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浴洋

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上,严家炎是第二代学者中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①陈平原:《教材编写与严谨求实的一代——关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及其他》,《小说史学面面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152-153页。。所谓“领军”,不仅是指他长期在学科发展中担当领导职务与发挥组织枢纽作用,更指他出道早、成果多、影响大与生涯长。他上承第一代学人王瑶、唐弢与李何林等开创的学术格局与精神气象,同他们合作密切;下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第三代以降学者拓展的学术潮流,与之也多有互动和对话。从学科代际上讲,他是第二代学人的重要代表,具有这一代学者的共同特点;但其观念、眼光、个性与成就又不为代际所限,不同学术世代与时代的印记和经验在他身上交融,形成了他高度可辨识的学术风格,既集大成又特色鲜明。

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便执教北京大学中文系,开启了学术生涯,20世纪60年代初期又因为文学批评而一举成名,同时作为核心成员参与了“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的高等学校中文系教材”之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②《前言》,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页。但严家炎在学科史上更为重要的“亮相”还是在“文革”结束以后的历史转折点上。

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不在一般性地改变以往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围和某些具体观点,而在试图从根本上将那种以革命史为中心的文学史叙事转变到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历史认识上来”③邵宁宁、郭国昌、孙强:《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7页。。这一学术进程的先驱,正是严家炎。而从“现代化”到“现代性”,也正是严家炎学术道路的核心线索。2021年,十卷本《严家炎全集》推出。米寿高龄的他在代序中写道:“纵观我几十年来的教学与研究,可以清晰地看到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④严家炎:《中国文化的精神出路(代序)》,《严家炎全集·考辨集》第1卷,新星出版社2021年版,第4页。

无论是使用20世纪80年代色彩浓郁的“现代化”修辞,还是调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更为通行的“现代性”话语,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特征及其起点、成因、动力与出路的追寻始终都是严家炎最为本质的学术追求。他在文学史书写、鲁迅研究、现代小说研究与文学批评等方面的杰出建树都是围绕这一主线展开的。在严家炎的现代文学研究中,对于“起点”问题的反复讨论,便是其“文学现代性”观念最为根本的支撑与最为充分的实现之一。

一、从“历史联系”到“‘起点’问题”

《严家炎全集》问世之后,北京大学中文系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合作举办了“严家炎学术思想暨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对于严家炎的学术成就,与会者一致称道。但陈平原提醒:“严先生的贡献,远大于《严家炎全集》。”⑤陈平原:《严谨之外,还有宽容——我眼中的严家炎先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期。单就学术著述而言,“大于”的部分主要是指严家炎主编的两部经典的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关于严家炎协助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学科史上的重要地位,学界已有公论。而其在2002年受教育部高教司委托,会同十位学者历时八年完成的三卷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同样也是一部力作。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正文的开篇,严家炎提出:“中国的现代文学起于何时,这是一个大可讨论的问题”。在他看来——

像过去那样,现代文学史就从五四文学革命写起,如今的学者恐怕已多不赞成。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中国的现代文学史或二十世纪文学史,应该从戊戌变法也就是十九世纪末年写起。但实际上,这些年陆续发现的一些史料证明,现代文学的源头,似乎还应该从戊戌变法向前推进十年,即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算起。

所谓“像过去那样”,最为典型的文学史文本正是严家炎协助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此书虽然承认“鸦片战争后的近代文学”具有“先导”作用,但明确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运动时期”。除去在《绪论》中对于近代文学改良运动略作介绍,并且重在突出其历史局限以外,全书正文的首章首句便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伟大的开端”①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页、第28页。。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绪论》出自严家炎之手。根据他的回忆,这一部分在20世纪60年代由唐弢做过修改。②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几个基本问题》,《求实集: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8页。1979年印刷的版本应当就是唐弢的定稿,在某种程度上自然也代表了整个编写组的共识。其论述基调,特别是关于现代文学的起点、性质、成分与“矛盾斗争的过程”的定义,受到了《新民主主义论》的很大影响。尽管在正式出版时其中已经隐约可见一丝“早春”气息,但给人的印象仍然是“既成为新文学史著中水平最高者之一,又让人觉得缺乏新鲜感”③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2页。。

数十年后,当严家炎再度为一部现代文学史开篇时,他不仅主张“起点”问题“大可讨论”,而且也直接将“从五四文学革命写起”改为“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算起”。其间的跨度不可谓不大。严家炎关于“起点”论述的变化,当然有时代风云潜移默化的作用。但不应忽略的是,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在他的学术思想脉络中也有一条线索,只不过由隐到显罢了。在1983年出版的《求实集: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以下简称《求实集》)中,他以《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几个基本问题》(以下简称《基本问题》)为题收录了其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执笔的《绪论》。与《绪论》相比,此文在入集时“由作者作了局部改写”。除去为每节拟定了显豁的标题(譬如首节题为“与近代文学的历史联系”),全文的基本观点与思路未做大的调整,但论述分寸与对象却更具弹性。其中的微妙差异不容错过。《绪论》的开篇是:

