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彦森，刘昕冉

(郑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基于世界各国对和平发展的渴望而提出的新理念，是一个立意高远、思想深邃、内涵丰富的科学理论体系[1]，反映了全人类的普遍愿望和共同追求。深刻剖析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生成逻辑，能够为推动世界的繁荣进步提供思想动力和方法支撑。

1 历史逻辑

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一种具有全局眼光和世界视野的前瞻性思想，是对全球化不断发展、世界各国联系日益紧密这一现实的客观反映。全球化发展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部分西方国家对此采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举措，违背了时代发展潮流。和平是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文化基因，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了力量，也向世界释放出了中国坚决推进全球化的强烈信号。

1.1 全球化发展的历史逻辑

中国历来是一个友好之邦，是积极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国度。丝绸之路和郑和下西洋，都是我国积极友好地与周边国家在经济上、文化上互通有无、交流往来的历史事实。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历史悠久，并间接催生了全球化的萌芽。汉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分别途经了现今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印度等国，并与诸国进行了政治文化交流和贸易活动。张骞的两次通西域，是“丝绸之路”全面开通并正式形成的标志性事件。“丝绸之路”被认为是连接亚欧大陆的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路。“丝绸之路”的开辟不仅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也促进了欧亚大陆交通的不断拓展和繁荣，时至今日,“丝绸之路”仍是中西交往的一条重要通道。公元742年，鉴真开始东渡，历经5次失败后，于公元754年成功抵达日本。鉴真东渡不仅传播了佛教，还带去了大量书籍、药物、工艺品等，对日本的医学、书法、绘画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1405年至1433年，郑和7次下西洋，航线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达西亚和非洲东岸，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在世界航海史上都是空前的。在世界航海史上，郑和下西洋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等大洋的直达航线，拉开了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帷幕，加强了我国与亚非各国的友好往来。

15世纪末16世纪初，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欧地区部分国家借助航海技术的进步将市场扩大到了世界范围，各国、各地区间的交流往来日益频繁。资本的扩张扩大了人类的活动空间，为全球化的发展奠定了空间基础，“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开创了机器代替手工工具的时代，生产率迅速提高。资产阶级为了掠夺原料，倾销商品，开拓了世界市场，以野蛮的方式推动了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3]。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推动，西方发达国家加速推进了世界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全球化在这一时期得以快速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智能性、融合性、颠覆性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动了人类社会的飞速进步[4]。同时，这次工业革命将会促进世界经济向创新、协同、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迈进，使得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到全球经济发展中，并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随着全球生产要素和产品的自由流动，各个国家和地区可凭借自身优势在世界贸易中获取利益，促进本国经济进一步发展，这是推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动力源泉。察势者明，趋势者智。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着诸多前所未有的难题和挑战，国际冲突、强权政治等传统安全问题仍是当今世界和平发展的主要威胁，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病毒肆虐等非传统安全议题对国际社会的威胁也在日益加重。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客观判断，是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的坚决回击。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国际社会应团结协作、因势而动、顺势而为，以和衷共济取代置身事外，化危机为生机，体现了中国推进全球发展事业的决心和信心。

1.2 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历史传承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倡导的“以和为贵”“强不执弱，富不侮贫”，是几千年中国人最基本的价值认同，是中华民族在长期文明交往中的智慧结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实践中，中华民族继承和发展了“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等和平理念，形成了中国人看待社会、看待人类、看待世界的独特价值体系。中国近代以来所遭受的苦难,激发了中国人民对和平的渴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应该坚持新安全观，让和平的阳光普照大地[5]。和平发展是人类的共同事业。

和平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特点。中国的制度条件、中华民族追求和平的历史传统等,决定了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是必然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交往，大力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行了重新阐释，表明中国应该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指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表明应采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6]。20世纪末，江泽民同志主张各国应严格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对话增进信任、通过合作谋求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7]。进入21世纪，胡锦涛同志敏锐地认识到了国际竞争的严峻形势，指出中国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的发展才是持久牢靠的发展[8]。

