俗文学而离去，也因通俗文学而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