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阿富汗裔美国作家卡勒德·胡赛尼的《追风筝的人》自问世以来，蜚声美国乃至世界文坛。目前，学界对该作研究仍存在挖掘空间。此论文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与精神分析理论及文化研究相融合的策略，追寻小说主人公阿米尔与仆人哈桑的童年情谊，探寻主人公、哈桑、主人公之父与好友拉辛汗的不同伦理观和心灵蜕变特征。同时，文章洞悉小说中家庭成员之人生真谛，即他们挣脱旧的社会规约的桎梏，摒弃伦理失范行为，冲出创伤阴霾，践行多元文化观，重构新的伦理身份，以此凸显亚裔流散者崇尚各族民众和谐互爱的世界主义情愫。

关键词：《追风筝的人》家庭伦理创伤与蜕变多元文化观世界主义

一、引言

阿富汗裔美国作家卡勒德·胡赛尼是当代美国文坛最著名的新秀之一。他著有小说《追风筝的人》《灿烂千阳》《群山回唱》，其处女作《追风筝的人》问鼎2003年各项新人奖，备受世界文坛赞誉。他于2006年荣获联合国人道主义奖，并受邀担任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评论家赞誉该书“立志拂去蒙在阿富汗普通民众面孔的尘灰，将背后灵魂的悸动展示给世人”。本文以全新视角，运用多元的文学批评策略，发掘文本中人物伦理观转换与精神创伤复原的关联性特征，及其蕴含的多元文化理念。为此，该研究深刻领悟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丰富内涵，即“文学伦理学批评就是要探讨、评价、研究，借助想象与虚构在作品中再现人类社会诸种关系的文学所勾勒出的纷繁复杂的关系”。这些伦理关系包括生存伦理、人际伦理、家庭伦理等。研究者主要探究亚洲民众家庭伦理关系缺失及伦理观冲突与融合，还有个体心理创伤或精神异化之成因，进而有利于读者深化理解小说中伦理思想与心理创伤理论等多重意蕴。正如著名心理学家朱迪思·赫尔曼所言：“心理创伤的核心经历是自主权的丧失（disempowerment）和与他人感情联系的中断（disconnetion）。”可见，人的伦理身份困境及自主权丧失与其精神创伤息息相关。同时，个体伦理身份缺失也可以从民族、种族或性别等文化渊源来探究。故此，受创者只有摆脱精神禁锢，追寻创伤痊愈路径，超越自我，践行人类和谐互爱之伦理观，才能开拓新的人生之旅。此论文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精神分析理论与文化研究相融合的策略，追溯小说《追风筝的人》中阿富汗族群家庭中人物的创伤轨迹，深入阐释流散者伦理观蜕变特征及社会历史文化渊源，彰显他们的世界主义情愫。

二、家庭伦理关系缺失与创伤生成

该小说作者卡勒德·胡赛尼曾强调：“我的写作不断涉及的最重要的主题是家庭。”作品中阐述的家庭伦理关系主题蕴含着个体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特征。人类历史表明，家庭亲情是人类创建与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石，是人生之路的持久动力。然而，家庭中也会产生亲情危机，导致成员间的伦理冲突，乃至亲人疏离。比如，在《追风筝的人》中展现阿富汗家庭中不同人物伦理观冲突，以及他们的伦理选择与心灵蜕变之旅。

