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磊

记不清楚我是多大的时候了，婆在耀县市场最里面的角落开了一家小商店，主营些白糖、面粉批发之类的，印象中她的身影总是忙碌的，无暇与我玩耍，但我倒是丝毫不在意。我打小喜欢安静，记得最爱的事情就是拿板凳坐在店门口，一边看店，一边望着来来往往的人发呆。

印象中，来往的人大都穿着深蓝色的褂子，相较我而言很大块，步履匆匆，不说话时脸上没有表情，看起来很凶。偶尔过来问价格，面上挤出一副笑眯眯的样子，但眼神是冰冷的。大多人是一问就走了，偶尔有人皱着眉头大声和婆论起价，他们言语虽然故作不耐烦，但手里却不停地摸挲着货物，我知道他们一定是想要，婆心里也知道，终于谈成一笔，婆的嘴角总会流露出一丝丝胜利的笑容，但很快消失不见。

这市场对我而言是一个大世界，婆的铺子开在市场的角落里，这里没有天棚，夏天的太阳光总是毒辣地照下来，在店门口不停地和我捉迷藏，我搬着小板凳不停地躲着它，可它总能准确地晒在我细小的胳膊上，热得发烫。我问婆这是怎么回事？婆说，因为太阳在动。我又问，太阳怎么会动呢？婆说，你长大就知道了。

我们耀县把爸爸的妈妈不叫奶奶，叫婆。我婆是个女强人，这个我从小就知道，那是一种不能言说的感觉。现在总结起来，女强人都有独特的气质，就是不屈服于外界对她的评判，无论是在说话做事思考问题上，有一种对命运的抗争。这也是为什么主席说：“妇女能顶半边天。”

婆是读过书的，我记不大清她读书学校的名字，只记得她当时好像上的铜川医专，学的妇儿科，这对当时的下高埝乡的女孩来说，是独一份。如果当时婆顺利完成学业的话，命运肯定有所不同。可天不遂人愿，因为我姥爷生病，婆回家照顾，就此中断了学业。

小时候的我曾陪婆去西安医院瞧过病，当时给婆看病的教授，都是婆当年的同学。据婆的同学说，婆当时是他们班里的班长，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只是当时可惜没坚持学下去。爸说，婆当时听了她同学的话，只是笑笑。

那时，我脑子懵懵的，在污水横流的市场里，婆忙碌着，总是给我买好多的零食，我趁婆不注意，经常去别的摊位和店里逛。我最爱的是去喝油茶，油茶店是在市场的中央，离婆的店很近，到了饭点，婆经常让我去喝油茶，那时的油茶真是香气扑鼻，大铁锅满满一锅反复地熬，可以泡饼，可以泡麻花，可以打荷包蛋。我当时最喜欢麻花荷包蛋，喝得满头大汗，满嘴冒油。

店里有时候生意好，婆会忙到七八点。忙完之后，婆锁好店门，牵着我一起往家走去。路上我们会路过烧烤摊，婆总会给我买一碗馄饨和6串烤肉。我当时咬第一口烤肉，真的流下了口水，我非常地窘迫，为我不自制的味蕾而感到羞愧，婆这时会把她兜里蓝色的帕帕拿出来，给我擦掉流下的口水，淡淡说了句：“这肉油水还挺多的。”

擦完嘴，婆坐在一边，静静等我吃完。那时夜市喧嚣，但夜空静谧。冬天的时候，天气冷。婆会生起蜂窝煤炉子，婆说怕中毒，我们就把门窗大开。我幼小怕冷，就不停地凑在炉子边烤火，我看着炉炭的洞眼，像极了人的红眼睛。爸有时候中午下班回来，也会在店里坐坐。他经常会抽出一截干粉条，伸到炉膛里烤，等粉条烤得卷起来了，递给我，让我尝。那滋味谈不上好吃，只是养养嘴罢了。

