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杰，郭 超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北京 100871)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前我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1亿人，占总人口的13.5%[1]。随着我国老年人的体量增大以及增速加快，如何推动老年人实现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和成功老龄化以促进其健康长寿，已成为学界研究的共同目标之一。

老年人积极健康的情绪，是其保持身心健康和积极参与生产生活的基础。然而，老年人在晚年生活中并非一直豁达乐观和积极进取，也并非持续多愁低落，而是更多处于正性与负性情绪的混合状态，这被称之为情绪复杂性或混合情绪体验[2-3]。情绪复杂性作为一个多层面的概念，是反映个人情绪调节能力和心理健康程度的重要指标[4]。在心理学研究中，一般认为情绪包含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两个独立的维度[5-6]。正性情绪是让人感到愉快的一系列情绪的集合，能够帮助个体获得更多资源[7]，提升个体的认知灵活性[8]。Peters 等[9]的研究成果表明正性情绪还能引导个人的预期偏向，提升个人对未知事件的乐观水平。负性情绪则泛指焦虑、抑郁、愤怒、厌恶和蔑视等负面情感，是自杀的预测因素之一[10-11]。当人生步入老年阶段以后，老年人社交圈慢慢缩小，健康状况逐渐恶化，易感孤独，出现情绪低落和情感脆弱的可能性提升，这对老年人整体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12]。有研究指出老年人怀有“消极老化心态”和“无用感”这类负性情绪，不仅会提高其罹患认知功能障碍的风险，还可能加速其死亡[13-15]，但学界对诸如“紧张与恐惧”和“孤独感”等维度的负性情绪特征和如“豁达观”“整洁偏好”“自主性”等正性情绪特征与老年人死亡关联的研究仍较少，尤其是将多种维度同时考虑，探究多维正/负性情绪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还有待研究者提供经验证据。本文试图利用大规模数据对此进行检验，为现有研究作补充与拓展，研究成果可为关注老年人可能出现的不良情绪问题和促进其健康长寿提供一定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hinese longitudinal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CLHLS)数据展开，CLHLS调查覆盖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860多个县、县级市或区，详细收集了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基本人口特征、家庭情况、社会经济地位、健康状况、生活方式等信息，调查数据通过了系统性检测，具有良好准确的质量[16]。本次研究以2008年调查作为基线调查，使用2008、2011、2014和2018年共4期纵向数据。

本研究对研究对象的选择策略如下：首先，因CLHLS为针对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的专项调查，故删去基线调查(2008年)时周岁年龄小于65岁的研究对象，并且CLHLS提示研究者105岁以上超高龄老人所呈报信息可能有偏，因此也予以删去，以上两部分共删去924人；其次，2008—2011调查年间失访2 894人，并有7人在2008年调查时点前死亡且无法得知具体死亡时间，研究中对这两部分的样本也予以删除，而2011—2014年和2014—2018年间失访的人至少可以判断其活过了2011、2014和2018年的调查时点，所以保留这部分样本，此时样本量共13 461人；最后，经过对其他关键变量数据清洗和缺失值剔除，最终纳入分析对象10 993人，即截至2018年第4次调查时，共1 659名老年人失访，7 076老年人死亡，仅2 258老年人存活。经检验，剔除前后样本的基本构成未发生明显变化，并不会对统计推论的有效性造成影响。

1.2 变量测量

1.2.1自变量 有正性情绪与负性情绪，得分数据均采用2008年基期调查数据，选择这一策略的原因在于随着老年人的增龄或自身健康情况发生变化，其死亡风险可能增大，个人预感的生存可能性也降低，而这种低主观生存的可能性与自身的正/负性情绪强相关，并且可能相互作用。当自身主观生存可能性降低时，老年人的情绪将更加复杂和多变[17]。若分别采用其最后一次访问时的正/负情绪，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强影响，因而使用基期数据能更好地就研究问题进行讨论。具体而言，CLHLS 2008采用七道问题测量中国老年人的情绪特征，根据这七道问题所反映情况可区分为正性情绪维度和负性情绪维度。正性情绪维度具体包括“不论遇到什么事都能想得开”(简称“豁达观”)、“喜欢把东西弄得干净、整洁”(简称“整洁偏好”)、“自己的事情自己说了算”(简称“自主性”)以及“觉得自己与年轻时一样快活”(简称“年轻感”)共四项问题。负性情绪维度具体包括“经常感到紧张和害怕”(简称“紧张与恐惧”)、“经常觉得孤独”(简称“孤独感”)和“觉得越老越不中用”(简称“无用感”)共三项问题。原问卷基于李克特(Likert)五级量表进行测量，每道题得分范围为1～5，得分越高，表示受访者对该项问题越认可。此外，研究还分别对几项问题的得分进行加总，以求得综合的正/负性情绪总得分，正性情绪总得分范围为1～20，负性情绪总得分范围为1～15，得分越高，表示受访者的正性/负性情绪越深。