随着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中国取得的卓越发展成就令世界瞩目。但无论何时，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5]436。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和平发展道路相辅相成。当今时代变迁，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世界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致力于建立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伙伴关系，符合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历史逻辑，是中国为人类和平与发展进步事业作出的新的更大贡献。

2 理论逻辑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和共同体思想既一脉相承，又对其进行了创造性发展，展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风范，使新时代中国外交的脚步更加坚定有力。

2.1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历程充分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3]168的预言。如今，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更深入、更广泛，预言已成为现实。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彰显了中国用和平发展方式促进国家间平等互利的智慧和决心。

首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动力与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一致。随着商品经济的盛行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新的生产力与旧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开启了世界历史的转变。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立场，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实践的、物质的行动，生产力是推动历史整体性发展的动力因素。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话题。当前，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实现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发展是首要任务，只有发展才是人类应对挑战的总抓手。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的继承。世界历史理论将“现实的人”作为研究的立足点和落脚点。一方面，世界历史理论证实了人的主体性，揭示了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要前提。另一方面，实现人的解放和发展是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和价值旨归。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世界人民更好地发展，将人民的美好期许变为现实。不论信仰、民族、身份、文化，世界各国人民都需要始终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共同为全球化的顺利推进贡献力量。人类共同愿望的聚合与构建，离不开对人民福祉的关切和佑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要求以“人”为主体视域，旨在为世界人民谋未来，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其为世界人民的共同繁荣发展创造了机会、搭建了平台，体现了更广泛、更深刻的人民性，顺应了各国人民追求团结、合作共赢的发展需求。

2.2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结果，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历史形态。首先，在“真正共同体”中，利益是“真正共同体”形成发展的根基，人类社会经过发展、变化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集体，以往的利益冲突消失殆尽，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根本一致。其次，在“真正共同体”中，人的本质得以逐步实现，个体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主体性，在享受劳动的过程中满足自我充实发展的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坚持协商对话、互学互鉴、共商共建，致力于构建安全、繁荣、开放的世界，传承了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的哲学基础。

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致力于“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统一，以实现全人类的共存共享为出发点，强调“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主张世界各国应通过协商交流寻求合作共享，从而确保个体、国家和民族能够在利益差异的基础上，实现互利互惠、共同发展。这不仅是对人类生存状况的现实关注、对时代问题的现实反应，同时也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中“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间矛盾解决的现实追求。另一方面，“真正共同体”强调以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实践路径，改造不合理的客观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倡导加强国际经济间的协调与合作，寻找更多的利益契合点和合作增长点。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张强化世界各国和地区间的普遍交往，反对相互排斥、相互取代，体现了对未来全球交往一体化的前瞻性规划。

2.3 新时代中国外交总目标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精髓。世界各国齐心协力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出的总思路和大方案，不仅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和共同体思想一脉相承，又对其实现了创造性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和共同体思想的当代发展。第一，实践路径的拓展：从科学理论到具体实践。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将实现“自由人联合体”作为终极目标，中国为此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自由人联合体”的真正实践，中国为此提出了翔实的行动方案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等。第二，实践主体的转变：从两大阶级到世界人民。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主体性作用；无产阶级承担着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重任，是共产主义世界历史的实践主体。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由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等多重主体构成，其实现依靠的是各个阶级间包容性的和平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整个人类为出发点，主张团结世界范围内的最广大力量，强调世界各国人民都是实践主体，不将参与力量的阶级属性作为关键考量。第三，虽然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实践指向相同，但二者实践的具体方式却不相同。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实现“真正共同体”首先要打破旧的国家机器，用暴力手段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9]。中国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建立在人类共同利益之上，以和平合作的方式守护世界安全。第四，虽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都旨在建立一个最适合人类生存的共同体社会，但是，“真正共同体”社会只允许无产阶级的加入，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却强调世界各国和地区应凝聚共识、携手前行，以相互联系取代相互隔膜，以宽广胸怀理性处理彼此分歧，显示出了极大的包容性。