也许是离炉子太近，我待一会总会感觉头晕，于是就跑出店门，大口呼吸外面的冷空气，冷气往鼻腔灌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有一丝丝甜意。

记不得待了多久，只记得是春天，爸妈来了，把我从店外叫进来，说你该上学去了，于是我就去上学了。

记不清婆把店开了多久，只记得我再没喝过市场的油茶。

妈在关庄中学教书，为便于照顾，于是我随妈去关庄安王小学读学前班和一年级。

记得那时候，老人们把关庄还叫稠桑乡，离耀县城很远。当时中巴、大巴不多，妈和我每次去关庄都会找三轮车坐。那时候的三轮车，多是用农用车改造的，背后的货斗上简陋地搭个棚子，里面放置两排小板凳，三轮嘟嘟地开起来，四面透风，整个人感觉都在震颤，于是我们把坐三轮车都叫“坐蹦蹦”。

也许是快速行车带来的冰凉空气和较大震动干扰了我的小脑，妈奇迹般地发现爱晕车的我“坐蹦蹦”竟然不暈车，在嘲笑过我只能坐烂车之后，我们周五回城，周日来关庄，都选择“坐蹦蹦”。

当时不比今日交通便利，我们周内得长住到工作地。关庄中学给妈分了一间位于学校内的小小单人宿舍，记得里面有一张床，三个黑桌子。一个桌子靠窗，是妈批改作业和我写作业用的，一个桌子靠床，用作床头柜，后来婆和爷爷从城里来看我们，带来了一台黑白电视，我们把电视就放在了床头这个桌子上。另一个桌子靠在墙上，放置着案板，就算是用作厨房了。现在想起，那时的条件真是简陋，但当时却丝毫不觉，总是觉得有意思，小小的一间房子，竟然可以有这么多功用。

生活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要解决送我上学的事情。现在我去关庄，很是惊讶于关庄中学与安王小学竟然如此之近，但在当时，我记得路程好远。家里特意给妈买了自行车，每天早晨，我们六点起床，妈骑自行车带着我，往小学送去。我记得，两个学校中间有一段公路，两旁没有人家，只栽着一排排高大的白杨树，杨树后面是麦地，夏天是明黄色的，风吹来都带着麦子香;冬天是绿色的，冬小麦在寒风中缩成一团，上面还盖着白霜。

我和妈最讨厌冬天，因为冷，我们的耳朵和手经常冻伤，妈心疼我，她骑车时，让我把手伸进她的背里，用体温焐热我的手。我对那种冷记忆犹新，因为寒风，我的耳垂下面结成了厚厚的血痂，在炉火旺盛的地方，耳朵就出奇地痒，也许是年幼木讷，我反而觉得有趣，我经常照镜子向妈自诩自己是唐僧，惹得妈笑个不停。

我是个好玩的孩子，不大喜欢玩具，我喜欢泥土、柳树和柴草。我们住的宿舍门口没有硬化，下了雨，泥土很是筋道，我把屋后的柳条剪下来，作为钢筋，用松软的泥土捏成块，作为砖石，搭成了很简陋的小房子，又移植来了小一些的草木，在房子旁充作树木。隔壁的阿姨见了跟妈开玩笑说，这娃长大了能盖房，我呛着她说，长大我要让我妈住大房子。看我说大话，妈总是嗔怪地说我几句，看我不服气的样子，她们都笑了。

当时，爸在石柱镇上班，有时候趁假期来看我们，爸能带来好多好吃的东西，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西瓜和方便面。西瓜是爸在石柱买的，在夏夜里，我们经常在晚上宿舍门口乘凉的时候，和周围的同事们边吃边聊。有一天，学校外一位老太太也加入了我们，讲了很多恐怖的故事，我印象深的就是她指着天上特别明亮的月亮说，月亮上面有一条线。我抬头望着，果然发现有一条线，就吓得回了屋子。现在想来，是不是当时没注意头顶的电线。

