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派系政治曾经是日本政治的代名词，自民党也被称为“派系联合体”。自民党长期单独执政时期（1955年至1993年），总裁选举以派系为单位进行，派系是总裁候选人拉票或争取多数派工作的工具，非派系领袖担任总裁是一种“非常态”——自民党的紧急临时避难措施。在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选举制下，自民党派系政治表现出不同于中选举区制下的特点——派系功能及其约束力显著弱化。尤其是在总裁选举中，派系已经由“主角”沦为“配角”。非派系领袖出任总裁成为一种“新常态”，派系领袖出任总裁则是一种非常态。无论自民党派系政治的未来发展趋势如何，其不变的逻辑仍然是受不可见政治游戏规则的支配。

关键词：日本政治;自民党;总裁选举;派系政治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22）01-0001-08

DOI：10.14156/j.cnki.rbwtyj.2022.01.001

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众议院选举制度改革，不仅给政党之间的选举竞争带来重要影响，也使自民党的内部组织发生了重要改变。如今的自民党，在很多方面已经不同于曾经控制日本政治长达38年之久——单独执政时代的自民党。本文旨在以总裁选举为视角来探讨自民党派系政治的变化及其不变的逻辑。

一、2021年自民党总裁选举过程

2021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与2012年9月总裁选举相似，是一场参选人数多、竞争激烈的混战。9月17日是总裁选举告示日，9月29日是投开票日，选举运动周期为12天。参加竞选的候选人有四人，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时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以及干事长代行野田圣子。

现任首相菅义伟放弃竞选连任，一举改变总裁选举形势。菅义伟放弃竞选连任之前，媒体、政界人士普遍认为，高市早苗是为了提高自身存在感才参与竞选的，并不是有竞争力的选手，真正的角逐将在菅义伟和岸田文雄之间展开。但是，菅义伟放弃竞选连任后，总裁选举形势一变，真正的角逐在河野、岸田、高市之间展开。这主要是因为菅义伟放弃竞选连任之后，前首相安倍晋三重新制定了总裁选举战略。9月4日，安倍公开表示支持高市早苗，高市早苗由“泡沫”选手转而成为本届总裁选举的“潜力股”。若菅义伟竞选连任，无论是从作为菅义伟政府一员（阁僚）的立场来说，还是从对自己有提携和知遇之恩的私人角度来看，河野太郎都不便参加竞选。

自民党总裁由两部分成员即该党所属国会议员和党员党友投票选举产生，党员党友票与国会议员票相同。国会議员一人一票，自民党出身的众参两院议长不能参与投票，由于原首相竹下登的弟弟竹下派会长竹下亘在总裁选举期间去世，国会议员总

人数为382（众议员274、参议员108）人，党员党友票也是382票。截至2020年底，自民党党员党友总数为113万余人[1]，有投票权的为110万余人。党员党友也是一人一票，先统计各候选人所获党员党友票的总票数，然后按照顿特式分配方式分配成与国会议员人数相同的票数，即382票。国会议员票和党员党友票合计764张，获过半数者（383）当选。如果没有候选人获得过半数选票，则由获选票最多的前两位候选人进行第二轮投票。参与第二轮投票的，是382名国会议员和47个都道府县支部代表。国会议员一人一票，47个都道府县支部也是一个支部一票，合计429票，得票过半数者（215）当选。支部票投给哪位候选人，并不是由支部代表个人自主决定，而是投给在第一轮投票中所获选票最多的候选人。党员党友投票行为容易受舆论的影响，国会议员投票行为则容易受人际关系等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

参选人数多，没有候选人拥有能够在第一轮选举中胜出的绝对优势。河野是舆论“宠儿”，也是自民党新老更替的下一代接班人，在各种民调排名中其支持率都排在前两位，是自民党年轻、中坚议员的“领头羊”。河野的高人气使他在党员党友票的争夺中，具有绝对优势，可能获半数以上的党员党友票。但是，在国会议员票的争夺中则处于劣势。由于不能获得其所属派系——麻生派的“举派”支持，河野的目标是争取获得尽可能多的年轻、中坚国会议员的支持。自民党内当选3次以下的众议员有126人，当选4次的众议员有34人。河野的高人气、高支持率吸引的是这部分国会议员。岸田是自民党内自由派代表人物。与河野相比，岸田人气不高，在党员党友票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但在国会议员票的争夺中占优势。与河野、岸田相比，高市人气不高，在党内也无所属派系，无论是在党员党友票的竞争中，还是在国会议员票的争夺中均无优势。但是，高市的独特优势是受到前首相安倍的支持。安倍影响下的选票，无论是国会议员票，还是自民党保守派党员党友票，可能均流向高市。对野田，正如日本媒体评论的，她能筹集到20名推荐人实现参加总裁竞选，也就是能站在竞选起跑线上，已经实现其多年希望参选而不能实现的夙愿。

