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金勋，高维新，温 馨,3

(1.广东海洋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湛江 524088；2.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司法局，四川 宜宾 645150； 3.湖南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城市与乡村是相互依存、相互融合、互促共荣的生命共同体。推进城乡一体，实现全面小康不是简单的乡村城市化，而是遵循差别化的双向互动发展道路，纠正过度聚焦城市发展。党的十九大将城乡协同发展提升到新高度，明确指出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乡村发展不充分是当前我国主要矛盾的表现之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2.64，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仅为城镇居民的21.05%。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与农村居民对美好生活需要差距较大。因此，重塑城乡关系，树立城乡协同发展的理念，统筹协调“乡村振兴”和“城市提升”之间关系，对于推动城乡发展要素双向流动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一、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

城乡协同发展是一个多尺度、多层次的动态发展过程，强调城乡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和空间等各个方面的协同。从语义上看，城乡协同发展包含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在静态意义上，它表明了一种协调、共生和可持续的城乡关系。例如，毛一敬认为城乡协同发展侧重于打破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人为因素导致的割裂，推动形成城乡良性互动、发展速度协调、共建共享、价值互补的发展格局[1]。赵天娥指出推进城乡协同发展，并不是指城乡完全一致与同样化，而是在保留城乡特色和差异的基础上，把城乡放在对等的战略关系中，从而实现城乡之间功能互补和有机联结[2]。黄燕芬提出城乡协同发展的关键是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在资本、土地、人口等要素双向流动的支持下建立新型的城镇化关系[3]。在动态意义上，它表明了一种城乡持续转型的发展过程。赵东明着眼于城市的资本、技术和人才要素向农业农村的流动过程，提出城乡协同发展要从农业里外、城乡两头共同发力，促进城乡生产力解放和生产关系的调整[4]。陈晓莉研究认为城乡协同是乡村振兴过程，由乡村内生力、城镇辐射力与规划约束力共同驱动，本质是在尊重城乡资源禀赋和发展进程的差异基础上，挖掘城乡在不同维度、不同方面的比较优势，整合优化城乡要素资源，实现城乡发展的转型[5]。蒲向军指出城乡协同发展与国家宏观政策调控息息相关，具有独特的发展阶段性[6]。

目前，学界关于城乡协同发展的研究主要从城乡一体化视角展开，概念界定尚不统一，多集中在城乡体制机制[7]、经济互补发展[8]、社会治理[9-10]等层面。国内城乡一体化研究始于苏南实践[11]，探索城乡一体的户籍[12]、规划管理[13]和利益分配[14]。随着实践推进不断丰富深化，研究内容发生变化，主要集中在以下4个方面：(1)城乡异质经济单元方面，通过农民市民化[15-16]、基础设施互通、生态安全[17]和公共服务对等[18]畅通城乡发展要素，促使城乡协同发展从投资和资源驱动型，转向消费和科技创新驱动型。多措并举发挥特色小镇在城乡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19-20]。(2)城乡发展结构方面，以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为逻辑起点，提出当城市化率不足30%时，城乡分割严重，农村保持小农经济；当城市化率达到70%，城乡协同发展；当人均国民收入达到2 000～5 000美元时，城乡实现一体化进程[21-22]。(3)城乡协同演进方面，学者们认为城乡一体化历经城乡分离、城乡关系改善、城乡协同发展等阶段[23-24]，强调尊重城乡发展规律、循序渐进以及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25]。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作用逐渐增强[26]。城乡融合空间视角下寻求振兴乡村的内在动力，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关键[27]。(4)城乡协同测度方面，有学者运用频度统计法、图分类识别法、主因子分析法、静态和动态协调度模型等建构了经济、公共服务和生态等指标体系，测算城乡发展协调度[28-31]。也有学者细分经济维度，选取消费水平、恩格尔系数构建全域一体化指标[32]。

