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学锋

20世纪30年代初，时任四川边防总司令李家钰修建了四川遂宁的第一座机场——外河坝机场（又称杨泗庙机场）。因离涪江较近，夏天洪水期常被水淹，该机场后被弃用。

1938年6月，遂宁县政府在距离县城4公里的中南坝（南坝中心）建成一座新机场，占地面积144万平方米。次年2月，机场扩建。由于遂宁地理位置特殊，与成都、重庆呈等距三角形，直线距离不到150公里，这个机场建成后，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空军保卫重庆、成都等大城市的重要基地之一。

从中日资料看遂宁轰炸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曾有17个中央下属单位，16个省级单位，6个陆、空军单位入驻遂宁。此外，还有14家中央、省级经营机构及私营银行、银号，在遂宁设立分支机构或办事处。

遂宁既是抗战兵员的重要补充基地，也是抗战物资的重要补给地。当时的遂宁，每9人中便有一名男性当兵上前线。遂宁一共向抗战前线输送兵源37123人，有名可查的遂宁籍阵亡将士有1803人。作為四川最大的棉花生产基地，遂宁几乎家家户户都在纺纱织布，为前线战士送寒衣。

因此，遂宁也成为日军对中国大后方实施大轰炸的重要目标之一。

关于“抗战时期日机对遂宁的大轰炸”研究文章极少，且在“次数”“时间”等问题上无统一结论。

由谢世廉主编的《川渝大轰炸——抗战时期日机轰炸四川史实研究》认为，日军于1939年、1940年和1941年对遂宁共实施了6次轰炸。时间为1939年9月29日、10月1日、10月2日，1940年4月23日、6月6日，1941年3月20日。

《日机空袭四川大事记（1938—1944年）》认为是8次。时间为1939年9月29日、10月1日、10月24日，1940年4月23日、6月6日、7月4日，1941年3月20日、7月27日。

由日本海军航空史编纂委员会编的《日本海军航空史》则统计为7次。时间为1939年9月28日、9月29日、10月24日，1940年5月19日、6月6日、7月4日，1941年3月20日。另外，从日本保存的《鹿空机密报告》中发现，1941年7月27日，日本海军鹿屋航空队曾对遂宁进行轰炸。即日方也承认在侵华期间，曾对遂宁实施8次大轰炸，但其记录的时间与中方资料记录的时间不完全一致。

笔者将上述资料对比研究，并结合台湾出版的《空军抗日战史》，以及轰炸发生后数日内报纸的报道，对“抗战时期日机对遂宁的大轰炸”过程予以还原：

1939年9月29日，敌海军第1联合航空队出动18架96式陆上攻击机，利用夜间首次空袭遂宁。敌机于当晚8点40分飞抵遂宁上空，投弹110枚，造成市民2人受伤、3人死亡。

10月1日，敌海军第1联合航空队出动18架96式陆上攻击机分两批空袭成都、遂宁等地机场。敌机于次日凌晨2点25分飞临遂宁上空投弹90余枚。

10月24日，敌海军第1、第2联合航空队出动45架96式陆上攻击机分数批空袭成都、遂宁等地机场。当晚11点35分至11点55分，两批敌机分别飞临遂宁上空投弹200余枚，造成机场内停放的1架苏制SB轰炸机被炸毁、1架苏制E-16战斗机受损，2人受伤，房屋1幢受损。

《日机空袭四川大事记（1938—1944年）》记载，1940年4月23日，18架敌机在遂宁投弹100枚，造成2人受伤、3人死亡，房屋2幢受损。而《空军抗日战史》则记载，这次日机轰炸遂宁的准确时间应是“1940年4月24日”。在重庆市档案馆保存的《重庆市防空司令部调查4月24日（1940年）敌机袭巴县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中，也有日机在这天轰炸遂宁的记载，准确时间为次日（25日）凌晨1点过。因重庆防空司令部发出空袭警报的时间为24日晚10点48分，故档案资料按习惯将这天日机对重庆和遂宁的轰炸记为“24日”，这与日方资料中的记载也不冲突。从中日双方资料的对比中，可以基本判断，日机这次对遂宁轰炸的准确时间应为“1940年4月24日”。

1940年5月19日，敌海军第2联合航空队出动9架96式陆上攻击机空袭遂宁。关于这次轰炸，《日机空袭四川大事记（1938—1944年）》中没有记载，但《日本海军航空史》中却有明确记载。另外，笔者查阅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保存的《联合空袭部队及陆军航空部队攻击一览表》，也找到日机在这天轰炸遂宁的记录。

