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欣然 黎纤

摘 要：采用文獻资料法，在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中，探讨“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体育意义。“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是对人性品格的高度凝练，百年前，毛泽东主席提出“勤体育则强筋骨”，百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国民“强身健体”，对这一思想的体育哲学辨析，能够契合时代精神的主题，以便确立在自然危机面前人的主体性。百年来，体育一直伴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两位民族伟人的体育思想对话，能够引发更多的体育哲思与拷问。从野蛮到文明的体育历史之思，呈现出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由文明思野蛮的体育哲学之辩，反映出人类自然性与社会性的断裂与黏连，体育都能从中得到理论回应。体育是野蛮的生命活动载体，体育又是文明的社会秩序象征，体育是文明人的实践化身，又具有野蛮人的冲动本性，体育承载着“文明”与“野蛮”两种本性。“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是体育存在的哲学宣告，在“新时代”的理想寄托中，人民对于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体育领域焕发着思想活力;在“主体性”的思维确立中，体育将人的行为经验化归为理性呼唤，用以保持完满无缺的人学品行。在“现代性”的文化批判中，体育揭露出技术理性的虚假欲求，抗阻身体退化体育在时刻努力。“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是对体育的哲学呐喊，一种内在精神力的持恒，一种外在生命力的冲劲，“气力雄，筋骨劲”体育哲思起意需要获得思维觉醒。

关键词：体育;文明;野蛮;哲学;生命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22）01-0026-10

"Civilization" and "Barbarism"： Philosophical Analysis of Sports Based on the Thought of Unity of Opposites

LIU Xinran，LI Xian

School of P.E.，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Fujian， China

Abstract：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ports significance of “civilizing the spirit and barbarizing the body” in the dialectical thinking of unity of opposites. “Civilized spirit and barbarized physique” are highly condensed to the character of human nature. A hundred years ago， President Mao Zedong put forward that “physical exercise is the best way to strengthen the muscles and bones”. After a hundred year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advocated the national “physical fitness”. The analysis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s can fit the theme of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so as to establish the subjectivity of man in the face of natural crisis. For one hundred years， sports have been accompanied by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The dialogue of sports thoughts between the two great national men can lead to more philosophical thinking on sports. From barbarism to civilization， the thinking of sports history shows the progress of human society. From civilization to barbarism， the debate of sports philosophy reflects the fracture and cohesion of human nature and sociality， from which sports can get theoretical response. Sports are the carrier of barbaric life activities， and it is also the symbol of civilized social order. Sports are the embodiment of civilized people's practice. And it has the impulsive nature of barbarians. Sports carry the two natures of “civilization” and “barbarism”. In the "new era”， people's yearning and pursuit for a better and happy life radiates ideological vitality in the field of sport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subjectivity” thinking， physical education turns human behavior experience into rational call， in order to maintain perfect human learning behavior. In the cultural criticism of “modernity”， sports reveal the false desire of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and always strive to resist the degradation of body. “Civilized spirit， barbarized body” is a philosophical cry for sports， a kind of persistence of internal spiritual force， and a kind of momentum of external vitality. The sports philosophy “strong strength， strong muscles and bones” need to be awakened.

Key words：sports; civilization; barbarism; philosophy; life

文明由心，野蛮从体。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老县镇中心小学考察时，指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我说的‘野蛮其体魄就是强身健体。”这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现实状况下，习近平总书记天下公心忧国忧民，心系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认识到参与体育锻炼才能“强身健体”，中华民族的强健体魄，需要在体育中获得勇力与强力。这是从民族前途、国家未来、人民希望的历史高度，再次审视体育与文明、体育与健康、体育与身体的哲学内涵，关心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重视体育课的育人教化，推进身体素质的文明野化，党和国家的事业才能薪火传承、弦歌不辍、捷报频传。老子曰：“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从中传达出圣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虚其心以少欲求，实其腹以化万物，弱其志以增意满，强其骨以健体魄。圣人之道“强其骨”不仅是指个人的身体强、体魄强，也是指民族的种群强、国力强，体育都是“强其骨”的题中之义。“强”预示着力量大、意志坚，是羸弱与渺小的反面，文明需要体育中强力、强勇与强毅的助力，以此，野蛮中才能显现智慧文明的思维曙光。在新时代的图景下，“中国的道德—超脱精神不仅能使中国人找到安身立命的生存意义，也能挽救西方世界的精神危机。[1]”百年前，毛泽东主席提出“勤体育则强筋骨”;百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国民“强身健体”，此时重提“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体育话题，能够契合时代精神的主题，以便确立在自然危机面前“人的主体性”[2]。“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是对人性品格的高度凝练，在文明与野蛮、精神与体魄的辩证对立中，蕴含着体育思想的哲学因子，因此，有必要在体育哲学的辩证思维中，阐释“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思想内涵中的体育意义。

