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期学生的人际压力体验及其与抑郁的关系

2022-04-08陈梦琳龚玲

教育科学论坛 2022年11期

■陈梦琳，龚玲

国内外研究发现抑郁症状的发生率为25%—40%[1][2]，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发生率达22.81%[3]。青少年抑郁会对当前或将来的生活带来负性影响，并增加自杀危险，对社会具有严重的潜在危害。

人际压力是影响抑郁的重要因素。比如，Flynn和Rudolph[4]以青少年为研究对象发现是人际压力，而非非人际压力（如学业压力）预测了抑郁。Sheets 等[5]发现是慢性人际压力体验预测了成年人抑郁复发的高风险，而非非人际压力。

以往研究确定了人际压力的重要性，并呈现了人际压力对抑郁的重要预测作用。但仍有待发展的空间。首先，以往研究在探讨人际压力时主要关注单一领域的具体人际压力，如同伴排斥[6]，很少同时关注不同领域人际压力，如来自家人、同伴和教师相关的压力。事实上，不同人际领域的压力可能是有差异的，并且对抑郁的影响可能也是有差异的。其次，少数综合探讨不同性质人际压力与抑郁关系的研究，如侯金芹和陈祉妍[7]主要是以生活事件作为压力指标，很少考察日常烦心事。但是，人际关系上的日常烦心事也可能对抑郁有重要影响。第三，针对青春期阶段学生的研究相对较少，但是青春期是一个对他人负性评价与反馈高度关注和易受影响的时期，青春期学生更可能在充满情绪挑战的青春期遭遇人际压力和抑郁问题。这意味着人际压力对抑郁的影响在青春期可能尤为重要。

基于此，本研究基于日常人际生活琐事和人际生活事件，综合考察青春期学生不同人际领域的压力现状并分析其对抑郁的影响，以期在情感发展的关键期为觉察抑郁风险提供帮助，为干预抑郁提供指导。

一、方法

（一）研究对象

在重庆、江西和山东整群抽取505 人，20 人答题不完整，有效被试485 人，年龄居于10-18 岁之间（M=12.85 岁,SD=1.39）。男生248 名，女生196名；留守儿童262 人，非留守儿童214 人，缺失9人；小学五年级87 人，六年级160 人，初一55 人，初二120 人，初三60 人，缺失3 人。

（二）测量工具

1.自编人际压力体验问卷

参考由Chan 等编制[8]、李秋洁等修订的日常烦恼问卷[9]和刘贤臣等编制的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10]，自编青春期学生人际压力体验问卷。来自同伴的项目包含被取笑、忽视、与同伴发生摩擦、与同伴发生争执的频率，来自教师的项目包含老师不喜欢、被羞辱、与老师发生摩擦、与老师关系紧张发生的频率，来自父母的项目包含父母不喜欢自己、受到责罚、父母吵架、长期远离不能团聚、遭打骂的频率。被试需要根据最近半年来的现实情况进行四点制回答，1 是从无觉得，4 是总是觉得。本研究α 系数为0.76。

2.简版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10）

采用Andresen 编制[11]、熊戈翻译的简版CESD10[12]，根据最近一周里的感觉进行四点制作答，1是少于1 天，4 是5-7 天。本研究α 系数为0.75。

（三）数据分析

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录入、转化、校对后，采用SPSS17.0 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

二、结果

（一）青春期学生人际压力得分及抑郁症的检出率

青春期学生感受到的父母压力平均分是1.65（SD=0.52）、老师压力是1.75（SD=0.49）、同伴压力是1.90（SD=0.60），平均水平居于偶尔觉得的状态。同时，根据熊戈划分抑郁症的标准[12]，以15 分作为筛查抑郁症的划界分，发现有15.5%的青春期学生达到抑郁症水平，其中女生的检出率是22%，男生是11.5%。

（二）青春期学生人际压力及抑郁特点分析

由表1可知，在同伴和父母压力上具有显著的性别和年级差异，女生显著高于男生，五年级和初二的同伴压力最高，初一和初二的父母压力最高。留守儿童的父母压力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两者在同伴和老师压力上无显著性差异。抑郁得分具有显著的性别和年级差异，女生显著高于男生，初二抑郁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年级，是否留守则无显著差异。

表1 人际压力和抑郁的平均分(M/SD)及差异比较

（三）人际压力体验与抑郁的相关分析

由表2可知，来自父母、同伴和老师的人际压力都与抑郁存在显著相关，且不同领域压力之间也存在显著相关。

表2 人际压力与抑郁的相关

（四）青春期学生人际压力对抑郁的回归分析

以抑郁得分为因变量，以性别、是否留守儿童、同伴压力、老师压力和父母压力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可见性别、是否留守儿童和老师压力对抑郁均无显著预测作用，同伴压力和父母压力对抑郁有显著预测作用。

表3 不同领域的人际压力对抑郁的回归分析效应

四、讨论

（一）青春期学生在抑郁症上的检出率及抑郁得分的特征分析

调查表明青春期学生的抑郁检出率为15.5%，低于已有研究[1-3]，但与刘福荣等[13]通过元分析发现中国小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合并值为17.1%相近。这可能是由于本次调查的对象包含了相当大比例的小学高年级学生，较成年人和中学生来说，他们年龄偏低，而以往研究[3、13]发现在青春期早中期阶段抑郁症有随年龄增长而增加的趋势。

同时，还发现在抑郁得分上具有显著的性别和年级差异。女生的抑郁得分要高于男生，这与Hankin 等[14]的研究相一致。已有研究发现，抑郁症在成年女性中的发病率是男性的两倍，而这种性别差异源于青春早期[14]。同时，初二的抑郁得分显著高于其他年级，这可能是由于初二是青春期暴风骤雨最为集中的阶段。

（二）来自同伴、教师和父母的人际压力现状及其对抑郁的预测作用

结果显示青春期学生来自同伴、教师和父母的人际压力体验的平均值处于偶尔状态。同伴压力在三种来源的压力中得分最高。同伴关系在青春期的重要性上升，来自同伴的负性人际体验是重要的压力事件[15]。同时，与王淑敏[16]发现初二是人际压力水平的关键年级相呼应，研究显示初二的同伴压力和父母压力水平均较高，这意味着初二是人际压力的高峰年龄段。

与侯金芹和陈祉妍[7]发现人际压力对抑郁有重要影响的结果相似，本研究进一步发现来自同伴和父母的人际压力对青春期学生的抑郁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在青春期阶段，同伴在人际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高同伴拒绝会增加青少年的抑郁风险[17]。同时，该阶段的学生尚未真正独立，父母占据重要的位置，许阳等[18]也发现父母体罚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焦虑抑郁。但是，不同于刘连启[19]发现的师生关系对小学生抑郁有重要影响，本研究结果显示来自教师的人际压力对抑郁并无显著预测作用，这与黄垣成等[20]的研究发现相一致。这可能是由于相比于同伴和父母,小学高年级和初中阶段的学生与教师互动的频率和深度均较为有限,从而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