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敏魁

（河南信息统计职业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8）

在钱钟书的《围城》里，讲述了以方鸿渐为代表的一类知识分子的人生困境。“从《围城》中可以看到，钱钟书笔下的方鸿渐，并未放弃对身陷围城时的奋力抗争，只是在他的人生围城中，经受了太多痛苦心境的折磨与挤压。”[1]41-45麦加认为：“人生是个圆，有的人走了一辈子，也没有走出命运所画的圈。因为他不知道，圆上的每一个点，都有一条腾飞的切线。”[2]29-30以方鸿渐为代表的这一艺术形象，体现了“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内的人想冲出来”[3]58这一复杂的人性心理。

一、“被围困”知识分子的形象分析

在《围城》中，似乎每个人都身陷“围城”，方鸿渐、赵辛楣、唐晓芙、孙柔嘉……毫无疑问，方鸿渐是着墨最多的主人公，其作为“被围困”知识分子的代表，在压抑与抗争中发出更多的无奈之声。

（一）性格上的懦弱与虚荣

钱钟书在《围城》中，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既辛辣而又不失幽默的讽刺。以方鸿渐而言，相比旧时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虽然思想上较为进步，但言行上却不肯越雷池一步，新的脑壳，却装着旧有的观念，难逃欺世盗名的“镀金”之嫌。出身乡绅世家，拥有留洋经历，却持着近乎扭曲的人生观。从方鸿渐的日常琐屑中，看似可笑、可悲、可叹、可讽，实则是合情合理。这种平淡叙事下，营造尖锐而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正是推动人物命运发展的导线，也让更多的人看到“城中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来”[3]58的困顿与迷惘。“站在人生的立场上，钱钟书用一支有温度的笔，向我们揭示了被围困知识分子的爱情与人生。语言里有讽刺，也有温厚的引领，真实而自然地呈现被围困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4]9-10方鸿渐因婚约而束缚自己的性格，变得胆小而懦弱；而未婚妻的去世，让方鸿渐产生了追求自由爱情的想法。但在轮船上，短暂的爱情梦幻，被鲍小姐所抛弃。知识分子的内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只能用巧妙的言辞来说服自己，来挽回被刺痛的骄傲。这件事体现了方鸿渐自以为是的高尚，在爱情遭遇欺骗后，又极力寻求心理平衡的虚伪与圆滑。在方鸿渐看来，不敢拒绝苏文纨，遇事又缺乏主见，注定了婚姻的不顺利。即便是在三闾大学任职期间，既想试图进入“围城”，但又面临痛苦的挣扎。尽管方鸿渐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围城”境地，但讽刺的是，却又没有勇气退出“围城”，在“被围困”中，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自私、不负责任。婚姻和职业，作为双重围困方鸿渐的命运之枷，让读者从局外人的视角，也可洞悉其人生困境的根由。

（二）思想上的崇洋媚外与荒诞可笑

在《围城》中，“被围困”知识分子群体对西方文化有着深刻的认同感，如西方追求个性自由、追求所谓的平等，将个人的成长作为自我价值实现的途径，这些思想文化多被这类知识分子所推崇。然而，这些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熏染的“被围困”知识分子，却又难以固守传统思想，以至于陷入追名逐利的泥潭。在《围城》中所处的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原本应该为国捐躯，原本应该践行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但《围城》中所描写的“被围困”知识分子，却沉溺于爱恨情仇，为了一些无意义的所谓事业，勾心斗角，争夺博弈。在《围城》中的曹元朗，为了获得苏文纨的芳心，将从剑桥大学所受的教育，作为献媚苏文纨的资本，宣传“现代人要国文好，非研究外国文学不可”[3]48的言论。同样，方鸿渐为示好唐晓芙，将出国留学看作科举功名，为的是摆脱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自卑身份，赢得留洋镀金的美誉。留学，在“被围困”知识分子的眼里，充满了铜臭味，做学问成为做面子的学问，成为逢迎的学问。这一被扭曲的学问观，让更多的“被围困”知识分子变成了麻木而不自知的空壳。既没有展现自我的价值，又活得一塌糊涂，身处时代所围建的“枷锁”之下，让自己成为“围城”中所围困的人。

