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结

闲翻《韩国文集丛刊》中朝鲜人写的赋，觉得有几类作品较多，如唱和之作（包括与中国使臣的唱和）、科举试赋与拟效之作，其中拟效作品又多追和古贤赋篇，且有相对集中的主题，如王粲的《登楼赋》、陶渊明的《归去来辞》、苏轼的《赤壁赋》、朱熹的《感春赋》等。又私忖，这些作品主要是历史（尤其是交流史）的文献价值，很难说有多高的文学价值，比如和同时的中国明朝文人的创作相比，写法与风格就非常相近，有大量的摹写痕迹。不过，这种源于中土的文类在域外的呈现，于景观，于事述，自然有一些特色，偶然也有突破文体规范的写法，呈现给读者创作的新思与阅读的新趣。在诸多赋作中，申叔舟的《日本国栖芳寺遇真记·并赋》是比较特别的，其将“赋”附于“记”后，似为创格。

申叔舟（1417—1475），字泛翁，号保闲斋、希贤堂。朝鲜朝世宗、成宗时人，世祖朝官至领议政。曾参与《世祖实录》《睿宗实录》《东国通鉴》《五礼仪》《经国大典》等书的编写。他的赋作存载《保闲斋集》卷一，有《日本国栖芳寺遇真记·并赋》《八骏图赋·并序》《广居赋》《雅乐赋》《和雪霁登楼赋》诸篇。有关泛翁事迹，传见《海东名臣录》《国朝人物志》等史籍。作为朝鲜王朝的重臣，他曾出任最高官职，被比作唐朝著名大臣魏徵。而与赋创作相关的，则有三点可述：其一，泛翁精通日本语、中国语等诸多外国语言，多次担任朝鲜王朝的外交官，“行人”作“赋”为中国古代惯例，在明朝尤甚，而他于1443年作为朝鲜通信使团的书状官出使日本，所撰《日本国栖芳寺遇真记·并赋》即为典型例证。其二，他与当时的中国使臣交往密切，如倪谦、张宁等，有和张宁《登汉江楼》诗十首，其赋作《和雪霁登楼赋》就是与倪谦在汉江边的唱和之作。其三，朝鲜世宗为了能够更好地表达本国的语音，召集郑麟趾、成三问、申叔舟等人编写《东国正韵》，创造了朝鲜本民族的文字训民正音，亦可知他精于文字与声律，而诗赋皆韵文，娴于此道，当与此相关。况且他编《东国正韵》效仿的是《洪武正韵》，而在倪谦出使朝鲜时多有请教，观倪谦《留别申泛翁》诗“聚首东藩一月余，情孚道合有谁知？喜谐音律吟诗句，爱问形声较韵书”，可窥一斑。合此三者，再读泛翁的合体文字“遇真”记、赋，或可得其旨趣。

先看“记”文，字数较多，约千余言，记叙了作者出使日本客寓栖芳寺梦遇仙翁的本事。记文首明“癸亥之春，受命为日本通信使书状官”，即1443年出使日本，继写“艰难跋涉，阅数月得达于京都”后复于数月内游息诸寺院的经历，所谓“馆于东山之庆云庵”，“令观于都城诸寺”，“游相国寺”，“又游于西山之天龙寺”，然后“遂历栖芳寺而息焉”。再用极尽夸饰之词描写栖芳寺的景物与游观，如“寺之中，引溪流于林表，汇之为池，周回可三百余步。池之西，有琉璃之閣。自阁北行，有桥通于西来堂。桥之西，皆植芙蕖”，以及“湘南亭”“邀月桥”等景致，又如步登邀月之桥，“怳如骑长鲸而浮溟渤也。有野鸭双翼，方游泳自乐于桥之东。见人惊起，掠檐楹而西也。顾眄之间，万象旋绕，悉涵于池之中。水族有大者小者，群者孤者，潜而昭者，往而复者，跃出水者，隐在藻者，鳖而暴于沙石者，能而伏于微泥者。千状万态，举不逃于目击”的景观，以及“清可以涤烦，幽可以静虑，怡愉散浪。拟挟飞仙游于蓬瀛之上，而忽忘身在羁旅之中也”的感受，堪称极尽描绘之能事。而记文的核心部分，作者却付之一“梦”，其文词大略是：