第一，追溯阿米尔童年的不幸身世与家庭背景，发掘其伦理身份缺失与创伤渊源。主人公刚出生时母亲就撒手人寰，童年又缺失父爱，导致父子间伦理关系错位，他内心深受折磨而使性格扭曲。然而，阿米尔也曾体会过童年乐趣。他儿时与仆人之子哈桑相伴，情同手足。他俩经常一起玩耍，一起读诗歌、讲故事，其乐无穷。阿米尔身为普什图族富商贵公子，与少数民族哈扎拉族仆人哈桑友好相处，凸显了他及家人崇尚各族和谐互爱的人文情愫，这让读者为之赞许。然而，随着伦理环境的改变，人物的伦理思想也发生转化，从而导致父子产生情感危机。诸如，主人公上学后，更加渴望父亲的慈爱，却屡次被父亲冷落，让他暗自神伤。因为父亲希冀儿子尚武强悍，阿米尔却习文懦弱，这让父亲大失所望，并对儿子软弱的性格视如草芥。他对儿子的文学天赋不屑一顾，甚至连阿米尔撰写的小说也置之不理。这深深地刺痛了阿米尔的自尊心，导致他伦理身份缺失，内心陷入煎熬之中。相反，其父却对女佣之子哈桑关怀备至，连哈桑的家人也受到特别关照。哈桑每到生日都收到阿米尔父亲赠送的精美礼物，阿米尔的父亲还请来名医为哈桑做手术治愈兔唇。此举更让阿米尔妒火重燃，遂对父亲腹诽心谤。他的精神长期受挫，心理创伤逐渐生成。

第二，父子关系疏离的主观因素是双方伦理观缺失所致。首先，阿米尔的人格缺陷影响父子关系。他性情懦弱狭隘，对童年伙伴因嫉妒而忘情负义;而仆人哈桑却心胸坦荡、善良包容、勇于助人。阿米尔父亲对哈桑的人格魅力赞赏不已，而更加蔑视儿子的弱点，并对其前途表示担忧。于是，他決定培养儿子勇敢拼搏的精神。父亲主动为阿米尔报名参加足球队，阿米尔却在球场上跌跌撞撞地奔跑，始终未碰到足球，队友们也对他视而不见。父亲还带他一同观看骑士比武竞赛，当一名骑士落马后被数十只马蹄践踏而血染大片沙地时，阿米尔惊惧地号啕大哭。父亲面对儿子的胆怯沉默不语，厌恶之情溢于言表。事后，他与好友拉辛汗谈到阿米尔时说：“每当那些邻居的孩子欺负他，总是哈桑挺身而出，将他们挡回去。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一个不能保护自己的男孩，长大之后什么东西都保护不了。”可见，父亲对阿米尔人格的质疑及父子关系裂痕之深。其次，父亲忽视儿子个性发展与情感需求，也是父子疏离的原因之一。阿米尔之父对儿子的个性优势与文学才华置若罔闻，加之他偏爱哈桑却对阿米尔漠然相待，导致家庭伦理关系缺失。

第三，民族文化规约与主人公人格相悖是其受创的深层原因。赫德指出：“民族概念由语言和文化构成，日常生活实践、风俗、仪式乃至民间故事、传说对于民族/文化认同具有重要意义。”主人公系阿富汗普什图族，其民族在历史上骁勇善战，是本国的主体民族。阿米尔之父的非凡武艺堪称本民族文化之男性典范，与儿子的懦弱性格大相径庭。其父认为，阿米尔有负民族与家族的文化传承，因此对儿子感到失望。显然，阿米尔文化认同的缺失印证了“在一定意义上，民族认同主要来自一种文化心理认同”。按照阿富汗的民族文化，父亲代表一种法规或家庭和社会制度，“儿童通过与父亲的认同而确认了自己独立的主体性人格”。而阿米尔的人格弱点，意味着他的民族、性别文化身份认同面临危机。久而久之，阿米尔的伦理选择陷入迷茫。然而，阿米尔并未气馁，为获得父亲认同，他选择参与具有本民族风俗与文化认同的斗风筝运动。他在哈桑的帮助下，积极参加当地风筝大赛并问鼎冠军。主人公展示本民族特有的男子汉魄力，体现了主体价值。

朱迪思·赫尔曼以精神分析的视角，强调培养儿童自主意识与激发其精神动力的重要性。她指出：“如果一个权势比小孩大得多的父母，能表现出对孩子个体性与尊严的注重，孩子将因此觉得自己是有价值且被尊重的，并因此发展出自尊。”阿米尔首次获得成功，立即被众人追捧，印证了民族、性别文化规约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然而，阿米尔的人格弱点并未根本改变，父亲仍对他漠然如初，却对哈桑体贴入微，阿米尔心理创伤愈发严重。

