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小泉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1418）

中国传统技术哲学博大精深，这一方面体现为发端于《考工记》到《天工开物》的丰富史料，(1)已故科学史家钱宝琮先生曾经指出：“研究吾国技术史，应该上抓《考工记》，下抓《天工开物》。”参见闻文军《考工记译注》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版。另一方面则体现为中国传统技术哲学上的成就。从目前已有的研究看，学界对于前者的研究比较充分，而对于后者的研究相对不足，尤其与西方技术哲学研究相比，甚至可以说捉襟见肘。

因此，对于中国传统技术哲学的集大成者宋应星在这方面的研究和探索就显得相当重要和必要。当然，目前学界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宋应星的技术哲学的内容，比如杨维增在《宋应星的自然哲学思想》一文中，认为宋应星“把阴阳五行论发展成为‘（水火）二气五行说’”，并且“由定性走向半定性，由猜测转向科学”等；［1］还有学者指出，宋应星“给出技术发展的公式……进行了工农业技术分类体系的设计……客观上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技术方法体系”等。［2］这都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结论。但客观而论，以上的研究结论和具体论述并不充分，没有系统展开，只是孤立的、个别性观点。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此问题进行全面探讨。

一、宋应星对万物生成论图式的初步构建

从源头看，老子提出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3］233和自古以来就有的“阴阳五行”说，是中国传统技术哲学生成论的基本模式。宋应星在继承传统生成论的基本模式上，进行了新的诠释，最终构建了万物生成论的图式。

具体而言，宋应星在生成论方面的贡献体现于以下几点：一是对于传统的“阴阳五行”说的更趋合理的体系化解释；二是对于事物“质”“神”“精”“意”的深入探索；三是初步构建了万物生成论的图式。

首先，把传统的“阴阳五行”说发展为“二气五行”说。宋应星认为：“焚木之有烟也，水火争出之气也。若风日功深，水气还虚至于净尽，则斯木独藏火质，而烈光之内，微烟悉化矣。夫二气五行之说，至此而义类见矣。”(2)本文所有宋应星《论气》的引用，均出于宋应星《野议论气谈天思怜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论气·水火三》）将传统的“阴阳五行”说发展为“二气五行”说，似乎变化不大，但宋应星将“二气”明确解释为“水火元神”或“水火精气”，即：“凡气者，水火元神之所韫结，而特不可以形求也。……水火合精，乃就金形。”（《论气·气声五》）这是一个很大的推进。

从生成论上看，这一结论明确了万物生成本原的相辅相成性，而不是单一性。相比中外哲学家解释万物成因的“水本原”说、“火本原”说和“原子本原”说，都有极大的理论意义。

同时，这一结论也增加了解释世界的量化性标准，这为进一步深化解释万物生成提供了具体性的视域，比如在解释陶器的生成中，宋应星认为：“凡坯既成，干燥之后则堆积窑中，燃薪举火。……浇水，……受水火而成器。”(3)本文所有宋应星《天工开物》的引用，均出于宋应星《天工开物译注》，潘吉星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版。（《天工开物·陶埏·瓦》）而金属则是由于：“洪炉之中，金已成水，而复返其真，水火合精，乃就金形。”（《论气·气声五》）所以，宋应星总结道：“是故由太虚而二气名，由二气而水火形。水火参而民用繁，水火合而太虚现。水与火非胜也，德友而已矣。”（《论气·水非胜火说》）这显然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对事物的认识和了解，也对新事物的诞生和发明创造具有原则上的指导性。

而且，从定性的角度，宋应星对水火“二气”进行了新的诠释：“形而不坚，气而不隐者，水火之体也。《坎》水为男，布置道途，耕耘畎亩，贵临贱役，在人耳目之前；《离》火为女，正位宫中，隐藏奥室，见人而回避，此水火之情也。二者介乎形气之间，以为气矣而有形，以为形矣而实气。其与气相于化也，刹那子母，瞬息有无。是故形气相化，迟而微，而水火与气化，捷而著。气火相化，观其窍于流烁电光，而不于传薪之候。水气相化，观其妙于密云不雨，而不于沸釜之间。气火化疏，而水气化数，此又大阴大阳旋天迟速之义也。”（《论气·形气二》）显然，宋应星认为水火介于有形无形之间，水有形但不坚固，火无形而其实是气，水性成男，火性成女，所以，都非常容易转化。转化的特点是“气火化疏”“水气化数”。“疏”显示出事物的转化并预示着存在的次第性，“数”则显示出存在的规律性并预示着事物的量化性。这都是非常新颖而重要的结论，是对传统“阴阳五行”说的重要发展。