在第一轮投票中，岸田以一票之差超过河野。9月29日，总裁选举在自民党总部举行。开票结果显示，没有候选人能够获得过半数选票。排名第一、获选票最多的是岸田，总计获256票。其中，党员党友票110张（29%），国会议员票146张。以一票之差位居第二的河野，总计获得255票。其中，党员党友票169张（44%），国会议员票86张。第三位是高市，总计获188票。其中，党员党友票74张（19%），国会议员票114张。末位野田总计获63票。其中，党员党友票29张（8%），国会议员票34张。

各候选人所获党员党友票的情况，基本与媒体调查统计数据一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共同通讯社、日本电视台等媒体发布的有关自民党党员党友支持动向的统计数据显示，河野优势明显，其支持率变动幅度基本保持在40%到50%之间。岸田次之，其支持率基本在20%以上不到30%。高市再次之，支持率基本维持在20%上下。野田则不到10%。9月26日，共同通讯社发布的调查统计数据显示，47.4%的党员党友认为河野是新总裁最合适的人选，22.4%的党员党友支持岸田。与9月17、18日的调查数据相比，河野下滑1.2个百分点，岸田则上升了3.9个百分点。高市和野田分别为16.2%和3.4%[2]。86AE504A-2E3C-4F7F-B2A8-F432FB2E81E7

各候选人所获国会议员票与媒体调查统计数据相差较大。各媒体调查统计的有关国会议员支持动向的具体数字虽然不一致，但总体的趋势是岸田在国会议员票的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河野、高市紧随其后，野田居最末位。总裁选举前一天即9月28日，日本经济新闻发布的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岸田国会议员票领先，基本确保三成以上的国会议员票（120）。河野和高市分别以超过两成（100）或两成左右（近80）的国会议员票緊随其后。野田除确保20位推荐人的国会议员票外，很难再有增加。此外，还有一成多国会议员（50人）态度未定[3]。但是，开票结果显示，除岸田保持大幅度领先外，河野与高市的排名顺序发生改变，推翻了媒体的预测。简言之，在国会议员票的争夺中，无论是国会议员票的减少，还是排名顺序的改变，在国民中拥有高人气的河野是惟一输家。

在第二轮投票中，岸田以超过六成的得票战胜河野，就任自民党第27代总裁。380张有效国会议员票，岸田赢得249票，河野为131票。47个都道府县支部票，岸田获得8票，河野为39票。在第二轮投票中，投给野田的国会议员票基本流向河野，高市所获国会议员票的九成则流向岸田。岸田最终以超过六成的得票（257）战胜河野（170），一场激烈的角逐以岸田获胜而告终。在本届总裁选举中，第三位候选人高市所获的国会议员票发挥了关键少数的作用，这部分选票最终决定了新总裁“花落”岸田家。

二、派系政治的变化：派系由总裁选举中的“主角”变为“配角”

自民党单独执政时期，派系政治曾经是日本政治的代名词自民党长期单独执政时期，权力斗争最终收敛为政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斗争焦点也集中到自民党总裁选举上。为争夺总裁位置，派系的长期维持与派系之间的随时联合显得益发重要。由此，日本政治缩小为自民党的派系政治。[4]41-42，自民党也被称为派系联合政党。与曾经的最大在野党社会党派系相比，自民党派系属于非意识形态集团。当然，不同派系在政治理念和基本政策上也表现出不同的政治倾向。“自民党派系实际上是庇护主义的一种，拥有丰富政治资源和影响力的派系领袖为其成员提供保护和便利，其成员则对派系领袖提供支持和帮助，是以一种非对称性交换为基础成立的。随着派系的制度化，其私人属性被弱化，派系的核心功能却长期维系”[5]16。

