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永 ，苑秀芹，王军锋，王晓玲，牛 蓓

(1.陕西开放大学 教育研究中心 ，陕西 西安 710119；2.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宣传部，北京 100015；3.陕西开放大学 合作交流与就业办公室，陕西 西安 710119；4.陕西开放大学 工商教务处，陕西 西安 710119 )

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提出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山东代表团讨论时指出，农耕文化、农耕文明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是乡风文明的根和魂，而乡风则是维系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纽带，进一步阐释了乡村文化与乡风文明之间的关系。2018年9月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将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五个方面确定为乡村振兴的具体内容。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在乡村振兴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文化与教育关系非常密切，2018年12月教育部曾发布《高等学校乡村振兴科技创新行动计划(2018—2022年)》，要求高等学校发挥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方面的重要作用，积极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笔者认为，参与乡村振兴战略不仅仅是高等学校的社会责任，理应是所有教育类型的共同社会责任。作为全民终身教育的生力军社区教育拥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更应该积极投入乡村振兴，特别是乡村文化振兴中，助力乡村振兴事业。

一、乡村文化振兴面临的困境

改革开放时期，我国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经过4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就乡村文化而言，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农村中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乡镇综合文化站和基层文化阵地建设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和“农家书屋”建设工程都成效显著，乡村文化建设蒸蒸日上。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乡村文化振兴也面临着诸多困境。

(一)乡村文化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已发生变化

我国传统的乡村应该是这样一幅场景：村子周围分布着大块土地，土地上阡陌纵横，一块块田地分布其间。村民们世世代代守护着家乡的土地，珍视这片土地，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勤勤恳恳耕耘着土地。村子是这片土地耕耘者的聚居场所，村民们比邻而居，邻里守望相助，和睦相处，形成熟人社会。村民们辛苦劳作之余，或者喜获丰收之后，都要举行一些仪式或者庆祝活动，这就形成了独特的乡村文化，它是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乡村文化生存的土壤发生了变化。为了适应机械化耕种和收割，田间阡陌纵横不复存在，道路沟渠被水泥混凝土硬化。村民们改变了以前的居住方式，小洋楼和封闭院落替代了比邻而居的传统民居，围墙成为邻里交往的一道有形障碍，乡村的熟人社会逐渐发生了变化，村庄的人际关系逐渐陌生。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村民们农忙之余或丰收之后，不再举行各种仪式，不再组织庆祝活动，取而代之的是居家观看电视或利用手机进行娱乐。

更为严峻的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许多村庄已不复存在，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1997年我国行政乡达25966个，至2017年缩减至10529个，减少了59.45%。而全国行政村2007达621046个，至2017年减少至554218个，减少了10.76%。[1]随着这些乡村的消失，不仅仅影响了产生于这些地方的地域文化的传承，更为重要的是影响了它们的生存。因此，许多地方的地域文化存在抢救性保护的问题。

总之，当下乡村文化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给乡村文化传承带来巨大困境，诚如有学者指出，“伴随着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乡村文化受到强烈的冲击。外来文化大多与乡村传统文化难以相互融合，使当代乡村文化呈现一个变化中的‘空洞’状态。原有的文化生态被打破，新的文化秩序尚难建立，乡村的文化生活陷入了重重困境。”[2]

(二)乡村文化振兴主体缺失严重的困境

在乡村文化振兴中，主体只能是广大农民。他们生于斯，长于斯，被乡村土地养育，受乡村文化滋养，是乡村名副其实的主人，理应承担起乡村文化振兴的责任。但实际情况是在乡村振兴中广大农民主体性缺失严重，在乡村文化振兴中尤其如此。

究其原因，首先是农村主体劳动力流失严重所致。我国长期以来施行城乡二元制体制，造成了城乡之间差距较大，最直观体现在收入差距上，以国家统计局2013年数据为例，2013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310.7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467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429.59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达17037.41元。面对明显的城乡收入差距，大量农民开始离开养育他们的土地，外出务工，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农民工达28652万人，比上年增长481万人，增长1.7%，增速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1]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大都是青壮年劳动力，据统计2017年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4.3岁，其中40岁以下青壮年农民工占比高达72.3%。而农村留守人员却逐渐老龄化，据统计2002年留守农村的青年劳动力占56.99%，到2016年下降至38.11%；2002年60岁以上老年劳动力占比7.68%，2016年增长至16.44%。[3]因此，当下乡村留守人员以老人、妇女、孩子为主，而乡村文化传承的主体——青壮年农民缺位严重。