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运动时期,但以鸦片战争后的近代文学为其先导。

现代文学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现实土壤上的新的产物,同时又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的一个发展。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意识形态领域内发生的种种新变革、新学说,“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却又往往以“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成为现代文学开端的“五四”文学革命也是这样。适应着新的时代需要,它吸收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文化和文学方面的许多成分,同时也利用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积累的“思想资料”以及某些改革的成果,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去完成先驱者未能完成也不可能完成的历史性任务。因此,要理解“五四”文学革命和中国现代文学,有必要先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和文学历史的状况作一番考察。④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2页。

这两段文字在《基本问题》中则被改为:

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运动时期,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现实土壤上的新的产物。但它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如果我们把现代文学的产生看作是一场质变、一个飞跃的话,那么,这场质变可以说是经过长期的量变来作准备的。它的先导——或者说前身——就是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文学。

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意识形态领域内发生的种种新变革、新学说,“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却又往往以“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成为现代文学开端的“五四”文学革命也是这样。适应着新的时代需要,它吸收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文化和文学方面的许多成分,同时也充分利用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积累的“思想资料”以及某些改革的成果。最早的一些新文学史著作(如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陈子展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等)都把“五四”以后新文学的发展同近代文学的变化联系起来考察,这是很有道理的。可以这样说:不了解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和文学历史发展的因由,便很难真正理解“五四”文学革命和中国现代文学。①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几个基本问题》,《求实集: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8-39页。

后者对于前者的充实显而易见。这是关于“与近代文学的历史联系”一节中调整最多的两段(此节中的其他修订主要是材料补充),也是全文中比较明显的改动处之一。首先,对于近代文学的主体地位与历史作用,《基本问题》做了更为正面的肯定,其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也被强化。其次,胡适及其著作以学术依据的形式出现,彼时新近整理发表的朱自清的著作也被及时纳入,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尽管也写到了胡适,但拉低其历史贡献的用意十分明显。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则是由赵园整理,1982年在《文艺论丛(第14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上首次发表的。这些都是学科重建带来的观念与资料的更新在文中的显现。更为重要的是,与《绪论》中遵循的不言自明的理论框架相比,《基本问题》强调了“最早的一些新文学史著作”在历史书写方面“是很有道理的”。在不否认既有的政治论述的合法性的前提下,严家炎此时有意凸显对于“文学历史发展”自身的探索,力图使得学术研究的合理性获得更多具体历史经验的支持,进而使得学科工作建立在“史”而非“论”的基石上。当然,严家炎与唐弢的文学史观本来就有“和而不同”的一面,此轮“局部改写”也将之突出出来。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出全的1980年,严家炎写作了《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一文,呼吁正视现代文学学科“名实不符”的问题。他列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问世的诸种现代文学史中存在的一连串问题,诸如“不讲少数民族”、“不讲这个阶段同时存在的旧文学”、“不讲鸳鸯蝴蝶派文学”、“不讲国民党御用文学”与“资产阶级文学讲得也很少”等。③严家炎:《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笔谈之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此文发表之后产生了很大影响,也作为首篇收入了《求实集》。唐弢在1983年为之作序时回应了严家炎的观点。他表示自己与严家炎一样,“坚决反对名实不符的现象,赞成中国现代文学史开拓其研究的领域”。对于文学史中“只讲汉族”“只讲革命文学”,唐弢也认为“这样的情形是应当改变的”。但他笔锋一转,又说到“没有必要正面介绍旧文学和鸳鸯蝴蝶派文学”,因为“它们不是现代文学”。至于近代文学,他也认为“不属于现代文学的范围”④唐弢:《序》,严家炎:《求实集: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6页。。可见,唐弢仍旧坚持《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基本立场。

对于唐弢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史观,有必要做专门讨论。此处只是以之作为参照,展现严家炎的某种“松动”与“偏离”,以及其中蕴含的思想力量。其实,在“不同”的一面之下,严家炎与唐弢相“合”的基数更大。仅就“起点”问题而言,严家炎直到2001年的判断还是“文学史的新阶段——现代文学阶段,只能从‘文学革命’后新文学的诞生算起,虽然它的受孕可能远在19世纪末年和20世纪初年”⑤严家炎:《文学史分期之我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这与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绪论》以及《基本问题》中的说法保持了一致。而编纂《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历带给严家炎的更为根本的启示,还在于学术方法与精神层面。在为《求实集》作序时,唐弢曾经谈到和严家炎一起编写文学史时订下的原则:“采用第一手材料,反对人云亦云”,“期刊往往登有关于同一问题的其他文章,自应充分利用”,“尽量吸收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复述作品内容,力求简明扼要”,与“文学史采取‘春秋笔法’,褒贬从叙述中流露出来”。唐弢表彰严家炎“正是在各方面做得较多较好的一个”⑥唐弢:《序》,严家炎:《求实集: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日后,严家炎一再回忆唐弢的这五条原则⑦严家炎在唐弢去世以后写作的《悼念文学史家唐弢先生》与《唐弢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两篇文章中都记录了这五条原则。,他在整个学术生涯中秉持的方法与方向也几乎可以追溯至此。