在五行之中，“土”的生成论意义也被加强。在“水火元神”的基础上，土是万物成形的源头，他这样表述道：“宋子曰，五行之内，土为万物之母。子之贵者岂惟五金哉！ 金与水相守而流，功用谓莫尚焉矣。石得燔而咸功，盖愈出而愈奇焉。水浸淫而败物，有隙必攻，所谓不遗丝发者。调和一物以为外拒，漂海则冲洋澜，粘甃则固城雉。不烦历候远涉，而至宝得焉。燔石之功，殆莫之与京矣。至于矾现五色之形，硫为群石之将，皆变化于烈火。”（《天工开物·燔石》导言）宋应星在老子“有名万物之母”［3］73的基础上，指出“土为万物之母”，显示出在继承传统生成论基础上，更明确化的定性和具体性的量化趋向。

其次，对于事物“质”“神”“精”“意”的深入探索。把万事万物展开为具体性的“质”“神”“精”“意”，是宋应星的重要成就，其根本上是深入到事物内部构造的探索。在传统意义上，以上词汇也在被使用，但宋应星创造性地将其展示为解释万事万物基本构造和存在之序的重要术语。

“质”的概念是解释事物内在的规定性。在宋应星看来，万事万物均有“质”，比如“凡小麦其质为面。”（《天工开物·粹精·攻麦》）“打结之后，依还原度，此丝本质自具之妙也。”（《天工开物·乃服·穿经》）“倭缎制起东夷，漳、泉海滨效法为之。丝质来自川蜀。”（《天工开物·乃服·倭缎》）“苎质本淡黄，漂工化成至白色。”（《天工开物·乃服·夏服》）“裘质痴重，则贱者之服耳。”（《天工开物·乃服·裘》）“凡海水自具咸质”“凡盐淮、扬场者，质重而黑”。（《天工开物·作咸·海水盐》）“蔗质遇霜即杀，其身不能久待以成白色。”（《天工开物·甘嗜·蔗品》）“凡稻种最多……质本粳而晚收带粘（俗名婺源光之类）。”（《天工·乃粒·稻》）“霖雨至，过水来，肥质随漂而去”“土质匀碎，而其中膏脉释化也”。（《天工开物·乃粒·稻工》）“凡为豉、为酱、为腐，皆于大豆中取质焉。”（《天工开物·乃粒·菽》）“凡箭笴中国南方竹质，北方萑柳质，北虏桦质。”（《天工开物·佳兵·弧矢》）“水质空明，鱼龙居重渊之下，瞩见列星如数。”（《论气·水尘二》）“若风日功深，水气还虚至于净尽，则斯木独藏火质。”（《论气·水火三》）“本色杂现，他日经霜冒雪，则立成解散，仍还土质。”（《天工开物·陶埏·砖》）“凡铸钟高者铜质，下者铁质。”（《天工开物·冶铸·钟》）“盖铅质先走，其铜色渐高，胜于新铜初化者。”（《天工开物·冶铸·钱》）“金质至重。”（《天工开物·五金·黄金》）“硝质与盐同母”（《天工开物·佳兵·硝石》）等等。显然，各种事物的“质”比“形”更深入地体现的出自身的规定性。

这里的“质”不能简单地解释为组成事物的质料，而是比质料更本源的存在物，随“形”而在，但不同于“形”，比如：“若嘉、湖产丝成衣，即入水浣濯百余度，其质尚存。”（《天工开物·乃服·结茧》）“凡丝既篗之后，以就经纬。经质用少，而纬质用多。”（《天工开物·乃服·纬络》）