1940年6月6日，敌海军第13、第15航空队分别出动26架和27架96式陆上攻击机轰炸遂宁。当天是农历“芒种”，是当地人赶集的日子，敌机侵入遂宁机场及附近投弹时，正值下午1点28分至1点33分，人们躲闪不及，当场被炸伤37人、炸死27人，房屋毁损30幢。

7月4日，敌海军高雄航空队、鹿屋航空队分别出动17架和18架96式陆上攻击机轰炸遂宁。敌机于下午2点45分飞抵遂宁机场上空，投弹200枚，伤7人、亡1人，损坏房屋4幢。

1941年3月20日，敌海军第12航空队出动12架零式舰载战斗机空袭遂宁，准备与中国空军决战。上午10点56分，敌机飞抵遂宁机场上空，以9架战斗机在空中掩护，3架战斗机于11点08分从高空俯冲下来进行扫射。11点13分，高空中的9架战斗机也俯冲扫射机场。但当时场内并无中国空军的飞机，敌机无奈离去。

7月27日，敌海军出动108架96式陆上攻击机，对成都、崇庆、绵阳、遂宁等地进行大轰炸，且轰炸目标全部锁定为各地人口密集的闹市区。负责空袭遂宁的为鹿屋航空队第2中队。当天下午2点23分，该中队9机在完成对成都市区的轰炸任务后，进入遂宁上空，投弹7枚，炸毁房屋23幢。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日军对遂宁一共实施了9次轰炸。

空军进驻遂宁机场

1938年5月，中国空军在成都成立轰炸总队，除将中国空军第6、第7、第8各大队，航空委员会直属第13、第18、第33、第34等4个中队调入受训外，还将飞行军官附属人员及航校第7、第8期毕业的见习官并入受训。所有受训飞行员合编成3个受训队，由苏联派出的顾问担任教官进行培训。此外，轰炸总队还将轰炸机上的轰炸投弹手、射击手、通讯人员、照相人员等，分别编入“轰炸员受训队”和“特种人员受训队”进行培训。

10月5日，轰炸总队奉令迁至遂宁训练。两个月后，轰炸总队再次迁回成都。这两个月成为抗战期间遂宁机场驻防中国空军部队最多的时期。

随轰炸总队一起到达遂宁的还有重组的中国空军第6大队。该大队原系侦察机大队，首任大队长为陈栖霞。陈栖霞升任中国空军第3路司令后，接任者为张毓珩。1938年5月3日，该大队奉航委会命令改为轰炸机大队，并前往成都接受轰炸总队的训练。9月27日，鉴于第6、第7大队在前期对日作战中人员损失及飞机、器材损耗过大，航委会将两队重组为第6大队，下辖第6、第18、第31、第34中队。

12月5日，中国空军第6大队随轰炸总队返回成都后，将第34中队留在遂宁。该中队成立于1937年12月，由广西航校教导第4队改编而来，原直属航委会，驻广西武鸣。1938年10月1日，航委会将该中队划入中国空军第6大队后，中队长邓堤转至航委会任职，由谭汉男调补。该中队原拥有英、法、日等多国旧式飞机20架，因无法与日机抗衡，遂交给侦察机部队或航校使用。第34中队到遂宁后，因轰炸机总队器材不够，得不到有效的训练机会，申请改为战斗机队，并于次年4月1日获批。

1939年7月5日，第34中队主要飞行员奉令赴兰州受训，并接收苏制E-16战斗机，而中队的军需、书记等人员仍留在遂宁处理日常事务。因该队长期得不到飞行员和作战飞机的补充，无法独立执行作战任务，航委会仅保留了该队的番号，队部驻地仍在遂宁，但该队飞行员、机械人员早已分遣至各处服务。

1940年12月1日，航委会正式取消中国空军第34中队的番号。该中队应是抗战时期在遂宁驻防时间最长的一支空军部队。

1939年7月中旬至11月中旬，中国空军第4大队第24中队一度进驻遂宁机场，并以此为基地，支援成渝两地的空军对日防空作战。次年5月至9月，中国空军第4、第5大队曾以遂宁为辅助机场，其战斗机在此加油和补充弹药，然后飞往重庆上空参加对日作战。

1945年3月1日，重建后的中国空军第12中队正式驻防遂宁。该中队拥有美制洛克希德F-5E“闪电”照相侦察机14架，飞行员均在美国和印度接受过美军训练。该中队于当年7月开始对日作战，截至8月29日，共出动侦察机8架次，曾前往宜昌、荆门及沙市一带执行侦察照相任务5次。