2002年,当严家炎启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编纂,再度回到书写文学史的状态中时,他仍然是按照唐弢的原则进行工作的。唐弢原则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实事求是”与“论从史出”⑧参见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17-418页。。而在严家炎看到更多也更为丰富的历史事实以后,本着这一原则,他的论述自然也就相应做出了调整。因此,2001年还坚持“现代文学阶段,只能从‘文学革命’后新文学的诞生算起”的他,不久以后便开始修正自己先前的说法。在就文学史分期问题表态时,严家炎提到了是时对于学界造成冲击的名文——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①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最先在陈平原、王守常、汪晖主编的《学人(第10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上发表,并且以“头牌文章”的身份收入其文集《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中,从而产生广泛影响。他没有直接评骘这一观点,只是表示“很值得讨论”。但到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接近完稿的2009年,他就明确表达了对于“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说的赞成,认同现代文学的“起点”应当在“晚清”,并且认为王德威对于“晚清文学”的界定“说得比较晚,一般地认可到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他们这里”,而事实上“还要早起码十年左右”。②贺桂梅:《从“春华”到“秋实”——严家炎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09年第6期。这便已经可见他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相关论述的雏形。

2009年,为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召开了“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严家炎做了题为《五四文学思想探源》的报告。他在文中说到,由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发现现代文学“最初的起点,根据我们掌握的史料,是在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对此,他从“理论主张”、“国际交流”与“创作成就”三个方面加以论述,其标志分别是:第一,黄遵宪在1887年定稿的《日本国志》中已经阐述了“言文合一”的思想,在“文学理论上提出了以白话(俗语)取代文言的重要主张”;第二,陈季同在同一时期形成了“世界的文学”的观念,“为五四新文学的发展预先扫清道路”,“真正站到了时代的巅峰上指明方向”;第三,“伴随着小说戏剧由边缘向中心移位,创作上出现了一些比较优秀的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作品”,陈季同1890年在法国以法文创作的长篇小说《黄衫客传奇》与韩邦庆1892年开始在上海连载的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便是明证。③参见严家炎:《五四文学思想探源》,王风、蒋朗朗、王娟编:《重回现场: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0页。

《五四文学思想探源》即次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及其标志”一节。文章原本还有一则“附记”(编入文学史时略去),提及严家炎2002年写作的《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随想》。那是他首次提出“那些用外文来写作,并且在所在国发生较大影响的中国作家,他们的作品到底应不应该进入中国文学史”的问题。他举到了陈季同的例子,称其为“中国第一位用西方方式写长篇的作家”④严家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随想》,《严家炎全集考辨集》第1卷,新星出版社2021年版,第241页。。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问世的同年,《黄衫客传奇》的中译本出版。严家炎为之作序,题为《一部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晚清小说》。⑤严家炎:《一部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晚清小说》,《中华读书报》2010年3月17日。而序文的内容,亦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陈季同的《黄衫客传奇》”一节。《黄衫客传奇》是整部文学史中专节介绍的第一部作品。这应当是严家炎有意为之的。

或许是感到有必要说明自己为何会调整对于现代文学“起点”的判定,严家炎在2011年将《五四文学思想探源》改题为更加直白的《中国现代文学起点在何时?》(以下简称《起点在何时?》)发表时,专门在文前交代——

中国现代文学起点在何时?——这个问题的提出,并非始于近年。实际上,将近半个世纪以前,就根据当时掌握的部分史料,已向有关方面的领导提出过。

记得那是1962年秋天,在前门饭店连续举行三天审读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提纲(约有十五六万字)会议上,我曾利用一次休息的机会,向当时与会的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提了一个问题:“黄遵宪1887年定稿的《日本国志·学术志》中,已经提出了‘言文一致’、倡导‘俗语’(白话)的主张,这跟胡适三十年后的主张是一样的,我们的文学史可不可以直接从黄遵宪这里讲起呢?”林默涵摇摇头,回答得很干脆:“不合适。中国现代文学史必须从‘五四’讲起,因为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已经划了界限:‘五四’以前是旧民主主义,‘五四’以后才是新民主主义。黄遵宪那些‘言文一致’的主张,你在文学史《绪论》里简单回溯一下就可以了。”我当然只能遵照林默涵的指示去做,这就是“文革”结束后到1979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绪论》里的写法。它简单提到了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提到了黄的“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语文改革主张,以及“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的理想,但打头用来定性的话却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运动时期”,“现代文学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现实土壤上的产物。”之所以会形成这种状况,一方面是政治结论框住了文学历史的实际,另一方面又跟当时学术界对文学史料的具体发掘还很不充分也有相当的关系。①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起点在何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精神:严家炎自选集》,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年版。此文原刊《明报月刊》2011年第5期。

