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金金 宴拥

摘要：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印度将“印太”概念并逐步战略化，试图为印度介入亚太事务寻找“合法性”。印度自建国后一直试图在“印太”区域实现“大国梦”，但其影响力长期局限于南亚。冷战后，印度的“东向政策”逐步升级为“印太”战略。莫迪政府的“印太”战略旨在应对中国崛起，是印度追求世界大国地位的产物。为防止中国在“印太”取得战略主导权，莫迪政府采取了军事平衡策略、对冲平衡策略和规避平衡策略。但考虑到印度的国家凝聚力、社会的分裂程度、国内经济低萎问题以及印度的“战略自主”，莫迪政府的“印太”战略的实施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关键词：莫迪政府;“印太”战略;中国崛起

中图分类号：E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768（2022）02-0005-08

印度莫迪总理自2014年上台以来，多次表示要“让21世纪成为印度的世纪”、“让印度领导21世纪”、“建设一个自信的，安全的，繁荣的新印度和大印度” [ 1 ]，展现出印度“大国崛起”的迹象。在美日等国推出印太战略后，莫迪政府也推出了横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印太”战略。美国拜登总统上台后，为加强与中国的全面竞争，在战略上更加倚重印度。而莫迪政府也积极推动印美在“印太”的战略融合。那么，印度“印太”战略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具体策略是什么？“印太”战略的制约因素又有哪些？本文拟就以上问题进行探讨。

一、“印太”战略的逻辑

长期以来，印度一直被排除在亚洲的主要发展之外，局限于一个更为有限的南亚环境中。甚至连新加坡的李光耀和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穆罕默德（Mahathir  Mohamed）等领导人所宣扬的“亚洲价值观”概念也将印度排除在外[ 2 ]。随着世界经济和权力的增长向东方转移，印度开始了其东进政策以融入亚太。自莫迪执政后，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印度将“印太”概念逐步战略化，试图为印度介入亚太事务寻找“合法性”。莫迪政府的“印太”战略有其内在的一贯逻辑。

（一）“印太”战略的历史逻辑

在前殖民时期，印度与东南亚和东北亚保持密切的宗教文化联系。柬埔寨吴哥窟（Angkor Wat）、印尼罗摩衍那（Ramayana）、越南的占城遗址（Champa  Ruins）以及佛教在中日韩的传播是印度文化在东方交融的体现[ 2 ]。在英属印度时代，印度与东方也一直保持着茶叶香料交易以及臭名昭著的鸦片贸易。1947年印巴分治后，印度发现自己是亚洲最大的独立和统一的国家，并以亚洲的领导者自居。印度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表现出其大国倾向，“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 3 ]。由此，在建国后，印度在亚洲领导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1947年，尼赫鲁在新德里主持了亚洲关系会议，与会代表包括南亚、中亚和东南亚国家。1955年，印度与印度尼西亚等国发起了亚非会议，印度在亚洲影响力达到了顶峰。1956年，印度与南斯拉夫和埃及共同提出了“不结盟”主张，并于1961年召开了首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使印度成为“不结盟”运动的领头羊。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印度认为其“重归”亚洲和东方世界是合情合理的。由于在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中的惨败、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以及对美国主导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含巴基斯坦）的质疑，印度逐步撤出东南亚，终结了其在发展中国家的领导权。此后约30年间，印度影响力基本局限于南亞。

（二）“印太”战略的政策逻辑

1991年，拉奥政府提出了“东向”（Look  East）政策。此举是印度重新融入亚太的新举措。当时，印度经济处于崩溃边缘，而亚洲各经济体欣欣向荣。印度“东向”政策主要以东南亚国家为对象。印度与东盟的合作主要集中在经贸领域，同时注意建立地域性和制度性联系。2003年，印度“东向”政策进入第二阶段，其关注对象从东南亚地区拓展到亚太，北至日本韩国，南达澳大利亚，合作领域也从经济为主拓展至安全领域，包括航线保护、反恐以及防务合作等[ 4 ]。2014年，莫迪总理在缅甸内比都（Naypyidaw）举行的第十二届印度—东盟峰会（India-ASEAN  Summit）上指出，“印度已经进入工业化和贸易发展的新时代，印度的‘东向（Look  East）政策正式升级为‘东向行动（Act  East）政策”[ 5 ]。印度试图从经济、政治、安全领域全面融入亚太这一世界财富和权力的中心地带。为了加强印度与亚太的联系，莫迪政府与美国于2015年通过了“亚太和印度洋地区共同战略愿景”规划，使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融合日益紧密[ 6 ]。除了经济联系之外，“东向行动”政策的目的主要是确保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权力平衡，确保印度在其印度洋的地缘主导地位。由于“亚太”概念始终将印度排除在外，使印度处于一个尴尬的边缘地位，因此“印太”概念开始在印度浮出水面。

