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武

“电”对于现代人的生活是必不可缺的，也早已成为工商业发展重要保障。因此，用电价格对于社会各方事关重大，调涨电价更是兹事体大。通常来说，电价以“居民电价”与“工业电价”进行划分，居民电价普遍低于工业电价。也正是因为民生对电力供应的完全依赖，居民用电价格调整势必会让民众更为直观地感受到电价调涨对日常生活的严重影响。

近来，台湾关于电价调涨再次引发了社会舆论激烈讨论。民进党当局以“反应国际燃料成本”为由，对高压、特高压工业等用电大户用电价格调涨15%，这也是台湾自2018年以来再次调涨电价。台湾电价调整是由经济事务主管部门决定，隶属于其的“台湾电力公司”是台湾电力能源政策执行单位。“台湾电力公司”负责台湾产电、输电与配电，即使在“电力自由化”之后，台湾当局开放了民间参与兴建发电厂后，民间所有发电厂发出的电力均由“台湾电力公司”买入后配送。

根据“台湾电力公司”数据统计显示，去年“台湾电力公司”系统发购电中以燃煤与天然气燃烧为发电方式的火电占比高达81.6%。台湾自身本就无法规模生产化石燃料，只有仰赖进口。台湾半导体产业为代表的高耗能产业发展带来了用电需求陡增，又因“核能”在台湾被政治化后造成电力缺额明显，再生能源又无法在短时间内弥补因此带来的发电缺额。因此，台湾电力供应只有绝对地依赖“火电”，而这样的能源供应结构必然会受到外部因素影响。

能源结构性矛盾使电价上涨成为必然

“泛政治化”早已成为台湾社会主要特征之一。换言之，在台湾但凡涉及公共议题都会涉及较多政治性讨论，而很难进行相对理性的讨论。在台湾众多被“政治化”的公共议题中，关于能源政策中“核能”的讨论是“政治化”程度较深的。民进党以“反核”作为选举口号，并在“反核”大旗下组织了不同维度的社会运动凝聚民意对其支持，迫使执政的国民党封存“核四”电厂，运走核燃料棒。在这个过程中，民进党矫枉过正地把“反核”等同于“反核电”，民进党赢得选举后又不同意重启“核四”电厂。所以，使得台湾电力供应结构配比中，“核电”只能基本维持既有发电量不变。

民进党执政后紧随全球绿色能源热潮，“全力”发展全台绿能产业，信誓旦旦会将台湾绿能发电比例提升至全台用电量比例的20%。但就台湾实际情况看，绿能发展存在先天不足：由于受地形所限，台湾根本无法大规模发展技术相对成熟的水电、陆地风电以及太阳能发电等绿色能源；近年来台湾又在试图发展离岸风电，但台湾地处亚欧板块和太平洋板块交界处，台风、地震等地质灾害频发，发展海上离岸风电面临海床结构松软、基础设施和产业能量薄弱，以及高成本、低回报等多重挑战。所以，尽管民进党执政以来看似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发展绿能浪潮，但实际效果甚微。根据“台湾电力公司”数据统计显示，从2016年蔡英文上台之初“绿能”(即再生能源与抽蓄水力)占比6.6%，到2021年的7.6%，其制定的20%目标恐难实现。

在无法发展“核电”与“绿能”情况下，唯有依赖“火电”，加之台湾本身无法自产化石能源，所以进一步加强了台湾对进口的煤、天然气、燃油等化石燃料依赖程度。

一方面，台湾用电量持续攀升，根据国际能源总署资料显示，台湾人均用电量11.36千瓦时/人，排名世界各国或地区第8位。全球变暖使得台湾民众对制冷的需求增加，这也加大了居民用电的使用量。台湾岛内以台积电为代表的半导体产业、钢铁冶金业等耗能产业不断增加产能，工业用电需求攀升。

另一方面，面对近年复杂多变的国际政经局势，加之“俄乌战争”与“新冠疫情持续蔓延”影响，天然气、石油、电煤等能源价格持续上涨，使得“台湾电力公司”发电成本居高不下。仅以天然气为例，台湾“中国石油公司”网站数据显示，天然气气源成本从1月每立方米9.9153元新台币，涨到7月每立方米15.6799元新台币。“台湾电力公司”去年亏损469亿元新台币，全年预估亏损超过1500亿元新台币，其中“台湾电力公司”发电成本高达65%是燃料成本。