1 观点的由来：“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体育思想梳理

智者的洞见总是超越时空的锁钥，伟大的思想总能回应时代的关切。在“新时代”重视人民群众美好幸福生活的背景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重要性，这是对体育事业之于国家、民族与人民重要意义的又一次宣告与阐释。1917年，《新青年》刊发了毛泽东同志文章《体育之研究》[3]，提出“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则文明之精神随之”。从中透露出野蛮与文明相互交织的人学思想，野蛮初始而文明紧随，“野蛮其体魄”能够成为“文明其精神”的思想起因。在这组“文明与野蛮”“精神与体魄”的二元对立中，我们能够明确感受到“野蛮”与“体魄”相较于“文明”与“精神”具有更为厚重的词语意涵，成为人性品格中带有思想纠偏、文化启示与历史使命的重要词眼。在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中，“野蛮”在“文明”其间从来未有如此重要，“体魄”在“精神”面前至今时常受到贬低，“野蛮其体魄”怎能发出如此醒世“呐喊”，在振聋发聩的呼喊中寻找思想根源，是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这一惊人“天问”。

为何在人类文明中需要“野蛮其体魄”，这一思想的提出有其时代背景。在旧中国，国家危难、民不聊生之际，众多志士仁人都在寻求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之道，其中有一重要思想就落在“强种救国”之上。毛泽东同志也深刻感受到这一点，指出“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民族之体质”是直接关涉“国力”“武风”“保种”“图强”等重要概念，“苶弱”“不振”“轻细”“可忧”则表达出一种极度担忧、焦虑与无奈，唯一可寻之径、可变之法就在于“野蛮其体魄”之中。在这一思想中，“体育”“体质”“体魄”“力”等关键词便涌现出来，力量强大、身体强健、生命强毅、精力旺盛的勇武之风便形成了一种思潮，试图以此改变旧中国的命运。从严复的“鼓民力”、蔡元培的“坚实的体力”[4]、梁启超的“尚武”、陈独秀的“兽性主义”等，“第一次在中国真正掀起了一股重视体力的‘尚力思潮或‘贵武精神，直接影响了以后几代中国人”[5]。这种从体力、体质、体魄开始的思想洗礼，正在逐渐颠覆过往“蛮勇”“武夫”“粗人”的形象，“野蛮其体魄”植入“体育”的肌理中，并使得体育在“力”与“体”的簇拥下，成为“三育”之基，“四育”之要、“五育”之本。在教育体系中，无论是三育、四育还是五育，体育都是其中重要一环，如若将其视作“身体动静之分”[6]的教育，体育实则应该发挥更大地功效，因此，才有“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之说。

“野蛮其体魄”是深入人性根本的生命自然状态，对于生命中“力”的运用，民力、体力、勇力逐渐被思想先驱者视为一种救亡途径与教育理想。在救亡图存、教化国民的民族觉醒中，从“体育”中引导出一种强健之力，成为一种超越自卑的象征，“野蛮其体魄”的意义也就从中凸顯出来，这“导致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力的发现”[7]。从而使得人们认识到“力”具有教化的作用，教育中需要“力”的参与和帮助，“‘力是粘合体育活动的实践载体，在‘力中体育获得了知识应有的价值”[8]。心力、体力、胆力、勇力、气力等等，“力”中蕴含着尚武思潮、勇武民风与古朴人性，由“野蛮”所引导出的“力”，在“体育”孕化作用下，“野蛮其体魄”成为人类文明所承载的必要形式。“野蛮”与“文明”、“体育”与“力”、“体魄”与“精神”各自显现出其存在价值，在人类社会文明面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百年前，毛泽东主席为了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与“文化启蒙”，意识到“善其身无过于体育”。百年后，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方位，认为“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在新时代，全面推进体育强国建设中，少年强、身体强、中国强、民族强、体育强等等，都深深印刻在对“体育”的哲学阐释中，“体育”在民族复兴伟业中的历史地位更为凸显。进入202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体育思想需要得到阐释，尤其是充分理解两位民族伟人对“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思想深意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体育哲学视域中，存在着一种对于“文明”与“野蛮”关系的重新发现，“野蛮”需要在“文明”概念的体育哲学关照下，再次梳理并获得思想上的觉醒。

2 文明的凝合：“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体育思想论辩

对于“文明”与“野蛮”的关系，人们更多倾向于对文明肯定，对野蛮排斥，“文明”相较于“野蛮”将获得更多的思想话语，“文明”成为进步、高贵的代称，而“野蛮”则与原始、落后相联系。在人们的普遍认知中，野蛮人穷凶极恶、衣不蔽体，文明人则举止端庄、衣冠楚楚，“野蛮”在“文明”面前尽显弱势，理性、知性、德性则更多与“文明”切近。在“文明”的词义面前，“野蛮”明显含有部分贬义，可是在“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中，“野蛮”在“体育”意涵里则全是褒义，好与坏、是与非、对与错，在此时立刻置换了位置，“野蛮”在“体育”中获得足够的肯定。