同时，“质”并非单独存在，而是与事物的其他属性相关，构成万物存在之序的内容。宋应星认为：“色、味、形、质随方而变，大同小异，千百其名。”（《天工开物·乃粒·黍稷粱粟》）“凡舟古名百千，今名亦百千。或以形名（如海鳅、江鳊、山梭之类），或以量名（载物之数），或以质名（各色木料），不可殚述。”（《天工开物·舟车·舟》）

宋应星认为，“质”虽然是此事物之所以成为此事物的根本，但却是源于造物之天，如“人为万物之灵……是故其质则造物之所具也”“天孙机杼，传巧人间。从本质而见花，因绣濯而得锦。”（《天工开物·乃服》导言）这里的“质”是指事物的规定，但它源于造物之天。这样，事物的存在既有“类”的独特性，又有结构性，体现出万物的存在之序。他认为：“世间丝、麻、裘、褐皆具素质，而使殊颜异色得以尚焉，谓造物不劳心者，吾不信也。”（《天工开物·彰施》）

那么，有没有无“质”之物呢？ 宋应星认为是有的。因为从事物的不存在和此事物转化为它物而言，“质”便是不存在的，或消失掉了。这就是他认为的：“自有之尘，把之无质，即之有象，遍满阎浮界中。第以日射明窗，而使人得一见之，此天机之所显示也。”（《论气·水尘二》）“凡硝见火还空，其质本无，而黑铅为重质之物。两物假火为媒，硝欲引铅还空，铅欲留硝住世，和同一釜之中，透出光明形象。此乾坤造化隐现于容易地面。”（《天工开物》卷末）“凡煤炭经焚而后，质随火神化去，总无灰滓。盖金与土石之间，造化别现此种云。凡煤炭不生茂草盛木之乡，以见天心之妙。”（《天工开物·燔石·煤炭》）

正由于具有对事物“无质”“质空”“质去”的认识，使宋应星接着探讨了“神”“精”“意”的物质的存在。什么是“精”呢？ 传统意义上是指构成天地万物和维持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如《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认为：“气归精，精归化。精食气，形食味。化生精，气生形。”［4］宋应星显然继承了传统意义上的用法，比如：“盖精之至者，稻中再舂之米。”（《天工开物·粹精·攻麦》）“凡观火候，从窑门透视内壁，土受火精，形神摇荡。”（《天工开物·陶埏·砖》）“石精感受火神，化出黄光飞走，遇盂掩住，不能上飞”“凡火药，硫为纯阳，硝为纯阴，两精逼合，成声成变，此乾坤幻出神物也。”（《天工开物·燔石·硫磺》）“一逢圆月中天，即开甲仰照，取月精以成其魄。”（《天工开物·珠玉·珠》）“金银受日精，必沉埋深土结成。”（《天工开物·珠玉·玉》）显然，万物不仅有“质”，而且有“精”。比如，“土”在更精微的“火精”的作用下而形成砖；而火药则是由“硫”“硝”之精的共同作用下形成。可见，“精”是比“质”更基本的物质性存在。

同时，从“砖石精感受火神”之语可以发现，“精”是由“神”的参与从而形成的。在传统意义上，“神”是指“阴阳不测”，［5］78在万物的存在之序中，“神”与“形”是一个层次中的存在，不过，“形”表现为事物的可见性，而“神”则体现出事物的隐微性，宋应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水神透入土膜之下。”（《天工开物·陶埏·砖》）“未见火形而用火神，此世间大奇事也。”（《天工开物·作咸·井盐》但“神”与“形”具有“媒合”“胶结”之功能，如：“凡铁性逐节粘合，涂上黄泥于接口之上，入火挥槌，泥滓成枵而去，取其神气为媒合。胶结之后，非灼红斧斩，永不可断也。”（《天工开物·锤锻·治铁》）“土受火精，形神摇荡，若金银熔化之极然。”（《天工开物·陶埏·砖》）

正是由于“神”的参与，“精”的作用便相当突出。比如：“宋子曰：物象精华，乾坤微妙，古传今而华达夷，使后起含生，目授而心识之，承载者以何物哉？”（《天工开物·杀青》导言）这是因为，“精”代表了事物生成、变化的天、地精华的根源，所以，成为生成论的核心。