（一）自民党单独执政时期，总裁选举以派系为单位进行，派系是竞选总裁的工具

1955年成立之初，自民党就确立了由国会议员和都道府县支部联合会代表投票选举总裁的制度。但是，在当时的总裁选举中，国会议员票占压倒性多数。这是以总裁候选人为中心的国会议员集团——派系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民党派系的确立始于1956年12月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自民党成立之前政党内部已存在派系。但是，派系的约束力并不强，除核心成员外，所属成员也不明确。既有无派系议员，也有跨派系议员。1956年总裁选举后，无派系议员大幅减少，跨派系议员几乎消失，派系及其所属成员被固定化。以旧自由党系统的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石井光次郎、大野伴睦，以及旧民主党系统的岸信介、河野一郎、石桥湛山、三木武夫·松村谦三为领袖被称为“八大师团”的派系基本形成。现在的平成研究会（旧竹下派）、宏池会（岸田派）和清和会（细田派）分别是佐藤派、池田派和岸派的“后裔”。

竞选总裁——攀爬官职阶梯最高点总理—总裁的高位，首先要培植自己的派系——成为派系领袖。“猴子如果从树上掉下来还是猴子，国会议员如果落选就是一个普通人”——对国会议员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在国会选举中当选连任。当选连任后，还要为攀爬官职阶梯而相互竞争。“政府官职阶梯的最高点是总理，总理之下是阁僚和政务次官等。国会的官职有众参两院正副议长和常任委员会委员长等。在单独执政时期，自民党垄断了所有这些官职。政府官职和自民党总裁、被称为‘党三役的干事长、总务会长、政调会长，以及政调会的部会长等官职，都属于以总理—总裁为最高点的这个官职体系。自民党的国会议员在这个复杂的官职阶梯体系中不断地进行争取各级官职的所谓‘猎官运动。派系成为自民党国会议员‘猎官或分配官职的单位。要想攀上官职阶梯的最高点总理—总裁的位置，需要培植自己的派系”[6]1118。在自民党派系政治全盛时期，对总裁候选人来说，派系是在总裁选举中集票或争取多数派工作的工具。

其次，还要在派系之间进行合纵连横——争取多数派工作。为此，既需要封官许愿、金钱收买等各种交易技术，又需要高超的联盟战术。比如，在第一轮投票中排在第二、三位的候选人结成联盟在第二轮投票中战胜第一名的战术早在自民党实施总裁选举初期已经开始使用。“1956年12月总裁选举时，第一轮投票排在第二、三位的候选人联合，先出钱后封官等交易技术，在当时已广泛实施，并很快被用得十分熟练。此后，池田勇人第一次当选的1960年总裁选举以及第三次当选的1964年总裁选举，田中角荣当选的1972年总裁选举，可以说是钞票和封官许愿的空头支票满天飞的花样翻新的总裁选举。但是，提名佐藤荣作为总裁的池田勇人裁定（1964年），提名三木武夫为总裁的椎名悦三郎裁定（1976年），提名竹下登为总裁的中曾根康弘裁定（1987年），也未必不是派阀抗争严重到极点的表现”[6] 1118-1119。

若仅止于总裁选举，自民党内派系组织的发展可能趋向流动化。众议院选举制度——中选举区制是维系派系稳定及其功能发挥的又一制度性要因。二战后日本众议院长期实施中选举区制，即从一个选举区选出3-5名众议员的选举制度。在中选举区制下，政党之间的选举竞争远弱于自民党各候选人之间的选举竞争，作为政党领袖的自民党总裁也没有发挥政治象征作用的机会。除总裁病死等特殊情况外，“自民党总裁的人气与魅力的高低与自民党候选人个人的当选、落选没有直接关系”[4]251。真正激烈的选举竞争不是以政党为单位并以政党的地方支部为中心展开的，而是在政党的次单元——自民党派系之间进行的。自民党各候选人的选举不是通过自民党的地方支部而从根本上来讲是由地方性派系组织来进行的。选民可能支持自民党的纲领，但如果一个选举区有两个或三个自民党候选人竞选，他们如何决定应该支持哪一个自民党候选人？为应对这一问题，自民党候选人成立了隶属于其个人的组织——后援会。在同属自民党候选人之间的选举竞争中，自民党被其候选人的党外组织即个人后援会所掩盖。候选人为在选举中当选连任，在政治资金等方面寻求派系的支持。中选举区制成为维系作为派系联合体的自民党的制度性要因。86AE504A-2E3C-4F7F-B2A8-F432FB2E81E7

