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伟

翟永明。图/受访者提供

一场无法阻拦的超级火山爆发，或一次人类自我摧残的核战争，这是诗人翟永明在最新的诗集《全沉浸末日脚本》中，写下的人类毁灭的两种方式。诗写于2015年，2022年初出版。此刻，经历过虚惊一场的汤加火山爆发和硝烟骤起的军事冲突，7年前的这首诗，突然从一种遥远的想象变成更为切身的警示。

前些日子，一个朋友给翟永明发来一句更早的诗，来自《随黄公望游富春山》：“俄罗斯坦克开进乌克兰，”说她是“神预言。”她也愣了一下，自己当然没有国际政治方面的预言眼光，只是对并不太平的世界感到担忧。如今担忧成了事实，她再次诉诸诗歌表达忧虑：“最终/灰烬会落在你我头上。”

年岁并没有让她退守回忆，也从未热衷说教，她反而越来越频繁地思考关于未来的事。她生于1955年，按世俗标准已经迈入老年的门槛，但不论从外表还是文字，都很难看到时间刻下的沧桑。在最新诗集《全沉浸末日脚本》里，她写世界末日、太空垃圾、奇点临近，写被一个无边的路由器填满身体的后人类，也写疫情之后的惊慌不安的世界。

在新诗史上，翟永明作为“第三代”诗人的中坚、“女性诗歌”的代表，早已牢固地占据一席之地。但在诗歌越发小众和沉默的当下，她已经习惯于冷寂和遗忘，并从中获得了不被注视的自由。“我不需要成千上万的人来读，不用考虑他们的胃口，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在自己的海底，她无用而自在地下潜。

在朋友圈里，翟永明密切关注着发生在东欧的冲突，并且长时间追踪一起妇女权益案件。而在现实生活里，她已经三个月没出过成都了。对于常年在成都、北京两地生活，并且到处旅行的她，已经憋得太久了。她有一点幽闭恐惧症，从小就害怕独自待在小屋子里，“我都不是太怕被感染，我最怕隔离。”

虽然以“女性诗歌”登上诗坛，但90年代，她在一篇文章说，她追求的是一种无性别的写作，呈现独立风格的声音，从一种概念的写作进入更加技术性的写作。

疫情刚开始，她连续几个月被禁足在成都的小区。这是前所未有的体验，每天出不了门，又看着屏幕里被隔离在家、在医院、在海上游船上的人，隐隐感觉到幽闭恐惧将要发作。她将这种不安写进一首《幽闭症》里：“幽闭在钢筋水泥器皿中/不易燃烧 只能被讯息不断抚摸/或被馏成杀毒灭菌的一点尘粉。”

“我写了40多年，始终跟每天所处的现实有关，写的东西不是不接地气的。”她说，现代诗歌与现实保持着紧密的联结，不能不关注外部世界，在内心的象牙塔里写作，“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

对于地球上发生的大事，她本能地保持着高度敏感。2003年伊拉克战争打响，在她开的白夜酒吧里，酒客们一边看着电视直播，一边把酒和花生米往嘴里送，热烈地评论。战争变成了下酒菜，供人咀嚼。有感于“直播战争”的新图景，她写道：“我们看到的只是骰子/它也许会变成输赢/也许只变成收视率。”

更日常的巨变，潜伏在高科技带来的便利中。比方说，她觉得手机就像是一个脑机接口，深深嵌在人们的身体里，一旦离开手机就与世界失联，无法自处。更早的时候，她就对基因改造技术忧心忡忡，人类似乎要篡上帝的权，在第八天创造新人类。几年里，她写了一批反思技术的诗，而这背后，是对人类异化为“后人类”的一种警惕：“我们的存在，退为一种模式。”她将对技术的关注热情，归因于自己的理科出身。

她的笔由此挺进科幻的疆域，再次拓展了自己的诗歌领地。她的前一本诗集是《随黄公望游富春山》，灵感来自于古画，诗行里也颇多古意。她一直在探索当代诗的可能性，用她的话来说，“下潜”。