但是，从事物的生成、变化上看，“精”的存在也离不开“意”。同样，每一种事物都有“意”，比如：“凡造弓初成坯后，安置室中梁阁上，地面勿离火意。”（《天工开物·佳兵·弧矢》）“火分两略轻少，引他成绪，蚕恋火意。”（《天工开物·乃服·结茧》）“尘埃空旷之间，二气之所充也。火燃于外，空中自有水意会焉。火空，而木亦尽。若定土闭火于内，火无从出，空会合水意，则火质仍归母骨，而其形为炭，此火之变体也。”（《论气·水火二》）从表述的意义看，所谓“意”是指事物内在具有的发生改变的趋向性。如果用不太准确的比喻，似乎可以说，如果“精”相当于化学元素，那么“意”就相当于化学反应方程式。

最终，宋应星在实质意义上构建了万物生成论的图式。在继承传统生成论模式的基础上，他把天地万物看成是一种由本趋末、由微至显、由先到后、由粗到精的过程，联系以上所述内容，他实质上勾画出一幅万物生成论的图式。此图式大致如下：

在以上存在之序中，对“五行”“质”和“精”宋应星进行了重点研究。“五行”中的“水”和“火”，分别对应“阳”与“阴”，而“土”则是“万物之母”；“质”和“量”根源于水火“二气”的“疏”和“数”；“精”的研究显然可以更充分地展开内容。比如“石精”可以展开为“矾石精”“硫黄石精”“煤矿石精”与“石灰石精”等等，“木精”可以展开为“楠木精”“槠木精”“樟木精”“榆木精”“槐木精”……还可以同时展开“精”和“意”的各种作用。然而由于时代原因，这样展开的可能性没有发生，也没有变为系统理论，这实在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二、宋应星对“类比推理”思维模式的发展

中国传统技术思维源于《周易》的“象思维”模式，［6］“象思维”的展开是一种“类比”性的理论构建，即“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像其物宜”，［5］78可概括为“类比推理”模式。

所谓“类比推理”，就是人类运用“象”的关联性，通过类比找到事物的规律，这种思维方式不仅可以用于发现事物的规律，还可以用于发明创造。比如，古人用《离》的象，联系到分离“水”和“鱼”，从而发明出结网，这就是“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5］86《离》的象为什么能够让人联系到分离“水”和“鱼”呢？ 原来，《离》的象是上火下火。如果天地都是火，那么天地间的水就没有了；水没有了，鱼就会出来。可见，由《离》象就可以产生分离水和鱼的思路，从而发明出结网。

同样的道理，古人从《益》，发明农具，即“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5］86从《噬嗑》，发明集市，即“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5］86从《涣》，发明舟船，即“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5］87从《随》，发明马车，即“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5］87等等。

宋应星显然继承了这种“类比推理”的思维方式，他明确地指出，粮食加工中的重要工具之一的杵臼，其发明就是源于《周易》中的《小过》。他说：“饮食而知味者，食不厌精。杵臼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天工开物·粹精》导言）

在思维方式上，宋应星自觉地继承了《周易》的类比思维模式以解释技术的成因，如“宋子曰：水火既济而土合。万室之国，日勤一人而不足，民用亦繁矣哉。上栋下室以避风雨，而瓴建焉。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而城垣、雉堞，寇来不可上矣。泥瓮坚而醴酒欲清，瓦登洁而醯醢以荐。商周之际，俎豆以木为之，毋亦质重之思耶。后世方土效灵，人工表异，陶成雅器，有素肌、玉骨之象焉。掩映几筵，文明可掬，岂终固哉！”（《天工开物·陶埏》导言）宋应星在解释砖瓦瓮堞、“陶成雅器”的发明创造的产生原因时，运用了《周易》中的《既济》。《既济》是水上火下，有“完成”“成就”之象，人类类比此象，故有以上所述发明。