严家炎的这段追忆很值得分析。以其一贯的严谨,及其当时与林默涵的工作关系,当然可以相信二人之间确实发生过这样一段对话。《中国现代文学史》对于相关内容的处理,也完全能够佐证对话的结果。之所以值得辨析,在于事后的解读与对话的实际指向或许不无参差。严家炎在《起点在何时?》的开篇特别写到这一往事,意在表明“起点”问题在现代文学史写作中始终都是一个“问题”,只不过在特定历史时期由于外部压力与内部准备不足而被悬置或者遮蔽了。

不过问题是,在20世纪60年代编写文学史时,大概并不存在是从胡适讲起还是从黄遵宪讲起的问题,两者在既定的论述框架——也是一种文学史观——中其实都无关宏旨。即便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出版时,局面依旧如此。他们充其量只是文学史在材料层面上的“具体的补充”,对于“现代文学”的性质论定另由其他作家作品承担。世殊时异,只有在写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时,谈论胡适或者黄遵宪的意义才大为不同。他们非但与“起点”有关,更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决定着“现代文学”的定义。严家炎的回忆实则叠印了不同时代的信息与问题意识。

如此理解还有一个重要根据,便是在投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编纂之前,严家炎并未给予晚清文学特别关注。在整个20世纪后二十年,他的学术兴趣都另有所在。直到再度进行文学史书写以前,他对于现代文学“起点”的认定都未做大的调整。但严家炎的回忆还是提示了他对于“起点”问题一以贯之的重视。而伏脉千里的关切与关怀终于在2002年以后从隐到显,直至成为其文学史观的一大根本体现。

在2014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精神:严家炎自选集》中,《起点在何时?》被置于首篇。可这还不是严家炎关于现代文学“起点”新论的最终文献。2013年,他根据各方反馈,更进一步将之修订成为专题论文,以《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以下简称《“起点”问题》)为题在次年发表。在2016年出版的具有学术精选集性质的《师道师说(中国文化书院八秩导师文集)·严家炎卷》中,此文负责开篇。而在《严家炎全集》中,《“起点”问题》更是被作为首卷首篇。由此可见严家炎对于该文的珍视与偏爱,以及在其整个学术生涯中的定位。当然,这更多代表了他晚年的认识。

二、论争中的交锋与错位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出版以后,曾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学术研讨会。“起点”问题作为全书的亮点之一,自然格外引起关注。尽管会上也有部分学者提出不同声音,但一批资深学人对此基本都持肯定态度,保留意见大多引而未发。

温儒敏与张福贵都出席了研讨会。2011年,就在参加座谈会以前,温儒敏针对当时的现代文学研究现状发表了《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界”及“价值尺度”问题——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现状的梳理与思考》,其中有一节专论“研究‘边界’拓展与文学史观调整”②温儒敏:《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界”及“价值尺度”问题——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现状的梳理与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无疑正为深入讨论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样本。于是,在研讨会发言的基础上,他又写出了《再谈现代文学史写作的“边界”与“价值尺度”——由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所引发的研讨》,集中就此发言。温儒敏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最近十多年来现当代文学研究最重要的标志性成果”。但对于严家炎将现代文学的“起点”前移的做法,他并不支持,理由是“从现代文学史一般的叙写立场看,晚清的‘新变’还只是‘量变’,离‘五四’前后的‘质变’还有一个过程,‘五四’作为重大历史标志的地位,是晚清‘新变’所不能取代的”。他直言:“把一本用法语写作、近年才翻译成汉语、在本土毫无影响的《黄衫客传奇》当作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端’,总觉得有点怪怪的。”①温儒敏:《再谈现代文学史写作的“边界”与“价值尺度”——由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所引发的研讨》,《学术月刊》2011年第12期。其实非独温儒敏,当时学界普遍都不能接受如此观点。

2012年,张福贵发表《经典文学史的书写与文学史观的反思——以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为中心》。在向严家炎致意,表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一部经典的文学史著作”之后,他也表达了对于“起点”新说的质疑。他同样是把这一问题与“现代文学史的边界问题”联系在一起认识的。他引用了温儒敏关于“晚清”与“五四”之于现代文学的意义是“量变”与“质变”的论述,提出“晚清”只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对象,“五四”才决定了现代文学的“学科”性质。在他看来,严家炎的做法只是一种个性的“学术”探索,至于“学科”的边界则仍然需要由“共识”厘定。②张福贵:《经典文学史的书写与文学史观的反思——以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为中心》,《文艺研究》2012年第8期。

温儒敏与张福贵的回应具有高度的代表性。严家炎的“起点”新说引起的论争,主要便聚焦于《黄衫客传奇》能否作为“由中国作家写的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作品”③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以及现代文学的发端是否可以从“晚清”算起两个方面。关于前者,温儒敏迄今也持反对意见。④温儒敏:《文学史家的境界高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期。而由此关涉的其实是如何看待“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以及怎样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处理中国作家与海外华人作家的外语写作等问题。从更深层次上讲,则触及了“现代文学”乃至“现代中国”的范围——这自然也是一种“边界”。至于“五四”与“晚清”的纠葛,问题更为复杂,交锋更加尖锐,批评者的“边界”意识也更加显豁。