非派系领袖担任总裁是一种“非常态”——自民党的紧急临时避难措施。自首任总裁鸠山一郎以来，就任总裁的基本都是派系领袖。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被称为“三角大福中”的三木武夫、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福田赳夫、中曾根康弘五大派系领袖，加上接替突然病逝的大平的铃木善幸，派系领袖（或继任者）一个接一个就任总裁。此后，又有被称为“新领袖”的“安竹宫”即安倍晋太郎、竹下登、宫泽喜一三大派系领袖，围绕中曾根之后的继任者展开激烈竞争。打破这种常态化结构的导火索是利库路特事件。由于作为竹下继任者的安倍和宫泽也被卷入该事件，自民党不得不为改善其在国民心目中的形象而展示出一种改革姿态——推出非派系领袖担任总裁。1989年诞生了自民党建党以来第一位非派系领袖总裁——宇野宗佑。但是，宇野在就任总裁的第二个月即因参议院选举大败而引咎辞职。继任的海部俊树也是非派系领袖。随着利库路特危机的平息，1991年总裁选举重新恢复常态——竞选在派系领袖之间进行，宫泽当选。1993年自民党沦为在野党后，再度采取紧急临时避难措施——非派系领袖河野洋平担任总裁。

在1955年至1993年长达38年之久的单独执政时期，总裁选举以派系为单位进行，派系是总裁候选人集票或争取多数派工作的工具或手段，非派系领袖担任总理—总裁是自民党面临危机时的一种紧急临时避难措施。

（二）1994年政治改革以來，派系由总裁选举的“主角”变为“配角”

推动自民党派系政治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众议院选举制度改革，长期维系自民党作为派系联合体的制度性要因消失，被推动党的重心向以总裁为中心的执行部（党本部）转移的制度性安排所取代。1993年取代自民党的大联合政权虽然执政不到一年，却推动日本国会通过了给日本政治带来重要影响的以众议院选举制度改革（废除中选举区制度而代之以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为中心的政治改革相关四法案。1996年10月举行了新选举制度下的第一次众议院选举，2009年日本实现了二战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两大政党之间的政权轮替。在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下，尤其是每个选区只能选出一名众议员的小选举区，选举竞争模式发生了根本改变，激烈的选举竞争以政党为单位并以两大政党为中心展开。在以政党为单位的选举竞争中，领袖成为政党的形象标牌，政党领袖的个人特质和公共形象成为影响选民投票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对自民党候选人来说，党的形象标牌——总裁是谁，党的政策如何，以及成为党的地方支部负责人等对其当选连任更为重要。随着政党内竞争转变为政党之间的竞争，候选人的个人后援会的性质也发生了改变——个人后援会成为自民党的地方支部，候选人则成为自民党地方支部的负责人。派系在众议院选举中提名并支持候选人的功能弱化，党的重心向以总裁为中心的执行部转移。此外，由于《政治资金规正法》的修改和《政党助成法》的实施，派系为其所属成员筹措或提供政治资金的功能也渐趋衰退。在系列政治制度改革的推动下，自民党的政治资源向以总裁为中心的执行部转移，派系领袖所拥有的政治资源及其影响力下降，自民党派系政治的发展逐渐趋向流动化。

