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志国

（1.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湖南 长沙 410082；2.四川文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达州 635000）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和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从词源上看，其语出《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1]原意是指严谨务实的治学态度与方法，到明清之际发展成为注重经世致用的实学，其后毛泽东赋予了它现代意义并提升到全新高度。毛泽东之所以对实事求是有如此深刻的认知，与他青年时期所处的时代背景、地域环境及成长阅历等密不可分。青年时期是一个人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此文中的毛泽东青年时期主要是指他1910 年走出韶山求学，到1927 年率领部队走上井冈山，这十七年时间是青年毛泽东思想变化与形成的奠基时期。“峰岭有脉，薪传有自”，中国共产党成立百余年来，探究我们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由来，需要回到始源处，从青年毛泽东的求学经历、社会实践以及投身革命等层面展开深入分析。如此才有助于人们更清晰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早期发展脉络，更深刻地理解其百年来在党、国家和民族发展中的深远影响。

一、早年求学：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的浸润

历史伟人思想的形成，与青年时期成长的地域文化环境和所受到的教育息息相关。毛泽东自1910 年走出韶山求学，到1918 年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这八年是他“修学储能”、集中汲取知识文化的重要阶段。湖湘文化的浸润及湘学实用风格的熏陶，对青年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一）走进东山学堂：实事求是思想的最初启蒙

毛泽东16 岁之前，生活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和那个时代多数孩童一样接受过几年四书五经等旧式私塾教育。引发他对社会的思考主要是靠私下阅读《精忠传》《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旧小说，书中的历史人物给少年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记。那时候，他已开始质疑小说中为何总是描写王侯将相，而没有书写终年辛苦劳作的农民。随着阅读量的增加，这些书籍已不能满足毛泽东对知识的渴求。当读到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之后，内心受到极大的触动和震撼，改变了他原来拜将封侯的思想，“激起他恢复学业的愿望”[2]；在阅读完《列强瓜分之危险》后，他更是“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3]110，思想上逐渐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萌芽，迫切希望能走出韶山冲，去探寻外面更广阔的世界。

16 岁那年，毛泽东几经周折后，走进了开湖南新式教育之先河的湘乡东山学堂。学校办学思想开明，教员多受维新思想影响，培养人才注重“崇实”，即“教之以实事，程之以实功”，[4]使学生成长为具有匡时济世远大志向的实用人才。时任湘乡知县的陈吴萃撰写的《东山书院记》中就明确提出“泰西诸国，若农、若工、若商、若兵备，莫不有学。而于士，尤详用能，实事求是，以称雄于五大洲”[5]，意即向学生传授西方先进实用的科学知识，锻造经世致用的栋梁之材，充分体现了学校宏大的抱负和极富远见的办学定位，在彼时内忧外患的时代境况中殊为难得。

在东山学堂这片全新的思想天地里，毛泽东为之耳目一新。他“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西学的新学科”[3]112，了解到物理、地理、时政等新知识和新思想，还第一次看到地图中庞大的清王朝版图。然而，此时的清廷已腐朽没落，积贫积弱，受到列强的任意宰割，就连邻近的日本，也开始蚕食中国的领土。如此种种，给毛泽东思想上带来的冲击超出往常。他进一步忧思民族的前途命运，在老师的勉励中更加发奋地学习，如饥似渴地阅读学校藏书楼中的大量进步书刊，思想上深受震撼。虽然青年毛泽东在东山学堂就读的时间只有半年，但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阶段，这是他走出韶山冲的第一站，为此后的人生道路奠定了基础。因此，从源头上看，综合东山学堂的办学定位、育人理念及思想氛围等因素，可以探寻到青年毛泽东在东山学堂时，已经开始逐渐受到湖湘文化独特的务实精神和实事求是学风的初步熏陶。这在党史研究者的考证和毛泽东与东山学校的陈列馆中，均有相关记载。

（二）初入长沙：深受革命思想的影响

在东山学堂的半年学习，毛泽东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他从原来崇拜古代的将相豪杰、明君良相的传统英雄观转向了现代世界伟人引领民众建设国家的新英雄观。毛泽东“第一次听到了美国这个国家”，并知道它是“华盛顿经八年苦战始获胜利，遂建国家”[3]112。他深刻地认识到当时积弱不振是中国的客观事实，迫切需要华盛顿式的伟大人物来引领民众走富国强兵之道，而每个国民都应该为之努力。毛泽东意识到，要实现如此远大的抱负，需要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他“开始向往到长沙去”[3]114，去学习闯荡，积淀知识，开阔视野。