“印太”术语起源于生物科学[ 2 ]，此后逐渐运用于国际政治领域并被各国战略化。继2017年美国版“印太”战略之后，莫迪总理于2018年首次公开提及“印太”战略。2018年11月30日，莫迪总理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参加了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会议期间，莫迪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本首相安倍举行了印日美三边会谈，印美日就共同推广“印太”概念达成一致。莫迪表示，“三国有必要与所有利益相关者接触，以阐明‘印太战略的收益及其对相关者的利处。”[ 7 ]“印太”战略使印度从被“亚太”概念的“边缘化”推向“印太”概念的“中心”地位，使印度成为东方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印度继续实施“东向行动”政策，进一步介入亚太事务提供“合法性”支持[ 8 ]。

此外，虽然“印太”战略出台的目的是为了使莫迪政府能够更好地优先实施其“东向行动”政策，但它还与“南控”和“西联”部分密切相关。拉贾·莫汉把印度的大战略分为三个同心圆，以印度为参照，由内而外分别为周边国家、亚洲和印度洋沿岸乃至全球舞台。直到莫迪政府执政后，印度在第二个同心圆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四个方位的“东进” “南控” “西联” “北望”政策[ 4 ]。2018年6月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莫迪明确地阐述了印度的“印太”思维。他认为，“印度—太平洋是一个‘从非洲海岸延伸到美洲海岸的‘自然区域”[ 2 ]。与美国将“Indo”理解为“India”的“印太”定义不同，印度则倾向于把“Indo”视为“Indian Ocean”，认为“Indo”应该囊括整个印度洋[ 9 ]。因此，从莫迪的“印太”观来理解，“印太”战略既是“东向行动”的政策逻辑结果，但同时又不仅仅囿于“东进”，还包括“南控”和“西联”政策。

（三）“印太”战略的现实逻辑

“印太”战略的酝酿产生源于中国的崛起和挑战，也是莫迪政府追求世界大国地位的产物。印度一贯秉承现实主义逻辑的丛林法则，采用“狮子+狐狸”式的思维来应对国际政治。1971年，印度在印巴战争中肢解了巴基斯坦。1975年印度赤裸裸地吞并了主权国家的金，将其变成印度的一个地方邦。印度还一直控制着不丹的政治外交。此外，印度把自己当作大英帝国的继承人，不仅以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窃居中国领土，还主张无理捏造的“约翰逊线”。印度与中国在边境问题上的领土争端，造成中印在传统安全上的困境。这引发了印度的“零和博弈”思维，使印度在面临比自己强大的中国时仍不惜进行冒险活动。2017年洞朗对峙造成了三十年来最严重的边境危机[ 10 ]。力量确保安全，最大的力量确保最大程度的安全[ 11 ]。印度力量的不足，加上中国在印度洋影响力的增强，使印度不安全感迅速提升，促使印度在2018年积极融入美国“印太”战略。中国秉承“睦邻富邻”的理念与印度和睦相处，与印度加强经济和贸易合作。但印度“以邻为壑”的色彩并没有褪去。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在涉及到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时，政治总是能够压到经济，在基于生存与繁荣的考虑与较量中，生存总是比繁荣更占上风”[ 11 ]。这更符合印度一贯的外交风格。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2019年全球军费开支显示，印度在2019年军费开支增至711亿美元，进入全球军费开支前三名，成为继美国和中国之后的第三大军费开支国。与2018年相比，印度的军费开支增幅更高达6.8%，超过了美国的5.3%和中国的5.1%[ 12 ]。莫迪政府正基于现实主义的逻辑视角，以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试图平衡中国的崛起，同时又将印度塑造成“印太”位置上的核心角色，推行实现其世界大国梦的“印太”战略。