以2001年总裁选举为转折点，在国民中有人气能充当选举招牌而非派系领袖成为竞选总裁的必要条件之一，也是争取多数派工作的关键。1994年6月，自民党通过与社会党、先驱新党联合组阁并将首相位置让给社会党党首的方式重新上台执政。在社会党党首担任首相期间的1995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是在桥本龙太郎和小泉纯一郎等非派系领袖之间进行的。但是，1996年首相位置重归自民党后，以继承经世会谱系的平成研究会为首的派系政治重新恢复活力，小渊惠三、森喜朗等派系领袖相继出任总裁。这主要是因为派系长期积累的人才与资产相当丰富，自民党内尚未形成能够取代作为派系联合政党的有效替代机制。在2001年总裁选举中，以颇具挑战性的口号——“摧毁旧自民党”“改变日本”参加竞选的小泉纯一郎，凭借其与众不同的个性和意图改变自民党的改革形象在国民中赢得超高人气而战胜派系领袖桥本。小泉的登场，完全改变了自民党总裁选举的竞争模式。在总裁选举中，以提供政治资金和官职分配为“诱饵”、以派系为单位争取多数派工作的比重下降，候选人在国民中的人气成为争取多数派工作的关键。此外，小泉当选后，还在党政人事安排中排除派系影响，进一步削弱了派系领袖的影响力。

非派系领袖出任总裁成为新常态。在小泉之后的继任者之争中，被认为最有实力挑战总裁之位的是所谓“麻垣康三”，即麻生太郎、谷垣祯一、福田康夫、安倍晋三。截至2009年，安倍、福田、麻生相继出任总裁，其中只有麻生是派系领袖。实际上，当时的麻生派规模较小，麻生能够在总裁选举中胜出，主要也是凭借其在国民中的人气，而非源于派系的力量。此外，值得关注的是，自森喜朗以来，清和会、平成研、宏池会三大派系不仅未有领袖出任总裁，甚至不能出现在总裁选举的起跑线上——作为候选人参加竞选。一方面是因为担任派系领袖的资质或条件，与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制下总裁要充当选举招牌的功能不相一致。作为派系领袖，需要在当选次数、笼络人心、筹集政治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能力，与熟悉媒体并擅长驾驭舆论从而在国民中赢得高人气所需具备的资质并不一致。另一方面是因为派系对其所属成员的约束力严重下降，甚至出现派系领袖参加总裁竞选，但是连本派所属成员的国会议员票都不能确保的情况[5]53。例如，在2012年总裁选举中，三大派系之一的清和会会长町村信孝参选，其派系成员以再度上台执政为目标的安倍也参加竞选。在第一轮投票中，町村排名第四（总计有5人参加竞选），无论是在国会议员票、地方党员党友票的分别排名中，还是在合计排名中，安倍均位居第二。在第二轮投票中，包括町村派在内的国会议员票多数流向安倍，最终使安倍战胜在第一轮投票中排名第一的石破茂。在2020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无派系候选人菅义伟以绝对优势战胜宏池会会长岸田文雄和在国民中有超高人气但在党内没人缘的水月会会长石破茂，成为自民党史上第一位无派系出身的总裁。86AE504A-2E3C-4F7F-B2A8-F432FB2E81E7

派系领袖出任总裁成为一种“非常态”。在2021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参加竞选的4位候选人中，只有1位是派系领袖，2位是无派系——高市早苗和野田圣子，河野太郎属麻生派。在第二轮投票中，岸田文雄打败在国民中拥有高人气的河野太郎，成为小泉以来、麻生之后第二位担任总裁的派系领袖。若从1996年自民党重新拿回首相位置算起，也仅有四位派系领袖出任总裁。

虽然党员党友票的比重在总裁选举中不断增加至与国会议员票对等，但是，候选人仅凭借其在国民中的超高人气不能在总裁选举中胜出。无论是从2012年总裁选举的经验来看，还是从2021年总裁选举的过程来看，候选人仅凭借其超高的国民人气很难在竞选中胜选，擅长权谋术数的政治家仍然会有各种打破其优势的战术。2012年采取的是二、三位联盟的战术，2021年为避免再次出现“党意”与“民意”相背离的状况，采用了新的战术——以“移动”国会议员票的方式使高人气候选人不能在第一轮投票中占据第一位。此外，就连在国民中始终拥有超高人气，执政五年零五个月内阁支持率从未低于30%的小泉纯一郎，无论是在总裁选举中的胜出，还是长期执政的维持，其背后都有清和政策研究会的强有力的支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森喜朗担任总裁——首相期间，小泉是接替其执掌森派的代理会长。

综上，派系在总裁选举中的影响力显著下降——已经由“主角”变为“配角”[5]57。但是，派系的部分功能仍然有效。例如，派系对总裁候选人确保竞选所必须的国会议员推荐人，以及在国会议员中拉票等功能仍然有效。