在省城长沙的所见所闻给他思想上带来新冲击。接受全新的革命思潮后，毛泽东开始阐发自己的政见，并带头剪掉带有清王朝标志的辫子，在学校引起轩然大波。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政局急转直下，革命的种子也播撒至学校，青年毛泽东为此热血沸腾，迫切想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之中，不再只满足于书本中的苦读。几番周折，他携笔从戎，投身到湖南新军中，开启了一段崭新的军旅生活。局势很快发生变化，清帝颁布退位诏书，袁世凯与孙中山达成南北议和。鉴于此，毛泽东决定退伍，重新回到学习中去。半年军旅生涯虽然短暂，但这种亲身经历和体验却极其重要，它让青年毛泽东了解到更多的社会思潮，见识到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角逐，真实感知士兵的生活境况，认识到旧军队的固有弊端，为日后新型人民军队的创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重新求学：奠定实事求是思想的知识根基

个体的知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思想的发展方向。“知识是思想的基础，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知识的内化。”[6]离开军营后，青年毛泽东再次面临着人生抉择，虽然他已决定重新求学，但对于选择什么样的学校，一时还不能完全确定。在表兄们的建议下，毛泽东选择报考久负盛名的湖南省立一中，以便将来通过上高中考大学。当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进入学校后发现所学课程有限，不能满足他对知识的渴求。半年之后毛泽东毅然退学，决定到省立图书馆进行自修。这一决定反映出青年毛泽东在读书求学上，不拘泥于形式，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和自身需求做出合适的抉择。

在省立图书馆自修期间，毛泽东惜时如金，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他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几乎读完馆内中译本的国外名著，涵盖世界历史、政治、哲学、地理、经济、法律、小说、诗歌等诸多领域，极大地拓展了青年毛泽东的眼界思维，奠定起他的西学基础，对问题的分析认识多了一种参照。在省立图书馆自学半年之后，毛泽东选择报考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次年该校并入湖南第一师范。在第一师范的《教养学生之要旨》第五条中，明确提出“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势，察社会之情状，实事求是”[7]。

进入湖南一师后，毛泽东接受到更加系统的教育，一批秉承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的名师荟萃于此，他们力戒空谈、务实实践以及实事求是的学风，对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杨昌济和徐特立。杨昌济培养他分析问题的大局观和哲学思维方式，并极力主张要在生活中努力实践，做到知行合一。徐特立注重言传身教相一致，“讲课时善于联系社会生活和学生思想实际，不讲干巴巴的教条，不谈抽象空洞的大道理”[8]63，特别强调“不动笔墨不读书”，让毛泽东极力推崇。此外，“徐特立还在湖南一师大门的石头上刻上‘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不能不在毛泽东的脑海里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9]

经过老师们的循循善诱与言传身教，青年毛泽东还研读过王船山、曾国藩等湖湘学者的著述，注重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在他思想中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记。毛泽东后来回忆在湖南一师期间，他的“政治观念开始确定并且在校中初次得到了社会行动的经验”[10]，足见其影响之深。对青年毛泽东而言，离开军营重新求学这几年宝贵的时光，在思想和学识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蜕变升华期，也是他后来实事求是思想形成的奠基期，诸多精深的见识甚至成为他一生的遵循。

二、身体力行：注重深入了解社会实际情况

青年毛泽东在湖湘文化实学思想的浸润中，在名师的引导下，将经世致用的士风进一步向前推进。但他并未仅仅只停在思想层面，而是运用于具体的社会实践之中，明确提出“踏着人生的社会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11]。正是在此实学思想的引领下，毛泽东身体力行，深入到生活中，展开访谈、调查和体悟，获得对中国社会的真实认知。这种注重调查和重视研究中国具体国情的习惯，既有助于青年毛泽东更好地理解书本中所学的知识，又有助于他思想结构的形成，为他后来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中国革命道路，奠定了最初的思想基础。