二、印度“印太”战略的策略

印度“印太”战略的主要目标是平衡迅速崛起的中国，防止中国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取得战略主导权。具体的战略策略包括军事平衡策略、对冲平衡策略和规避平衡策略三种。

（一）军事平衡策略

强大的军事实力是印度打造中印力量平衡的基本诉求。虽然印度的军费开支在2019年沖至全球第三，且增长幅度超过中国和美国，但是印度在军事高端科技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武器进口成为印度弥补军事短板的重要手段。俄罗斯一直是印度的最大的军备供应国，从2014年到2016年，印度向俄罗斯提供50亿美元购买国防装备。在莫迪的“印度制造”计划下，俄罗斯成功地签订了多项航空合同，其中包括出售200架“卡莫夫”Ka-226型双引擎俄罗斯多功能直升机[ 13 ]。2018年10月，印度签署了55亿美元的协议，购买俄罗斯先进的S-400防空系统，预计2020年10月开始交付，2023年4月完成[ 14 ]。2019年5月，印度宣布斥资50亿美元为印度海军购买10架“卡莫夫”Ka-31机载预警直升机。如布鲁金斯学会印度项目主任坦维·马丹所述，除了此项协议外，印度还签署了租借俄罗斯一艘核潜艇协议、建造卡拉什尼科夫步枪（Kalashnikov  Rifles）制造厂协议以及护卫舰的生产或购买协议，四笔交易价值超过120亿美元[ 14 ]。与此同时，美国是继俄罗斯之后的印度第二大军备供应国。2014—2016年印度向美国提供44亿美元，用于购买国防装备[ 15 ]。2017年，印度开始从美国购买22架MQ-9B型“卫士”战略无人侦察机，可用于海上巡逻与海洋监视[ 13 ]。同年6月，美国洛马公司与印度塔塔集团签署合作协议，将在印度联合生产F-16战机（印度需要200架战斗机），实现防卫装备的国产化[ 16 ]。2020年2月，印度与美国签署了30亿美元的国防协议，包括24架MH-60R“海鹰”直升机和6架AH-64E型“阿帕奇”武装直升机[ 17 ]。

除了通过武器进口增强自身军事实力外，印度注重与域内外国家合作来平衡中国的地缘优势，美国是印度在“印太”区域最重要的合作伙伴。2017年印度参与美—印—日—澳四方会谈，就航海自由、海上安全等问题进行了商议，意在提升军事协同能力。这既是莫迪政府“印太”战略实施的重要一步，也是其借助美国的力量对中国制衡的一种体现。印度与美国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桌面演习和防务对话已经超过了与任何其他国家，包括每年在各军种举行的50多次合作活动。其中，马拉巴尔海军演习是以中国为假想敌，平衡中国最重要的战略军事举措，在2019年印度和美国进行了“有史以来首次大型三军两栖作战联合演习”，进一步深化了美印的战略合作[ 14 ]。2020年2月，在特朗普访印期间，印美达成了全面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双方正致力于推动旨在使两国能够共享用于远程导航和导弹瞄准的先进卫星数据的《基础交流与合作协议》的合作授权[ 17 ]。此外，印度还注重与东南亚国家的防务合作，承认东盟在“印太”的中心地位，与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进行了加强安全合作。2018年1月，莫迪在印度一年一度的共和国日阅兵式中史无前例地接待了所有十位东盟国家元首[ 18 ]。不仅如此，印度允许新加坡在印度领土上进行机械化的军队、炮兵和空军演习[ 2 ]，向越南提供巡逻艇、国防采购信贷额度以及分享卫星数据[ 18 ]，取得了印度尼西亚在战略上至关重要的沙璜港开发权[ 19 ]。印度正日益强化其军事实力，促进中印双方军事的内部平衡。同时与美国与东盟一些国家开展防务合作，借助多国的力量，使印度成为外部平衡中的一环。可见，“遏制中国的崛起”已成为莫迪政府“印太”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

（二）对冲平衡策略

对冲是对介于摇摆策略和平衡策略之间的国际结构不确定性的一种政策回应。对冲国家将采取一种混合战略，建立起经济和其他非安全联系[ 20 ]。因此，对冲平衡是一种有限平衡，其特点是：在进行军事平衡的同时，辅之以政治经济参与，以避免军事带来的紧张升级。批评对冲的平衡理论家认为，应该通过“取消”经济和政治参与等非安全因素，缩小对冲对安全政策的覆盖范围[ 21 ]。因为即使是处于军事平衡状态的国家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与它们所平衡的国家进行政治和经济接触，故而很难区分国家何时在平衡，何时在对冲。事实上，印度确实正采用某种对冲的方式与中国进行接触。

