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希

（邵阳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南 邵阳 422000）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如何让中国典籍翻译和传播焕发新的活力，笔者认为可以尝试通过还原具有东方文化色彩的情感意境来实现。迄今为止，中华典籍翻译的情感研究仍有相当大的空间亟待填补。若是能够把基于语料库的情感计算引入典籍翻译研究中来，则能突破文学研究、文学翻译研究中科学性、准确性不足的诟病，为中国典籍甚至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和接受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研究样本。因此，本研究以杨宪益英译《儒林外史》语料为例，研究其文本情感翻译倾向，主要探讨原文本中中国传统礼仪文化和饮食文化的英译，分析相关语句所表达的情感的翻译效度，探究译者对源语文本情感色彩的把握情况，以期为中华典籍外译提供新的视角，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

一、情感计算和情感翻译倾向分析

自从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教授提出用计算机进行情感计算，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情感计算的研究，其目标是使得计算机能够更好地发挥情感表达的能力，即通过量化文本中的情感表达和句型来获取文本中的情感数据，进行科学的计算机情感分析。其分析方法主要通过两种形式进行，即情感强度分析和情感倾向分析。情感强度分析往往通过对情感词汇进行定量的情感密度分析，以便于描述原情感反应变化。具体的情感密度分析可以计算原文与译文之间或者多个译本之间的篇章词数与情感词数的比率，以便分析译者的情感倾向。而情感倾向分析主要指的是文本中情感的走向，如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等。［1］本研究讨论的就是基于杨宪益英译《儒林外史》语料进行的翻译情感倾向分析。

二、杨译《儒林外史》中礼仪和饮食文化的情感倾向分析

基于自建《儒林外史》语料库，作者发现译者大多数的时候保留了原文的感情色彩，较为准确地传达了中国文化丰富的神韵。作为中华典籍，《儒林外史》中有大量的中国礼仪文化和饮食文化的描写。作者选择以中国传统礼仪文化和饮食文化的英译为例，阐释杨译《儒林外史》是如何保留原文积极的情感色彩的。

（一）超出原文积极的感情色彩

杨译本一般采用异化的翻译方法来传达富有东方神韵的中国礼仪文化和饮食文化。中国的茶文化闻名世界。目标语读者往往对茶文化有所耳闻。针对《儒林外史》中出现的茶叶、茶具和茶俗，译者采用了直译的翻译方法来传译原文的文化内涵。

例1 又是雨水煨的六安毛尖茶，每人一碗。（第二十九回）

译文：each had a bowl of the choicest Liu’an tea with rain water.［2］

例2 桌上……极细的成窑、宣窑的杯子……（第四十一回）

译文：cups of the finest Chend Hua or Xuan De por- celain.［3］

例3 说着换了三遍茶，宽去大衣服，坐下。（第八回）

译文：Tea had been served three times and ...［4］

例4 说着，换过三遍茶，那厅官……（第十二回）

译文：The tea has been changed three times...［5］

例1 中的译者将中国名茶六安毛尖直译为Liu’an tea。为了强调六安毛尖的品质之好，译者加了一个形容词“choicest”，直白地向目标语读者表明这就是最好的茶。同时，中国古代对泡茶的水也有讲究，古人推崇用接的雨水或雪水来泡茶。译者将泡茶用雨水不加解释地直译出来，既直观地展示了古人的文化意境，又表达出中国古人对大自然的亲近和物尽其用。用雨水泡茶，作为一种完全不同于目标语读者的泡茶习惯，更显中国的异域风情。例2 中的译者同样直译了成窑、宣窑的杯子。成窑、宣窑的瓷器在西方享有盛名，甚至在苏富比拍卖品中都属精品。译者相信直译能够让目标语读者读懂中国茶具的价值。例3和例4 描述了中国的饮茶习俗，即奉茶作为中国的待客之道，应该为客人不断地更换茶水，以保证客人永远能喝到热茶。译者两次转换主语，每次都将茶作为主语，再采用直译的方法，凸显了此茶俗的重要和普遍，可以让目标语读者更加清晰地了解这一茶俗。笔者认为《儒林外史》中关于茶叶、茶具和茶俗的译文都超出了原文积极的感情色彩，更能引起目标语读者对中国高雅文化的向往。

（二）保留原文积极感情色彩

中国古代祭祀礼仪和婚俗是独树一帜的，目标语读者很难在西语文化中找到对应的表达。因此，补译成为译者翻译《儒林外史》中的祭祀礼仪和婚俗的主要翻译策略。

例5 一班司球的、司琴的、司瑟的、司管的、司鼗鼓的、司祝的、司敔的、司笙的、司镛的、司萧的、司编钟的、司编磬的。（第三十七回）

译文：musicians to play jade chime， lyre， cithern， pipe drum， sonorous wood， bronzer tiger， reed organ， big bell， flute， small bells and stone chimes.［6］

