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日本近代著名作家太宰治的代表作《斜阳》以身体为表达媒介，在身体维度上完成叙事文本。身体是《斜阳》的一个核心要素，是情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以身体叙事学为视角，借鉴身体社会学等西方身体理论，通过女主人公与其他三位主要人物的对比分析，解读《斜阳》的身体叙事特点，能够揭示出文本以身体抗争完成自我身份的确立，以及个体精神重构的主题表达。

关键词：《斜阳》;身体叙事;身体社会;叙事特点;自我身份

中图分类号：I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22）01-0049-06

DOI：10.14156/j.cnki.rbwtyj.2022.01.006

身体问题在思想史和哲学史上一直备受瞩目。在社会科学领域，身体从来不仅仅是单纯生物意义上的“肉身”，而是与政治、社会、文化、文学等各个学科发生交集，呈现出纷繁复杂的面相。把身体问题纳入到叙事学研究范畴开始于20世纪下半叶，而“身体叙事学”这个概念则是由美国学者丹尼尔·潘代在他2003年出版的《叙事身体：建构身体叙事学》一书中率先提出的。在这本著作中，作者系统阐述了身体如何推动文本叙事的发展，以及文本叙事又是如何赋予人物身体以意义的。身体叙事学另一位代表人物，彼得·布鲁克斯在他的重要著作《身体活——现代叙事中的欲望对象》中，运用精神分析学理论对叙事和欲望的关系进行了非常详尽而深刻的解读。他认为，身体产生的欲望成为了文本叙事的动力源泉，而叙事的推动则是身体符号化的过程。他强调身体是文本意义产生的根源。他们的理论对于身体叙事学具有开拓性意义。

将身体与社会学联系起来进行的“跨界”研究由来已久，但“身体社会学”基本研究框架的确立，却是要等到英国社会学家布莱恩·特纳于1984年出版的著作《身体与社会》的问世。特纳从社会学视角切入到身体研究，他指出，一个社会诸多个人的或政治的问题都体现在身体上并且经由身体表现出来。特纳在之后的著作中也多次强调，有关身体问题的讨论是社会学的研究焦点之一，人的身体表现没有超出社会范围之外等观点。马赛尔·莫斯、厄温·戈夫曼等学者也从不同方面阐述了身体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这些研究使身体叙事的探讨范围得到了很大的拓展。

另外，尼采、福柯、德勒兹分别从权力意志、政治哲学、人的欲望生产等多个角度对身体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这些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身体叙事研究的内涵，也拓宽了身体叙事研究的边界。

本文选取日本近代著名作家太宰治的代表作之一《斜阳》为研究对象，是因为《斜阳》是一个处在特殊历史节点、有着特殊阶级身份的年轻女性试图通过自己的身体抗争，以身体为媒介，在身体维度上完成的叙事文本。

《斜阳》（单行本）发表于二战刚刚结束两年后的1947年12月，描写了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在社会地位逐渐衰微，失去经济来源后的窘迫境遇。小说主要人物有四个，即主人公和子、和子弟弟直治、姐弟俩的母亲以及庶民作家上原。四个人物的叙事线互有重叠和交叉。针对每个人物的身体叙事侧重点虽各有不同，但都是围绕女主人公兼主叙述者和子为中心轴而展开的。本文试从身体叙事学视角，结合身体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同时也借鉴尼采与德勒兹等哲学家有关身体的论述，通过主人公与其他人物的对比分析来解读《斜阳》的身体叙事特点，揭示文本的主题含义。

一、静态的阶级化身体

《斜阳》中的身体叙事特点之一是身体的阶级化，尤其是对“母亲”这个典型贵族女性的身体描写，显现出一种模式化、阶级符号化的特征。小说开篇就写到母亲喝汤时的动作，“轻快地舀了一匙汤，送入她那两片小巧的嘴唇里去”[1]13。叙述者和子这样描述着“母亲”喝汤时的动作，紧接着很直白地评论道：“她用餐的方式与妇人杂志上面介绍的大相径庭。”[1]13通过“大相径庭”四个字，叙述者直接把“母亲”与其他大众隔离开，和子的弟弟直治的评介更为直接：“真正的贵族，也只有妈妈一个了吧！”[1]1