2.1 从野蛮到文明：体育的历史之思

“文明”与“野蛮”是一对高度关联的词语，能够呈现出一种从低等到高级的演变转换过程，“野蛮—文明”意指“原始—进步”，已经形成思考人类社会文化与历史问题的固定思路。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归纳出：“蒙昧—野蛮—文明”，人类社会进化的三段式模型，“文明”相较于“野蛮”总会显现出秩序、发展、规范与进步的优势。“文明对野蛮的压迫是绝对的，因为自诩为文明代表的人，总是可以不加论证地对野蛮发起合法的攻击乃至毁灭之。[9]”“文明”对“野蛮”形成了力量维度上的绝对优势，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知识创造、科技革新所产生的结果，福泽谕吉[10]认为：“文明就是人类智德进步的状态。”《易传·乾·文言》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天下文明”则存智识、行法度、通文化、重人道，文明总会在文治教化中彰显出思想优势，“人类必须先获得文明的一切要素，然后才能进入文明状态。[11]”这种文明状态更多在思想、制度、文化、科技、军事中体现出来，它反映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方方面面，文明的创建是人类异于兽类的重要标志。弗洛伊德[12]谈到：“‘文明指让我们的生活有别于动物先祖生活的所有成就和规范的总和;它有两个目的，即保护人类免受自然的侵害和调节人类相互的关系。”“文明”规范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并使得人类生存远离自然无秩序状态，从混沌到有序，从蒙昧到开化，从原始到昌明，文明是人类进步所有标志的集中体现。

“野蛮”首先是“文明”的对立面，“不文明”就有“野蛮”的意指，“野蛮”总是与原始、落后、无知联系在一起，当描述人类社会的历史状态时，也总是从“野蛮”开始的发现。“人类在时间上源于原始的野蛮状态”[13]，这是既定的存在现实，也是普遍的自然规律，“野蛮”总是与人类本性不离不弃。追溯“野蛮”向“文明”的演变，“即使在赞美‘野蛮人的美德时，‘文明人其实也只是在表达一种怀旧情绪，把这些美德想象为已被抛弃的祖先遗产和可以疗救时代病症的药方。[14]”“文明人”致力于对“野蛮”状态的抛弃，以便建立“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存在界限，可是，实际上人类却又无法真正做到这一点，人性自然状态的本性、野性、天性，都是在“野蛮”中得到赋予。这一矛盾状态不是人类社会的对立，反倒是“人本身”的一体两面，这直接导向对“人之谜”的发问，在人性与兽性交织其中，野性与神性融合其里，人才能称其为人。回到体育的话题，体育一直跟随人类社会至今未能远离，从野蛮到文明的各个时刻都有体育的身影，走、跑、跳、投、游、攀爬、悬垂、角力、射箭、武术等等，都印证了体育对于人类生命的忠诚，体育与野蛮、体育与文明中充满了言说的故事主题。在人类历史之境，一部体育史既是一部野蛮史，又是一部文明史。古中国炎黄战蚩尤的惊天动地，古希腊荷马史诗中的体育竞技，古罗马埃涅阿斯的举族迁徙，古印度宗教冥想的瑜伽操练，古埃及太阳神与法老的身体对话，古英国战争余暇的头颅游戏，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衰弱与复兴等等，都在向人们述说体育之于“野蛮”与“文明”的历史意义。

2.2 由文明思野蛮：体育的哲学之辩

人类对于“文明”具有无限的向往，因为，“文明”预示着理性、进步、超越与安逸，“文明”是由人类努力构建的理想家园。“野蛮”通往人的自然根性，它代表原始、蒙昧、粗俗与无知，总是与人之天性或本能连接在一起，“野蛮”时常用以解释人性的自然状态。“野蛮”与“文明”都能诠释人性的某一方面，“野蛮”产生原始之力，“文明”拥有技术之力，两者在人性路途中存在着分歧。人类社会从“野蛮”向“文明”一直走来，文明社会所带来的生活方式，使得“人类能利用工具，用外物来代替自己的器官，这使人类超出了本能生活”[15]，导致“文明”与“野蛮”的生存方式，逐渐变得截然不同起来，“野蛮”保持着原始与恒定，动物本能成为人的主要生存依靠，而“文明”则催生出改变与革新，科学技术成为人所追逐的权力中心，自然界在人类文明的创建中改变了原有样貌，“人化的自然界”[16]被建立起来。在这一“文明”与“野蛮”的对立中，人们看到了大自然的改造与雕琢，人的知识更新与思想变化，科学技术的跃迁与革命，但是，还有一事始终未能改变，那就是人的兽性与动物性身体，吃、喝、拉、撒、睡就是生命存活所需。卢梭显然看到了这一点，他谈到：“现代人与野蛮人进行一场赤手空拳的较量，现代人将没有任何优势可言。[17]”这一观点的提出，是在告诫人类自身，在“文明”社会中必须要思考“野蛮”身体的位置，“野蛮”是自然的、原始的、真切的，在“文明”中思考“野蛮”，其实就是在反思人类自己。