三、派系政治不变的逻辑——受“不可见政治”游戏规则支配

除党内过程研究和组织自身问题即组织研究路径外，“派别”或派系政治研究也是一个独特而备受关注的研究路径。“派别和政党最初可以互换使用。派别现在更常用来指较大组织（通常是政党）内的部分或团体。尽管派别可能较为稳定且持久，并拥有正式的组织和成员，但其目标和组织地位仍与其母体政党相兼容。若非如此，这些团体将会被视为‘党中之党。有时人们将派别同‘圈子加以区分，后者是更松散且非正式的团体，仅有共同的政策和意识形态倾向。派别主义指的是派别的滋生，或残酷的派别对立”[7]165。所有政党，其内部都存在某种程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讲，派别主义是只有长期执政的政党才负担得起的奢侈品”[7]173。

美籍意大利政治学家乔万尼·萨托利在其对政党和政党体制的研究中，认为政党和次政党层次的政治之间存在显著差别。政党层次的政治是可见的，次政党层次的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见的。乔万尼认为，不论其组织安排是什么样的，正式还是非正式的，政党就是形成竞争性集团的个人的集合。当从内部来考察时，政党甚至可能是次政党的松散联盟。在政党层次——正如政党之间的选举竞争所表现的——政治是可见的。在次政党层次，政治则是不可见的，当然这是相对而言。政治进程中的很大一部分都不为人所见。正如冰山一样，在水面上的只是政治的一小部分。不可见政治被刻意隐藏起来，而且包含了令人不快的腐败成分：政治资金、官职、追随者和肮脏的交易，这也是不可见政治的决定性成分。

“不可见政治”游戏规则支配着党内竞争。在政党内部，尤其是政权指向强的政党或正在执政的政党内部，各种派别展开着激烈竞争。规范政党间竞争——职业政治家的可见的公共行为的因素，在政党内竞争中不再发生作用。

首先，在政治的可见范围内，政党间的竞争是以程度不同的过度承诺为特点的。这就使政治家面临“保持面子”或“言行一致”的严峻的、表演杂技似的难题的考验。“而党内竞争的参加者规模较小，而且其成员或者是职业政治家，或者是半职业政治家。抽象的承诺是不必要的，他们根本不需要口头承诺。与其说他们重视过程，不如说他们更重视结果。如果能合理地分配职位和利益（对自己有利），他们就不必为‘保持面子或‘言行一致这种深刻复杂的精神问题而苦恼”[8]162。此外，可见的政治深受选民的可预见性反应的制约和限制。但是，不可见的政治则可以不为这些成见付出代价。

其次，在政治的可见范围内，政党间的选举竞争受法律制约，而在政治变得不可见的时候，法律则会失去其影响，政党内竞争原则上只受内部规章和管理的约束。由于政党为自己制定规则，而在这些规则之下规则制定者和接受规则约束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党的纲领很少超出该党所追求的利益之外。如果一个国家的宪法规定“政党是被禁止的”，则难以回避该条款。但是，如果一个政党的纲领规定“派别是被禁止的”，那么该条款则完全可能成为一句空话（a flatus vocis）。“‘政党内竞争是在‘不透明的政治世界中展开的，所以对已习惯于‘透明政治的业余政治家来说，那里掺杂着不能想象的、超绝的谋略。并且，由于法律几乎不能发挥行为限制力，所以不能制止阴谋的无限升级。更不能期待道德论能有限制欲望的效果。”[8]162

第三，理性的推定并不适合大众政治，即政治的可见舞台。但是假定政客在玩他们自己的不可见的政治游戏时是“理性的”或有足够理性，则并非是不现实的。

与可见政治相比，党内政治则是“纯粹的”政治。这包含两方面的含义：它更为简单，也更为真实。说它更为简单，是指很多外在因素和变量可以置之不顾，纯粹的政治是由更少的变量组成和解释的。说它更真实，是就马基雅维利所描述的政治的含义而言的，即政治就是政治。如果不可见政治和可见政治相比是由更少的变量构成的，则意味着在政党和次政党层次上，同样的变量不見得有、且也不可能有同样的重要性。在投票和选举制度上尤其如此。这是因为对一般公众与对职业政治家来说，其意义完全不同。