爸带来的方便面一带就是一箱，我记得都是黄色包装的三鲜伊面，我把它叫“三鲜面”，这面多是用来充作我的早餐和晚餐。我不大爱吃面里的调料包，不吃每次就积攒下很多。安王小学当时是农村小学，孩子们的零食很少，他们对我不吃的调料包很是稀罕，记得我当时把调料包全给了班长，班长是个小女孩，特别早熟，拿了我的调料包，于是每当老师布置的作业我没写完时，她总会利用检查的权力，放我一马。现在看来，再小的权力没有监督，都会滋生腐败。

当时，爸也盯上我的调料包了，他喜欢把调料包跟油泼辣子混到一起，夹馒头吃。但后来我的存货全贿赂给了班长，爸问我时，我谎称自己全部吃了，爸还很失望。

婆和爷有时也来看我们。婆因为在耀县市场开着铺子，带来的东西就很多样，白糖、盐、粉条和绿色的整箱白象方便面，但我特别喜欢的是他们带来的饮料“高橙”，往往婆带两大桶，橘子口味的味道类似于现代的芬达，妈给我规定，每天只能喝一杯，但执行时，我总是趁妈监督不力，偷偷多喝几杯。

除了这些零食，我最爱吃的，是辣子撒盐夹馍。晚上我放学回家，妈会给我热两个馒头或在炉子上烤两个馒头，我夹上油泼辣子，撒上一点盐，拿个小板凳，就着黑白电视里放的动画片，吃着看着，虽然没有菜也没有肉，但那种香甜，今生难忘。

除了爸、爷和婆以外，大舅也经常来看我们。当时，我大舅舅在关庄镇政府上班，距离我们很近。身高1米87的大舅高大帅气，骑着很拉风的一辆绿色的摩托车。我很喜欢跟大舅玩，戴着大舅送我的红色李宁棒球帽，坐在摩托车前面，跟着大舅去兜风，逛遍了关庄的每一块地方。记得我们在公路上疾驰时，大舅让我看天上，我抬头看去，天上飞着一只黑白相间的鹰，这是我第一次看现实飞着的鹰，威武雄壮，远超动物园。

我喜欢吃炒面，大舅常带我吃。炒细面和炒棍棍面我们吃遍了镇上的每一个店，能一五一十地说出哪家好吃哪家不好吃。记得冬天的时候，大舅给我买了一瓶听装的雪碧，但怕冰得让我生病，老板自告奋勇把这个放在了炉子上，过了一会，果然爆炸了，汽水溅得屋子到处都是，大家都手忙脚乱，只有我偷偷地舔了舔脸上的汽水，柠檬味的真的很甜。

在安王小学上学时，也很有趣。那时大家都说方言，普通话还不太普及，小学的老师也用方言教书，于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们拉长了音，用一种怪异的语调读课文。我至今记得那个课文，大家把“我是蒲公英的种子”读成了“我适铺工樱的重子”，全部用的一声，声音像极了机器人。后来我回家跟妈读了，妈批评我说这不是普通话，一字一句重新教给我怎么读，于是我才知道普通话读课文要抑扬顿挫。

回到学校以后，我用妈教的普通话读了一遍，同学们都哈哈大笑，但语文老师认可了我，说我读的对，让我用普通话教大家，我当时得意极了，非常享受领读的滋味，在半夜笑出了声，弄得妈莫名奇妙，以为我发燒，把我的脑袋摸过来摸过去。

当时的农村校舍很紧张，我们一年级和二年级是在一起上课，老师教完一年级，布置好作业，再教二年级。我耳朵长，经常听老师讲二年级的功课，最爱听老师讲课文，毕竟课文有情节，像极了听故事。

我在安王小学只上到一年级。家里商量把我接到耀县的南街小学上学，因为离婆和爷爷近，而且姑妈也在那里教书，可以就近照顾。于是在夏天的一个上午，我被老师从教室叫出来，就上了去耀县的车。记得老师最后一句话是：“娃去街里上学了，好事，好事！”

我就去耀县的南街小学上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