其次，农村留守人员文化水平较低所致。长期以来，我国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造成乡村人口整体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特别是随着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中学历较高的能人大都流入城市，使乡村文化水平较低的问题更为严重。据《2003—2017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乡村留守人员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32.69%，高中文化程度占10.37%，大专以上学历仅3.21%；据2017年发布的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公报数据显示，2017年农村农业生产者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43.4%，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8.3%。而外出务工人员文化水平明显优于农村留守人员，2016年外出务工者小学以下文化程度仅占10.7%，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者占29.1%。[3]正是由于农村留守人员文化水平低下，他们缺乏对乡村文化振兴重要性的认识，缺乏乡村文化振兴的能力，也缺乏乡村文化振兴的信心。

(三)乡村文化振兴基础设施不足的困境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之间的差距，体现在收入差距为主的方方面面。其中，乡村文化方面的投入和城镇相比差距较大，直接导致乡村公共文化设施较为薄弱。有研究者根据第三次全国农村普查统计数据制作了“2016年全国乡镇、村文化设施普及率”统计表，该表从有图书馆、文化站的乡镇，有剧场、影剧院的乡镇，有体育场馆的乡镇，有公园及休闲健身广场的乡镇，有体育健身场所的村，有农民业余文化组织的村等6个项目普及率进行统计。据统计表显示，2016年农村公共文化设施普及率最好的是“有图书馆、文化站的乡镇”，中部地区普及率最高为98%，东北地区普及率最低，但也有95.2%；其次是“有公园及休闲健身广场的乡镇”，东部地区普及率最高为83.2%，西部地区普及率最低为59.4%；再次是“有体育健身场所的村”，东部地区普及率最高为72.2%，西部地区普及率最低为46%。其他三个项目普及率低，“有农民业余文化组织的村”普及率全国平均水平为41.3%；“有体育场馆的乡镇”全国普及率仅有16.6%；“有剧场、影剧院的乡镇”全国平均普及率更是低至11.9%，这一项目普及率最低的东北地区仅为5.9%。[1]

正是由于乡村公共文化设施不足，严重影响了乡村文化建设与发展，因此2015年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把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及城乡规划。根据城镇化发展趋势和城乡常住人口变化，统筹城乡公共文化设施布局、服务提供、队伍建设、资金保障，均衡配置公共文化资源。”2018年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按照有标准、有网络、有内容、有人才要求，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要求。但我国地域辽阔，现有一万余个行政乡，五万余个行政村，它们四散分布在全国各地，受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完善还需要一个较长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四)乡村文化传承观念淡薄的困境

有研究者提出，“文化传承是文化在民族共同体内社会成员中接替交接的过程，这个过程因受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制约而具有强制性和模式化要求，最终形成文化的传承机制，使民族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稳定性、完整性、延续性等特征。”[2]由这一概念可知，文化传承的主体和关键在社会成员，而社会成员对文化传承情况取决于其传承观念。拙文《社区教育助力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研究—以绥米唢呐为例》，研究了陕北地区非遗绥米唢呐传承问题。通过研究，笔者认为师徒传承是绥米唢呐最稳定的传承方式，在改革开放前，绥米唢呐作为一项技艺，由于经常参加各种节庆演出，收入颇丰，愿意从事这项技艺传承的人较多，且家族内传承的情况较多，表明当时陕北农村对绥米唢呐传承观念较强，保证了这项技艺一代代接续传承。改革开放后，随着外来文化的冲击，绥米唢呐参加演出的机会越来越少，靠这项技艺挣钱越来越困难，许多年轻传承人甚至放弃这项技艺，选择外出务工，更别谈社会其他成员有传承意愿。尤其在当下，随着外出务工人员越来越多，许多村庄出现了“空心化”、“老龄化”现象，村庄留守人员对乡村文化的传承既缺少能力又缺少信心。而外出务工者，由于在城市居住时间较长，城市文化对他们更具有吸引力，乡村文化观念慢慢淡出了他们的意识。这些现象造成了乡村文化传承的另一大困境，导致现阶段许多农村地区乡村文化复兴只能采用外来“输血”的方式，而自身“造血”能力较弱。

二、社区教育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的思考

乡村文化振兴虽然存在诸多困境，但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育部曾下发《高等学校乡村振兴科技创新行动计划(2018—2022年)》，要求高等教育积极投身乡村振兴战略，其中就有文化传承和创新要求。笔者认为，乡村文化振兴理应成为所有教育类型共同承担的社会责任。社区教育具有“全员、全程、全面”等“三全”特性，是最契合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教育类型，在助力乡村文化振兴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一)唤起农民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意识