时夜将半，神倦思睡，方欹枕间，忽有老翁，须眉皓白，骨格不凡。戴霞冠，飘云裾，揖我而言曰：“西山之栖芳寺，我国之胜地。今子之游，亦有所乐于此而有所得乎？”余应之曰……翁欣然改容曰……余亟辞谢不免，即书四韵长句云……书讫而传于翁，翁披阅称美，朗咏而起。余以其仓卒不暇饰辞，直追而问之曰：“愿闻姓名！”翁方顾而笑，若有所属。忽有大声从西南而起，若天之拆，魂惊梦觉。……窃自计曰：“奇哉！翁其真仙之流乎？”

作者自谓此梦犹如“苏子游赤壁而有道人之梦，谢公梦西堂而得春草之句”，所借为谢灵运与苏东坡故事，而观其写法，确实有摹写苏轼《后赤壁赋》的迹象。

再看“赋”文，与“记”相比，字数少得多，约三百余字，为骚体，实为“记”的附词。其作赋之因，诚如作者记文末尾所述“乃于梦之明日，历记其事而仍为之赋”，并出示寺僧明远，又因“明远奇之”，于是“书以付之”。观作者赋“事”，几与记文相同，如“岁既次于癸亥兮，当日行之在奎。钦承命以东出兮，驰驲骑之栖栖”;“既使事之毕传兮，遂游览乎禅区。至西山而弭节兮，登琉璃之高阁”;“至夜分而假寐兮，梦忽遇夫真仙。征余诗以记迹兮，嘱余言之丁宁”等，皆记述西山之景与栖芳寺游历及夜梦遇仙。这些记述与前文重合，只是将记体散文加以骚体韵文化。而赋文与记文的主要差异，在作者笔下呈现的是抒情性的描写，略举赋中的语句为例：

别知己于汉之滨兮，趁旅馆之晨鸡。地既尽而海阔兮，望前途之茫茫。

张云帆余孤逝兮，东指日与扶桑。忍艰难其岁月兮，始得达于国之都。

嗟岛屿之巧妙兮，夺造化之神功。惟嘉卉之盘郁兮，拥山霭之霏霏。

白日忽其西匿兮，虽信美而不可以小留。驱余马兮言旋，倚幽轩以不眠。

探仙意之所在兮，覃余思其莫度。姑染翰以临觚兮，集颠末以备写。

虽其中不乏景语，如“汉滨”“云帆”“岛屿”“嘉卉”“山霭”“幽轩”等等，但无不以情语拄撑与转圜，即如“别知己”“忍艰难”“不眠”“莫度”以及“嗟”“忍”诸字，抒写胸中的情怀，尤其是“白日……西匿”“虽信美”的话语，完全拟效王粲《登楼赋》“白日忽其西匿”的视觉与“虽信美而非吾土”的感慨，且采用景因情变之法，彰显其以“情”为中心的创作特征。如果我们对读泛翁这篇作于客寓日本期间的赋与其在本国汉江水滨和中国使臣倪谦的《和雪霁登楼赋》，作者归赋旨于抒情的特征，则十分明显。

