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不满两岁的王安忆随母亲来到了上海。此后，除了外出求学，王安忆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都居留在这座气候湿热、文化繁荣的“摩登”都市。从《鸠雀一战》《长恨歌》到《富萍》，在王安忆的城市文学创作中，浓郁的“上海情结”让人与城有了不可分割的关系。

近一个世纪之前，风云激荡、波诡云谲的1927年，鲁迅先生举家迁入上海并定居于此，直至1936年，在上海大陆新村寓所与世长辞。“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作为进步作家的代表，在30年代的上海处境险恶，步履维艰。他将这句诗和诗中殷切的期许，留给这座城市，这个国家千万的后来人。正如几十年后生活在这座城市的王安忆所说，在一座城市生活，我们风尘仆仆，但永不庸俗。

——编者

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城市，鲁迅先生生活与终年的地方。他和许广平先生在这里建设了他的大家庭之外的小家庭，生下了海婴。他们一家几经迁移，最终定居在虹口区山阴路，一条规模甚大的新式里弄里的一幢房子，身前身后，拥簇这无数同样格式的房型，里面的中等人家，以及他们为柴米油盐所忙碌的生计。鲁迅先生病中，夜里要许广平先生开了灯，看来看去要看的，就是这里——为烟火熏暖的四壁墙。先生，一个思想者，在这温饱的市民群里，却将他思想的力度磨砺得更为尖锐，强大。在务实于短见的风气里，不免会走向孤愤。可正是这孤愤，在这庸常人生的头顶上，开拓了一片高原广阔的精神天空。在夜里，病中，开了灯，看来看去的，一定不止是这四壁墙。先生的目光，穿透出去，低到这暗夜中，水泥世界的何处？我们平凡的眼睛，真的是追不上的。1936年6月23日，鲁迅先生逝世前大约4个月的时间，先生已是“连拿一张纸的力量也没有”，由他口授，许广平先生笔录的《苏联版画集》序中，有这样几句，“这一个月来，每天发热，发热中也有时记起了版画。我觉得这些作者，没有一个是潇洒，飘逸，伶俐，玲珑的。他们个个如广大的黑土的化身，有时简直显得笨重……”在那市民阶层兴起，报业发达，大小副刊充斥了轻俏的花边文字，“蔷薇蔷薇处处开”的摩登年代，先生颂扬的，是：“如广大黑土的化身，有时简直显得笨重……”这样沉重与深刻的品质。这品质的由来其实是一个义务，担当人类的不平，苦痛，开凿未来。这也是先生自承于肩，终其一生的文和行所实践的。在这利己的享乐的都市空气中，这声音自然是孤愤的了。

可是，倘若没有显示，忙碌的衣食生计中没有先生的这一份思想的劳作，这城市会是如何的面貌？

这个城市，从先生身后，走过许多艰涩滞重的时日，人世在渐渐地变好。先生看苏联红场上游行的纪录片时，对海婴说，我看不到，你可看到的情景，已经演过，红场亦已谢幕。许多尖锐的冲突缓解了，或者说换了方式，世界在走向协调，和平，共同进步。同時，又产生出的新的差异和问题，向人们提着更高的要求。生活仍然是严峻的，不容思想懈怠。在现今的经济结构转型阶段，市场的兴起推动我们追赶上现代化的脚步，却也带给我们困扰。文化市场为追求最大效益，不惜迎合庸俗的趣味，创造者迎合市场，写下规避现实的粉饰文字，“潇洒，飘逸，伶俐，玲珑”的作者迅速产生，雍塞了这个城市，为这个城市披上了一件轻薄亮的外衣。现在，30年代的“摩登上海”又登上了舞台，靡丽的声音不绝于耳，而我情不自禁地，要在其中追寻现实的身影，那笨重的，巨大的身影，因有了他，“30年代”便不止是摩登，风月，夜夜笙歌，还是铁流，呐喊，堡垒。

我禁不住要想起先生，揣测先生，在今天会发出怎样的声音？而我又似乎已经听见了先生的声音，他的60年前的声音，在今天依然有声响，依然铿锵有力，依然有针对性。这孤寂的声音，穿透了多少年周而复始的时尚，潮流，至今还是声音嘹亮。那些与先生故居相似的旧房子，大多已成为推土机下的瓦砾，碾碎了在起新的高楼。在那壁缝里，还响着先生的沉重的足音，警示我们，不可堕落平庸。我们切不可使器重后辈的先生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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