著名学者费孝通曾经说过，“文化得靠记忆，不能靠本能，所以人在记忆上不能不力求发展，我们不但要在个人的今昔之间筑通桥梁，而且在社会的世代之间也得筑通桥梁，不然就没有文化，也没有我们现在所能享受的生活。”[4]因此，乡村文化必须加强广大农民的集体记忆，才能最终实现振兴。而由于诸多原因，我国乡村文化传承主体的传承意识淡薄，对乡村文化不仅存在个人今昔桥梁缺失，而且存在世代之间桥梁缺失，乡村文化传承形势严峻，乡村文化振兴任重而道远。要想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必须唤醒广大农民群众的集体记忆，激发他们传承乡村文化的积极性和主体意识。笔者认为，社区教育在这项工作中大有可为。

乡村文化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种，唤醒广大农民的集体记忆，必须从这两方面入手。首先，社区教育可以加强对各地乡村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和利用，这方面上海市已经积累了成功经验。上海市社区教育的发展在全国首屈一指，得益于其善于整合各类教学资源，其中一项是将上海市各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社区教育学员参观学习的体验基地，增强学员对本地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和认识，激发他们对地域文化的热爱，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这是上海市社区教育的一大特色。其他地方的社区教育，也应该积极吸收借鉴这一经验，将本地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乡村物质文化遗产充分利用起来，调查乡村物质文化遗产，查阅整理该遗产相关资料，形成成熟的介绍材料，讲好每一项遗产背后的故事，让本地村民熟知祖辈们创造的文化遗产，唤醒他们的集体记忆，增强他们对本土文化的自豪和自信，愿意主动将这些文化遗产传承下去；其次，社区教育可以助力乡村非遗的传播和传承。时下，非遗传播和传承之所以出现问题，一方面是由于非遗产生的经济效益不够理想，不能激发广大农民的传承热情，鲜有人愿意接过老一辈传承人的接力棒。另一方面，由于工业化、现代化及外来文化的冲击，乡村固有的传统仪式和节庆活动很少开展，非遗缺少展示和宣传的舞台，造成了村民对当地非遗越来越陌生，给传承工作造成极大困难。社区教育可以调查乡村富有特色的非遗，将这些非遗作为学习内容列进社区教育学习计划，聘请非遗传承人给社区群众授课，既解决了传承人收入问题，又宣传了非遗，一举两得。还可以利用重大节日，在社区公共活动场所开展非遗技艺表演展示活动，加大非遗宣传范围，让乡村广大群众对当地非遗重新认识、重新熟悉，完全唤醒广大农民对非遗的传承热情。

只有让农村广大农民群众对本地的文化不断了解和熟悉，唤醒他们的集体记忆，才能增强他们文化自信，唤起他们对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意识，激发他们对乡村文化的传播、传承热情，才能最终实现乡村文化振兴。

(二)助力乡村文化数字化建设

数字化建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信息技术的相对落后，导致数字化建设较为滞后，因此，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在广大农村地区。近年来，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农村地区数字化建设工作，先后密集出台了许多制度性文件，大力推动农村数字化建设的进程。2019年2月农村农业部印发《2019年农业农村市场与信息化工作》提出，“全面实施信息化入户工程。加快数字化农业农村建设。”；2019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指出，“到2020年，全国行政村4G覆盖率超过98%，农村互联网普及率明显提升。”；2020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提出，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2020年1月20日，农业农村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印发《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提出，到2025年，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从2018年的38.4%增长到70%；2020年5月，农业农村部制定了《2020年农业农村部信息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要点》提出，大力实施数字农业农村建设的要求；2020年5月，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印发(2020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的通知》提出，2020年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基本实现行政村光纤网络和4G普遍覆盖，农村互联网普及率明显提升；2020年11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将数字乡村作为乡村建设的重点工作。2021年2月21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工程。推动农村千兆网、第五代移动通信、移动物联网与城市同步规划建设”的要求。各省和一些地市也纷纷制定数字乡村建设的实施意见(方案)，积极部署实施数字乡村建设。

