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平 柯孔林

需要从监管套利视角，重新审视中国FinTech发展及其风险管控问题

大约10年前，互联网科技企业大举跨界进入金融行业的行为，在中国一直以来金融严管制的现实背景下，无论如何都具有浓厚的监管套利色彩。例如，对中国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余额宝”，一方面使阿里巴巴公司绕过了严格的基金销售牌照制度，另一方面还创造了一种乏于监管的资产型支付工具。这一切，不过是阿里巴巴将支付宝与货币市场基金做了惊为天人的无缝双向链接，从而使“余额宝”具备了货币市场基金与货币支付工具的双重特征。钱闲时，用户“一键投资”赚收益;钱用时，同样可以“一键赎回”付消费。“余额宝”2013年问世后，旋即成为中国最大的货币市场基金，甚至成为众所周知的“国民理财产品”。

“余额宝”以当时无出其右的金融科技创新，在中国的互联网基金、理财和支付市场上，开启了影响深远的“鲇鱼效应”，2013年被视为中国互联网金融“元年”，莫不与此相关。“余额宝”的成功，尽显了金融科技的巨大能量，在阿里巴巴金融科技的崛起过程中，属于里程碑式的重大创新。利用互联网，以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通过不同市场主体间的“一纸契约”交易安排，“余额宝”轻松突破了基金销售监管约束，创造出了一种规避监管的资产型支付工具。从监管角度来看，“余额宝”的创新，是阿里借其技术和流量优势的一种金融监管套利行为。监管套利的后果是，套利者减轻甚至完全合法地规避了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