轻盈自如地使汤匙和嘴呈直角，让汤从汤匙的尖端流入唇间。而且漫不经心地左看右看，一边一匙接一匙的，就像扇动着小翅膀般使用汤匙，绝不会洒出一滴汤，也没有发出喝汤声或器皿碰撞声。或许这不符合正规礼仪，但在我的眼中，妈妈的样子非常可爱，简直就是最地道的吃法。[1]15

叙述者不厌其烦地描述着“母亲”与众不同的、悠闲自在的、偏离规范的进餐方式。而这里所谓的“规范的进餐方式”，指的是西餐正规礼仪，是当时明治政府倡导一般民众学习西方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环节。一般普通民众在刚刚接触新式文化前恐怕多少都有些小心翼翼，只有所谓的“上层社会”才有资本无视这些规矩。“母亲”的“偏离规范”恰恰表明她不属于一般民众，而属于与一般普通大众有距离的贵族阶级，其间有着明确不可跨域的界限。

“母亲”的偏离规范和与众不同，在紧接着“喝汤”这一段描写之后的“户外小便”的情节中得到更突出的体现。作品中描述：当时，“我”和“母亲”正在凉亭赏月，

母亲突然站起来，走进亭子旁边的胡枝子丛深处，然后从胡枝子的白花中间露出更为白皙的脸庞，笑嘻嘻着说：“（中略）我在小便呢。”

我惊讶极了，妈妈竟然没有蹲下，同时我打心眼里觉得妈妈太可爱了。[1]16

尽管这里叙述者花了不少篇幅写“母亲”的身体动作，但让人感觉关于“母亲”的身体叙事显得非常空洞，是简单符号化的描述，“母亲”的身体只不过是贵族身份的外在标识。这主要来源于叙述者穿插在这些身体叙事中的非常主观的、粗暴的下定义式的评论语言，比如反复使用的“可爱”以及“真正的贵族”等词汇。“母亲”的身体似乎更多的只是成为了一种文化的载体，带有鲜明的阶级身份的符号特征。

拿掉这些评论性的文字，体现“母亲”身体特征的只有“小巧的嘴唇”“白皙的脸庞”“柔软纤巧的肩膀”，她的贵族阶级身份在这些身体特征的书写中得以突出呈现。所谓“母亲”的“离经叛道”只不过是一个贵族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偶尔的小调皮或者是一种撒娇的表现，是金丝雀在鸟笼中的小跳跃罢了，她其实从未走出过自己的社会圈子，也从未“叛逆”过自己社会的、阶级的身份。日本学者白井优子曾引用评论家鸟居邦朗的话说：“‘母亲的特色之一是毫无反抗地接受自己灭亡的命运。”[2]“母亲”这个在叙述者眼中的“真正的贵族”女性身体最为突出的特征实则是“病弱”。尤其是她们母女俩不得已离开东京，卖掉房宅，遣散所有女佣搬到伊豆后，“母亲”身体一天比一天衰弱。“衰弱”在这里很明显带有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所说的身体的隐喻性。他曾这样表述：“作为物质性和处境性存在相结合的身体，他本身就是肉体与精神的结合，在有限与无限的交會之处，是联系性的，也是隐喻性的。”[3]20世纪之前，日本贵族确实在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都享有特权，但进入20世纪后逐渐衰败，尤其是到了大正时期，随着市民阶级的兴起以及市民文化的不断发展，贵族的生存空间在缩小，除了经济上日渐困顿，政治以及文化地位也在初步丧失。1947年5月，二战结束后不到两年，日本宪法正式废除了华族（除皇族以外的贵族）制度。从明治时期的“华族令”的颁布到大正、昭和时期的衰微，再到一个阶级身份的消失，正如布莱恩·特纳所指出的那样：社会的变化在个人的身体上表现出来。一天一天衰弱下去的“母亲”的身体就是逐步被时代所淘汰的阶级的隐喻，她必定要和她所安身立命的阶级身份一起走向死亡。可以说，“母亲”的身体是囿于旧的贵族身份框架中的，被动接受了时代与社会对她的规约，与她的女儿相比较的话，“母亲”的身体缺乏主体性，是被观看和被叙述以及符号化的静态身体。3542756C-B667-4DFA-A26B-F9C5828093D2