从文献评述可知，学界对于城乡关系的研究成果富有指导性和启发性，有助于进一步促进城乡深度协同发展，激发乡村活力。已有研究多集中在城乡协同发展的理论分析、历史演进、指标体系构建以及对策建议等方面，但从系统性空间视角表达城乡空间协调发展信息的研究成果较少，尤其在广东沿海经济带城乡协同发展水平评估和协同系统耦合关系等方面尚待深入研究。鉴于此，本文以广东沿海经济带为研究单元，运用耦合协调模型、灰色关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从经济、生态、空间和社会治理协同等方面探讨城乡协同发展动态演变趋势、空间差异和动力因素，揭示城乡协同的系统性和异质性特征，为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广东沿海经济带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窗口，是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腹地，是国家城镇化 “两横三纵”战略格局沿海环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镇化、乡村振兴、城乡协同发展方面走在前列，示范作用明显。2017年广东省布局了以珠三角城市群为核心、汕潮揭城市群和湛茂阳都市区为两翼的沿海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空间，充分依托沿海区位条件攻克城乡发展不协调和不充分难题。经过多年努力，广东沿海经济带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缩小。据此，本文通过建立城乡协同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和灰色关联模型深入研究广东沿海经济带城乡协同水平。

(一)城乡协同指标体系构建

城镇与乡村代表了2种不同经济社会空间形态，在自然、社会、经济等多个方面具有互补性和共生性，是各时代社会文明的价值体现。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和本质要求城乡协同，而乡村振兴是实现城乡价值一体的战略举措。城乡价值一体涵盖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空间结构优化和生态网络功能等内容。对于城乡协同或城乡关联的评价指标的选择，国内多以协同理论、系统理论和边缘理论为指导。依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评价指标，围绕城乡协同本质，从城乡经济协同、生态协同、空间协同和社会治理协同4个层面构建城乡协同发展指标体系，测算广东沿海经济带城乡协同度及空间差异(表1)。其中，经济协同是市场机制调节下的城乡产业分工和融合，生态协同体现了城乡资源和环境的有序流动和合理使用，空间协同是城乡间各种有形和无形通道的链接，社会治理协同代表了城乡公共资源的公平和有效分配。

研究时间节点为2000年、2008年和2019年。数据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广东农村统计年鉴》及广东各地市统计年鉴、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官方网站及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网站的统计公报。

表1 广东沿海经济带城乡协同发展指标体系及指标权重

考虑到城乡协同各指标之间差异，且涉及不同地区的差别化管理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采用熵值法依据指标间的信息量大小赋权，增强了测算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采用极差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加权得出广东沿海经济带城乡协同度，据此评估城乡协同发展效果，公式如下：

正指标：li=(Xi-Ximin)/(Ximax-Ximin)

(1)

负指标：li=(Ximax-Xi)/Ximax-Ximin)

(2)

(3)

式中，li为指标标准化值，Xi为指标实际值，Ximin为所有指标中的最小值，Ximax为所有指标的最大值。p为城乡协同度，Wi为指标权重值。城乡协同度由指标标准化值及其权重加权求出。

(二)城乡协同灰色关联度模型

为了能有效评价广东沿海经济带城乡协同与经济协同、社会治理协同、生态协同和空间协同子系统之间的关联程度和发展态势，采用灰色关联度法，通过位移差定量描述和比较分析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公式如下：

(4)

(5)

式中，δm(k)是X(k)相对于X0(k)的关联系数，X(k)和X0(k)分别表示广东沿海经济第m年城乡协同与城乡协同子系统的标准化值，为分辨系数，一般取0.5。γm为城乡协同与城乡协同子系统之间的关联度。

(三)城乡协同耦合协调度模型

广东沿海经济带城乡协同耦合协调度模型反映了城乡协同4个子系统的总体协调程度，公式如下：

(6)

T=αF(x)+βG(x)+εH(x)+rQ(x)

(7)

D=C×T

(8)