温、张在文章中无一例外地提到了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论述。一说到现代文学由“晚清”发端,便马上归并到“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提法中,可以见出学界的某种潜意识或者无意识。仿佛“晚清”的发明权先在地出自海外,而且“起点”前移一定是为了——或者一定会造成对于“五四”的“降解”⑤关于“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在现代文学学科史上的影响及其引发的争议,需要专案考察。但简单将之作为一种异质的声音加以对待,显然失之草率。。其中俨然存在一种“内外之别”。所谓“内外”,既指大陆内外,也指现代文学学科“内外”。在这样一种二分结构中,大陆学界发现“晚清”的“内在理路”及其取得的成就被忽略了,⑥对于“晚清文学”的关注的确在海外汉学传统中渊源有自,但在大陆学界同样也有其线索。从阿英的《晚清小说史》到陈平原的系列研究(《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与《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等)不但在时间上不落海外学界,而且也自有贡献。而严家炎数十年间对于“起点”问题的思考脉络无疑也被掩盖了。

关于“五四”,早在1996年严家炎就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不怕颠覆,只怕误读。”他认为现代文学研究应当“继承‘五四’,又超越‘五四’”⑦严家炎:《不怕颠覆,只怕误读》,《五四的误读》,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1页。。此说完全早于其“起点”新说的提出,所以绝非是为配合“新说”而做出的姿态。同时,严家炎发表这一观点也在“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论述在大陆学界产生广泛影响之前。既然“不怕颠覆,只怕误读”是其一直以来的学术原则,大概是感到“起点”新说被“误读”了,他才在2013年利用定稿《“起点”问题》的机会,正面回应了争议最大的两个话题,特地补充了两段。其一是——

也许会有读者产生疑虑:用外文写作的小说可以进入中国文学史吗?我认为,在歌德和马克思先后指出“世界文学正在形成”或者“已经形成”的时代,中国有一些作家用外文来写作品,这件事本身恰恰显示出了鲜明的现代特征。陈季同生活在一百二十多年前的法国,又看到了佛朗士一类作家公开在报上的非常看不起中国文学的那些批评,他几乎是情不自禁地拿起了自己的笔。陈季同之外,创造社成员陶晶孙曾用日文写过小说《木犀》,台湾作家杨逵也在日本左翼报刊上发表过《送报夫》等作品(为了躲避日本殖民当局对汉语文学的严密审查),凌叔华用英文发表过自传性小说《古韵》,林语堂更用英文创作过《京华烟云》等一系列长篇作品,鲁迅则在日本《改造》杂志上用日文刊出过文章。认真搜索起来,曾经用外文写作的中国作家人数恐怕还更多。当然,他们的作品也只有被翻译成汉语之后,才能对更广大的中国读者产生影响。所以,我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里写到陈季同的《黄衫客传奇》,实在是一种非常正当、非常合乎情理的事情。①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

这是严家炎对于《黄衫客传奇》及其相关问题的说明,他是将陈季同的个案放在整个文学史的视野中加以定位的。在晚年的访谈中,严家炎也继续呼吁加强对于中国作家与海外华人作家的外语书写的研究。②李浴洋:《十卷〈全集〉,求实人生——严家炎先生访谈录》,《现代中文学刊》2020年第6期。他在《“起点”问题》中补充的第二段是——

19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许多文学史实证明:如果说1890年前后中国现代文学已经有了起点,那么,后来的“五四”文学革命实际上是个高潮,其间经过了三十年的酝酿和发展,两三代人的共同参与。黄遵宪、陈季同当然是第一代,梁启超、裘廷梁、曾朴以及其他用白话翻译西方文学的伍光建、周桂笙、徐念慈、周瘦鹃等都是第二代,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沈雁冰、郑振铎、郭沫若、郁达夫等则是第三代,陈独秀、鲁迅、周作人可以说是二代、三代的活动都参加过。他们各自创建出不少标志性的业绩,最后在诸多条件比较成熟的情况下,才取得了圆满成功。“五四”文学高潮能够在几年时间内迅速获得胜利,与许多条件都有关系,而“五四”前夕中国留学生已达到近五万人之多,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③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绪论》与《起点在何时?》中,严家炎也都简略提及了此意。而此次补充无疑是他对于“晚清”与“五四”在文学史上的关系的一次更为充分的论证。严家炎并非否定“五四”的意义,而是致力为“实际上是个高潮”的“五四”进行“探源”。他发表相关论述时最初使用的题名《五四文学思潮探源》其实非常准确地揭示了他的问题意识。

除去如是两处补充,《“起点”问题》还在若干细部做了调整,比如在论及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创作成就”时,在原有的《黄衫客传奇》与《海上花列传》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老残游记》与《孽海花》两部。此外,文章题目的修改也意味深长。相比之下,《起点在何时?》更多围绕“问题”展开,乃是一篇“考辨”之作,《“起点”问题》则更具理论色彩,是以历史研究的方式对于重大理论问题作出回应。自然,严家炎同时回应的也还有关于“起点”问题的论争。