二、身不由己的人生悲喜困境

在《围城》中，知识分子的“旧”与“新”，始终是矛盾的，彼此充满了围困与反围困。“被围困”知识分子，如果说不是一味地逆来顺受，却毕竟也在努力地挣脱“围城”的束缚。由此从人物的悲喜视角来解读《围城》的主题，可帮助我们洞晓“被围困”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

（一）优柔、抑郁的致命内伤

方鸿渐的人生，要从其英年早逝的未婚妻说起。旧时习俗的“父母之命”，让方鸿渐有了出国留洋的机会。但方鸿渐却未能取得正规文凭，在忐忑中仓促回国。在爱情上一路惨淡，方鸿渐追求着唐晓芙，却终不能得；苏文纨死缠烂打，却最终被孙柔嘉收服。爱情脱离了情感的维系，注定将会以悲剧结束。事业上，方鸿渐原本打算任教三闾大学，来施展自己的才华，却进入另一座“围城”，不谙世事的方鸿渐，因纯真、善良的本性，却被奸诈刁滑的对手置于进退不得的境地。对情感生活，方鸿渐被几个女人的“城”围困着，对旧式婚约的反抗，源自对自由恋爱的醒悟，但在与父亲的信中，想要退婚，却遭到臭骂。面对父权的威严，内心的反抗念头不堪一击。但在未婚妻发生意外后，如释重负的方鸿渐，却又陷入情感之“城”的围困。面对苏文纨的情感攻势，方鸿渐完全处于被动。“他知道苏小姐的效劳是不好随便领情的，她每钉一个纽扣或补一个洞，自己良心上就增一份向她求婚的责任。”[3]17对苏文纨的抵抗，就像是出水的鱼，头尾在地上拍打，却挣扎不起。方鸿渐不能直接拒绝苏文纨的求爱，迫于无奈，方鸿渐派专差送去“分手”信。在《围城》里，对女性的描写，唐晓芙是最典型的，好似当时社会最时髦、最端庄的女性。正是因为如此，方鸿渐才对唐晓芙展开了爱情追逐。但事与愿违，因为苏文纨的从中作梗，阻断了方鸿渐的攻势，也预示了这场爱情悲剧的结局。内心的忧郁，让方鸿渐只想冲破婚姻的“围城”。孙柔嘉的出现，起初并未受到方鸿渐的关注，但孙柔嘉的纯真、成熟、柔美，使得方鸿渐渐生怜惜之情。最终，出于佩服、感动、同情、保护，方鸿渐与孙柔嘉完婚。生活中的无奈，情感上的懦弱，爱面子的性格，让方鸿渐活成了失败的知识分子。

（二）虚伪学术职场中的无奈挣扎

方鸿渐在出国前，修的是文学学士学位，而在国外却换了三所大学，最终连文凭都是假的，但假文凭并不妨碍方鸿渐的高谈阔论和职场任用。在张买办家相亲，看到张太太信佛，看穿了买办阶层的思想空虚与浅薄，他提出了“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文化观。方鸿渐在留学中并不看重所谓的文凭，但在敷衍丈人时，却选择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文凭，原本是想戏耍爱尔兰人，不曾想，却拿到了这种假文凭，最后顺水推舟，又敷衍了父亲。更为可笑的是，在三闾大学任职时，方鸿渐所擅长的是“比较文化史”“中国文学史”，但校方却让其教“伦理学”。如此专业不对口，即便是做了充分准备，但也难以获得理想效果。从方鸿渐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被围困”知识分子疲于应付，逢场作戏的尴尬。方鸿渐并非愿意同流合污，从最初的想法上，对假文凭一事，也不是为了换取“教授”职位，只是在三闾大学拉帮结派的大环境下，难以获得属于自己的学术空间。从其言论中，仍能感知方鸿渐也有作为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和操守，尽管没有抗争的勇气，但能够做到洁身自好，还存有知识分子的正气。高松年作为三闾大学的校长，其在办学初衷上，就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作为目标，在师资队伍建设上“找一批没有名望的人来，他们要借学校的光，他们要靠学校才有地位，而学校并非非有他们不可，这种人才真肯出力为公家做事”[3]117。对于方鸿渐，高松年采用“西洋赶驴子”的方法来招安他，但方鸿渐看透了高松年的伎俩，在备受排挤中，选择了逃离“围城”。“对方鸿渐而言，事业的悲剧，又与时代紧密相关。方鸿渐所处的时代，除了与其懦弱的性格、狭小的气量有关外，还与当时知识分子虚伪的、游戏的学风有关。”[5]72-76方鸿渐作为“被围困”知识分子的一员，在最初听到“方博士”时，也会感到“刺耳”，但这样可以让他人把自己当作“人物”，心里也觉得“庞然膨胀，人格也伟大了”。虚伪的心态，逢迎的欺骗，成为“被围困”知识分子的真正悲哀。