式中，D是耦合协调度，C是耦合度，T是综合发展度，F(x)为经济协同指数，G(x)为社会治理协同指数，H(x)为生态协同指数，Q(x)为空间协同指数，α、β、ε、r为待定系数。由于经济协同和社会治理协同反映了城乡自我发展能力，生态协同和空间协同体现了城乡可持续发展能力，故取α=0.3，β=0.3，ε=0.2，r=0.2。采用中值分步法，将耦合协调度分为以下区间(见表2)。

表2 耦合协调度分类

三、结果与分析

(一)广东沿海经济带城乡协同时空演变分析

从宏观上看，2000—2019年期间广东沿海经济带城乡协同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表3)。珠三角城市群先降后升，变化幅度在1%以内。湛茂阳都市区持续上升，变化幅度为4%。汕潮揭城市群先降后升，变化幅度达2.6%。这一结果得益于政府的政策扶持。2002年广东将城乡统筹发展工作提上日程，加强城乡二元结构改革。2003年广东实行“五取消、一改革、一种税”的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生产负担，减少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2008年广东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允许社会资本参与土地管理，通过城乡人口双向流动促进城市和乡村融合发展，直接效应是2008年后城乡协同发展水平持续上升。值得关注的是城乡协同地域分布不平衡依旧明显，协同度大于0.35的8个市中前6名全部位于珠三角城市群，小于0.29的4个市中前3名全部位于汕潮揭城市群，高度吻合广东沿海经济带的经济发展差异。2019年珠三角城市群、汕潮揭城市群、湛茂阳都市区的经济总量分别为86 899.05亿元、5 876.79亿元、7 609.24亿元，占比全省80.70%、5.45%、7.06%，表明了广东沿海经济带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协同发展影响较大。

表3 广东沿海经济带城乡协同发展水平

从局部上看，地市城乡协同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广州城乡协同度最高(0.679)，揭阳最低(0.261)，极差达0.418，可分为3个梯队。

第一梯队：广州和深圳，城乡协同度在0.5～0.7之间。经济发展基础好，营商环境优越，年GDP过万亿。广州是省会城市、特大城市，深圳是经济特区、国家中心城市。拥有南沙、前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级高新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创新产业，构建了开放的城乡发展格局。伴随广深港高铁运营、港珠澳大桥贯通以及虎门二桥、深中通道的相继联通珠江东西口岸，广深城乡协同发展的硬件环境更优，城乡社会经济要素流动更充分。

第二梯队：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湛江和茂名，城乡协同度在0.3～0.4之间。以沿海经济带副中心和地区性中心地级市为主，位于珠江出海口，区域优越，政策优惠，交通便捷，陆海资源丰富，仅次于广州和深圳。与港澳联系紧密，制造业体系完备，金融服务、高端装备制造、港口物流业等现代产业遍布城乡，海洋产业集聚、油气石化产业、滨海旅游等协调发展带动县乡经济发展。内部城市群组团发展，产业政策助推实体经济跃升，遍布城乡的中小微企业，强化县乡两区域经济，县城镇、中心镇获得部分行政和经济管理权限，生产总值增速和城镇化水平低于第一梯队，中心城区辐射带动力相对较弱。

第三梯队：汕头、汕尾、潮州、揭阳和阳江，城乡协同度低于0.3，以沿海经济带二三线地级市为主。与第一和第二梯队相比，城乡经济社会联系薄弱，交通互联互通度不高，海陆经济不协调，承接珠三角城市群产业转移能力不足，外向经济拓展度不够，城乡人均收入不到第一梯队的一半。

(二)广东沿海经济带城乡协同耦合关系分析

1.城乡协同母系统与子系统间灰色关联度。广东沿海经济带城乡协同母系统与子系统的关联度间存在显著的木桶效应(图1)。社会治理协同、空间协同和经济协同与母系统间具有较好的协调性，生态协同协调性较差，侧面上反映了广东沿海经济带城乡统筹发展主要依靠社会治理协同，也较好地印证了城乡协同发展实践历程：智慧天眼、网格化治理、大数据预警等精细化管理城乡协同建设改善了居民和村民的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状况，城乡社会治理协同相对容易实现。空间协同和经济协同受制于“工业先行、以农养工”的发展模式，稍弱于社会治理协同。生态协同协调性较差的原因在于农村环境建设让位于城市经济社会建设，城中村治理混乱，缺乏统一规划，村内建筑密度高、间距小，居民用电线路随意布线，排水管网不足、生活污水难排放，卫生死角难清理，近海海域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图1 2000—2019年广东沿海经济带城乡协同母系统与子系统间灰色关联度