原文列举了十二种祭祀礼仪，展示了中国乐器之丰富，呈现出中国古代祭祀礼仪中庞大而繁忙的场景，更能表达祭祀的庄严。如此种类繁多的中国传统乐器很难在西方文化中找到对应表达，杨译本并没有因为外国读者对中国乐器的不熟悉而将原句转译为“all kinds of instruments”，这种译法将会使得西语读者很难体会到中国古代祭祀文化的壮观大气。译者选择娓娓道来，不仅翻译出每一样乐器的名字，而且尽可能地阐释原文中出现的中国古代乐器，如“球”被译为“jade chime”，指明了此乐器的材料为玉。再如，“敔”被译为“bronzer tiger”，不仅介绍了此传统乐器的材料是铜做的，而且补充说明其形为虎。杨译本力求将中国祭祀礼仪的真实场景在目标语读者的眼前生动浮现，有助于目标语读者了解中国古代乐器的特色。这种翻译方式不仅不会损害译本的可读性，反而增强了异域风情的注入，保留了原文积极的感情色彩。

例6 拜花烛，吃交杯盖……（第二十七回）

译文：bowed before the decorated candles， drank wine together ...［7］

原文向读者展示了一场典型的中国传统婚礼。拜花烛和吃交杯盖是中国婚俗礼仪中不可或缺的一面。传统婚礼中，喜烛往往雕刻龙凤等吉祥物。新郎和新娘在喜烛下相互下拜三次，喝交杯酒，预示和和美美、永结同心。译者将“拜喜烛”翻译成“bowed before the decorated candle”，“吃交杯盖”直接意译为“drank wine together”，通过补译详细地描述了古代结婚用的蜡烛的装饰，同时增补了“before”“together”这两个词生动地展示出在古代婚俗中新人面向什么下拜，喝酒应该怎么喝。这一译文既能栩栩如生地传译中国传统婚俗礼仪，又保留了原文积极弘扬中国文化的积极的感情色彩。目标语读者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不由自主会联想起西方婚礼喝交杯酒的习俗，更能体会到不同文化的魅力。同时，原文中的饮食文化也极具中华特色，在例7 中，杨译本试图向目标语读者展现中国古代饭馆中的招待（走堂的）和顾客在点菜时的一段生动场景。

例7 走堂的迭着指头数道：“肘子、鸭子、黄闷鱼、醉白鱼、杂脍、单鸡、白切肚子、生煼肉、京煼肉、煼肉片、煎肉圆、闷青鱼、煮鲢头，还有便碟白切肉。”（第二十五回）

译文：the waiter said:“Joint， duck， fish casserole， mandarin fish in vine， mixed grill， chicken， tripe， fried pork， Beijing-style fried pork， sliced pork， meatballs， mackerel， boiled fish head， and cold pork.”［8］

原文以报菜名的形式展示了琳琅满目的中国饮食文化。报菜名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表演中独具特色的一幕。在原文中，侍者节奏明快地一气道出了十四种菜肴，包括名称、食材甚至烹饪方法，这种报菜名的服务方式在中国古代既能作为一项才艺吸引食客的注意，报的这些丰富的菜肴也往往让食客更加有食欲。原文中的这些菜名都是中国特有的食物，很难在西方菜肴中找到完全对应的表达。但是杨译本并没有简单地翻译成“a variety of foods”，因为这样的翻译完全不能让西方读者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一“报菜名”的特点，也不能让食客食欲大增，必然会削弱原文积极的感情色彩。因此，杨译本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逐条翻译，用词简洁而准确［9］，不仅翻译出菜肴的材料，如“煎肉圆”被译为“meatballs”；部分还翻译出烹饪方法，如“煮鲢头”被译为“boiled fish head”。译文为了表达跟原文一致的语言风格，重现报菜名的精髓，既朗朗上口，遵循简洁原则，又能够译出食材，甚至烹饪方法，使得目标语读者不会一头雾水。杨译本的翻译尽可能地表达出了原文的感情色彩。

（三）部分削弱原文积极感情色彩

并非所有中国礼仪文化和饮食文化都能够在杨译本中被传达出相同的情感色彩。虽然杨氏夫妇以传达中国文化为翻译中华典籍的目的，但是中英文的巨大差异使得杨译本并非能时时保留住原文的感情色彩。在以下例子中，原文积极的感情色彩反而在杨译本中被部分削弱了。

例8 买了……欢团之类……（第三回）

由于选煤厂入洗原煤泥化现象严重，降低了设备处理能力，洗水浓度达300 g/L，严重影响经济效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译文：To buy... and some rice balls...［10］

在例8 中，“欢团”被译为“rice balls”，表明欢团在中国菜肴中属于用米做的团子。但是欢团还有另一层意思，表示欢庆团圆的意思。所以笔者认为如果能够翻译成“reunion rice balls”，更加能贴切地传达原文积极的感情色彩。