（一）读“无字之书”：假期游学了解社会

青年毛泽东既注重读万卷书，更看重行万里路。他认识到一个人的学习，不能只读“有字之书”，还要深入到社会读“无字之书”，理论联系实际，才能将书读活，求得真才实学。基于此，1917 年夏天，毛泽东邀请好友萧子昇外出游学，履及安化、宁乡、益阳、沅江等地。1918 年春天，毛泽东邀请蔡和森一道游学，他们从长沙出发，途径浏阳、湘阴、岳阳及洞庭湖等地，通过给人写字作对联等方式换取食宿，了解社会，增长见识。

假期游学结束回到学校后，青年毛泽东和好友将游学途中的真切感受撰写成厚厚的考察笔记，在同学中竞相传阅，引起极大反响。加之毛泽东平常对时事的关注和精辟分析，他得到“身无半文，心忧天下”[12]的极高评价。通常而言，作为学生做到勤学苦读也许不难，但要真正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深入到社会中去调研，通过获取一手资料了解真实境况的就极其稀少。这种能力的培养，是课堂上难以完全学到的；这种方式所认知的社会，是其他任何渠道难以替代的。青年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实践才能出真知，这些看似清苦的游学活动，却让他真实地认识到中国社会，学到诸多书本中学不到的知识，极大地开阔了眼界思维，培养出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优秀品格。

（二）创立新民学会：凝聚众力以探寻改造中国社会的办法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社会依旧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国家、民族与个人的出路究竟何在？当时的思想界出现普遍的迷惘和焦虑。在这种时代境况之中，青年毛泽东逐渐意识到，“要求得更多的有益的学问和做一番救国救民的事业，就要有充分的准备，就一定要联合更多的同志，并且结成一个团体，才有力量。”[13]366为此，他与志同道合的好友蔡和森一道，经过前期筹备，于1918 年4 月14 日在湖南长沙正式创建新民学会，学会的态度是“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新会员入会要秉承“纯洁、诚恳、奋斗、服从真理”的信条[13]8。从学会的态度和信条中，不难看出里面蕴含着“一种实事求是、尚朴素、主诚实、禁浮华、戒骄躁的精神”[13]9。

新民学会成立后，基于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学会的宗旨从最初“革新学术，砥砺品性，改良人心风俗”向“改造中国与世界”转变。青年毛泽东认为，“提出‘世界’，所以用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14]正是基于立足国内，放眼世界的广阔视野，毛泽东极力主张学会的一部分会员，应该有计划有组织地走出国门，去学习研究世界进步的思想学说，深入了解各国的具体国情，在此基础上选择、吸收和借鉴，用于改造中国社会。

就在青年毛泽东费尽心力将会员送到国外之时，他自己却出人意料地放弃出国机会。他认为，“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13]363从青年毛泽东创办新民学会到组织留法勤工俭学可以看出，他的选择始终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目标指向也极其明确清晰。在留学成为多数青年人的首选时，青年毛泽东放弃留洋，坚持留在国内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的具体国情，对东西方文明深入的比较分析，使他对世界局势的宏观认识、对中国社会的科学认知和国情的准确把握，超过了与他同时代的革命领导人，进而能够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出一条新的革命道路。

（三）遍及岳麓山：开展新村社会实践

新村主义于20 世纪初，先后起源于法国和日本，其本质是无政府主义，核心思想是强调没有强权与剥削，主张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进而建立起一种互助友爱的理想社会组织。这一思想经过周作人的介绍传入中国后，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当时受到部分进步青年的推崇。青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求学期间，受到康有为《大同书》的影响，曾萌生过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生活的想法，但囿于各方面的条件限制，未能付诸实践。1918 年夏天，从湖南一师毕业后，毛泽东开始计划实现自己的构想。他与蔡和森、张昆弟、陈书农等志同道合者一道，在岳麓山建立攻读同志会，过半耕半读的生活，在劳作与学习中，深入思考个人、社会以及国家的前途命运。这一批有志青年寓居在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半学斋，“一面自学，一面从事社会改造问题的讨论与探索”[8]135。

青年毛泽东志存高远，他对社会底层劳苦大众困苦生活的真切感知和深切同情，成为自我追求一种理想社会的思想原点。他提出的新村社会建设构想即是这种理想社会的积极尝试。毛泽东所设想的新村，主要是以“新学校、新教育为中心，以新学校、新家庭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8]135他对这一构想作出了深入思考，对每一天的作息安排进行睡眠、游息、教授、学习、工作等详细划分，并将工作视为工读主义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作的内容主要是在农村从事种田、植树、畜牧、养殖，等等。这种构想的出发点是基于去除“学生毕业后多婺都市而不乐田园”[8]136之弊，使其通过直接生产的经济工作，让生产的产品成为社会普遍需要，融入社会之中。