因此，我们相信未来的农村将是一个先进的数字化农村。未来农村缺少的不是网络设备和通讯设备，缺少的是正确使用网络和通讯设备的能力。现在城市数字化建设较为成熟完备，建立数字化城市的步伐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通过网络操作实现。但城市中也存在许多对网络操作一知半解甚至一窍不通的市民，特别是这两年在疫情严峻时，离开网络通信设备几乎寸步难行的形势下，许多老年人不会熟练使用智能手机的弊端暴露无遗，他们只能依靠儿女或志愿者帮助操作才能完成扫码登记及网上购物。如前所述，时下农村地区由于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留守人员大都是老人、妇女和孩子，他们对网络设备和通讯设备的使用能力比城市老人更为糟糕。因此，未来农村数字乡村建设不仅仅是设施的建设，培训乡村劳动者使用数字设备的能力同样非常重要。社区教育作为全民教育、终身教育的一支生力军，为城乡社区居民提供各类教育服务，应该体现教育的社会责任担当，在课程方面多设置网络设备使用、通讯设备使用、数字媒体制作等课程，通过培训让农村的老人、妇女和孩子掌握最基本、最常用的操作技术，能够独立使用各类APP，能够独立制作和发布简单的视频。使他们能够记录和宣传乡村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能够将自己所见和所掌握的乡村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制作和传播。同时，社区教育也应搜集各地乡村特色地域文化，制作成数字化视频材料，既满足当地群众学习所需，也能通过网络平台宣传这些特色地域文化，推进其传播和传承。

(三)拓展和创新乡村文化传播的路径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全球范围内，各个领域、各个产业的运行模式都被迫发生了变化。以教育为例，教育需要学习者聚集学习，新冠疫情传播的风险非常大，因此之前传统的线下聚集面授教育模式在疫情下受到限制，而线上教育异军突起。同样，文化的传播和传承也是需要大量人员参与其中的活动，也存在极大疫情传播风险，其线下活动也同样受到限制。国家有关部门积极应对这种不利的局面，探索创新疫情下文化传播方式，2020年，文旅部发布《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夯实数字文化产业发展基础，其中包括开发我国文化特色原创IP、鼓励建立数字文化企业等；培育数字文化产业新兴业态，包括培育云演艺业态、丰富云展览业态、发展沉浸式业态等；构建数字文化产业生态，包括建立数字文化产业集群，融入区域发展战略。明确提出，要建设“互联网+演艺”平台，鼓励文艺院团、文艺工作者、非遗传承人在网络平台开展网络展演，让更多青年领略传统艺术之美。因此，2020年是非遗线上传播表现突出的一年，据抖音大数据统计，截止2020年5月31日，在抖音App中，国家级非遗项目视频数量超过4800条，播放量超过2000亿人次，平均每位用户看过500条视频，获得点赞超过64.8亿人次，国家级非遗项目涵盖率达96%。[5]非遗创新性传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自2020年至今，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了将近3年时间，疫情何时能结束依然是人们探讨的一个问题。因此，未来传统文化“线上+线下”传播模式依然是非常重要且切实可行的路径。线下传播，现被旅游行业已探索出较为成熟的路径。关键要如何开展线上传播，进一步扩大乡村文化的传播面。如前所述，现广大农村地区缺少的依然是视频的制作和网络发布的技术。社区教育完全可以助力乡村文化线上传播。社区教育可以做三件事，第一件事充分发挥教育特有功能，聘请相关技术人员，培训广大农民视频制作和发布的相关技术，帮助他们达到能够自主制作和发布乡村文化方面的视频。加大对乡村文化线上传播的力度；第二件事，可以聘请专业制作团队，搜集优秀乡村文化素材，制作专业的、高质量的乡村文化视频资料，既可用于平时的教学，又可用于网络平台发布，宣扬优秀乡村文化，让更多人能够领略乡村文化之美。第三件事，组织农村中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乡贤和当地知名的非遗传承人，帮助他们搭建网络直播平台，给他们组织和策划高质量的网络直播，让他们通过直播的方式宣扬乡村优秀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遗。

三、结 语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乡村文化振兴就是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改革开放至今已40余年，虽然我国乡村文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但离文化振兴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现阶段我国乡村文化振兴遭遇到乡村文化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已发生变化，乡村文化振兴主体缺失严重，乡村文化振兴基础设施不足，乡村文化传承观念淡薄等诸多困境。社区教育作为全民教育、终身教育的主要力量，理应担负起乡村文化振兴的重任。社区教育可以发挥自身优势，唤起农民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意识，助力乡村文化数字化建设，拓展和创新乡村文化传播的途径，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