2014年,《“起点”问题》发表。这成为了严家炎对于这一问题最为完善的论述,此后他未再修订。而近年学界在接受严家炎的新说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关于由陈季同引起的如何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处理外语写作的问题,不少学者开始更为通达地面对。在从事台港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学者看来,华人世界中“同一个人既写中文,也写英文,是常见的现象,将其人为割裂显然是不合适的”,“即使外文写作,也彰显华人的主体性,需要纳入研究”。④赵稀方:《严家炎:文学史的视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期。对于年轻一代学者而言,以民族—国家为本位、以“新文学”为立场的现代文学史“装置”原本就是需要反思的对象。与其保持既定立场,对于《黄衫客传奇》一类作品“视而不见”,倒不如以之作为对话的起点:“文学史是否一定要在一个民族国家的框架中才能得到阐明?”⑤张丽华:《从陈季同〈黄衫客传奇〉入史反思文学史的民族国家框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期。而更具标本意义的,还有高远东的观念转变。对于严家炎的观点,他起先迟疑,后来才逐渐转向支持。在这一过程中,“台湾文学中台湾作家用日语创作的台湾生活小说,从来就是台湾文学的一部分”的启示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于是“顿悟”,“陈季同主动的法语写作”可谓“世界文学背景下中国文学之第一个‘华裔文学’现象”,“将其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现象来看,确实是完全没有问题的”。⑥高远东:《严家炎先生的治学精神》,《文艺争鸣》2022年第1期。此句据高远东教授底稿,发表时有删节。这样的态度调整,正在越来越多的学者那里发生。

但对于现代文学的“起点”究竟是在“五四”还是“晚清”的分歧,情况则要复杂得多。因为如何面对“五四”,在大陆从来都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作为一种价值象征,“五四”在当代政治生活与精神世界中始终占据显赫的地位。通过“五四”,可以防守,也可以出击。这也就使得涉及“五四”的论述时常卷入是非。就严家炎的“起点”新说而言,两大论争焦点——关于《黄衫客传奇》的性质以及入史、作为发端的资格问题,还有“晚清”与“五四”的辩证关系——是彼此纠缠的,但各自的理论与现实指向却又并不一致。前者相对容易厘清,后者则很难清理。

其实,对于“晚清”与“五四”的关系问题,严家炎的论述十分清晰。他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界定得非常明确:黄遵宪、陈季同与韩邦庆等的思想与实践“看起来似乎只是文学海洋上零星浮现出的若干新的岛屿,但却预兆了文学地壳不久将要发生的重大变动”,他们“不但与百日维新失败后的‘诗界’、‘文界’、‘曲界’、‘小说界’的‘革命’相传承,而且与二三十年后的五四新文学革命相呼应,为这场大变革做着准备”①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3页。。对于“晚清”与“五四”两个领域皆有研究的学者,大都也持此观点。

如果说将严家炎的“起点”新说置于和“五四”对立的位置上是论争中的错位的话,那么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除去强大的现实背景与学术惯性,他为了强调新意,而刻意突出“晚清”的“起点”意义实在也是一把双刃剑。当他把自己的论述抽象成为一种主要是关于“起点”的新说时,实际也简化了内在的历史感与丰富性。而简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意味着可能被符号化。“晚清”在当下的思想环境中已经被时代因素赋予了特殊意义,当然难免被推向“五四”的对立面的命运。这已经无关具体观点的得失,而是一种时代症候的表征。在这样的格局中,严家炎的新说便只能被纳入旧的结构中理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但毋需回避的是,他过分追求论争效果的论述策略,对此是负有部分责任的。

三、何为“现代”:“晚清”背后的“五四”

倘若从“晚清”与“五四”论争的层面跳脱出来,批评者未必没有洞见严家炎论述“起点”问题的核心意涵。温儒敏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提供的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文学史的标准”②温儒敏:《再谈现代文学史写作的“边界”与“价值尺度”——由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所引发的研讨》,《学术月刊》2011年第12期。,张福贵也指出“边界”问题的实质是“文学史观”③张福贵:《经典文学史的书写与文学史观的反思——以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为中心》,《文艺研究》2012年第8期。。他们都注意到了严家炎对于“文学现代性”的论述是其“起点”新说的理论根据。而如前所说,追寻“现代”正是严家炎文学史观的主线,是其现代文学研究的主干。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开卷即严家炎与袁进合写的题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特征》的《引论》。文章开宗明义:“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学,到清王朝晚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转折:开始与西方文学、西方文化迎面相遇,经过碰撞、交汇而在自身基础上逐渐形成具有现代性的文学新质,至五四文学革命兴起达到高潮。从此,中国文学史进入一个明显区别于古代文学的崭新阶段。”④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所谓“现代性的文学新质”便是现代文学不同于古典文学的根本特征,也是《引论》展开论述的主要内容。在关于“起点”问题的多个版本的文章中,严家炎将这些“新质”概括为:“一是文学理论上提出了以白话(俗语)取代文言的重要主张,并且付诸实践;二是开始了与‘世界文学’的双向交流,既将外国的好作品翻译介绍进来,也将中国的好作品向西方推介出去;三是伴随着小说戏剧由边缘向中心移位,创作上出现了一些比较优秀的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作品。”⑤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而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正是由此发端。