人类与“野蛮”“文明”都無法割裂与分离，“文明”是人类亲手创建的时空范畴，而“野蛮”则是人类生命自然的本性赋予，两者都无法抛弃与否定。对于人类来讲，“文明”与“野蛮”都有其各自效用，人的社会性需要“文明”进行制度规范，人的身体性需要“野蛮”进行原始回返，在人类生存的现实面前，“文明”与“野蛮”需要实现人性的对立统一。在从“野蛮”到“文明”的进程中，人类如何保存生命状态的始终恒定，必须有一个中间环节成为连接两者的桥梁，于是，人类发明并创造出“体育”，在“文明”中制造身体“野蛮”的历史机遇。可是，“人类起源由人与动物的断裂和关联所造成。这种断裂首先发生在人之内”[18]。将人进行肉身与灵魂的割裂，借由此达到心灵的升华，来贬低身体的动物性。这一由人类文明进程所引发的思想认识，显然十分不可取，发生在“人之内”的断裂，必须要在“人之外”进行弥合，“体育”就成为了这一生命弥合的首选形式。在文明的状态下，人的身体有“野蛮”与“文明”之分，“野蛮的身体就是强健的身体，文明的身体就是病弱的身体，在文明的状态中体育成为唯一的人造野蛮”[19]。体育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本能努力，将原始存在的身体技艺、素质、能力进行实践留存，使生命不被文明异化的现实所侵蚀，始终保持健硕、勇武与坚毅的存在根性。“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体育言说，不仅在于对“野蛮体魄”的哲学肯定，也是对“文明精神”实质的再发现。在完整人性的现实面前，社会“文明”是无法抛弃、排斥、割裂“野蛮”的身体自然，寻找开启智慧的锁钥，“体育”成为弥合两者的唯一途径。

3 对立的统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体育哲学辨析

体育是“野蛮”的生命活动载体，体育又是“文明”的社会秩序象征，体育是“文明人”的实践化身，又具有“野蛮人”的冲动本性，体育承载着“文明”与“野蛮”两种本性。体育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所产生的文化形式，而实际上体育又是倒向“野蛮”身体的存在方式，将人类身体原始生存技能进行集中保存，体育也就成为一种文明社会中的人造野蛮。在这一社会进程中，体育与“文明”“野蛮”紧密相连，体育兼具“文明”与“野蛮”双重的人性品格。在这辩证统一思想中，我们必须思考“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中，关于体育的“非此即彼”与“亦此亦彼”的思想，以便总体呈现体育与“文明”，体育与“野蛮”的哲学联系。

3.1 非此即彼：“体育”或野蛮或文明

在人们认识的思维形式内，有一种“非此即彼”的思想，即在事物求真的过程中，要么肯定，要么否定，不能模棱两可、似是而非，“非此即彼”就是在寻求特定事物的思维界限。依循着“非此即彼”[20]的思维形式，“体育”或者是“野蛮”，或者是“文明”，“体育”都将深入两者的思维范畴之中，成为诠释特定思想的重要概念。在“野蛮”中，“体育”直面人类生命本能的存在方式，是保存人性野蛮的重要形式，它导向生命起源的开端。在“文明”中，“体育”将人类身体行为进行集中转化，在竞争、表演、游戏、休闲中，成为思想诞生的天性赋予，“体育”似乎在“野蛮”与“文明”中游移。“哲学摇摆于开端的两种含义之间：作为生命起源的开端与作为思想诞生的开端。这种摇摆的依据乃在人类自身的结构。[21]”这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现象，人类因为自身的存在与发展，而形成了身体与思想、肉体与灵魂、世俗与神圣的思维对立，人类在“文明”与“野蛮”之间徘徊，也使得“体育”在生命起源的“野蛮体魄”，与思想诞生的“文明精神”之间游移不定。“文明”与“野蛮”在词义上表现出排斥性，可是，在“体育”中两者又存在着包容性，“体育”的本质问题具有无限的吸引力。“体育”在“文明”与“野蛮”之中到底应该如何进行认识，这成为诠释人性的又一“斯芬克斯之谜”。

“体育”或“野蛮”或“文明”。在“非此即彼”的思维形式中，人们寄希望得到固定、确切的回答，这必然导致一种断裂的发生，即“体育”需要在“文明”与“野蛮”中进行思维选择。如若是在“野蛮”之中，“体育”将不再具有“文明”的思想形式，“体育”也就完全回归散乱的身体行为，身体野蛮自然也就无法得到抽象的“体育”思维统一;如若是在“文明”之内，“体育”与“野蛮”进行主动脱离，“体育”没有冲动、暴力、对抗、比拼等身体形式作支撑，文明也就无法获得“体育”的动力维系。这一思维必然产生断裂，断裂則导致分离，同时，也可能存在着黏连，在体育与“文明”“野蛮”之间的这种断裂与黏连又是怎样，值得思考。“体育”是“文明”的一种文化存在方式，“体育”又是“野蛮”的一种生命表现形式，这势必引向两种不同的思维途径，即：“文明”重于思想、精神与文化，“野蛮”重于生命、体魄与身体。“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中的“体育”思想找寻正是这个道理，需要引向肉体与灵魂、身体与思想的两极，这也正是人类自诩为“高级动物”的一种“身心二元论”的极限摇摆。从柏拉图的“身心二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康德“先验理性”再到黑格尔“绝对精神”，无一不透露出这种分离、区隔、断裂思想的二元性，使得哲学在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中不断跃迁与升级。体育“非此即彼”，寻找“文明”与“野蛮”的思维界限，“对本质主义的世界观构成了某种冲击”[22]，还需要“亦此亦彼”的思想进行补充，李力研在《野蛮的文明》中表达出一种思维的包容性。在体育哲学中思考“文明”与“野蛮”的问题，正需要“非此即彼”与“亦此亦彼”这种辩证统一的思维引领。