利用遂宁机场狙击敌机袭渝

抗战时期，中国空军在遂宁机场建有空军站，直接受设在重庆的中国空军第1路司令部指挥。该机场曾在重庆抗击日军大轰炸的过程中发挥过积极作用。

参加过重庆空战的中国空军飞行员韦鼎峙，在回忆录《抗日空战》中描述了当时重庆各大机场的情况：

重庆市位于长江与嘉陵江交流（汇）的三角地，周围几百里内，满布起伏山丘，很难找到一点平地。所以，重庆又别名“山城”，真是名实相符。因不容易找到平坦而开阔之地区，要想在山城附近开辟机场，那是太困难了！可是为了因应战局，想尽办法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开辟了仅有的这三处机场。

最早建好的就是位于长江中心的“珊瑚坝”机场，这是给民航机使用的机场。这座机场的特色是没有一点黑泥土，全是大石块敷成的，除一条光秃秃的跑道而外，什么设备都没有。这也难怪，因为只要长江水位升高，全机场就被水淹没，机场不仅关闭不能使用，其实根本就失踪了！

另一处是“九龙坡”机场，这是专给空军空运机用机场，也是民航机的辅助机场。这座机场在城西边、长江北岸上，距城甚近，无奈受地形限制，不能再向外多扩充一尺，却是美中不足之事。另一处是位于长江与嘉陵江合流处的下游不远，于长江南岸，“广阳坝”机场是也。这座机场也是受地形影响，不能向外多扩充一步。

近因航空工业进步，生产的飞机时速甚大，故着陆场地长度也需要加大，吾人如果想增强“陪都”防空兵力，对新机场的开辟迫在眉睫。在这前提下，只好到距离城市百多里远的车程处，找到几排山谷，从中开辟了一座狭长的机场，此地名为白市驿，因而称为“白市驿”机场。

我第17中队原隶属成都空军第5大队，可是我们奉命常驻白市驿，自敌改用夜间空袭战法后，我们因为缺乏新装备，不能适应夜间作战要求，所以到了晚上，会有多余的飞机停放在场里。万一被炸，岂不冤枉，所以奉上级命令，规定每晚要疏散一部分飞机，到遂宁县机场去暂避。遂宁位于白市驿之北方，当时的飞机航程，约需15分钟左右。

如何保护自己的飞机在敌机来袭时不被炸毁？在建设和附属设施极为简单、根本没有钢筋水泥掩体或山洞之类设施的情况下，中国空军普遍的做法是，在敌机来袭时，提前将多余的飞机放掉燃油，推出机场外，用树木枝叶或稻草、农作物秸秆覆盖掩藏。但这种措施，实效不佳。在当时的条件下，最佳办法就是在敌机来袭之前，让当天不参加空战的多余飞机飞往远处的辅助机场，以保存实力。

韦鼎峙所在中队驻防重庆期间，每天晚饭后，轮流派一部分人员驾机飞往遂宁机场，次日拂晓再飞回重庆，以躲避敌机夜间偷袭。韦鼎峙的回忆录里也已言明，当时中國空军的飞机装备较为落后，难以胜任夜间作战要求。

尽管如此，中国空军仍顽强杀敌。在重庆空战中，中国空军频繁利用遂宁机场调动成渝两地的空军部队，狙击日机对重庆的大轰炸。直到1940年8月下旬，敌零式战斗机出现在重庆上空。由于对这种速度极快的新型战斗机毫无了解，中国空军决定暂将驻防重庆的所有战斗机西撤，以遂宁为主要基地，伺机出击。

9月13日，因情报失误，驻重庆的中国空军第1路司令部在未判明来袭敌机数量、机种的前提下，仍下令驻防遂宁机场的中国空军出击。中国空军第4大队大队长郑少愚率领34架战斗机于上午10点45分至11点03分，先后从遂宁机场起飞，赴渝拦截敌机。11点42分，我机到达重庆上空，仅遥见完成投弹后离去的敌机群，因距离太远，无法追击。我机在重庆上空巡逻环飞两圈，未再见敌机踪影，遂返航。未料到，12点01分，返航至璧山上空时，突遭敌13架零式战斗机伏击，我机被击落13架，损伤11架，飞行员阵亡10人、伤9人。

此战结束后，中国空军被迫全体西撤，并采取“避战”策略。此后，由于空中战场形势的变化，遂宁机场在抗战中发挥的作用逐步减小。

编辑/王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