而对于钢、铁的冶炼技术的发端，宋应星则将其归于《周易》的《未济》，即“凡熟铁、钢铁已经炉锤，水火未济，其质未坚。乘其出火时，入清水淬之，名曰健钢、健铁。言乎未健之时，为钢为铁，弱性犹存也。”（《天工开物·冶铸·治铁》）《未济》是火上水下，成“未成”“未就”之象，讲钢、铁未“健”之前，“火”胜于“水”，所以需要“入清水淬之”的程序。这是宋应星继承《周易》“类比推理”思维方式，解释古代技术方法的体现。

但宋应星在继承中其实有很大的发展。主要表现是他将“类比推理”加以全面化、系统化，基本上形成了能够代表中国传统技术哲学思维方法的总结性内容，并体现、贯穿在他的著作中。

比如，对于盐产业的来源，宋应星将其类比为水的“润下”［7］和“天一生水”，［8］即“天有五气，是生五味。润下作咸，王访箕子而首闻其义焉。口之于味也，辛酸甘苦经年绝一无恙。独食盐禁戒旬日，则缚鸡胜匹，倦怠恹然。岂非天一生水，而此味为生人生气之源哉？”（《天工开物·作咸》导言）

对于铸造业的来源，宋应星将其类比为源远流长的“火金功用”和“媒合水火”，即“宋子曰：首山之采，肇自轩辕，源流远矣哉。九牧贡金，用襄禹鼎。从此火金功用日异而月新矣。夫金之生也，以土为母。及其成形而效用于世也，母模子肖，亦犹是焉。精粗巨细之间，但见钝者司舂，利者司垦，薄其身以媒合水火而百姓繁，虚其腹以振荡空灵而八音起。”（《天工开物·冶铸》导言）

而对于油脂的生产，宋应星将其类比为源远流长的“假媒水火，冯藉木石”，即“宋子曰：天道平分昼夜，而人工继晷以襄事，岂好劳而恶逸哉？ 使织女燃薪、书生映雪，所济成何事也？ 草木之实，其中韫藏膏液，而不能自流。假媒水火，冯藉木石，而后倾注而出焉。”（《天工开物·膏液》导言）

对于朱墨的生产，宋应星将其类比为源远流长的“依坎附离，而共呈五行变态”，即“宋子曰，斯文千古之不坠也，注玄尚白，其功孰与京哉？ 离火红而至黑孕其中，水银白而至红呈其变，造化炉锤，思议何所容也。五章遥降，朱临黑而大号彰。万卷横披，墨得朱而天章焕。文房异宝，珠玉何为？ 至画工肖像万物，或取本姿，或从配合，而色色咸备焉。夫亦依坎附离，而共呈五行变态。”（《天工开物·丹青》导言）

当然，在“类比”思维的运用中，宋应星最突出的创新是，把这种方法运用到对技术手段或技术工艺的过程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中国古代没有西方式的“科学”思维或逻辑思维，但依然不断地作出发明创造的原因。

在冶炼锡的工艺中，宋应星指出关键是“用铅勾引”之法，即“凡炼煎亦用洪炉，入砂数百斤，丛架木炭亦数百斤，鼓鞲熔化。火力已到，砂不即熔，用铅少许勾引，方始沛然流注。”（《天工开物·五金·锡》）从“类比成理”的角度看，火砂呈阳性，难以流动，假如呈阴性的铅，能够两相融洽，变成流变之态，仿佛“铅”引“锡”走。但是这样由“铅”引出的“锡”，变成“铅”“锡”一体，如何得到纯锡呢？ 关键的技术是熔化后的用醋淬八九次，即“由于杂铅太多，欲取净则熔化，入醋淬八九度，铅尽化灰而去。”（《天工开物·五金·锡》）这是什么原理呢？ 同样的道理，以类比类。由于醋具有杀性或消散性，故用醋反复淬之，质性较弱铅的会消失，而质性较强的锡则存留下来。当然，这里体现的是类比中的相克性。