三、《围城》中知识分子人生困境的现实意义

《围城》是一部极具批判现实主义色彩的杰作，钱钟书为知识分子精心打造了一座又一座人生“围城”，以其辛辣的批判现实主义手法，为读者揭掉了知识分子最后一块遮羞布，淋漓尽致地展示了知识分子在围城内外的可笑、可悲、可叹的人生境遇，从而引起现实中人们对知识分子情感上的强烈共鸣。

《围城》中的知识分子，像是“被围困”于金漆的鸟笼，笼外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从《围城》中人物塑造中，爱情上的失败，事业上的挫折，婚姻上的痛楚，都在钱钟书的笔下，变得“灰色”“空虚”“无聊”。这些人物的性格、行为、处境、遭遇，映射出所在时代背景下的“突围”现状。方鸿渐作为时代的“失败者”，在人生的“围城”中徘徊而不能逃离。起初的方鸿渐，家庭经济条件相对宽松，能够过上体面的知识分子生活。但战乱后，家业颓废，加之再次失业，只能依靠老婆接济。在今不胜昔的现实面前，方鸿渐的内心被“困”字所笼罩。在事业上接连碰壁，在三闾大学，原本许诺的“教授”头衔，被降格为“副教授”，方鸿渐无奈接受。在受到校长及同事的打压后，最终狼狈离开。在回到上海后，又倒觉得在乡镇更为恰适。拥挤中的孤独，热闹中的凄凉，让方鸿渐的内心充满了失意。在“围城”之中，内心世界遭遇倾轧；在走出“围城”后，心里充满懊悔。“被围困”知识分子，在奋力挣扎中，从一个“围城”进入另一个“围城”。钱钟书的《围城》，既像是真实的“城堡”，又像是无形的“枷锁”，让抑郁不得志的人，在人生的困境中踯躅不前。从“被围困”知识分子戏剧性的无稽与可笑的荒诞中，钱钟书向我们揭示了人生处处都是“围城”的陷阱和无奈。这里有爱情的“围城”，职业的“围城”，人活着不过是突破一个又一个“围城”，无奈中又会陷入一个又一个“围城”之中。这种细腻的内心独白式描写，最易引起广大读者共鸣。作为现代人，面对人生中各种接踵而来的“围城”困境，最易从方鸿渐那种刻骨铭心的孤独感、绝望感、失落感和荒谬感中寻找到自我的影子，从而引发对人生“围城”的哲理思考。

“围城”不仅代表着方鸿渐的人生困境，也代表着知识分子群体的人生困境，更是代表着整个人类现代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个体人生的困境，这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问题。作者通过方鸿渐的“围城”效应，细腻地展示了现代人的各种人生困境，深入反思着人生永恒性话题，如在围城中，人该如何保留善良的本性?人该如何寻找出路和存在的价值?这就触及到了人类该如何更好地存在话题。从这个角度上看，《围城》的艺术世界以鲜明的本体象征性便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促使广大读者深入体味钱钟书先生对现代人的人生困境的忧虑反思，以此完成对人的存在价值的关注和不懈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