一方面，印度国防军费开支大大增加。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维兹曼（Siemon  T. Wezeman）认为，印度增加军费的主要驱动力主要来自与巴基斯坦紧张局势和中国的战略竞争[ 22 ]。由于巴基斯坦在南亚与印度的博弈中处于下风，印度的军备竞赛与军费开支显然更可能指向中国。

另一方面，印度还通过与中国的多方接触，采取对冲的方式缓和中印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是国际组织的合作。中印在全球治理论坛上打开了空间，中国和印度都主张在全球治理问题上为新兴经济体提供更好的代表性，包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印度与中国在金砖国家峰会、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海合作组织也寻求合作[ 2 ]。特别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自成立以来，印度获得基建项目20多亿美元资金，占其全部借款的近30%，使印度成为亚投行最大的资金受益国[ 23 ]。二是与中国领导人的定期会晤机制。在2018和2019年的两次中印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中，中印首脑共同肯定了两国合作对于世界和平的重要性[ 24 ]。三是印度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支持。印度虽然总体上反对“一带一路”，是因为印方认为中巴经济走廊涉及克什米尔地区的主权问题。但印度并不反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设。印度前副总统安萨里在2014年访华时表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是一个很好的提议，印方将支持这一计划[ 25 ]。印度把中国当作其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同时，也注重以对冲的方式缓解中印的争端升级，以保证中印关系的总体稳定。既能达到一定的平衡目的，又能收获经济实惠。

（三）规避平衡策略

规避平衡策略（Evasive  Balancing）是传统的军事平衡与保证策略相结合的一种策略。印度的“印太”战略源于所谓的“中国威胁”，但鉴于印度能力有限，印度无法真正平衡中国的抗衡。因此，拉杰·拉贾戈帕尔（Rajesh  Rajagopalan）认为，这促使印度制定了一项关于回避的平衡战略。规避平衡强调在“印太”地区发展伙伴关系以平衡中国的力量，同时也试图向中国保证，这种平衡努力并非真正针对中国[ 26 ]，这能最大限度地避免争端。保证理论认为，“如果不信任和恐惧是安全困境的基础，各国可以发出信号，安抚潜在的对手，从而减少冲突的可能性。”[ 26 ]因此，基于平衡和保证的规避平衡策略可能被视为印度的“印太”的战略。

首先，印度多次保证，印度無意遏制中国。莫迪总理在2018年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讲话中明确表示，“印太”不是一个排他的集团，不是一个有限成员俱乐部，印度绝不认为它是针对任何国家的[ 27 ]。印度在2020年以前一直拒绝澳大利亚提出的参加一年一度的马拉巴尔海军演习的请求。自2015年以来，该演习一直由印度、美国和日本海军参加。印度在2018年再次拒绝澳大利亚的申请，其目的是为了缓和由于洞朗对峙所造成的中印紧张局势[ 28 ]。

其次，特别是在洞朗事件之后，印度单方面释放善意。一方面，印度指示政府工作人员不要参加由西藏流亡者在新德里组织的集会;另一方面，印度政府还让官员们淡化反华声明，并取消了由印度国防部资助的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举行的年度“亚洲安全会议”[ 28 ]。

再次，是印度对“四方会谈”的谨慎。美国的“印太”战略旨在建立起一个美印日澳的“四国集团”，但印度一直避免称呼该会议为“四国会议”，而描述成印度—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的会议，印度在关于此次会议的声明也没有提到“四方”（the Quad）一词。因此，印度被称为“四方中最弱的一环”[ 28 ]。

此外，莫迪也时常在俄印中三边会议期间与中俄领导人同台，在金砖国家会议期间与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南非领导人同台。印度试图通过规避平衡策略寻求实施“印太”战略的一种最小风险方案。

三、印度“印太”战略的制约因素

莫迪政府的“印太”战略是印度平衡中国实力和追求世界大国地位的外交举措。美国希望印度能够配合其在“印太”区域的战略部署，但考虑到印度的国家凝聚力、社会的分裂程度、国内经济低萎问题以及印度的“战略自主”，印度的“印太”战略的实施存在很大的限度。