3.2 亦此亦彼：“体育”亦野蛮亦文明

从“体育”的视域中，探讨“文明”与“野蛮”的问题，我们还需要运用“亦此亦彼”的思想，来思考相互对立事物的协调统一。“运用这种创新方法的关键之点在于要跳出‘非此即彼的固定界限，而去努力发现‘亦此亦彼”[23]。这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方法，将矛盾拆解，将差异过渡，将对立融合，寻找事物的积极因素，以便获得新的发现，形成新的思想。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谈到：“辩证法同样不知道什么严格的界线，不知道什么普遍绝对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转移，除了‘非此即彼！，又在恰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使对立通过中介相联系。[24]”这种突破对立两极的绝对思维，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针对“人本身”的问题时，就显得十分有效，因此，在探讨“体育”的问题时，就免不了需要“亦此亦彼”的思想进行梳理。我们发现在人性诠释路途中，“体育”可以从“野蛮”走向“文明”，亦可以从“文明”回返“野蛮”，“体育”中存在着一种双向路径。“文明”与“野蛮”本是一组对立范畴，可是，在“体育”中却又出现了一种包容性，使得疏离与黏连同时存在。“体育”是“野蛮”的生命表现，是“野蛮人”用以证明存在的文明形式，同时，“体育”又是“文明”的行为文化，是“文明人”用以感知存在的野蛮本性，“体育”兼具“文明”与“野蛮”的两种属性。

在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在不否认‘非此即彼的前提下强调了‘亦此亦彼性”[25]，这反映在“体育”问题中，“文明”与“野蛮”的不充分性，它们之间具有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从“野蛮”到“文明”，“体育”是文明的成就、文化的象征、秩序的凝定，是一些合乎人类社会规范生命行为的集中反馈，“体育”就是人类文明制度的产物;由“文明”思“野蛮”，“体育”是野蛮的冲动、力量的集合、能量的发泄，是一切与人类原始本能相关联的身体运动，“体育”就是人类野蛮天性的赋予。在“野蛮”中，离不开“体育”的文明历程，用以体验人类社会的文化苦旅;在“文明”中，急需要“体育”的野蛮经历，用以保持人类生命的原始状态，“体育”成为平衡“野蛮”与“文明”人类智慧的结晶。“人类不是自然的主人，而且永远不会成为自然的主人。[26]”这就需要人类保持时刻警醒，在“文明”面前不要自大与自满，在征服自然创建文明的同时，在参与“体育”中谨记原始、野蛮的自然身体。同时，在“野蛮”跟前不应自卑与自惭，在建立秩序发现文化的同时，学会用“体育”来述说知识、思想的社会文明。体育“亦此亦彼”，“体育”不是“文明”或“野蛮”中某一个的固有属性，“体育”是“文明”的文化创建，“体育”又是“野蛮”的原始赋予，“体育”是两者互相依存且无法割裂的思想整体。

3.3 与“文明”相识：“文明其精神”的体育哲学实质

“文明”是人类摆脱原始、蒙昧，对自然施加其意志与影响，并赋予其意义的智慧凝合与实践总结，显示出一种德智进步的状态。“文明”使人远离野蛮时期的衣不遮体、茹毛饮血，进入到一种物质富足、精神充实、文化繁荣的秩序社会中，语言、文字、信仰、宗教、法律、技术、工具、民族、国家等观念被纷纷建立起来。“人们通过宣称自己是文明的或是有教养的（polished），以将自身和‘他者即野蛮人区别开来。[27]”“文明”在诸多领域显示出对于“野蛮”的压倒优势，呈现出一种高等向低级的碾压态势，可是“野蛮”也并非显得那么不堪一击，“野蛮的身体”就是“文明人”的无限希冀与期许。这其中暴露出一个问题，文明社会中的“德、智”进步状态，却导致“体”（身体技能）的某种倒退，体力、体质、体魄都逐渐陷入到衰减或退化的危机中。这使得在“文明”状态中，人的肉体与灵魂、身体与精神之间发生着极度地不协调，如何挽回？人类选择了“体育”。在“体育”中，人类将原始生存技能进行集中储存，用以保持与延续千万年来进化的身体野性，一种生命主动的保护机制得以开启。“体育……体现着人类身体适应和改造自然的历史情境和文化结晶，使得体育运动的魅力和精髓借助人类身体表达生命本原的存在意义。[28]”就此，“文明”中接纳下“体育”，并成为人类行为文化的独有标志，竞赛、健身、教育、表演、休闲、娱乐等社会形式中，“体育”得以广泛扎下了文化根系。