通过《引论》的内容,可以大略概括严家炎的“文学现代性”的主要组成,即以白话作为表达工具,以现代传媒作为生产与传播的物质媒介,以“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新的知识理念与价值标准”作为思想与艺术取向,关注的视野由“道”转向了“人”,以写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多元并存作为创作方法,同时“文学”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获得了“独立”地位。而所有这些的基础与旨归又都与“中国”融入“世界”,“中国文学”汇入“世界文学”有关。⑥参见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6页。

因此,当面对严家炎的“起点”新说时,与指认“晚清”与“五四”到底谁更有资格作为“起点”相比,“起点”究竟是以怎样的标准被指认出来的或许才是更为根本的问题。而“文学现代性”可谓其答案。在严家炎看来,“文学现代性”之于现代文学史书写的意义在于它不再是一种“外在于文学的标准”,而是“文学自身的标准”。①严家炎:《一个痴情者的学术回眸》,冯济平编:《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自述》,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232页。在这一层面上,严家炎讨论的“起点”问题的本质便成为了一个“文学标准”与“文学史的标准”的问题。其确立的是现代文学的“起点”,但更是一种“文学”价值,一种“现代”意涵,以及一种文学史观。

那么,严家炎的“文学现代性”的标准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他在访谈中回忆,“1981年纪念鲁迅百年诞辰,《文学评论》让我写一篇关于鲁迅小说的文章”,“我重读鲁迅小说,问自己:中国小说现代化从什么时候开始?”②贺桂梅:《从“春华”到“秋实”——严家炎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09年第6期。严家炎的现代文学研究,以小说研究用力最深,创见也最多。由于小说是整个现代文学的中心文类,所以对于“小说现代化”的思考也就是在回答“文学现代化”的问题。而关注“文学现代化”,当然是与“文革”结束以后国家意识形态的调整相关。虽然早在“十七年”期间,国家便已经确定了农业、工业、国防与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并且在1975年再度确认了这一目标,但“四个现代化”成为国家建设的中心与主流时代话语,还是在“文革”结束之后。当时的文学研究对此做出了积极回应,严家炎提出“文学现代化”就是其间的先声。除去与时偕行,“文学现代化”还有另外一重指向,即把文学从被过度捆绑的“外在于文学的标准”中解放出来,追寻“文学”本身“现代化”的来路与去向,树立“一种新的角度和标准”。③严家炎:《一个痴情者的学术回眸》,冯济平编:《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自述》,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233页。严家炎1981年完成的《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论〈呐喊〉〈彷徨〉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贡献》(以下简称《贡献》)便出色地承担了这双重的历史与理论使命。

通过考察鲁迅小说,严家炎得出:“如果说,历史决定了我国经济、国防和科学技术较大规模的现代化,只能在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才有条件真正提上日程的话,那么,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中国文学,其现代化的起点却要早得多——大约早了整整三十年。就是说,从‘五四’时期起,我国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有了和世界各国取得共同的思想语言的新文学。而鲁迅,就是这种从内容到形式都崭新的文学的奠基人,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开路先锋。”④严家炎:《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论〈呐喊〉〈彷徨〉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贡献》,《文学评论》1981年第5期。严家炎的这一论述,引起了唐弢的注意。在他看来,前一时代对于“现代文学”的解释已经过时与失效,但当时“关于‘现代文学’这个概念很混乱”。他看到严家炎的这段话时,称赞“说得非常好”,“倘使有人要问什么是现代文学,我以为这个解释庶几近之”,“即使意义尚不完整,却已经把现代文学最主要的特点指明,而且说得相当准确了”。⑤唐弢:《序》,严家炎:《求实集: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4页。

严家炎把“现代文学”定义为“和世界各国取得共同的思想语言的新文学”⑥《贡献》一文后被严家炎改题《〈呐喊〉〈彷徨〉的历史地位》编入其文集《论鲁迅的复调小说》时,“和世界各国取得共同的思想语言的新文学”一句改为“与世界各国取得共同语言的新文学”。《严家炎全集》中也是修改之后的版本。无论是文章题目的调整,还是“思想”二字的删节,都不如原文更加准确。,令唐弢尤其欣赏。而这也成为“文学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根据严家炎的回忆,他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出版以后,“大概是1980年下半年至1981年上半年这段时间内”得出这一结论的。⑦贺桂梅:《从“春华”到“秋实”——严家炎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09年第6期。他在学术年表中也著录了当时“集中精力思考现代文学问题”⑧《严家炎先生年表》,《严家炎全集·对话集》第10卷,新星出版社2021年版,第207页。。在《贡献》以外,严家炎1982年还专门写作了《历史的脚印,现实的启示——“五四”以来文学现代化问题断想》,更进一步阐发了“文学现代化”的观点。⑨参见严家炎:《历史的脚印,现实的启示——“五四”以来文学现代化问题断想》,《文艺报》1983年第4期。此后他便一直沿此探索,在小说研究、鲁迅研究与“五四”研究等方面不断前行。