三、父子关系认同再现危机与心理创伤的深化

著名学者聂珍钊强调，“无论一个人具有什么样的文化身份，都必须遵守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做出符合身份的伦理选择”。我们从阿米尔父子伦理选择的关联性，分析二人伦理困境之因由。阿米尔父亲有悖本民族道德规范，做出错误的伦理选择：他与女仆有染生下哈桑，哈桑身世被生父隐秘多年，哈桑致死不晓。阿米尔对此也多年浑然不知，导致兄弟不能相认，甚至产生疏离。显然，阿米尔之父是家庭伦理错位的始作俑者。其后果是父子心存芥蒂，兄弟渐生嫌隙，使阿米尔创伤持续深化。久而久之，阿米尔压抑的情绪终于宣泄出来。一次，他随哈桑追逐一只风筝至偏僻小巷时，哈桑惨遭阿瑟夫等三名普什图族恶少围攻凌辱。阿米尔并未制止，却做出错误的伦理选择：退却。此时，阿米尔显现人性的懦弱，也忘却了两人昔日的友情。事后，阿米尔无颜面对哈桑，但他想到父亲对哈桑关爱，又心生妒火。他对哈桑再行不义之举：他向父亲告状，污蔑哈桑偷窃其钱和手表。然而，父亲却原谅了哈桑，这让阿米尔备感惊诧。更令他不解的是，当哈桑家人提出辞职时，阿米尔父亲苦心挽留并大哭，这更让主人公嫉妒怨怼。最终，哈桑全家因受辱而气愤不已，断然离开主人家。

此外，主人公家庭伦理观的缺失与冲突，还因种族、伦理身份等羁绊所致。比如，少年阿米尔为夺回父爱，凭借种族优势强势欺辱哈桑，哈桑因身份卑微只能忍辱负重，身处伦理困境。可见，阿米尔的错误之举源于他内心深处存在难以逾越的种族鸿沟。他自述道：“最终，我是普什图人，他是哈扎拉人……这些没什么能改变得了。没有。”据此，阿米尔否认与哈桑曾是朋友的关系，做出不义行为。阿米尔之父也在种族羁绊下，因碍于哈桑母亲是哈扎拉人，始终未与私生子哈桑相认，致使哈桑与阿米尔身份差异悬殊，彼此命运迥异。不久，阿米尔又感到愧疚，对自己的卑劣行径感到耻辱，这说明其人性未泯。阿米尔在“长期创伤中被贬低的自我形象，则更加激起抑郁的负罪感”。这使阿米尔内心的隐痛折磨他数十载光阴，导致其创伤愈加深化。

四、流散者伦理观重构及精神蜕变

阿米尔与父亲在辗转逃亡的生涯中，时刻思念儿时的往事，对故乡的创伤记忆犹新，并对自己伦理失范的行为深感自责。他历经痛苦的磨砺，在众人启迪下，实现了自我救赎与浴火重生，重构新的伦理观。

小说中，少年阿米尔在家乡时，身处社会不同种族与文化伦理观选择困境，最终导致他伦理失范，创伤累累。当主人公移居美国后，他被崭新美景与先进国度震撼，并在多元文化滋养下，激发奋进的动力。他摆脱阿富汗文化规约的束缚，逐渐蜕变为尊重各族差异与融合的世界主义者。同时，主人公也施展聪明才智，以优异成绩完成高中学业，成为大学生。其父特邀同乡与白人朋友为他设宴祝贺。阿米尔的乐观情绪与进步使父亲备感慰藉，父子逐渐和解，阿米尔的心理创伤也趋向好转。更令读者欣慰的是，主人公在父亲与妻子一家的关爱认同下，写作才华重放异彩。他的作品融入东西方文化精华并出版获奖，这印证了亚裔流散者开始步入伦理身份重构与心灵蜕变之旅。主人公在哈桑高尚人格的激励下，宽容待人，无论与美国白人，还是与其他族裔民众都彼此尊重、交融互鉴，建构其多元文化身份与世界主义伦理观。此后，他决意重返阿富汗拯救亲人，实现自我救赎，凸显其世界主义人文情怀。