当然，注重抒情性是泛翁赋的一大特征，但我们阅读这篇赋作，还有一大特色是以“赋”附“记”，记为主体，赋为附篇，或可谓是记文的抒情“尾巴”。考察历代赋作，有前“序”后“系”（乱），或附以“诗曰”，鲜有以“赋”附着于他文，也因此，读泛翁此篇，记后附赋，疑为创格。探索其因，宜先说明一点，朝鲜文人辞赋之盛，正在中国明朝之时，其中多有交流影响之故。据《明史·外国传一·朝鲜》记述，“朝鲜在明虽称属国，而无异域内。故朝贡络绎，锡赉便蕃，殆不胜书”，而观泛翁与倪谦、张宁等人的交往与唱和，已可见其概。于是我们考查明代赋风，有两个创作现象值得关注：一是赋前长序增多，序兼有记的述事纪行功能。赋序在汉代即有，篇幅较长的如班固的《两都赋序》，此后如梁武帝《净业赋》的长序，叙写佛法释理，极为详尽，然毕竟不太普遍，到了明代，赋前长序数量剧增，已不胜枚举。略述其要，如应制赋，宋濂《奉制撰蟠桃核赋》、费宏《赐同游西苑赋》均冠长序，礼制赋如廖道南《大祀圜丘赋》《帝苑农蚕赋》均有长序，京都赋如金幼牧《皇都大一统赋》前有长序，述行赋如何景明《述归赋》亦冠长序，特别是吴国绮的《幔亭雨舟赋》，赋文仅数百字，而赋序则长达两千余字，几乎是一长篇记文。而回看泛翁自作的《八骏图赋》有长序，以及与之交往密切的倪谦《早春赋》之长序，均可观其写作风气，长序居赋之前已有了“记”的性质，这或许是该赋前冠长记文的因素之一;二是赋与记的联系，明人好以赋体演绎记文，例如王骥德的《千秋绝艳赋》就是因缘于明代的《会真图》而演绎唐人元稹《会真记》的本事，而加以绘饰而成。继后，又有清人左潢的《会真别趣赋》，演绎着这篇传奇之“记”的故事。尽管这与泛翁的记、赋合体有些隔膜，但风向所指，也耐人寻味。

所以还是可以回到泛翁记与赋的合体这一问题，也就是关于以赋附记之创格的思索，其记重述事，而赋重抒情，宜内涵了文体批评的意义。中国文学发展到宋代，好为“辨体”，承续其义，元明两朝文学批评的撰述形成了浓厚的辨体思潮，代表作有祝尧的《古赋辨体》、吴讷的《文章辨体》、徐师曾的《文体明辨》与许学夷的《诗源辨体》等，而引领风气的恰是祝氏的赋学辨体。辨体在于尊体，我们不妨看一下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有关“记”与“赋”体的不同，其论“记”云“按《金石例》云：‘记者，纪事之文也。’……记之名，则昉于《戴记·学记》诸篇。……汉魏以前，其盛自唐始也。其文以叙事为主，后人不知其体，顾以议论杂之”;论“赋”云“按诗有六义，其二曰赋。……扬雄所谓‘诗人之赋丽以则’者是已”。再看吴讷《文章辨体序说》论“赋”，则按时代划分，即“楚”“两汉”“三国六朝”“唐”“宋”“元”与“国朝”的赋作，且在每一时代的每则文字前，均冠以“祝氏曰”，如于“两汉赋”引祝尧《古赋辨体》语：“夫骚人之赋与诗人之赋虽异，然犹有古诗之义，辞虽丽而义可则;至词人之賦，则辞极丽而过于淫荡矣。盖诗人之赋，以其吟咏情性也;骚人之赋，有古诗之义者，亦以其发于情也。”结合祝尧另一段话，“古今言赋，自骚之外，咸以两汉为古……心乎古赋者，诚当祖骚而宗汉”，这就是风靡元明时期的赋体“祖骚宗汉”说。而其说的核心，又是赋体的“主情”论。由此回观泛翁的“记”以明事、“赋”以陈情的写法，尤其是写赋采用骚体短篇的方式，正与这一思潮切合。可以说，是他在中国使臣的文字浸润中创作出的一篇有着“变体”特征的尊体作品，是一特定时代与区域的赋学实践。

申叔舟在朝鲜睿宗即位之后，进入承政院执掌大权，因南怡谋叛事件，他铲除了政敌，而身居要津。成宗即位后，他受命出使日本室町幕府时，将所获得的经验编撰成《海东诸国纪》，并于1471年刊行，成为朝鲜外交史上的重要典籍。正是这次日本行的经历，他又秉承中国“行人”与“赋”的传统，将自己的经历或奇遇写成了这篇《日本国栖芳寺遇真记·并赋》，其创格中的承继，是值得品读与思考的。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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