一是印度缺乏国家凝聚力。印度民族、种族等成分比较复杂，使印度社会向心力长期趋于分散而非集中。印度是英国人整合出来的概念，从来都不是单一性实体。印度共有100多个民族，印度斯坦族最多，但没有占绝对多数的民族。印度境内的民族语言超过400种。在英国统治之前，印度是由不同的王公、苏丹或纳瓦布（地方行政长官）管治的多个族群组成[ 29 ]。而民族、种族的差异化，必然导致语言、思维以及认同观上的分歧。近年来，莫迪政府试图以印度教特性重塑民族凝聚力，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但也因宗教问题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流血与冲突事件。印度在国家整合工程上任重道远。

此外，在现代印度社会中，仍存在许多分裂势力和独立势力。在泰米尔语言区，达罗毗荼进步联盟要求建立“达罗毗荼斯坦”，“两个种族”理论成为了分离主义分子的理论支撑。在印度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卡拉塔克邦、安得拉邦、喀拉拉邦等讲达罗毗图语地区，印地语不被认为是官方语言。较为激进的“全印安纳达罗毗荼进步联盟”成员甚至主张在“南印度”建立“达罗毗荼联邦” [ 30 ]。在印度东北部和印度腹地，活动着许多因部落、族裔、宗教和语言等不满而出现的国内叛乱。迄今为止，米佐叛乱仍是印度唯一一个通过和平协议结束冲突的案例[ 31 ]。而且，克什米尔问题至今没有良好的解决方案。2019年8月，印度废除宪法第370条，取消查谟—克什米尔邦的自治地位，此举加剧了克什米尔地区的安全紧张局势。加之2019年12月又通过歧视穆斯林《公民身份（修正）法案》，引发了印度国内大规模骚乱事件。因此，印度复杂的国内政治经济形势难以有效长期积蓄国力，这是束缚其“印太”战略实施的根本因素。

二是印度党争造成经济“短视”。2019年11月，莫迪政府因党争而宣布暂时不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贸易协定。据布鲁金斯学会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在2030年之前实施RCEP，RCEP每年有可能使全球实际收入增长2850亿美元，其绝对收益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CPTPP）的两倍[ 32 ]。但就在国大党利用RCEP可能在短期内给农民、中小企业以及部分工商店主们带来不利而攻击执政党时，莫迪政府不得不放弃具有如此重大利好的贸易协定。长期而言，印度以利益集团为基础的党派竞争不利于印度经济的长远发展。

三是印度经济萎靡不振。莫迪执政以来，经济出现断崖式下滑，正处于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受全国封锁令的影响，疫情下的印度经济将雪上加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发布了全球经济预测，2020年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大幅降至1.9%[ 33 ]。至2020年5月，印度失业率飙升至创纪录的27.1%[ 34 ]。当前，印度疫情应对不力也拖累了其经济增长。随着新变异型“奥密克戎”毒株蔓延，截至2022年1月18日，单日新增感染人数猛增至约24万人。由于疫情再次蔓延，货物和人员的流动重新开始陷入停滞。如果疫情长期持续，印度的供应链将遭遇严重打击，推高农产品和石油产品等的价格[ 35 ]。

此外，印度的广泛贫困、对卫生设施和清洁水的需求以及快速增长的人口（到2024年，印度可能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到2060年或将达到顶峰17亿）仍需要投入数以巨额的资金[ 36 ]，印度未来将缺乏经济手段来发展一支具有平衡地区投入权重的军队。

四是印度海军能力的限制。“印太”战略的重心是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但印度的军队主要是为印度及其边界的内部防御而设计的。直至十年前，印度海军基本上还是一支海防部队，印度除了可能拥有营规模的短时短程突击式行动之外，几乎没有任何重要的远征部队投射能力[ 37 ]。印度的海军能力限制还在于“印度制造”的短板。2018年，印度宣布计划建造四艘两栖攻击舰，类似于印度目前正在运营的“奥斯丁级”舰艇。然而，这些船舰还没有被设计出来，第一艘加入舰队并投入使用的最早时间至少是十年以后[ 37 ]。