1.2.2因变量 死亡风险，即老年人从2008年调查时点起到死亡日期之间的存活月数，老年人的死亡信息由其家属填报。若老年人在观测期内死亡，则存活时长为其从首次接受访问的时间开始到死亡时所经历月数。若老年人在观测期内失访，则存活时间为第一次调查开始持续到其最后一次接受调查的时间，而对最后一次调查时仍存活的老年人，其存活时间则为第一次调查开始持续到最后一次调查的时间。在样本中，将死亡的老年人定义为“事件发生”，将失访和最后一次调查时存活的老年人样本定义为“删失”。

1.2.3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研究[18]，纳入基线调查(2008年)时受访者的基本人口特征、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作为研究老年人死亡风险的控制变量。基本人口特征包括性别(男=1)、年龄(岁)、民族(汉族=1)、居住地类型(城镇=1)、受教育年限(年)、家庭收入对数(元)、是否处于在婚状态(是=1)、是否与家人同住(是=1)以及是否享有退休金(是=1)。健康状况包括是否自评健康状况良好(是=1)、日常活动是否能自理(否=1)、是否确诊患慢性病(是=1)以及对生活是否满意(是=1)。生活习惯包括是否吸烟(是=1)、是否经常喝酒(是=1)和是否经常锻炼(是=1)。表1展示了研究对象控制变量的基本情况。

1.3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使用Stata 16.0软件进行描述统计和构建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正/负性情绪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老年人正/负性情绪情况

在“豁达观”“整洁偏好”“自主性”和“年轻感”这4个正性情绪维度中，全样本老年人自评均值分别为3.86±0.70、3.82±0.67、3.65±1.20和2.76±1.11。在“感到紧张和害怕”“觉得孤独感”和“无用感”，这三个负性情绪维度中，全样本老年人自评均值为1.98±0.97、2.04±1.02和2.78±1.18。全样本老年人加总后的正性情绪与负性情绪均值分别为14.68±2.37和6.8±2.42，相关数据整理在表2中。可以看到在正性情绪的各维度中，全样本老年人呈现出来的状况较为良好，仅“年轻感”不足。在负性情绪维度中，全样本老年人的“紧张和害怕”和“孤独感”情绪都较少，而“无用感”较多。

表1 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respondents

对全样本老年人分性别分析后结果显示，从总体来看男性老年人各维度正性情绪及正性情绪总得分高于女性老年人，而各维度负性情绪及负性情绪总得分均低于女性老年人(P<0.001)，即整体而言，相较女性老年人，男性老年人负性情绪较低，正性情绪较高。

从各年龄组老年人正/负性情绪得分结果来看，总体而言，随着年龄增加，老年人的负性情绪增加，而正性情绪减少(P<0.001)。增龄可能是影响老年人正/负性情绪的重要因素，提示改善老年人的各维度情绪应从低龄时便着手预防，而重点干预高龄人群。

2.2 正/负性情绪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

表2 研究对象的正/负性情绪状况Table 2 Positive / negative affectivity of the respondents

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在调整了相关混杂因素后，各维度正/负性情绪会对老年人的死亡风险产生一定影响。在“整洁偏好”“自主性”和“年轻感”这三个正性情绪维度中，各维度正性情绪每增加一分，老年人的死亡风险降低了7.8%(HR=0.922，95%CI：0.889～0.956)、6.7%(HR=0.933，95%CI：0.914～0.952)和5.2%(HR=0.948，95%CI：0.927～0.969)，而在“豁达观”这一维度，不同回答的老年人，其死亡风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感到紧张和害怕”“觉得孤独感”和“无用感”，这三个负性情绪维度中，各维度负性情绪每增加一分，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提高了3.9%(HR=1.039，95%CI：1.014～1.065)、5.3%(HR=1.053，95%CI：1.029～1.079)和6.9%(HR=1.069，95%CI：1.047～1.091)。