著名学者奎迈·安东尼·阿皮亚强调“世界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既尊重差异，也尊重真实的个人，还尊重以信念形式表达的人类感情”。主人公秉持多元文化观，摒弃自己以往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为他重返故乡的救赎增添动力。另外，他人的教诲也是主人公急于返乡的直接原因。他父亲的好友拉辛汗欣赏少年阿米尔的文学才华，经常辅导他写作，还在他父亲面前称赞阿米尔的文学天赋。病重的拉辛汗将遗产赠予阿米尔，并告知他哈桑是他的兄弟。拉辛汗还向阿米尔诉说其父生前对所犯过错的忏悔。他称赞阿米尔之父为当地孤老出资兴建恤孤院、施舍街头穷人与资助诸多朋友急需之用等善举。拉辛汗感慨地说：“这是一个好人的自我救赎。”同时，拉辛汗还嘱咐阿米尔返乡，将哈桑之子接回团聚。这让阿米尔解开了多年的心结，为自己曾对哈桑所犯的过错感到惭愧，他企望回乡实现自我救赎。拉辛汗对好友的挚情令读者潸然泪下，凸显了亚裔流散者的人文情怀。

此后，阿米尔千里迢迢重返阿富汗，弥补他与哈桑伦理关系的缺失，重构新的伦理关系。创伤心理学中阐明，“创伤的复原首先应以恢复幸存者的权利和建立新关系为基础”。阿米尔为了补偿对哈桑生前的愧疚与追忆，冒死从喀布尔牢房中拯救了哈桑之子索拉博，还将他领回美国抚养。阿米尔带着索拉博在美国弗里蒙特伊丽莎白湖公园里快乐地放风筝，向其讲述哈桑高超的放风筝技艺。从此，他们在爱的阳光下幸福生活，填补主人公缺失的亲情与伦理关系。在美国，阿米尔还向各国朋友发电子邮件募捐，为阿富汗难民筹建医院。

毋庸置疑，主人公在艰难追寻家庭伦理关系的认同之旅中，已经跨越民族主义鸿沟，实现了多元文化融合与伦理身份转换。他曾是阿富汗普什图族人，现在是阿富汗裔美国人，也是哈扎拉族女佣儿子哈桑之兄，还是哈桑之子索拉博的伯父与养父。阿米尔已融入美国社会，重构多元文化身份，并践行各民族和谐互爱的伦理观，凸显了他的世界主义情愫。

五、结语

本论文追溯小说中阿米尔父子关系疏离与创伤轨迹及成因，褒扬哈桑及拉辛汗秉持的至高伦理思想，审视他们对主人公伦理观与精神蜕变之影响，继而发掘社会、历史与文化等伦理规约所致主人公伦理失范与创伤深化之渊源。同时，文章注重探究阿米爾伦理观重构之旅;赞颂流散者超越自我，践行各族民众融合与多元文化互鉴之伦理观;凸显了胡赛尼崇尚的世界主义伟大理想。研究者拓展文本的多重意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为今后深度研究亚裔美国文学开拓新空间。

参考文献：

[1] 修树新.托妮·莫里森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41.

[2] 朱迪思·赫尔曼.创伤与复原[M].施宏达，陈文琪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3] 金蓓蕾，石剑凯.《群山回唱》的作者胡赛尼：我不是阿富汗的代言人 [EB/OL].东方早报， http//culqq.com/2/30130527/008929.

[4] 卡勒德·胡赛尼.追风筝的人[M].李继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5] Poole， Ross. National Identity and Citizenship[A]//LindaMartin Alcoff& Eduardo Mendieta. Identities：Race， Class， Gender， and Nationality[C]. Malden， MA：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3：271.

[6] 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J].外国文学，2004（4）：44.

[7] 黄汉平.拉康与后现代文化批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42.

[8]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264-265.

[9] Appiah，kwame Anthony. Cosmopolitanism：Ethics in aworld of Strangers[M]. New York：W.W.Norton& CompanyInc，2006：114.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世界主义视域下的亚裔美国小说伦理观研究（L19AWW002）”阶段性成果

作    者：郑光锐，硕士，中国医科大学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编    辑：赵斌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