例9 随即换了一双白颜色竹子的来……落后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第四回）

译文：finally plain bamboo chopsticks were produced... Fan Jin pop a large shrimp ball from the dish of bird’s nests into his mouth...［11］

此两例涉及中国古代居丧饮食礼仪的翻译。古人有着严格的居丧礼仪。为父母居丧，最为严格的居丧礼仪要求“三日不食”甚至“多日不食”，即使是不那么严格的居丧礼仪也要求饮食清淡，多吃蔬菜、粥、麦等，一般禁荤腥。同时，对饮食器具也有要求，同食物一样，不可侈靡。原文的背景主要描述范进丁忧的情况：母亲刚刚逝世，作为读书人，传统礼仪的维护者，范进不愿意用金玉筷子，只愿意用没有装饰的颜色朴素的竹筷。乍一看，范进好像很懂礼仪。但是画风一转，范进就在燕窝碗里拣大虾元子吃。燕窝古往今来都是昂贵的补品，另外大虾作为海鲜在古代是侈靡之物，因此原文清晰地刻画了范进做表面功夫，其实不孝的形象，表达了强烈的讽刺之意。译文则采用了直译的翻译方法，虽然能够让目标语读者看懂文字内容，知道范进做了什么以及吃了什么，但是对于那些不懂中国古代居丧礼仪的目标语读者，完全不能从译文中体会出其中的反讽之意，所以在此例中，原文强烈的感情色彩明显被部分削弱了。

例10 这死得好……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第四十八回）

She made a good death... “She died well！” he cried. “She died well！”［12］

自从程朱理学盛行后，中国古代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迫愈演愈烈，甚至到了吃人的地步。在例10 中，王玉辉因为封建吃人的礼教，鼓励自己的女儿殉节。在女儿死后，原文用三个“死得好”将一个深受封建礼教荼毒的反伦理的形象塑造得淋漓尽致。假如译者将三个“死得好”译成相同的表达“She died well”会更加有力度。同时，笔者认为译者应加上文内注释“die for the honor in the feudal etiquette”， 这样目标语读者将更容易理解原文的悲情色彩。

（四）完全削弱原文积极感情色彩

杨译本大量使用“dumpling”一词来翻译各种中国独有特色食物。

例11 那礼是……一百个粽子……（第四十四回）

译文：carrying gifts... a hundred sticky rice dumplings...［13］

例12 杜慎卿……便是猪油饺饵，鸭子肉包的烧卖……（第二十九回）

译文：when Du ... meat dumplings， duck dumplings...［14］

例13 一盘猪肉心的烧卖……（第十回）

译文：one plate of pork dumplings...［15］

例14 捧上糯米做的年团子来。（第二十一回）

译文：dumplings of glutinous rice were served.［16］

例15 仪征有的是肉包子，装上一盘来吃着。（第二十七回）

译文：they order tea and a plate of Yizheng dumplings.［17］

不难看出，以上有关中华饮食的例子中所出现的粽子、饺饵、实心馒头、年团子和肉包子，以及不论是鸭子肉包的烧麦还是猪肉心的烧麦都被杨宪益译为“dumplings”——饺子。虽然饺子是外国人熟悉的中国食物，西方读者在阅读中不会产生阅读障碍，但是此译法基本丧失了原文积极的感情色彩，好像中国的小吃只有饺子一样。事实上，在中国饮食文化中，这些风味不一的小吃或者点心往往还能跟中国传统文化联系起来。如“粽子”作为端午节的特色小吃，中国读者会联想到屈原或者端午节。“饺饵”在北方指的是饺子，在南方指的是馄饨。饺子是北方重要节日必不可少的食物。“年团子”跟上文的“欢团”一样会让中国读者联想到团圆。“肉包子”虽然各处都有，但是原文点明“仪征有的是肉包子”，说明作者指的是扬州仪征的“年蒸”这一习俗，而“年蒸”的传统点心以包子为主。［18］因此，杨译本将这些极具文化含义的传统食物都翻译成“饺子”，很明显原作所要传达的文化意象已经完全丧失了，无法传达原文积极的感情色彩。

三、结语

通过对杨译本《儒林外史》中的中国传统礼仪文化和饮食文化的分析，笔者发现，译者并没有单纯为了达到令目标语读者易于理解这一目的，直接选择归化的翻译方法，而是采用异化或者归化加异化的翻译策略尽可能地传达原文的内容以及文化内涵。大多数例子都体现出杨译本基本保留了原文的感情色彩。这与杨宪益的文学翻译思想观相吻合。杨宪益强调翻译应当保留异国情调。［19］当然，由于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少量例句的译文削弱乃至丧失了原文积极的感情色彩，出现了某些译文情感断层或流失的情况，可能会导致目标语读者对部分文化内容产生认知偏差，这也是不可避免的。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加深，外界对中国的兴趣更加浓厚。异域化的语言不再成为翻译作品阅读的主要障碍。译者在进行中华经典翻译时，应当更多考虑如何完整地传达原文的感情色彩，以便于西方读者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