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权云

古有范蠡“三散家财”，今有张謇“惟赖慈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理想感召下，自古就不缺商人的身影。

当下，企业正成为中国公益慈善的主力军。来自中国慈善联合会的数据，近年来企业捐赠在中国社会捐赠总额中占比一直在60%以上。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企业从幕后捐助人的角色，走到台前成立自己的基金会。然而，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今年两会期间，小米集团创始人雷军就在提案中建议，应适度放宽企业基金会注册门槛及业务范围限定，帮助企业提升从事公益事业的专业化水准。

“我能理解他们（企业基金会）的难。”在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看来，雷军的提案很有针对性，面对政策上的“高门槛”，民企们正陷入一场“基金会困局”。

企业基金会的三道“坎儿”

“企业设立基金会面临登记和合法性的问题，（对企业来说）这一块确实比较困难。”金锦萍说。她曾先后在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兼任理事，是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成长发展的见证者。

据介绍，2004年6月，《基金会管理条例》开始施行，打开了民间资本设立基金会的政策大门，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开始通过设立基金会参与公益慈善事业。根据民政部数据，截至2021年第四季度，国内社会团体37.1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52.1万个，基金会8885个。

与其他两类社会组织相比，基金会仍属少数。究其原因，基金会在登记和管理环节仍实行“双重管理体制”。

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在登记环节，业务主管单位负责基金会的初审，登记管理机关负责最终审批;在管理环节，业务主管单位负责对基金会进行指导监督，而登记管理机关则负责年度检查，并拥有处罚权。

“双重管理体制”形成于我国社会组织发展之初，鉴于当时制度和监督体系不健全，社会组织登记机关的机构人员力量不足，因此需要业务主管单位的配合。事实上，这一制度某种程度上给企业设立基金会制造了障碍。

“企业基金会在登记的时候，先得找到业务主管单位书面同意，然后才可以到民政部门去登记，这造成了很多企业设立基金会时的困境，因为要找到一个业务主管单位是非常困难的。”金锦萍表示。

某不愿具名的民企基金会负责人表示，企业家想做公益应该鼓励，如果设立门槛太多，企业往往在冗长的登记注册阶段“耗尽耐心”，建议一些环节能够后置管理。

雷军在提案中也呼吁，应适度放宽企业基金会登记注册条件，提供技术指导与合规咨询，精简、畅通注册流程和渠道。具体来说，建议将问询评估、实质审核及形式审核等环节审批时间缩短至3～4个月。

除了登记设立，企业基金会遇到的第二道“坎儿”在于宗旨和业务范围选择。

“尽管《慈善法》规定的慈善活动范畴比较宽泛，但企业基金会在选择具体的宗旨和业务范围时，相关的登记管理机关包括民政部门倾向于做‘狭义解释，基金会很难选择跨领域、跨部门、跨行业的慈善活动，因为我们的业务主管单位是条块分割的。”金锦萍说。

她举例，比如基金会想做教育，同时想做文化和体育，而文化、体育和教育有关联性，就会涉及三个部门，造成业务主管单位之间的互相推诿。

雷军在提案中也表示，要适度放宽对企业基金会业务范围的限定，除扶危济困外，鼓励民营企业投入教育、科研等领域建设，并予以集中的业务指导。从重视“入口监管”转向强调过程和结果管理，深化“放管结合”。

在金锦萍看来，严格的审批制度的初衷之一是为了确保基金会的合法合规。她表示，如果企业只是设立CSR部门，这属于企业内部管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势必和企业整体发展战略相一致。但是，如果把它独立出来变成一个基金会，成为独立法人，就得符合法律对于公益性的要求。

这就意味着，基金会的公益行动和企业的战略规划应该是独立的，“不能完全隶属于企业的发展规划，因为公众可能会质疑是否在为企业做嫁衣”。

这也是企业基金会面临的第三道“坎儿”：缺乏专业服务。

企业们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从雷军的提案中可以看出，“建议制定3～5年服务改革方案，强化对企业参与公益事业的专业指引与服务。并出台服务细则，制定服务清单，加强企业参与公益事业的专业性、积极性”。

事实上，缺乏深厚的社会土壤是当下国内慈善事业的最大现状，企业基金会仍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

为什么需要企业基金会？

事实上，企业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并非“华山一条路”。除了基金会，企业还会通过其他途径实现慈善目标，比如和公募基金会合作，推动公益项目落地。

“企业没有必要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既然有优秀的公益组织，那我们就把资源交给它们，毕竟术业有专攻。”上海通用五菱公司工会副主席、慈善会主席李明丽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