人类“文明”得以持续发展的进步动力，来自于知识的累积、技术的进步、思想的创建、精神的坚韧，这都是在“思”的凝定中所获取革新的进步力量。在“文明其精神”中，就反映出人类“精神”世界意志力、想象力、创造力的总体能量，“精神性是人类活动的最显著特征”[29]，并从中引发出实践存在方式的革命。精神性人类活动具备一种否定的力量，但是它存在着一个前提，就是不能彻底摆脱物质性活动的参与，听授于感性对象性活动的指引。在“体育”活动中，精神性更多体现在意志品质的坚毅、顽强、果决、奋争等等品性之中，“文明其精神”对于人性品格的颐养与磨砺，“体育”就是最佳形式与途径。“体育始终是生命意志最强烈的体现，让生命意志始终处于淘汰弱者，赞扬强大的生命轮回之中，是人类文明得以进步的关键所在。[30]”反观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各个伟大文明都各自孕育出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形式，中国的武艺、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古罗马的角斗竞技、古埃及的摔跤、古印度的柔术、两河流域的战车賽、日本的相扑、韩国的跆拳道等等，“体育”就是“文明”所形成的文化肌理。“体育”跟随着人类“文明”一同演进，就需要诠释“文明其精神”中的“体育”内涵，意志的磨练、秩序的坚守、道德的维系，需要对“文明其精神”进行全面的审定。伏尔泰[31]说：“我们不知道精神与肉体的界限在哪里。”但是，在“体育”中，我们却可以知道“文明”与“野蛮”之间的联系，在“文明其精神”与“野蛮其体魄”的双向度中，“体育”建立起弥合人性和谐的意义锁链。

3.4 与“野蛮”相遇：“野蛮其体魄”的体育哲学辨识

从“文明”视角看待“野蛮”，人们总是佩戴着有色眼镜，对“野蛮”显示出鄙夷的神情。从“文明”回到“野蛮”，对于人类社会来说预示着毁灭、倒退与凋零，是“无法承受之重”，人类文明进程不希望从“野蛮”中再次重启。可是，对于人类自身来讲，身体的野性、肉体的原欲，是无法脱离动物生命的原始“野蛮”，野蛮状态才是人真实的自然属性。“文明”的社会性与“野蛮”的身体性，此时，发生着一种断裂或隔阂，自诩为“高级动物”的人类，是无法摆脱生命自然的本原身体。“人没有本能，人需要建制。人是一种正在去除其物种属性的动物。[32]”这是“文明”无限膨胀的结果，寄希望用思想性来压制身体性，“文明”总是能够制造虚幻的影像，用以补足身体的原始缺陷，“野蛮”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拥有智慧的人类知道“脱离动物状态也意味着丧失某些特权”[33]，用“文明”的理性外衣包裹，并不能完全解决人生命的自发冲动与动物本能，“文明”中需要制造与“野蛮”相遇的历史机遇与契机。此时的“野蛮”正是指代健硕的身体，人生命和谐完整需要“野蛮”的身体作为生存的基础奠定。有压迫就有反抗，“正是不甘心躯体被‘文明压瘪，粗野被‘文化吞没，人类才创造了体育。[34]”体育是人本质力量的某种集合，当生命原欲被“文明”压制或否定后，就需要体育用“野蛮”的方式进行反抗与宣泄，体育就是“文明”社会的人造野蛮。

人类社会需要体育的参与，体育“野蛮其体魄”本身就是人类存在的起因。人类社会文明的演化历史，就是一部“野蛮”身体的退化历史，从直立行走、蛮荒纪事、制造工具到科学创新、技术革命、信息时代，身体“野蛮”的种类基因，在“文明”面前愈发失去了其使用效率。“历史经验常给人们造成思维上的错觉：人类身体越向着文明的圣殿迈进，野蛮的色彩越来越弱化”[35]，“野蛮”的身体在“文明”中也就显得愈加珍惜。“野蛮其体魄”是“文明”社会中的人性呐喊，只有在体育中才能得到现实回应。为了保持“野蛮”的生命状态，人类在体育中主动保存下运动技能、原始力量、身体野蛮的技能与技艺，“野蛮”在体育之中寻找到了寄居之地。体育主动承担下因“文明”发展而让渡出来的“野蛮”因素，将其进行集中安排统一管理，尤其在竞赛、休闲、娱乐中将身体“野蛮”释放出来，用以保持人类生命的野蛮天性与原始本能。身体暴力与强蛮逐渐在“文明”历程中，链接起一条体育竞赛与运动竞技的时间轨迹，在“体育”中，“野蛮”与“文明”合二为一，从未远离。体育依附于人类“野蛮”与“文明”的两极端点，显示出“体育”的重要性与有用性，同时，也在这种辩证统一思维中体现出人类的智慧性，体育成为人性“野蛮”与“文明”的思想独白。人类“文明”借助体育，将“野蛮”身体的自然属性，进行集中粉饰与改妆，使“野蛮”披裹着“文明”的外衣，身体的野蛮本性与原始本能，也就得到了社会性与自然性的统一。人类需要“野蛮其体魄”的自然维系，在“文明”的历程中，人只有在“体育”中保持着一以贯之的“野蛮”本性。

4 时代的宣告：“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体育哲学回应

百年远逝，理当自明。我们需要在时间的皱褶中，将匡时济世之思想回忆并拾起，毛泽东主席“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思想，需要再次诠释并梳理。旧中国，强种救国、图强维新;新时代，立德树人、强健身体，由体育所引导出“文明”与“野蛮”、“精神”与“体魄”的辩证思维需要時刻铭记。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中，提出“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就是一种新体育思想的注入，“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思想，需要得到时代的理性回应。马克思[36]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任何时代都具有标明时代精神的新思想，在“新时代”重提“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思想，表明在现实今日“体育”对当下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体育”需要对经典思想不断诠释，用以回应当下社会的热点问题，对心灵拯疗、对生命尊重、对人性唤醒，在“文明”与“野蛮”的交织中“强身健体”。