2.城乡协同子系统内部耦合协调度。整体上，2000—2019年间广东沿海经济带城乡协同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呈优化态势，以珠三角城市群为城乡协同中心向外扩展，湛茂阳都市区耦合协调程度整体上优于汕潮揭城市群(图2)。在珠三角城市群，广州、佛山、东莞城乡耦合高度协调，深圳、江门、中山、惠州和珠海存在恶化风险，主要原因是广州、佛山和东莞地市联系紧密，城市边界外延，驱动郊区和农村协调发展，城乡协同难度较小。在湛茂阳都市区，湛江始终维持耦合协调良好，茂名、阳江耦合度趋向一致。湛江热带农业生产条件好，汕湛高速、广湛高铁打开了湛江农产品销路。海洋经济发展空间广，具有北部湾城市群和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腹地。在汕潮揭城市群，汕头始终维持耦合初级协调，潮州、揭阳、汕尾由失调转为协调。究其原因，潮州、揭阳和汕尾缺乏促进城乡协同发展的资源、交通、区位等硬件环境，城乡协同水平明显低于中心城市汕头，但随着汕潮揭城镇群规划的实行，城乡协同发展由失调转向协调。

图2 2000—2019年广东沿海经济带城乡协同子系统内部耦合协调度

四、广东沿海经济带城乡协同影响因素

(一)变量选择和模型建立

城乡协同发展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在农业绿色发展的基础上,优化工业结构，推动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参考已有研究[33]，以2019年为研究时间截面，选取城乡耦合协调度为被解释变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工业化发展阶段、农业现代化水平为解释变量，进一步分析影响广东沿海经济带城乡协同发展的因素。其中，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用职工平均工资、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居住面积和财政支出表示。工业化发展阶段通过工业总产值表示。农业现代化水平选择播种面积和农林牧渔产值表示。

(二)平稳性检验与协整检验

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通过Fisher-ADF法检测面板数据是否达到平稳状态，采用约翰逊协整法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计算结果表明：各指标均为一阶单整变量，在5%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见表4，表5)。因此，建立的回归模型不存在伪回归问题。

表4 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结果

续表

表5 面板数据协整检验结果

(三)全样本回归分析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对随机效应模型与固定效应模型的选择进行了检验，计算结果显示，Hausman检验统计量为18.51，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随机效应与固定效应无差别的原假设(表6)。因此，就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进行分析。

表6 回归分析结果

职工平均工资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在0.01%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收入增长并不必然带来城乡协调发展，有时甚至阻碍城乡协调发展要素流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居住面积和财政支出在0.05%水平下均为显著正相关，表明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数量、质量改善了农民生活水平，让农民安居乐业，进而带动广东沿海经济带城乡协同发展。值得关注的是，工业总产值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在广东沿海经济带中并未显著推动城乡协同发展，反而有扩大城乡差异的趋势。虽然广东沿海经济带工业总产值和二三产业的绝对优势扩大，但是城乡消费增速差距也明显扩大，使得城乡协调水平较低。究其原因，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是统筹城乡协调的关键，二三产业主要集中在城市，城市单方面的产业增长往往会拉大城乡差距。播种面积和农林牧渔产值的回归系数均在0.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表明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有利于推动城乡协调发展，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对缩小城乡差距具有积极作用。综上表明，广东沿海经济带城乡协同发展的动力开发存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目前主要的动力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数量和质量和农业规模化经营。