二、 生产性的个人身体

“德勒兹将身体看作是一部巨大的欲望机器，（中略）德勒兹将身体抽象为一种生产性力量，抽象为无内容的生产性欲望。尼采的身体在生产、评估、创造，同样，德勒兹的这部欲望机器也在不停地生产、创造。欲望生产着现实。”[4]在这里，尼采与德勒兹都表明身体不是意识的从属物，身体不受意识的控制和支配，身体是“权力意志”，是“欲望机器”。他们一致强调了身体的生产性。生产性身体是不甘被固定在某一特定疆域之内的，是流动的、可变的。《斜阳》女主人公和子的身体在与各种力量的对抗中慢慢显现出来的正是这种身体生产性特点。

和“母亲”同属于贵族阶级的和子，在阶级和性别权力双重的禁锢和约束下，选择了一条倔强的抗争的道路。她的选择与平静接受消亡命运的贵族女性“母亲”和经过抗争最终走向死亡的贵族男性“弟弟”直治，以及出身庶民阶级，但同样过着行尸走肉般生活，最后逐渐归于虚无的“情人”上原都截然不同。

和子脱离自己原有的贵族阶级，逐渐拥有身体的主动性，是通过“蛇”这一明显带有隐喻色彩的意象完成的。

“蛇”第一次出现在“父亲”临终前。和子发现“父亲”枕边出现一条小蛇，“父亲”去世当天傍晚，和子看到庭院池畔所有树上都爬满了蛇。看到蛇的和子不但没有害怕，反倒认为蛇的到来是因为和她一样为“父亲”的死感到悲伤。“母亲”的反应则是相反，她开始对蛇充满敬畏与厌嫌之心。

第二次出现蛇是10年后，和子与附近的孩子们在院子里发现了蛇蛋，因害怕是蝮蛇蛋，就把蛇蛋烧了。这一幕被“母亲”看到，“母亲”认为这么做既残忍又不吉利，这之后和子也开始担心这件事会给“母亲”带来厄运。

我又在庭院里看见蛇了。……这是一条纤细、高雅的蛇，我想它一定是一条母蛇。我当时还是一心想着它是一条美丽的蛇。

……

我忽然觉得母亲的脸庞和刚才那条悲伤的蛇好似有些相像。盘桓在我胸中的那条蝮蛇般丑陋的蛇，或许会在某个时候咬死这条务必悲伤而美丽的母亲蛇吧。[1]25

蛇是一种繁殖力很强盛的动物，也是欲望的化身。和子感觉到的身体里的小蛇，是一种欲望和生命力的象征。之后，蛇的意象反复出现，“母亲身体一天比一天衰弱，而我的腹中栖息了一条蝮蛇，它不惜牺牲母亲而茁壮成长着，我无论怎样阻止，它仍然在长大”[1]35。“我觉得体内的血已开始变成红黑色了。以前只是恶毒的蝮蛇寄居在我的内心，现在连血色都变了。”[1]43“蛇”一步步唤醒并激活深藏于和子身体里的欲望，也正是和子的身体欲望推动叙事的进一步的发展。身体叙事学的奠基人之一彼得·布鲁克斯，十分强调身体的欲望对叙事的推动作用。他认为在身体的各种属性中，性的身体对叙事影响最深。这里所说的性不是单纯指生殖或者性欲意义上的性，而是一种观念，是指有性别区分的且有性欲的生命。身体欲望不单单是指身体的肉欲，它还是一个个体对自我以及他人的某种想象。“欲望就像是弗洛伊德的爱欲（Eros）概念，一种包括性欲在内的但是更广泛也更多样态的力量。”[5]