4.1 “新时代”的理想寄托：“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体育哲学共鸣

历史不会举足不前，但却常常标明着时代印记，时代在历史中留有痕迹。“新时代”是我国在历史方位上的宣告，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37]。“新时代”标志着新历史阶段的开启，新历程、新标识、新思想、新希望，都将会以崭新的精神风貌进入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在流变、进步与前行中诠释着“新时代”的文化气息。“新时代”伴随着我国社会发展的矛盾转化，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样态融入到整个国家的发展理念之中。这种生活理念的实现“必将落脚于人民健康素质的全面提升与完善，强健其体格、野蛮其体魄、增强其体质”[38]，都成为“新时代”塑造“完整的人”的使命与追求。“新时代美好生活”[39]的构成，必将时刻关注人民群众的生命整全、精神和谐与身体健康，“体育”也就成为“新时代”的题中之义，成为国家事业所关注的对象。“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自提出开始就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对人性品格的高度概括与凝练，是反复参透了“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进一步诠释，体现出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人”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生命同构体，具有“野蛮”与“文明”双向交织的差异性与同一性，精神与体魄、灵魂与肉体，成为“人”的一体两面，需要同时得到“人”的关心与呵护。在“体育”中，诠释“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思想，就是关注“人本身”，是实现生命和谐永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新时代”承载着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就需要在“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等方面做功课、下功夫，对“人本身”的全面关注需要提上议事日程。在对“人民幸福”的理解中，我们需要将“完整生命”的实现作为重要出发点，“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就蕴含着这种生命观，并通过一种思想理念在“体育”中说了出来。习近平总书记谈到：“体育运动在中国是一项神圣的事业，体育运动在中国发展也是对人类发展的贡献。[40]”“体育”之于“人”，是一种全景构图式的全方位融入状态，“体育”只对“人”负责，并且，这一出发点是从“身体”开始。无独有偶，“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也是从“身体”开始的发现，使得“体育”在这一问题中总是先入为主，体魄、体力、体能、体质成为时代所关注的对象。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是我国体育工作的根本方针和任务。[41]”这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在理论上遥相呼应，“体育”与“身体”成为这个时代的意义扭结点。“21世纪是一个对身体进行反思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回归身体的时代。[42]”对身体关注的时代，与“新时代”在思想上重合，“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同样也在这一关注的焦点上，通过“体育”的话语进行着述说与倾听。自毛泽东主席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思想，经历了百余年的历史时光，在“新时代”同样焕发着思维的活力与思想的光芒，成为“体育”思想辨析的哲学源泉之一。

4.2 “主体性”的思维确立：“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体育哲学观照

近几年，在全国“两会”出现了一个高频词汇——体育，“体育”是否纳入到中高考;体教融合与人格塑造;从“被动健康”向“主动健康”转变;体育成绩与毕业挂钩等等，成为代表委员的热议话题。这是文明进步与时代发展所抛出的议题，就需要正视“体育”之于“人”的存在意义，其中必定隐含着“主体性”的问题。“主体”最早意指根据、根基，具有支撑、承担与聚合之义，成为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人既是思想的主体，也是行为的主体，是确立自我、规范秩序和证明存在的最后根源”[43]，在人的主体性问题中，“体育”完全置身其中成为无法回避的话题。马克思谈到，“主体是人”。这是由“人”的主体身份所决定，“人”处于实践活动的中心，就需要在能动、创造与生成中表现出人的本质规定性，“体育”正是“人”主体实践的具体表现。从古至今，“体育”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徘徊于一种极度摇摆的状态，疏离与黏连、遗忘与忆起，“体育”时常处于一种“有用”与“无用”的争论之中。围绕着“人”本身，当身体需要“野蛮”之时，“体育”就成为人造野蛮的重要形式，当身体乔装“文雅”之时，“体育”就隐匿成文明游戏的观赏表演，“人”的主体地位始终在“体育”得到保护与肯定。当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施虐之时，人们又开始想起了“体育”对于“增强体质”的有用性，寄希望在“体育”中获得丢失的免疫力与抵抗力，于是“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被再次提起。

在“人”的实践行为中，“体育”是一种重要的自保机制，它使“人”的“主体性”在自然存在、社会存在与实践存在的三种不同形态中，保持着一种中庸且稳定的聚合状态，“人”才能“认识你自己”。“主体性”思维是对“人”主体地位的审视，它将“人”作为世间存在的根基，在承担者、维系物、聚合体中，彰显出“人”的主体地位与权力。“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就是对“人的主体性”的一种再认识与再审视，将“人”与“体育”关涉其中，去探讨“文明”与“野蛮”的哲学向度。“体育的存在方式，不在预想的模式中实现，而是由人类行为所构画的实践谱系，运动、游戏和休闲;拼搏、奋争和超越;犹豫、彷徨和徘徊，都让现实的体育经验，成为此刻清晰的‘人的行为存在”[44]。“人”是体育的主体，在其中自然人、社会人、野蛮人、文明人、原始人、现代人等等相互交织，“人”无法获得一种确定的“人学”规定性。沉浸在“体育”之中，这种来回撕扯、极度摇摆的状态得到某种弥合，“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正是这种两极思维的体现，“人”在其中获得哲学意义上的重生。“人的主体性在体育中，反倒获得的一种丰富和完满，一种桀骜不驯的抗争、愤世嫉俗的反叛和自我肯定的超越，人在体育的过程中获得了价值肯定。[45]”在体育之中，“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就是对“人的主体性”的意义寻求，将“人”的行为经验化归为理性呼唤，用以保持“人”不偏不倚、完满无缺的人学品行。