五、结论和建议

通过构建城乡协同发展指标体系和耦合协调评判模型，实证分析广东沿海经济带城乡协同情况。结果表明：一是广东沿海经济带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协同发展良好，支农惠农政策效果显著。城乡协同地域分异显著，珠江三角洲、汕潮揭城市群和湛茂阳都市区城乡发展不充分问题尚存。协同度较高的基本位于经济发展强劲、基础设施良好、区位条件优越的省会城市、经济特区和副中心地级市，协同度较低的基本位于经济实力薄弱、互联互通不高的二三线地级市。二是城乡协同母系统与子系统间关联程度不一，社会治理协同、空间协同和经济协同与母系统间具有较好的协调性，生态协同发展失调限制了城乡协同的提升。三是城乡协同子系统间耦合协调程度处于良好的发展态势，但珠三角城市群、汕潮揭城市群和湛茂阳都市区地级市内部城乡二元格局明显。四是动力开发存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数量和质量、农业规模化经营水平的提高对缩小城乡差距具有积极作用。基于此，提出以下策略。

(一)创新开放沿海城乡，破解二元结构

城乡市场要素互动、功能互补，是破除城乡二元壁垒、保障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珠三角城市群城乡在产业创新、优化营商环境、保护生态安全、促进公共服务深度一体化方面精准施策，尤其解除人才自由流动的障碍，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破解二元结构。增加市场主体权限，优化网上办事流程。金融惠农，产权确权，治理城中村顽疾，老城区提质扩容。扩大开放水平，力促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互动发展，城乡精细化管理，改善人居环境，对口帮扶两翼地区，产业、平台共建，合理引导人才、资本、科技、管理等发展要素流向汕潮揭城市群和湛茂阳都市区两翼，由治贫向防贫转变。汕潮揭城市群和湛茂阳都市区两翼以建设汕头、湛江两个省域副中心城市为抓手，主动承接珠三角城市群城市辐射带动，实施就地城镇化，以广东政务一网通办、政务小程序等打造质效的基本公共服务。健全沿海县乡长效增收机制，优化发展环境，吸引逆城镇化资源要素落户扎根。

(二)统筹城乡发展规划，优化生产空间

落实广东沿海新型城镇化格局细分的国土分区，规划对接，优化布局城乡空间，明确功能分区。有序开发国土空间资源，打通区域阻隔，缩短沿海城乡联动发展的时空距离，合理布局城市与乡村发展边界。珠三角城市群重点加强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加速科技产业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新旧动能转化，以现代服务业为依托，培育海滨高端功能区，建设国际金融、贸易、科技创新、航运等中心和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利用规模经济加速产业集聚，辐射带动汕潮揭城市群和湛茂阳都市区协调发展。汕潮揭城市群和湛茂阳都市区分别以汕头、湛江为副中心，补足交通短板，打造2小时交通圈。推进汕潮揭、湛茂阳一体化发展，借势发展临海工业，培育现代海洋产业、远洋运输、滨海旅游、现代海洋渔业、石化产业集群等。以汕尾、阳江为支点对接融入广深城市群，协同优化两翼发展空间，建设沿海特色小镇，承接产业转移，发展生态农业、观光农业。

(三)统筹陆海生态安全，差异错位发展

绿色发展是广东沿海经济带发展的主线。明确海洋主体区划，整体维护陆海岸线生态安全，构建近海海岸生态防护带，留足陆海交互缓冲空间，保护红树林、防护林生长环境，维持生物多样性，抵御自然灾害，提供城乡经济发展的生态基础。治理水体污染，加速临海石化产业转型升级，强化县乡海洋主体功能区管控，开展绿化活动。引导沿海城乡向海而兴，拓展海洋发展空间，推动两翼海洋经济壮大，实施港口振兴，质效利用沿海各港口，竞争错位发展。完善惠农政策，优化公共财政、银行金融、社会资本支农平台，培养职业农民，利用互联网、农科技拓展农业生产经营模式，推动农产品精加工。平衡沿海县乡供需结构，发展绿色农业，重点培育农业物流产业、观光休闲农业等现代农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