当然，在以类比类中，醋也可以体现为相成性。宋应星说：“凡炒铅丹，用铅一斤、土硫黄十两、硝石一两。熔铅成汁，下醋点之。滚沸时下硫一块，少顷入硝少许，沸定再点醋，依前渐下硝、黄。待为末，则成丹矣。其胡粉残剩者，用硝石、矾石炒成丹，不复用醋也。欲丹还铅，用葱白汁拌黄丹慢炒，金汁出时，倾出即还铅矣。”（《天工开物·五金·黄丹》）这里醋的作用是融化硝石，但融化后则成为黄丹。但如果要将黄丹还原为铅，关键是“用葱白汁拌黄丹慢炒”，这是为什么呢？ 由于葱味辛、性平，这是与铅相类的理想的还原剂。

在解释自然现象上，宋应星依然从“类比推理”出发，比如解释以硝石和铅制出的玻璃质的原理时，他这样解释：“凡硝见火还空，其质本无，而黑铅为重质之物。两物假火为媒，硝欲引铅还空，铅欲留硝住世，和同一釜之中，透出光明形象。此乾坤造化隐现于容易地面。”（《天工开物·珠玉·附：玛瑙水晶琉璃》）这是说，硝与铅在火的作用下，前者“还空”，后者“住世”，两质并存，相互激荡，产生“乾坤造化”的“光明形象”，这依然是“类比推理”思维。

总之，不是以逻辑，而是以类比为前提，探索事物存在和生成的道理，这是中国传统技术哲学最重要的特征。宋应星对此进行了进一步地推进和发展。可以想象，如果这种类比性思维方式能够不中断，而是在各个方面均加以展开，比如，不仅在上述的“形”“神”和“质”的层次上，而且在“精”“意”的各种形态中全面、充分地得以展开，并辅以定量化探索的支持，那么完全可以形成与西方逻辑思维同等重要的技术思维方式。

三、宋应星对定性到定量基本途径的探索

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技术哲学最大的缺陷就是只有定性分析，而没有定量分析，尤其与西方的科学哲学方法相比，几乎就是难以比拟的缺陷。但这种观点并不准确。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技术哲学不乏定量分析，只不过这是一种不同于西方传统意义上的量化的思路。

关键是中国传统技术哲学追求的不是数量、重量或质量方面的量化，而是更为本源的“形”“质”“神”“精”方面的量化。比如“阴阳五行”说，也可以说是“形”“质”“神”“精”的量化的结果，因为万事万物被分类为五种基本元素；“八卦”说同样如此，当八种卦象两两组合，形成六十四卦时，这也可以理解为是更为复杂的量化。

当然，这种量化由于始终不离统一性的“道”，而且在“形”“质”“神”“精”方面的量化也体现出不离定性的特点，这实质上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中国传统技术哲学能不能在定性的同时，也实现数量、重量或质量方面的量化呢？

宋应星对这个重要问题给出了肯定地回答。统观他的著作，我们很容易看出，在很多方面反映出宋应星对定性到定量的重视和追求，并探索出如何在不离统一性的“道”的前提下，由定性走向定量的基本途径。

首先，是对技术领域的纲目化分类，显示出研究领域的量化性追求。宋应星在《天工开物》内容上的分类涉及工农业各个生产领域，如农业、手工业、机械、砖瓦、陶瓷、冶炼、铸造、兵器、纺织、染色、制盐、采矿、榨油等，基本上体现出全面、系统的现代技术的分类方法。但他以《乃粒》开始，以《珠玉》结尾的安排，又鲜明地体现出“天”或“道”的统领意义，因为从根本而言，民食比金玉更为重要。