虽然以“女性诗歌”登上诗坛，但90年代，她在一篇文章说，她追求的是一种无性别的写作，呈现独立风格的声音，从一种概念的写作进入更加技术性的写作。

写作40年后，她已经远远不能用“女性诗人”来概括。最早，她用诗歌处理个人的问题：用《女人》建立自我，用《静安庄》写插队经历，用《称之为一切》回溯儿时的贵州记忆。后来，她写艺术、写友人、写酒吧、写未来，并且時常潜回古代，与古人对话。现在，她进入一种更随性也更自由的状态，“有感觉的时候就写，不写的时候就像留白，会为我积蓄能量”。

年轻时，翟永明对人类的未来并没有这么操心，她有更值得烦心的事，关于自己。20多岁，她曾写下这样暴裂的句子：“我十九，一无所知，本质上仅仅是女人/但从我身上能听见直率的嗥叫/谁能料到我会发育成一种疾病？”

初中正是女孩发育迅猛的时候，而70年代前期，“发育”是个提都不能提的字眼。因为身材过早发育，她屡遭奚落，甚至被剥夺过排演《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的资格。于是她去打篮球，但不怀好意的男生聚在篮球架下，等着看穿着球服的女生跳跃投篮，硬是将她逼出了三分球绝活。

这首诗是1984年写的，她已经大学毕业，在西南技术物理研究所任职，爱上了诗歌和牛仔裤，与封闭的周遭格格不入。中午休息时间，研究所的打字室里，翟永明和打字员小张偷偷地油印着她的诗集：《女人》。小张打字，小翟将滚筒蘸上油墨，墨香弥漫在阳光里，她觉得似乎在从事一项革命活动。

诗集只印了20本，被她送给了正在写作的朋友们，像革命传单一样悄悄流传。那些年，年轻诗人发表诗歌、出版诗集极为困难，这本洋溢着女性觉醒意识的诗歌，因为鲜明的冒犯色彩，更失去了潜在的出版可能。“在这样的状态下，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写作，就是为了我自己。”

《女人》一开始在一系列并不公开发行的诗选、诗集和“内部资料”中露面。一批年轻诗人的名字通过这些悄然流传的小册子，汇聚成暗流涌动的诗坛新势力。1986年秋天，《诗刊》发表了《女人》中的五首和一篇新作，并配发了唐晓渡的评论《女性诗歌：从黑夜到白昼读翟永明的组诗〈女人〉》，使“女性诗歌”概念正式进入评论界，《女人》显然是这一概念的最佳代言。凭借《诗刊》30万的发行量，翟永明声名鹊起。

在那之前，她刚刚经历人生的黑暗时刻。

1983年到1984年是她人生最痛苦的深渊。在那个刚刚走出封闭状态的年月，她与单位、家庭都矛盾重重。进入单位意味着交出全部，但她的身体和心都总往外跑。她喜欢新潮的漂亮衣服，是单位第一个穿牛仔裤的人，却因此被侧目而视。诗歌零星地发表之后，又被窃窃私语说是为了赚外快。铁饭碗成为铁牢笼，禁锢了她。

另一个牢笼是她的性别。在单位里，女职工都是同一个样子，业余时间不是奉献给业务就是交给家庭。为什么女人只能这么活？下班后，她跟一群成都的诗人、艺术家玩在一起，为什么就要被指指点点？为什么男作家、男诗人不用在意的事，女诗人必须在意？“身为女性，我在社会上的角色就被规定了。如果我想超越这个规定，就会遭到各种各样的打击。”她说，“各种各样的想法汇聚成一股能量，导致我非要写这样一个东西。”

1984年，母亲住院，她很长时间陪护在医院。在乙醚的气味里，她趴在病床边写《女人》，下潜到内心和创伤深处，狠狠地吐出一口恶气。

似乎不满足于20首诗，关于女人，翟永明有更多话想说。好友、著名建筑师刘家琨说，在她的诗里读到了黑夜。她觉得很切合那时在黑暗中写作的状态，便征用这个概念，写下著名的序言《黑夜的意识》，郑重地指出：大部分女诗人尚未意识到自身的力量，或者停留在小圈子里放大个人情感，或者被别人的思想和感受渗透，成为某些男诗人的模拟和翻版。