对一般公众而言，投票行为的意义是象征性的。在通常的环境下，普通大众对投票既不太关注也不会花费太多时间。因为普通的投票者只有选举票，而不是决定票。其选票只能决定谁在实际上为他或以他的名义作出决定，而且在总投票数中也是一个近乎无穷小的份额。因此，对普通选民来说，投票行为以及投票方式是一个非常小的事。如果其支持的候选人当选或其支持的政党获胜，其主要的惊喜也只是象征性的。另一方面，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如果他的投票没有什么结果，或者他支持的政党表现不好，对一般选民而言也不是一个悲剧，对他的日常生活也几乎不会产生任何影响。86AE504A-2E3C-4F7F-B2A8-F432FB2E81E7

对于将政治作为人生职业的政治家，尤其是政党骨干来说，情况则完全不同，党内选举安排是其通往权力之路或成功之路，投票行为具有根本性意义。首先，职业政治家有两种选票供其支配：选举性投票和决定性投票——一张实际上决定政策制定的选票。同时，這两种选票互相加强，并且可以互相交换。其次，在政党生活中，投票是常有的事。投票（包括就未来投票进行交换的讨价还价）是高级政客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最后，在连续地投票过程中得到的惊喜绝不仅仅是象征性的，对胜利者来说这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总之，与一般公众的投票经验相比，对职业政治家来说，投票和统计投票的方法是其职业生涯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职业生涯取决于他能够获得并控制多少政党选票。其所获选票决定了其权力的级别，其级别越高，选票就越有市场和决策价值，而所有这些对一个胜利者来说最终意味着很实际、很直接的奖赏。对职业政治家来说，只要其政治生涯必须通过政党职业体系，党内选举制度就是一个决定性的变量，政党精英的行为将反映最大限度利用党内选举安排的战略。选举制度在党内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有力量。它同时还意味着，选举制度是政党“活的宪法”中最有活力的部分：投票时，也即在紧要关头，在要求规则得到尊重方面，所有的行为者都有至关重要的利益。它既可以带来有力的奖励（如果运用得好），也可以带来严峻的惩罚（如果处理失当或被忽略）[9]。

在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制下，自民党派系政治表现出不同于中选举区制下的特点，派系功能及其约束力显著弱化。尤其是在总裁选举中，派系已经由“主角”沦为“配角”。无论派系的未来发展趋势如何，其不变的逻辑仍然是受不可见政治游戏规则的支配。

[参 考 文 献]

[1]日本経済新聞.党員、七割が非組織票[N].日本経済新聞，2021-09-15.

[2]総裁選党員調査、河野氏47% 2位岸田氏、追い上げて22%[EB/OL].[2021-12-16].https：//nordot.app/814774309553635328.

[3]日本経済新聞.議員票岸田氏が先行[N].日本経済新聞，2021-09-28.

[4]京极纯一.日本政治[M].黄大慧，徐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5]中北浩爾.自民党―「一強」の実像[M].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7.

[6]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册）[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7]海伍德.政治学[M].3版.张立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8]冈泽宪芙.政党[M].耿小曼，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

[9]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M].王明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02-163.

[责任编辑 王雅坤]

The Changes and Unchanges of th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s

Factional Politics from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ZHANG Bo-yu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China）

Abstract：  Factional politics used to be synonymous with Japanese politics， and th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was also known as “factional coalition”. During the long-term independent ruling of th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1955 to 1993），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was conducted by faction. Factions were tools for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to canvass votes or win the majority. It is an “abnormal state” for a non-factional leader to serve as president—emergency temporary  measures by th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Under the parallel electoral system of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in small electoral districts， the factional politics of th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show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from those under the electoral district system—the function of factions and their binding force are significantly weakened. Especially i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faction has been reduced from “the protagonist” to “a supporting role”. It has become a “new normal” for a non-factional leader to become president， and a faction leader to become president is an anomaly. Regardless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LDP factional politics， its invariable logic is it is still governed by the rules of the invisible political game.

Key words：  Japanese politics;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 presidential election; factional politics

收稿日期：2021-12-2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日本自民党体制转型研究”（17AGJ008）

作者简介：张伯玉，女，内蒙古赤峰人，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日本政治研究。86AE504A-2E3C-4F7F-B2A8-F432FB2E81E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