综合考察正/负性情绪总得分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后发现正性情绪每增加一个单位，能有效降低老年人3.3%(HR=0.967，95%CI：0.956～0.978)的死亡风险，而负性情绪每增加一个单位，老年人的死亡风险将提升2.4%(HR=1.024，95%CI：1.013～1.035)，即正/负性情绪确实对老年人的死亡风险产生影响。

3 讨论

如何改善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状况、降低其死亡风险以促进全人类健康长寿一直是学界研究重点，而目前国内外较为全面地讨论各维度及综合正/负性情绪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研究较少，本次研究结论则提供了一定的证据支持。本研究结果显示，各维度的正/负性情绪及正/负性情绪总得分均对我国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有显著影响，即像“整洁偏好”“自主性”和“年轻感”这类的正性情绪能有效降低老年人的死亡风险，而诸如“紧张与恐惧”“孤独感”和“无用感”之类的负性情绪则将显著提高老年人的死亡风险。

在作用机制方面，同类研究认为其主要包括正/负性情绪的健康影响机制和行为影响机制。在健康影响机制上，正/负性情绪可能通过影响老年人的生理系统功能和心理健康状况进而影响其死亡风险，负性情绪可能对自身生理系统如免疫系统、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的功能产生消极影响，进而损伤自身躯体功能和认知功能[19]。Glaser等[20]的研究表明负性情绪可能影响个体的免疫系统功能，并进一步影响个体对相关免疫系统疾病的易感性及病发后的严重程度。正性情绪在疾病发展中也发挥重要作用，不仅是多种疾病预后的保护因素[21-23]，而且正性情绪的影响程度可能比负性情绪更大[24]。在行为影响机制上，正/负性情绪的作用也可能经由影响老年人健康行为和社会行为进行传导，健康行为模式的基本观点即情绪与健康之间的联系是通过情绪影响人们对健康行为的选择而产生的[25]。已有研究表明老年人的无用感可能减少其社会交往[26]。拥有较多负性情绪的老年人也可能更倾向于选择忽略自身的健康问题，选择非均衡饮食、未保持日常锻炼习惯以及按时服药的服从性较低[27]，未保持种种预防性的健康行为，可能造成不健康状态的累加、持续，影响其健康长寿。在健康研究领域外，杨昭宁等[28]的研究还发现愤怒和悲伤情绪会对个体的助人决策产生影响，其他决策可能也受到正/负性情绪的影响，而这些生活中不经意的实践与决策都可能与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有关。

总之，中西方的大量实证研究均显示如“自我消极老化心态”和“自我无用感”之类的消极情绪不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并能显著增加死亡风险，本文分析结果提示其他维度及整体的正/负性情绪可能也具有这一强影响。研究结论提示社会各界应鼓励老年人增加对日常生活的热情和激情，帮助其培养整理好身边事宜、打造干净和整洁的居住环境的习惯，在充分给予其衣食住行上的帮助同时也应培养老年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以增加其对自身及生活的掌控感。此外，保持一颗平常心以及助其再度迸发出年轻感也应是可行之道，以此充分鼓励老年人的正性情绪发挥作用，促使其实现“老有所为和老有所乐”。国家、社会、社区和家人则应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尽可能消除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年人)的紧张感与恐惧感，并减缓其因增龄而倍增的孤单感和无用感，例如帮助老年人学习使用智能科技、使其适应现代化社会，以实现“再社会化”让老年人安享晚年。

本研究的结论对促进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有着一定启示，但也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本研究并非基于随机对照试验设计，也可能有部分遗漏因素未予以控制；其次，囿于数据限制，研究也未给出正/负性情绪影响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具体机制，尤其在生理和医学方面的证据略显不足；最后，原“正性与负性情绪量表”由Watson等[29]于1988年开发，旨在用一组具有较高唤醒度的词语测量受试者的情绪，共20项问题。CLHLS中的七项问题即由此而来，但作为一项大型调查无法将其全部纳入，因此其他正/负性情绪同样可能影响老年人的死亡风险，后续研究可考虑基于完整量表更准确地测量老年人的正/负性情绪，对其如何影响老年人的死亡风险进行更深入的考量。

在面对如新冠疫情这些突发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时，受影响者的负性情绪已经显著高于正性情绪[30]。老年人较之其他年龄层人群则更易产生紧张、焦虑和恐惧等负性情绪，而这些消极情绪可能增加其死亡风险，社会各界应及时关注这一现象，对老年人的负性情绪进行疏导。鼓励和培养老年人正性情绪也应细化到日常生活安排中，这需要家人、社区和政府共同努力，实现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和成功老龄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