青年毛泽东和同伴一道，足迹踏遍岳麓山下的村落，但始终未找到一块合适的地方建设新村。事实上，在国家外部列强环伺、内部军阀统治的残酷现实面前，不进行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很难求得小范围内的局部安宁，新村建设的构想很快被证明难以推行。青年毛泽东也不得不进一步思考如何改变国家和民族的现状。这段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受到岳麓书院的影响。在1917—1919 年期间，青年毛泽东曾三次寓居岳麓书院，最长的一次达半年时间，透过寓居的半学斋窗户，就能望见“实事求是”这四个大字。多次出入于此，他不能不受到“实事求是”的启发。岳麓书院是湖湘文化的精神高地，近代以来，培养出了一大批深刻影响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匡世之才，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湘学士风，书院讲堂更是高悬“实事求是”匾额。毛泽东在此处的新村社会实践，是他改造中国社会的积极尝试。在经过实践探索，发现这条道路走不通时，他不会执拗不放，而是善于从中分析原因，进行深刻反思，进而探寻到符合客观实际的方式方法，充分体现出湖湘文化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精神。

三、政治运动与革命斗争：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青年毛泽东深受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从不单纯地坐而论道、冥思苦想，对于任何一种新的思想理论，他均要身体力行，通过实践检验其是否可行。空想社会主义、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想，在毛泽东的逐一实践中，均被证明在中国行不通。他逐渐认识到中国社会唯有经过彻底的革命斗争，推翻反动统治阶级，方能从根本上发生改变。

（一）发动“驱张运动”：探索湖南自治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青年毛泽东组织新民学会会员串联长沙各校，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罢课积极响应。随着时局的变化和社会形势的发展，毛泽东意识到迫切需要创建一份革命的刊物，宣传爱国主张，唤起民众的觉醒。在湖南省学联的推动下，创建了《湘江评论》，毛泽东担任主编，并亲自执笔大部分文稿，在全国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得到李大钊、杨昌济、黎锦熙等人的高度赞赏，学生、教师和社会进步人士等群体成为刊物忠实读者。由于学联组织学生开展罢课和抵制日货运动，很快遭到湖南省省长兼督军张敬尧的解散，《湘江评论》也因其立意深刻、针砭时弊的犀利笔锋，在发行五期后被查封。军阀变本加厉的暴力统治，让毛泽东和同伴逐渐认识到，对手握兵力的武人政治，通过和平说理的方式绝无可行，唯有通过斗争的手段表达合理诉求。

张敬尧自1918 年率军踏入湖南之后，在湘的罪恶行径与日俱增，加之学联被取缔，青年爱国运动被禁止，进步刊物被连续查封。毛泽东开始组织进步青年，秘密策划将张敬尧驱逐出湖南的运动。这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和魄力，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要对付张敬尧这种残暴、狡诈的军阀头子，不能意气用事，仅凭学生之力去作以卵击石的牺牲，而是要联合社会各界的力量，组织请愿代表团，奔赴北京、上海等地请愿，赢得各阶层进步人士的同情、理解和支持，给张敬尧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

在毛泽东的正确组织策略下，各代表团成员勠力同心，争取到社会各界的声援，经过极其艰辛的努力，加之军阀内部的多重矛盾以及湘军谭延闿、赵恒惕等人的武力威胁，张敬尧在1920 年6 月被驱逐出湖南。驱逐出张敬尧不是毛泽东的最终目的，在驱张运动中，他就和彭璜等人开始思考将来的湖南发展方向。青年毛泽东所设想的是实现“湖南自治”，成为中国的先进样板。在自治舆论营造起来后，谭延闿和赵恒惕怀着各自的目的，虽然表面支持自治运动，但事实上他们不可能交出手中的权力。青年毛泽东深刻认识到，要同军阀统治者谈政治讲民主，无异于从老虎口中讨碎肉。湖南自治运动虽然最终失败，但这是青年毛泽东又一次努力改造社会的积极尝试。这也进一步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转变，让他意识到局部区域的改变难以实现，通过改良主义改变中国的路径已走不通，中国社会迫切需要总体性的革命变革，实现国家的根本改造。