通过标记和刻印在身体里的“蛇”这一代表女性欲望和生命力的符號，具有明显生产性特征的女性身体通过击败、吞并“母亲”为代表的衰弱的、正在走向消亡的阶级身体，而逐步完成了对自己身体的重新塑造以及个人身份的重新建立。

需要强调的是，和子身体以及身份的重塑并没有完全否定自身本来的阶级身份，她对“母亲”所代表的阶级身体是一种兼并与吸收。在“母亲”身体越来越瘦弱的同时，和子却胖了。她在写给上原的信中提到自己的这种身体变化：“我最近渐渐胖起来了。与其说变得越来越像动物性的女人，倒不如说变得更像个人了。”[1]84可以说，她的身体是一个“综合性”或者说是“融合性”的个性化身体，不是简单地从贵族阶级转向庶民阶级，而是以自己的身体为媒介，或者说为容器，在身体维度上实现所谓道德革命的叙事实践。如果说“母亲”身体带有“阶级的身体”的意义符号的话，和子则更具有较为鲜明的、抗争性质的“生产性个人身体”的符号意义。

三、“流向”死亡的身体

“弟弟”直治的身体叙事和“姐姐”和子一样是生产性的、流动性的，但他最终“流向”的方向却刚好与“姐姐”相反。

直治一出场就是以一个“破坏者”的姿态亮相的。“后来，直治从南洋归来，我们的地狱生活才真正开始。”[1]58直治的语言、行为，甚至他这个人的整体和母亲一样都是符号意义的表征。他可以说是战后迷茫一代的贵族或精英阶层的青年形象代言人。他们敏锐地看到了战后所谓民主社会的虚伪性，试图追求本真的自我，想要通过抗争，通过革命突破自我身份的域界，寻找到自己的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但最终在世俗的世界感到困惑、迷失，只能通过麻醉和伤害自己身体来表达自己的抗争诉求。贵族阶级的消解、特权身份的丧失、无意义的战争，以及战后整体社会秩序的混乱和价值体系的崩溃等，无一不使这位愤世嫉俗的青年受到极大的冲击。为了找寻出路，重构自己的身份，为了变得强悍和成为所谓的“民众之友”，他写道：“必须反抗父亲的血统，必须拒绝母亲的优雅，还必须对姐姐冷淡。我一直认为如果不这样做，就得不到进入民众家里的入场券。”[1]145然而，直到生命结束那一刻，这位“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直治不仅无法摆脱血统束缚，也找不到自己的社会价值和生存意义”[6]。

布莱恩·特纳在他的《身体与社会》中引用加拿大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的话说，“社会演员的主要欲望和动机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地保全自己的‘脸面，社会生活是一场游戏，几乎没有‘信任的立锥之地，因为全部人类活动就是欺骗和反欺骗而已。如果想在这个到处都有社会奸细活动的激烈竞斗的世界中生存下来，就必须有能力选择一套非个人的最佳战术。”[7]

对社会生活的认知，直治和上述引文中的认知几乎完全一致，他对当时的日本社会的思想、秩序、伦理、道德等都抱有强烈的质疑，他认为社会上占主流的意识形态都具有欺骗性，并对此感到愤慨。在日记中，他这样写道：3542756C-B667-4DFA-A26B-F9C5828093D2

正义？所谓阶级斗争的本质并不在这里。人道？开什么玩笑。其实不都是为了自己的幸福，打倒对方，杀死对方吗？

战争！日本的战争是一种自掘坟墓的行径！[1]70

这个对社会问题有着清醒的敏锐认识的青年，也曾努力想摆脱自己的阶级身份，他在遗书中表达自己“想要变得下流，想要变得坚强——不，是变得强悍，因为我以为那就是变成民众之友的唯一的途径”[1]144。他试图突破自己的身份定域，建立内心秩序的平衡，但他始终无法找到这样的平衡，无法很好地完成这种社会演员角色的扮演，没有能力习得这样一套生活战术，所以他只能通过伤害自己的身体（吸毒、酗酒），直至彻底消灭自己的身体来完成最后的社会性表达。与“姐姐”和子的身体抗争相比，直治的抗争是莽撞而激进的，同时也是天真而无力的。他从反叛、抵制当时社会俗流到自我精神的崩溃，主要源于他至死都无法确立自我身份，无法消解在社会结构巨大变化情境下的边缘感、异化感。所以，在抗争无果之后，他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留下了最后一句吶喊：“我是贵族！”[1]155