1995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出版“现代文学研究十五年专号”。作为现代文学学科的“领军人物”,严家炎撰写了具有总论性质的《新时期十五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他在文中谈到,“进入新时期以来,学术领域最为重大的变化”是“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回到文学本身的轨道上来,成为具有科学形态和学术品格的独立的学科”。其中的显著标志是“文学现代化”标准的确立。“现代性”从20世纪90年代以降已经成为比“现代化”更富效力的术语,严家炎也开始采用。他提出:“文学的现代性或现代化,实际上包含了从文学语言、艺术形式、表现手法到作品思想内容、审美情趣诸方面不同于传统文学的全面深刻的变革和创新。这样的理解,意味着对于作家作品不再只是从政治的革命的角度出发,而是进行多视角、全方面的考察。这样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便于突出这段文学的根本意义和主要特征。”也是在此文中,严家炎呼吁:“中国现代文学要研究得好,不仅要下功夫研究现代文学本身,还要把目光扩展到它的前身和它的后身”,“前身”即“晚清以来的中国近代文学”。①严家炎:《新时期十五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世纪的足音》,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291页、第294-295页。

如果认为严家炎在“晚清”与“五四”之间做出了立场或者价值上的“站队”,那显然并不确切。早在《贡献》中,基于“鲁迅小说本身思想与艺术所取得的高度成就”,严家炎就提出了“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在鲁迅手中成熟”的经典判断。“高度成就”与“成熟”已经隐含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具有的“高潮”性质。在1981年,严家炎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主要是从鲁迅的个异性与独特性着手的,但他也发现鲁迅“在登上文坛之前,思想上、生活上、文学素养上都已有了成分的成熟的准备”②严家炎:《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论〈呐喊〉〈彷徨〉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贡献》,《文学评论》1981年第5期。。所有这些几乎都是他日后关注“晚清”的伏笔。

严家炎是从对于“文学现代性”的理解出发追溯现代文学的“起点”的。而他对于“文学现代性”的定义又是从鲁迅与“五四”的“文学新质”出发得出的。在其以“晚清”为“起点”的“新说”背后,其实是对于“五四”的系统认识与持续研究。鲁迅与“五四”是贯穿严家炎的整个学术生涯的两大领域。在严家炎的全部个人著作中,主题关于“五四”的最多。在出版《严家炎全集》的同时,他还编选了一本“大家小书”式的专题文集——《新文学小讲》。他在《小序》中说到,自己在超过一个甲子的学术岁月中,“对‘五四’新文学的探索和研究从未中断,对它的了解和认识也历久弥新,这或许是我对自己最为满意的地方”③严家炎:《小序》,《新文学小讲》,北京出版社2021年版,第2页。。

严家炎堪称最为执著地从事“五四”研究的现代文学学人之一。钱理群注意到,就在编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期间,严家炎主要的时间与情感也是投入“五四”研究的。他说:“严先生近年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引起争议的重大问题的重新考释,写了一些很有分量的文章。”④钱理群:《“守正出新”——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对当下现代文学研究的启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9期。而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所有关于“五四”时期现代文学的四章——《五四文学革命与新文学的诞生》《鲁迅:新文学的开路人》《五四后的新诗与散文》与《五四后的小说与戏剧》——也都由严家炎执笔。

倘若将严家炎的“五四”研究与其“起点”新说合而观之,大概可以形成对于他的文学史观的更为全面的认识。如其所言,“我的学术重心是对于‘五四’文学思想的研究,但这与把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确定在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并不矛盾”,“它们之间恰恰有着很清晰的逻辑联系”,“正是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精神和内涵中,我深深体悟到,他所具有的现代性正是区别于古典文学和近代文学的根本特征”,“既然如此,晚清时期的有关著作如黄遵宪的《日本国志》,陈季同的有关论述和小说,以及曾朴等好几位作家的文学作品中,已经明显地体现出文学的现代性特征,我们不能视而不见”。⑤李浴洋:《十卷〈全集〉,求实人生——严家炎先生访谈录》,《现代中文学刊》2020年第6期。

“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是严家炎的文学史观,也是其学术精神最为生动的写照。正是由于这份“实事求是”的精神,严家炎才可以在学术道路上既论“五四”,也谈“晚清”;既研究鲁迅,也研究金庸;既给予“社会剖析派”以最大理解,也成功发现了长期被打入另册的“新感觉派”。其“现代”意识的开放性与多样性由是可见一斑。而当所有这些充满张力的学术选择都融汇于严家炎的学术世界时,只能说明其文学史观是真正根植于历史的,因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便是多元的与不断生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