其次，是对具体技术内容方面的分类。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讲述工农业各个生产内容时，均加以系统化、分类化的描述，这也可以看作是研究内容的量化。比如，对于盐产的分类：“凡盐产最不一，海、池、井、土、崖、砂石，略分六种，而东夷树叶，西戎光明不与焉。赤县之内，海卤居十之八，而其二为井、池、土碱，或假人力，或由天造。”（《天工开物·作咸·盐产》）对于蔗糖的分类：“凡荻蔗造糖，有凝冰、白霜、红砂三品。”（《天工开物·甘嗜·蔗品》）对于煤的分类研究：“煤有三种，有明煤、碎煤、末煤。明煤大块如斗许，燕、齐、秦、晋生之。不用风箱鼓扇，以木炭少许引燃，熯炽达昼夜。其傍夹带碎屑，则用洁净黄土调水作饼而烧之。碎煤有两种，多生吴、楚。炎高者曰饭炭，用以炊烹；炎平者曰铁炭，用以冶锻。入炉先用水沃湿，必用鼓鞲后红，以次增添而用。末煤如面者，名曰自来风。泥水调成饼，入于炉内。既灼之后，与明煤相同，经昼夜不灭。半供炊爨。半供熔铜、化石、升朱。至于燔石为灰与矾、硫，则三煤皆可用也。”（《天工开物·燔石·煤炭》）对于锡的分类研究：“凡锡有山锡、水锡两种，山锡中又有锡瓜、锡砂两种。锡瓜块大如小瓠，锡砂如豆粒，皆穴土不甚深而得之，间或土中生脉充牣，致山土自颓，恣人拾取者。水锡衡、永出溪中，广西则出南丹州河内。其质黑色，粉碎如重罗面。南丹河出者，居民旬前从南淘至北，旬后又从北淘至南。愈经淘取，其砂日长，百年不竭。但一日功劳淘取煎炼，不过一斤。会计炉炭资本，所获不多也。南丹山锡出山之阴，其方无水淘洗，则接连百竹为枧，从山阳枧水淘洗土滓，然后入炉。”（《天工开物·五金·锡》）

再次，对于技术环节中定量化的追求。宋应星著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不仅记录和总结了古代技术内容和思维方法，而且非常重视技术环节中的数量、重量或质量等方面的量化内容。比如，他对于冶铁中原料的损耗、用炭比例的记录：“凡出炉熟铁名曰毛铁。受锻之时，十耗其三为铁华、铁落。若已成废器未锈烂者，名曰劳铁。改造他器与本器，再经锤煅，十止耗去其一也。凡炉中炽铁用炭，煤炭居十七，木炭居十三。”（《天工开物·锤锻·治铁》）再如，对炼锌中所用材料与损耗比例的记录：“每炉甘石十斤装载入一泥罐内，封裹泥固，以渐砑干，勿使见火拆裂。然后逐层用煤炭饼垫盛，其底铺薪，发火煅红。罐中炉甘石熔化成团，冷定毁罐取出，每十耗去其二，即倭铅也。”（《天工开物·五金·倭铅》）

最后，是对量化方法的探索。量化如何实现？ 宋应星提出的方法是：“格物”。他说：“有误以蚬灰（即蛤粉）为蛎灰者，不格物之故也。”（《天工开物·燔石·蛎灰》）从这里可以看出，宋应星的“格物”显然不是程朱理学意义上的“格物”，而是对于事物“质”的认识，而由研究“质”必然走向“量”的实现，这是在存在之序中对事物研究的重要一环。

宋应星还强调了“心计”的作用，如“凡粪田若撒枯浇泽，恐霖雨至，过水来，肥质随漂而去。谨视天时，在老农心计也。”（《天工开物·燔石·蛎灰》）“一节转磨成面，二节运碓成米，三节引水灌于稻田，此心计无遗者之所为也。”（《天工开物·粹精·攻稻》）“畜水牛者，冬与土室御寒，夏与池塘浴水，畜养心计亦倍于黄牛也。”（《天工开物·乃粒·稻工》）“凡工匠结花本者，心计最精巧。”（《天工开物·乃服·结花本》）显然，宋应星强调的“心计”不是陆王心学“心即理”，［9］而是在存在之序中对事物精确性把握的实现。这里有两点内容：一是追求具体的量化性；二是把握好这一事物在存在之序的整体性中的位置。这里依然体现出中国传统技术哲学方法论的精髓，而不是有些学者认可的，这是“由古代科学形态进步到近代科学形态”。［10］

总之，通过宋应星的探索，证明了中国传统技术哲学在定性的同时，对实现数量、重量或质量等方面的量化的追求完全可以实现。可以想象，如果能够延续这种可贵的探索和发现，实现可复制的、可操作的量化，中国古代技术之树不仅能够继续衍续下来，而且会开出不亚于西方科技成就的绚烂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