最终，直治的身体叙事线和“母亲”的汇聚到了一起。作为叙述者的“姐姐”和子通过直治的书信、日记和遗书，对直治的思想和行为有了更深的同情和理解。某种意义上，她和直治的价值观是一致的，而且她遇到的身份困境和经济困难也是同样的，只是她没有采取直治那种消极的、颓废的、以伤害自己身体为代价的抗争方式，而是付诸实际的行动。小说四位主要人物中，唯有和子真正通过体力劳动撕掉自己的“阶级身体”上固有的“弱不禁风，不谙世事，缺乏生活常识”等一系列的标签。

从翌日起，我就全力以赴干地里的农活了。……我觉得体内的血开始变成红黑色了。……感觉自己越发变得像个粗野的乡下丫头了。[1]43

正如理查德·舒斯特曼在《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中所说：“身体不仅是所有知觉和行动的根本来源，而且也是我们表现能力的核心。因此，身体也是所有语言和意义的基础。”[8]一个人身体上的变化会促使精神状态发生变化，人通过塑造、操练以及规训身体，可以促使人的物理身体向文化的、社会的身体符合转化。在和子这里，体力劳动强健了她的身体，也给她确立自我身份提供了生命原动力的强有力的支持。

四、作为他者的男性身体

随着“母亲”这条逐渐消亡的“最后的贵族阶级”的叙事线的淡出，“上原”这条在小说中代表庶民阶级的叙事线的色彩渐渐加深。作家上原的阶级身份，可以说是与所谓“真正的贵族”的“母亲”形成鲜明对比，因为上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对于和子而言，上原的阶级身份最初是她背离自身阶级桎梏，完成自我身份确立的一个“跳板”。和子从“母亲”走向上原，可以说表明她要完成这个“阶级转向”的决心。所谓“爱上”上原，既有情感和情欲满足的需求，但更多的是否定原有的阶级身份，否定既定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的“革命的宣言”。在《斜阳》这个文本中，可以说没有上原这个作为“他者”的“男性”的身体，和子的主体性根本不能得以完成。

最初，上原对于和子而言是一个充满神秘感而具有吸引力的存在，阶级的差异、作家的身份使得上原这个人物在和子眼中即陌生又极具诱惑力。“母亲”去世后，和子决意去找上原之前，两次写道，“开始战斗！”。这部分的叙述中充满“战斗”“革命”“抗争”之类的字眼，并且在和子宣称“开始战斗”后，紧接着引用了《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的一段耶稣告诫门徒的话，并声称自己是为了爱情而恪守耶稣的教诲，“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1]122。这些充满戏剧式的夸张的叙述，只不过是反复强调和子与上原结合的那个身体，不仅是动物性的性欲的身体，更多的是与社会伦理道德固有的阶级抗争的身体，也是身处两性权利争夺中的身体。

和子与上原发生性关系之前，在他们两人的关系中，可以说和子一直处于被动的一方。她反复给上原写信，诉说衷肠，还几乎用祈求的口吻说要投怀送抱，想生个上原的孩子，然而几封长信都没有收到上原的任何回复。“母亲”去世后，和子专程跑去见上原，而这时的上原“脸色蜡黄浮肿，眼圈溃疡，门牙脱落，嘴巴不停咀嚼着，佝偻着背坐在房间的角落里，活像一只老猴子”[1]128。与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和子身体健康，充满斗志，“我意识到自己像一条昂起头来迎敌的蛇，某种近乎敌意的感觉使我警觉起来”[1]135。在之后的交谈中，上原还流露出了他的自卑。和子的身体在这场不突出的隐晦的两性权利斗争中占据了上风。和上原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可以说是完成阶段性自我抗争的一个仪式。所以，在她和上原发生性关系后，“我的那份爱已然消失”[1]142，“我的无比可悲的爱情终于修成了正果”[1]143，并说上原此时有着一张“濒死者的脸，一张疲惫不堪的脸，也是牺牲者的脸。高贵的牺牲者”[1]143。