因此，进口燃料费用暴增使台湾发电成本一直居高不下，电价上涨成为必然。

即使尽力掩藏，也将殃及全民

发电成本上涨，使“台湾电力公司”亏损不断增加。观察“台湾电力公司”网站可知，1月至4月，就已产生高达469亿元新台币赤字，相较于去年的同期获利147亿元新台币，两者差距近616亿元新台币。其中，电费收入比去年同期仅增加43亿元新台币，而燃料支出却增加到549亿元新台币。进口燃料价格上涨是亏损大增主因。面对巨大的营收赤字，政府补贴无法持续，电价调涨成为必然。那么，电价如何调涨？以何种方式让民众、工商业界能接受调涨的电价？这都是由民进党当局来“精心设计”的。

据台湾经济主管部门的数字，7月1日起，“用电大户”(即高压、特高压用电的2.2万户、住宅用电1000度以上的36万户)电价调涨15%，“民生电价不涨”(用电量在千度以下的商店、住宅、高中以下学校及6类产业不涨)平均电价调涨幅度8.4%。台湾经济主管部门最终未采取“全面冻涨”“全面调涨3%”方案，而是采取了主要针对工商业调涨的折中方案。对此，台湾工商业重量人物林伯丰直言：“制造业一定会出走。”

不过，这个看似理由充分兼具照顾民生属性的电价调涨方案，却是暗藏玄机：其一，为不影响年底选举而再次冻涨居民用电价格，趁机形成对比而拉拢民意；其二，通过不断塑造用电大户长期享用底价工业电价，使“调涨方案”施行更具正当性；其三，技巧性地隐藏了“因用电大户电价调涨”带来的全民负担。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对“用电大户”电价调涨带来的负面效应必然会传导到大众日常生活之中。举例说，“台湾塑料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台湾最大民营企业之一，横跨多个石化产业领域，是台湾主要塑料制品原料生产商，生产电价调涨势必影响到其生产成本。而生产成本增加会直接反映在其产品价格上，商品包装价格会随之上涨，甚至连日常使用的塑料袋也会涨价。当上游厂家生产成本增加后，中下游的生产成本会跟涨，最后必然会传导到消费端。而民生消费品价格上涨，会对中低收入民众带来最明显的影响。

另据台湾统计部门数据显示，台湾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增长率3.59%，创近14年以来最大涨幅。3月起，台湾消费者物价指数已连续3个月上涨超3%，上半年平均消费者物价指数增长率3.13%，通货膨胀压力确实不小。在“通胀压力”与“电价调涨”叠加影响下，台湾整体经济将逐渐陷入通货膨胀的泥淖。

“政治凌驾科学”是能源政策屡次陷入窘境的根源

虽然全台电价调涨方案主要针对“用电大户”，但对于舆论的反弹，民进党当局显然有备而来。他们全方位为调涨方案辩护，提供“合理性”支持。在平面媒体、电视名嘴、网络自媒体“通稿”中，普遍会以图表的形式展现如下讨论逻辑：首先，通过对比呈现出“工业部门”是全台用电绝对大户；其次，将台湾工业电价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工业电价进行排名，呈现台湾工业电价全球第六低；第三，将台湾居民用电价格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居民电价进行排名，呈现台湾地区居民电价全球第四低；第四，渲染“台电”亏损情况，并与“靠全民纳税来补贴”这个意象做一些连结。民进党祭出如此大招，可见民进党当局推行这个调整方案的决心。

民进党当局为何急于在这个时间节点推行该方案，是由民进党惯常的“政治优先”思维逻辑所决定的。从台湾历次电价调涨影响看，无一例外会对执政党随后的选举产生明显利空。比如，2012年马英九当局“油电”双涨，成为2014年“九合一”选举泛蓝阵营大输重要原因之一。不过，精于政治算计的民进党决不允许这样的情形重演。所以，民进党当局选择在年底“九合一”选举之前调涨“用电大户”电价，在形式上减少了对普通民众的影响。

如前文所言，“政治优先”逻辑自始至终贯穿于民进党的能源政策之中。这也是台湾能源政策屡屡陷入窘境的根本原因。如果不能摒除能源政策中的“政治逻辑”而让位于“科学逻辑”，台湾能源供应结构性矛盾根本无法彻底解决，更无从谈及提升电力供应稳定性。但作为仅重视选民选票，常忽视选民长期利益的政党来说，让民进党摒弃“政治优先”的思考恐怕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