总而言之，作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与精髓，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超越一国之私利，倡导对话协商、共享共建、互相协助，以互利合作取代零和博弈，契合了时代进步潮流，尽到了大国责任、树立了大国标杆，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注入了新动力，展现了中国主张和平发展、共赢共享的外交形象，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和共同体思想的当代创新，对人类命运和世界前途具有深远意义，昭示了建设更加美好世界的光明前景。

3 实践逻辑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时代同频共振，顺应了全球化发展大势，是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时代之问的解答。同时，随着国际局势的日趋复杂，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为世界做出了一系列实质性贡献，体现了中国的时代担当和大国责任，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注入了强大正能量。

3.1 体现了全球化发展的内在要求

当今世界，市场、资金、资源等等都是高度全球化的[10]。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推进，人们超越了地域、民族、宗教等种种局限，彼此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各文化间的包容互鉴也不断加强，人类关系空前密切。全球化在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的同时，也为人类发展带来了诸多问题和挑战，全球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依然突出，全球化的发展道路任重道远。

历史的发展总是在曲折中前进。纵观世界形势，人类社会遭遇多重危机，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西方部分国家涌现出了逆全球化思潮。但随着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和产业链的拉长，各个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依存度越来越高，全球化这一历史大势是不可改变的。人类能够认识、顺应和运用历史规律，却不能阻挡其发挥作用。

唯有应时顺势的思想方能凝聚共识，唯有洞察历史的远见方能指点迷津。当前，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能够与国际社会隔绝，世界前途命运应由各国共同掌握。因此，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要想应对全球性挑战、实现共同发展，就必须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引导全球化朝开放、公平、普惠的方向发展，使不同国家、阶层、人群都能共享发展成果，以平等协商取代以强凌弱、以合作消弭对抗、以共赢取代零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世界各国要摒弃意识形态对抗，以和合共生取代故步自封，只有相互合作、相互帮助才能更好地推动本国发展。可以看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坚持了正确义利观，准确把握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为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局势提供了巨大稳定性，体现出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真诚担当，为全球化和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助力。

3.2 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主题。但是，随着国际局势日趋复杂、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部分国家为了自身利益，在国际交流中采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举措。对美好世界的共同追求是中国与世界的最大公约数[11]。唯有洞察未来的远见，才有指引前行的感召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在寻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别国利益，展现了卓越政治家和战略家的开阔视野和宽广胸怀。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以及中国为此付诸的实践，都为解决世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难题提供了新智慧和新方案[12]。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作为21世纪的“凿空之旅”，“一带一路”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是中国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际合作的关键抓手。“一带一路”倡议以“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为主体框架，在不同的议题领域形成了可依托的国际制度平台，成为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其建设成果丰硕，如中巴经济走廊、雅万高铁的建设、丝路基金的设立等。事实证明，“一带一路”倡议逐渐从愿景变为了行动，正在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一种战略构想转化为客观现实，在世界和平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路径。新型国际关系意味着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主张以对话代替冲突、以协商代替胁迫、以共赢代替零和。中国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原则，与世界各国增进交流合作，努力扩大各方共同利益的契合点，形成了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打造了覆盖全球的“朋友圈”，走出了一条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实现了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扬弃和超越，开辟了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发展的新境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为中国在新时代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引领作用指明了方向。中国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广泛凝聚了共识，反映的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是全球多边主义精神的再现和升华。中国坚持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主张有事好商量、协商妥善处理分歧，最大限度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努力促使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4 结语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当今世界人类命运的思想关切，符合全球化的时代趋势，富有远见和深刻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宏阔的国际视野和高度的责任担当，廓清错误认识、厘清发展出路，为处于十字路口的世界指引了前行方向[13]。本文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3个方面对其进行了分析：从历史逻辑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顺应了全球化浪潮，又传承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文化基因；从理论逻辑看，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和共同体思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来源；从实践逻辑看，当今世界局势仍然复杂，为解决全球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国以真诚的态度和务实的行动，为此采取了积极有效的举措。时代潮涌，历史向前。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着眼于全人类的前途命运，不仅是一种理念，更是一场伟大实践，为共建美好世界愿景提供了科学指引，必定会推动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有机互动，实现世界的共同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