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东方

党的十九大以来，在惩治腐败的震慑下，在党的政策感召下，4.2万人主动找党组织、纪检监察机关投案。但依然有一些人表面上说相信组织、依靠组织、配合组织，暗地里却和组织玩心眼、绕圈子、打埋伏、搞截留。借“主动投案”之名，行對抗审查调查之实的表现形式有哪些？对妄图逃脱纪法制裁的人和行为，如何辨明真伪，精准处置？

2008年，西安国际港务区正式成立，强小安先后担任国际港务区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主任、党工委副书记。他将港务区当成自己的“私人领地”，帮助私营企业主王某很快拿到了西安国际港务区新筑新城的项目工程款，并协调收购了王某开发的西北出版物物流基地图书大厦A栋办公楼。王某获取巨额利益后，送给强小安3000余万元。

2018年8月，当备受关注的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以雷霆之势开展时，曾在长安区任职多年的强小安便有所警觉。他担心自己的违纪违法问题败露，特意指使儿子将收受王某的3000余万元赃款虚假退回。

不仅如此，在侥幸和自负心理的驱动下，2019年12月，强小安授意儿子伪造股票账户管理协议，将其收受的一笔80万元赃款统一口径为股票分红。强小安还将其出资购买的别墅过户至他人名下，由他人代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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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年来党中央反腐力度越来越大，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搞政治攀附”“涉嫌受贿犯罪”的强小安内心惶恐不安，自以为是地想到了一条“妙计”——“主动投案”。

投案之前，强小安与多名涉案人员串通，伪造股票账户管理协议，转移藏匿赃款赃物，订立攻守同盟，掩盖其违法犯罪事实，甚至还让涉案人员出国躲避，企图瞒天过海、蒙混过关。投案后，强小安自认为部署周密，以为只要自己拒不承认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蒙混过关。他仅交代组织已经掌握的部分违纪违法事实，而将性质严重、数额较大的违法犯罪事实隐藏起来。

“主动投案必须基于真实意愿，反思悔错真诚，不能假借主动投案另有所图，避重就轻、避实就虚。”浙江省嘉兴市纪委监委第五审查调查室主任许雪军认为，若存在仅交代部分违纪违法事实，只交代小问题以掩盖大问题，交代违纪问题以掩盖犯罪问题等情况，不仅不会给审查调查工作带来便利，甚至会阻碍审查调查工作的开展，不宜从宽处理。

在精准执纪执法面前，强小安的幻想破灭了。

经查，强小安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组织纪律、廉洁纪律，涉嫌受贿犯罪，违纪违法金额共计9116.82万元，其中涉嫌受贿犯罪所得为7465.82万元。2021年1月8日，强小安被“双开”，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对抗组织审查调查主要包括投石问路、避重就轻、以小博大、翻供串供等手段。

投石问路——说是来主动投案，其实是为了探听虚实，打探办案人员是否掌握其问题线索，或者掌握问题线索的程度有多深。

2021年2月2日，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纪委监委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以案促改专题会议，要求相关人员在5日之内主动到区纪委监委说明问题。此前，该区纪委监委在查办中原区文化旅游局行政审批科原工作人员孙世恒受贿案时，已经掌握了不少问题线索。随后，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科工作人员常瑞雪主动来到区纪委监委交代问题。在与组织谈话时，常瑞雪实际累计收受近3万元好处费，但只交代收受了500元好处费。

避重就轻——在交代问题时，只交代已被组织掌握的或者相关案件、人员涉及的部分，对自己存在的其他重要违纪违法问题避而不谈。

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许雷被披露避重就轻、选择性说明，欺骗组织，敷衍应付函询。2014年10月至2018年12月，云南省纪委监委先后3次就举报反映许雷“与万某某等官商勾结，违规提拔使用干部”等问题对其函询。许雷在函询说明中选择性地说明了违规提拔干部的情况，对其与万某某官商勾结的问题极力否认。

以小博大——在谈话过程中，态度端正，对自己存在的小问题和盘托出，但对重要问题闭口不谈或者转移调查视线，试图以“弃卒保车”的方式以小博大，这种现象主要存在于已经形成利益团体的案件。

“向局长当时让我归还这笔钱，但我因为个人原因迟迟没退。”湖南省永顺县卫生局原局长向文卫的司机李某带着20万元和虚假的情况说明来到县纪委监委，他除了承认贿款被其私自占有外，还特别强调向文卫对自己没还钱一事毫不知情。而这一切都是向文卫的“拜托”。为了全身而退，向文卫在说服李某为其顶包时还特别承诺，如果李某坐牢，会想办法替其减刑，同时负责李某家中所有生活费用。

翻供串供——主要指在初核阶段的说辞与主动投案后的说辞前后不一致，打着主动投案的幌子，实际上是为了以串供后的言词证据或伪造的实物证据等混淆视听，主要目的还是掩盖违纪违法事实。

“实践中，精准执纪执法甄别主动投案，须深刻理解主动投案的内涵及外延，规范受理程序，准确把握适用条件，有效认定投而不供、先供后翻、以小掩大等虚假投案情形。”江苏省高邮市纪委监委第六审查调查室主任凌剑认为。

“我知道这两人被留置后，区里也有几个乡镇领导干部的问题正在被调查核实，我与他们都有不正当的经济往来，心里非常害怕。但同时我又心存侥幸，想着主动跟组织交代这个问题，其他的能躲就躲过去了。”2020年4月到6月期间，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政协原副主席蒋某某、原副区长苏某某相继被留置。在害怕和侥幸两种心理交织下，江都区仙女镇原镇长魏正龙选择了向纪检监察机关“主动投案”。

“害怕”促使问题干部走进纪委监委的大门，而“心存侥幸”又是他们以各种伎俩对抗组织审查的心理底牌。这种侥幸心理，既包括对特定关系人“绝不说出去”承诺的无限幻想，也包括对组织掌握情况以及查办线索能力的错误预估。

2019年7月，中央纪委办公厅印发《纪检监察机关处理主动投案问题的规定（试行）》，进一步规范了纪检监察机关在监督检查、审查调查中对主动投案的认定和处理。

实践中，纪检监察机关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宽严相济，精准规范处置主动投案，防止问题干部“一投了之”“一认了之”，推动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主动与不主动，结果大不一样——如湖南省衡阳市某县级市纪委原常委李某某，组织上多次给他主动交代问题的机会，他不但不珍惜，反而对抗组织审查，最终被采取留置措施，移送司法机关。而涉及此案的该县级市市委原副书记唐某某，主动投案并向组织交代了问题，最终根据相关规定给予“断崖式降级”处理，降为四级主任科员。

针对主动投案在实际中容易出现的问题，重庆市云阳县纪委监委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应对方案：在案件查办方面，一方面重视客观事实，不将思维局限于干部的个人供述，而是通过全面的初核发现更多线索，同时鼓励同案人员检举揭发，揭穿其避重就轻、对抗审查的目的;另一方面巧妙运用办案策略，通过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政策宣讲，变讯问为谈心，变对立为互动，打消对方的侥幸心理，积极引导更多问题干部放下思想包袱，回到相信组织、主动交代的正确道路上来。

（摘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