（二）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寻求适合改造中国社会的路径

青年毛泽东善于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能够在实践中摒弃不合时宜的想法。他与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有过深入交流，同胡适、周作人、王光祁等非马克思主义者也有过频繁接触，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中进行过比对、思考。湖南自治希望的破灭让青年毛泽东的思想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并认识到需要建立新的政治组织。这段时期，从他与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和萧子昇的通信中可以看出思想的极大转变。萧子昇在信中主张“以教育为工具的温和革命”，不赞成“俄式革命”。蔡和森则认为，“中国将来的改造，完全适用于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原理”，并提出要“组建共产党”。[13]130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13]148因而，他极为赞同蔡和森组建共产党，走俄国革命道路的主张。

青年毛泽东在思想上发生转变的同时，还极力促进新民学会会员思想向新的方向发展。他客观地认识到，“个人的发展或学会的发展，总要有一条明确的路数，没有一条明确的路数，各个人只是盲进，学会也只是盲进。”[15]基于这些思考，毛泽东组织新民学会讨论会，探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及方法；创办文化书社，传播进步书刊；组织俄罗斯研究会，探究和宣传俄国革命情况，等等。毛泽东的种种举措，均在极力为湖南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奠定组织基础和理论基础。青年毛泽东在长沙的积极行动得到陈独秀的高度认可，他的才干也得到陈独秀的赞赏，长沙从一开始起就纳入其建党计划之中。1920 年11 月，陈独秀和李达致信毛泽东，正式委托他在长沙建立党的早期组织。1921 年6 月，毛泽东接到赴上海参加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他与何叔衡旋即离开长沙，奔赴上海参加这一后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会议。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回到长沙领导建立起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他担任支部书记，极其注重党的地方组织建设。他采取恰当的斗争策略，成功地组织和领导一系列表达工人诉求的罢工，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工人中的影响力，初步奠定起党的工人阶级基础。纵观青年毛泽东这段艰辛的理论探寻和实践摸索，他始终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厘清自我思想中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在反复对比中实现思想上的彻底转变，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走上彻底的革命道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在领导地方的农民运动中深入实践，先后撰写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等理论水平极高、现实针对性极强的文章，加深了他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状况及革命道路的进一步理解。

（三）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探寻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

1927 年“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发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在国民党的“清党”和“分共”中，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艰难抉择。彼时，党的首要任务是如何保存革命力量，采取怎样的斗争方式和组织形式，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赢得革命的最终胜利。在中共五大上，毛泽东向大会提出开展土地革命、发展农民武装等诸多符合实际的提案，力图减少革命的损失，挽救危机中的革命，但未得到以陈独秀为党中央的理解和接受。当时中国的统治阶级对内实行独裁统治，手里握有大量的反革命武装，中国的革命不可能有合法斗争的生存空间。

危急时刻，1927 年“八七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16]的论断，探寻新的革命路线，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关键决定。随后，在秋收起义中，面对强大的敌人，起义军对敌情估计不足以及作战经验的缺乏等原因，部队损失惨重。毛泽东审时度势，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将部队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在途中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确立“党指挥枪”的原则。“毛泽东在率领起义军南下途中，经过调查研究，选定位于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即井冈山地区作为部队的立足点。”[17]232在革命危急的生死关头，毛泽东反对一味进攻大城市的错误主张，适时率领部队到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向井冈山的伟大进军，更是毛泽东处事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经典之作。”[17]232如果缺乏实事求是的思想，毛泽东不可能提出并解决这样的问题，更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新道路。

四、结语

毛泽东是我们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主要探索者和创立者，贡献至巨。但这一重要思想是如何形成，有哪些影响因素，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史上具有怎样的意蕴。要回答这一系列问题，绕不开毛泽东青年时期的经历。从1910 年到1927 年，这十七年是青年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他所接受的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理念，他所受到的新式教育，他身体力行的社会实践，他所经历的革命斗争，等等，已熔铸进他的生命，奠定起他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这一思想基础产生的意义极其深远，它直接影响到中国革命道路和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确立。后来，在艰险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始终坚持实践出真知的主张，对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提出要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著名论断，对实事求是赋予全新的阐释，提升到全党思想认识的高度，从而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从历史角度来看，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艰辛的探索历程。唯有深入到中国近代历史主题和湖湘文化思想环境，深入到青年毛泽东的求学经历、实践经历以及革命经历，才更有助于从源头上把握住青年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发展和形成的历史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