最后，战略伙伴关系，而非联盟，是印度外交政策的核心基础。尽管中国实力不断增强，但印度并不赞成结成联盟，而是倾向于建立由流动性和灵活性支配的关系。对于印度的两个最大国防供应商（俄罗斯和美国），印度也防止过度依赖以显示其“战略自主”。美国一直向印度兜售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heater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ce/THAAD）作为S-400的替代品，但印度不顾美国制裁的威胁，与俄罗斯缔结了一项关于俄罗斯供应S-400地空导弹的协议。印俄还在包括联合开发布拉莫斯（BrahMos）巡航导弹等关键领域开展军事合作。在从美俄的军事采购中，印度在某些方面正在重新定义其传统的不结盟基础的尝试。因此，尽管美国的《制裁美国对手法案》将对与俄罗斯国防工业进行“重大交易”的任何国家实施制裁，但对印度来说，不管美国对印度的制裁如何，都要展示其“战略自主权”。

四、余论

“印太”意味着印度洋和太平洋作为一个完整的、共享的战略空间而存在。印度版“印太”战略既是印度“东向行动”政策的逻辑产物，也是其应对中国崛起、实现全球大国梦的重要抓手。随着印度洋逐渐成为世界地缘政治博弈的新战场，印度“印太”战略对中国在印度洋的战略布局将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在此情势下，中国应保持谨慎，积极稳妥地应对复杂多变的“印太”局势。

第一，理解印度的多元平衡方略。印度虽与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形成“四国集团”（Quad），疫情期间又参与了美国主导的“美日印澳+重点伙伴关系国”（“Quad+”）视频会议，但印度同时也是中印俄三边合作机制的一员。印度不仅与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南非领导人在金砖机制中协同合作，而且还加入上海合作组织，这表明印度旨在通过参与有影响力的国际或区域组织的方式来提升其国际地位。“四国集团”只是印度多元平衡战略下的一环。由于美国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印度将积极参与“四国集团”，但不会将其变成“四国军事集团”，这既不符合印度“战略自主”的灵活性，更将限制印度全球大国梦的实现。从长远来看，印度的发展对促进世界多极化有重要作用。

第二，继续加强“一带一路”建设，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重要抓手，强化与“印太”沿岸国家的战略对接，以经济发展化解地缘政治思维，消除相关国家对华疑虑，进一步促进和保障中国的海外利益延伸。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上，可以先推行“4-X”合作机制，优先推动中缅或中孟（“4-2”）以及中缅孟（“4-1”）的一些合作项目。一旦繁荣稳定的经济走廊成为现实，将有利于推动印度参与到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设上来。

最后，积极引导塑造中印关系，要着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两个大局”。中国应在堅守底线思维的基础上，以某种形式承认印度的“世界大国”地位，换取印度对中国崛起的战略支持。中印作为两个“十亿级”的人口超级大国，是“印太”区域极为重要的两个国家。印度渴望恢复“罗摩盛世”，而中国需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应从战略高度把印度这一外部变量纳入中国外交的重要议程中来。在后疫情时代的中美大博弈背景下，世界仍然充满着不确定性。如何准确把握与印度的世纪关系，对中国未来的全球大战略来说，无疑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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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a Modi Governments “Indo-Pacific” Strategy：Logic， Tactics and Limits

XU Jinjin， YAN Yong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Nancha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31，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rise， India has gradually strategized the concept of “Indo-Pacific”， attempt to seek“legitimacy” for Indias involvement in Asia Pacific Affairs. Since its founded， India has been trying to realize the “great power dream”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but its influence has been limited to South Asia for a long time. After the cold war， Indias “Eastward policy” was gradually upgraded to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Modi governments “Indo-Pacific” strategy aims at Chinas rise， which is the product of Indias pursuit of world power status. In order to prevent China from gaining strategic dominance in the “Indo-Pacific”region， Modi government adopted military balance tactics， hedging balance tactics and avoiding balance tactics. However， considering Indias national cohesion， the social division， the decline of domestic economy and Indias “Strategic Autonomy”， there exist great limitations for Modi government to implement Modi governments “Indo-Pacific” strategy.

Key words： Modi government;“Indo-Pacific”strategy;Chinas rise

收稿日期：2021-11-29

基金项目：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网络空間主权及其治理研究”（19CZZ018）;江西省社科“十三五”规划项目“美国‘印太战略及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19ZZ05）

作者简介：徐金金（1984-），男，浙江衢州人，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美国外交、美印关系研究;

晏拥（1996-），男，江西高安人，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印度外交、美印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