从阶级身份上看，上原处于“母亲”的对立面，但从给予和子“营养”这一角度上看，上原和“母亲”起的作用是一样的。“母亲”渐渐消瘦，生命迹象一点一点消失，而和子却渐渐胖起来。这个“胖”不仅仅是生理意义上的，更是一个隐喻，是一个为了自己的生存不惜吸取“母亲”的营养的顽强生命的隐喻。和上原的结合也是如此。这个阶级身份不同，但同样衰弱、无力和不健康的身体却给了和子自认为最具生命力象征意义的——孩子。两个处于不同阶级的，同时又是与和子有着特殊紧密关系的人，在不同的阶段给和子的身体补充了“养分”。和子身体的强健、长胖，尤其是怀孕，可以说是身体变化明显的“记号”。正如彼得·布鲁克斯特别强调的那样，“带上记号的身体指出了叙述中的身体的深刻含义：作为记录或烙刻重要意义所在之处的身体，以及身体在叙事动力学中的位置和它作为关键的叙述符号的任务。那就是，身体本身以及它的经历和命运将用来推动叙述性的情节并体现其含义。”[9]

小说最后，和子给上原的信中写道，“我认为我赢了。……生下、养育恋人的孩子，即是我的道德革命的完成。纵然您已经忘掉了我，或是因嗜酒丧失了性命，我也能够为了完成我的革命，坚强地活下去。”[1]157和子所谓的“赢”、所谓的胜利是她的身体最终成了她主动规划的一部分，是她的意志，也是她的本能欲望的胜利。她这样一个家道中落，失去原有贵族阶级身份地位的青年女性，通过建构身体把握住了社会的现实，同时也充分表达了个人的情感需要以及抗争诉求。3542756C-B667-4DFA-A26B-F9C5828093D2

综上所述，《斜阳》的身体叙事以女主人公兼主叙述者“和子”为中心展开，四个主要人物的叙事线两粗两细，虚虚实实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立体的叙事结构。这一叙事结构推动着情节的发展，以身体抗争完成自我身份的确立以及个体精神重构的主题也在这过程中得以呈现。可以说《斜阳》中的身体不仅是叙事的对象，也是表达媒介，更是整个文本意义的核心所在。

[参 考 文 献]

[1]太宰治.斜阳[M].竺家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2]白井優子.太宰治『斜陽』論[J].国文学，1993（12）：48.

[3]歐阳灿灿.当代欧美身体研究批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13.

[4]汪民安，陈永国.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16.

[5]欧阳灿灿.叙事的动力学：论身体叙事学视野中的欲望身体[J].当代外国文学，2015（1）：14.

[6]奥野健男.太宰治論[M].東京：角川書店，1957：72.

[7]布莱恩·特纳.身体与社会[M].马海良，赵国新，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185.

[8]理查德·舒斯特曼.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M].程相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76.

[9]彼得·布鲁克斯.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M].朱生坚，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89.

[责任编辑 孙 丽]

A Study of The Setting Su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dy Narration

FAN  Jing-xia

（Foreign Language College，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0， China）

Abstract：  The Setting Sun， the representative work of the famous modern Japanese writer Dazai Osamu， uses the body as the medium of expression and completes the narrative text on the body dimension. The body is a core element of The Setting Sun and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of plot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ody narration and the sociology of body， this paper tries to interpret the body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tting Sun by comparing the body narrative lines of the heroine and the other three main characters， and reveals the theme of self-identity establishment and individual spiritual reconstruction through body struggle.

Key words：   The Setting Sun; body narration; sociology of body; narrative features; self-identity

收稿日期：2021-06-06

作者简介：范静遐，女，文学硕士，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3542756C-B667-4DFA-A26B-F9C5828093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