4.3 “现代性”的文化批判：“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体育哲学拯疗

随着科学技术的跃迁，思想观念的迸发，信息资讯的纷乱，21世纪带给人们总是流动、变异、凌乱的碎片感，高雅与世俗、精英与大众、文明与野蛮，展现出一种矛盾与冲突的状态，机械复制时代、信息技术时代、文化工業时代、后工业社会等等，共同谱写着关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46]。“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交织其间，使得合理化与合法化的批判思维显现，差异性、多元性、特殊性、偶然性、同一性等等，都在“现代性”中寻求着某种完成，启蒙与批判成为“现代性”的思维武器。“现代性”是文明状态的集合，人类的生活方式与原始状态发生迥异，“野蛮”退回并隐匿起来，使得“文明”膨胀为这个时代的全部特征，一种“利维坦”式的狂暴魔性被激发出来。在资本野心、拜物主义、金钱权力、信息控制面前，“技术每一次进步背后都带来令人咂舌的威胁和恐惧，许诺社会进步的力量随时可能变成摧毁的原因”[47]。机器、技术、信息主宰着一切，人在“现代性”中产生了撕裂，野蛮的身体不值一提，而文明的精神则成为理性的标志，“人为自然立法”，人自身却未曾提及。“人的自由并不主要是基于人与动物的区分，而是人的活动的自我区分”[48]，感性的欲求与理性的精神需要寻找合二为一的途径，“体育”给予了机遇与契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思想，反映在“体育”之中，就是对“现代性”的某种反抗，在技术理性面前彰显出人的自然生命力。

“现代性”汇集着一种进步的优势，“真正定义现代人的元素是‘对自然的掌控欲”[49]。在这种控制欲的背后，“野蛮人”以自己的身体作为武器，而“文明人”则会使用技术与工具，“野蛮”与“文明”是人性的两端，需要共同维护人的主体性。在体育中，“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传递出一个人性思想的完整与圆满。“每一种属性（思想、身体等）都是自在的无限;它没有使其会接触到另外一种属性的外在的界限。[50]”人作为自在自为的生命体，自然性、社会性、实践性、文化性、历史性等共同作用其间，用以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就需要将“野蛮”与“文明”进行黏连，“体育”就是一个重要的结合点，承担起串联精神与肉体、理性与感性的角色。“现代性”由于技术理性与文化工业的膨胀，而催生出了一种虚假欲求，体力付出正在被机器劳动所替代，身体趋向静态还被冠以“文明”。“对需要的虚假意识使人们相信可以达到成熟主体不能达到的东西，并因此与每个可能的满足妥协。[51]”这种妥协是以身体静态为高昂代价的置换，“文明”集置的优势就是对“身体野蛮”的全面绞杀。“静态让身体享受安逸的同时也让肉体走向退化，体育是身体退化的抵抗，力求挽回丢失的肉身素质，体育的价值就在于对身体退化的努力抗争。[52]”“野蛮”的才是强大的，这是来自生命本原的强力，“体育”是对“野蛮”人性的回返，“文明”社会需要延续，就需要在“体育”中不断诠释“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思想魅力。

5 结 语

自从人类诞生开始，文明进程中就隐含着一种缺憾，这是以身体退化为代价所引导出的社会进步，身体野蛮与社会文明成反比。文明进步所暴露出的缺憾，自然需要得到弥合，人类就设计出“体育”用以保持生命的野蛮。在此过程中，体育虽然对生命野蛮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文明进步的优势却常常打破这一规律，文明时常将体育放逐或遗弃，从而使得生命野蛮无迹可寻。中世纪的禁欲主义，机械复制时代的工业文明，信息技术时代的闭门宅居等等，都是将体力付出进行囚禁，文明进步的等价物就是身体运动的衰减与肌体能力的退化，生命野蛮需要得到思想的正视与启蒙。对于这一问题，柏拉图认为“体育造就体格强壮的勇士”;洛克谈到“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斯宾塞指出“发展心智就不能使身体吃亏”;卢梭诠释“我们生来柔弱，所以需要力量”;毛泽东呐喊“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弥补文明的缺憾只能在宣扬“体育”中获得。从1917年，毛泽东同志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诠释其内涵，可以感受到“体育”对于文明实现与野蛮复归的重大意义，勇武、强力、健硕、坚韧，一种生命力的冲动需要在“体育”中获取。202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讲好中国共产党的体育故事，“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中蕴含着深刻道理。迈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体育对于民众“强身健体”的功效，是深入人民群众对于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里，日益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体育事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在新时代，体育对于生命强健、勇敢与坚毅的“野性呼喊”，正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体现，“气力雄，筋骨劲”，体育的哲思起意还需要获得思想启蒙与思维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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