据悉，上海通用五菱公司并未设立基金会，而是选择与中国红十字会合作，从2007年起，致力于贫困地区的卫生院和卫生站建设，帮助培训乡村医生。

阿斯利康中国副总裁、企业事务及市场准入部负责人黄彬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表示：“基金会的管理要求较高，相对民企的审批认可，外企面对的流程可能更有难度。”

黄彬坦言，阿斯利康目前的慈善项目都是与国家级基金会合作，包括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妇女儿童基金会等，“我们和这些机构签署协议，参与公益项目的设计，但是整个项目的操盘、执行和审计都是交给对方的。”

基于责任初心，既然企业可以成立CSR部门，或者干脆向公募基金捐赠，为什么还要设立基金会呢？

2021年7月22日，鄭州，洪水中救援的冲锋舟。截至2021年7月21日22时，45家企业第一时间捐款近20亿元人民币。图/视觉中国

2020年2月，企业捐赠的药品连夜装车发往武汉。图/视觉中国

金锦萍表示，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角度来看待问题，以基金会为代表的非营利组织的真正价值，恰恰在于它能为社会创新提供更多的空间。

在防控新冠疫情过程中，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协同合作，共同为抗击疫情贡献智慧和力量。金锦萍坦言，好的治理格局是共建共治共享，如果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某些方面有缺失，那么社会组织就可以迅速补齐。

“此外，提升社会福祉需要社会资产。允许资金在公益领域里得以积累，形成社会资产，才能源源不断地去解决社会问题。”金锦萍表示，相比于税收所体现的国家意志，基金会的价值在于它为社会创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长远来看，社会组织其实给社会提供了缓冲地带，民众可以出于价值观趋同，或者对同一个慈善事业的认可聚集在一起，进行自我治理和自我成长。”金锦萍表示，这种社会机制，可以避免“一刀切”或者“一边倒”的现象。

事实上，如果把公益慈善当做一项事业，基金会最大的考量就是“可持续性”。“基金会具有其他公益形式所不具备的独立性，如果这种独立的品格培养不起来，那万一二代企业家不想做了，这项事业不是黄了吗？”

在金锦萍看来，着眼于社会的长远利益，才是伟大的企业。

破局

2007年，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正式成立，这是国内首家由互联网企业发起成立的公益基金会。作为发起人之一，陈一丹曾表示，腾讯基金会并不仅仅是企业出资成立非公募基金会这样简单，而是要继承腾讯的企业文化，在公益行业中寻找自身的优势和特色。

不难看出，企业基金会是落实长期战略的具体工具。根据已有数据，目前企业基金会数量占全国基金会数量近1/7，其中民企基金会又占到80%。基金会“破局”势在必行。

对此，金锦萍表示，第一步就是政策“松绑”，去掉针对基金会不必要的限制。

“制度要松绑，完善立法很重要。要给想从事公益慈善的社会主体更多选择的权利，包括组织形式、公益领域、慈善方式等。”金锦萍说。

“与慈善组织相关的三个条例还没修改完，今年人大已经列入立法计划了，我们准备全力推动。”金锦萍透露，这项工作预计最迟应该在本届人大完成。

当然，除了頂层设计，基金会离不开支撑其良好运转的社会生态和社会土壤，就像我们离不开空气和水一样。

在金锦萍看来，这实际上是一个公益生态重构的问题，“让做慈善像做商业一样便捷，不是很好吗？”

正如雷军的提案，“制定服务改革方案，强化对企业参与公益事业的专业指引与服务”，鼓励形成大量募捐、法务、咨询等服务公益的中介机构，才能为社会组织提供良好生态。

推动基金会长足发展并非一蹴而就。除了必要的社会土壤，我们需要从本质上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公益？

就拿疫情防控或重大灾害来说，全社会的公益资源扎堆涌向某个地区，这样的举措固然彰显着责任担当，但不可否认也会挤压其他领域的公益需求，某些原本向其他组织和区域供应的资源因此中断，很可能会带来新的问题。

“慈善的宝贵之处在于，它尊重捐赠人的意愿，意愿本身是多元化的。”金锦萍认为，理性、包容和多元，才是慈善领域最重要的价值观。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发展社会工作，支持社会组织、人道救助、志愿服务、公益慈善等健康发展”。

相较于2021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于公益慈善事业更加强调“健康”二字。这意味着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发展，还要健康发展;不仅要有数量，还要有质量。

“有人选择救人，有人选择探索太空，有人选择艺术，有人选择基础科研，有人选择救助流浪动物……社会本身丰富多彩，才能实现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金锦萍表示，回到人本身上来，尊重人性、人道、人权、人本，才是我们想要的公益慈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