翟永明的“黑夜”，是一种黑暗中创伤，也是暗中积蓄的力量，象征着内心的个人挣扎和对女性价值的抗争。她宣布：“现在才是我真正强大起来的时刻。”

文学评论家陈晓明说，《女人》之后，中国的女性诗人、作家才开始以更加主动的女性意识书写女性身份，并且敢于直视女性被压抑的欲望。一时间，女性诗作刮起一阵黑色的旋风，黑色衣裙、黑色风景、黑色漩涡、黑色霜雪纷纷出现。

《女人》发表的同年，《诗刊》邀请她到北京参加“青春诗会”，遇到了于坚、韩东、宋琳等同代诗人，彼此确认了眼神。她终于感受到自由，回到成都就瞒着家人辞职了。这代诗人被称为“新生代”或“第三代”。

困居成都这段日子，正值翟永明主理的“白夜”的另一个艺术空间开张。新空间除了卖酒和咖啡，还有一个大大的活动空间，可以办展览和讲座。新空间开张需要办些活动，翟永明担当筹备，但疫情又不时让活动戛然而止。而宽窄巷子里已经开了14年的白夜酒吧，因为疫情带来的亏损，可能不久就要关门了。

第一间白夜酒吧始于1998年的玉林西路。那时翟永明正希望找一个营生，可以带来些收入，又不妨碍写作。当时成都还没什么文艺酒吧，白夜一开张就生意红火，画家何多苓说，每天夜里出租车都在门口排队，等着把歪歪倒倒的客人拉走，他甚至在门口丢过一辆车。

白夜晚上卖酒，白天卖咖啡和书，这是翟永明从外国学来的模式。成都的诗人、作家、艺术家，南来北往的客人、流浪者，在酒精的味道里欢歌达旦，她也夜夜浸泡在酒精和音乐里。外面的空地上，流水席开到半夜，吵得楼上居民往下扔可乐瓶和花盆。

诗人韩东记得，翟永明喝到醉眼朦胧时，就容光焕发地跳舞。诗人马松说翟永明是个好玩的人，好玩是最好的下酒菜。“刚开酒吧那几年，我很爱喝，酒量也很好，从来没喝得不省人事。”翟永明说。

当年还在上班的时候，她研究所宿舍的客厅就是成都朋友们聚会的场所，经常她下班回家时，已经有一屋子人坐着等她。后来，她把客厅搬进了路边的酒吧。白夜承办了一系列诗歌节、影音节、新书发布会等活动，成为成都的文化地标，也在世纪之交填补了公共文化空间的缺失。

但世纪末的那几年，这位永不疲倦的沙龙女主人，内心其实是压抑的，她回忆当时，“有种借酒浇愁的状态”。“90年代是很宽松的，社会在面临一个转型。真有点世纪末狂欢的感觉，可能那时候世纪更迭，大家心情都有点受影响。”她说。

其实很长时间以来，她都没有感受到成功。80年代是诗歌的年代，但巨星属于朦胧派诗人，“我是很边缘的”。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涌起，聚光灯下换了摇滚和当代艺术圈的明星，出版社很少出不赚钱的诗集，不少诗人都投笔从商了。整个80年代，她沒有出过一本诗集，90年代，仅有寥寥几本。

对于这一代人，最美好的80年代已经过去了，白夜宛如80年代的一次回光返照。世纪末，她在繁荣中嗅到一种紧张和迷茫，那时她做过一个梦，梦里全是末日景象。

白夜从来不缺少诗人，成都80年代就是诗歌重镇。1986年，《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举办大规模“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其中推出“四川五君”小辑，包括柏桦、翟永明、欧阳江河、钟鸣和张枣五人，四川地区的“非非派”，也是颇有影响的第三代诗人团体。

熟悉的环境是翟永明保持创作热情的温床，在普通话和四川话南腔北调的交锋中，她才能继续写诗。90年代初，她曾在美国漂流一年半，几乎一个字都写不出来，街头巷尾没有一个方块字，她与国内也彻底失联，近乎被母语放逐。那段经历让她确认，要想写诗只能回家。她后来说，“因为白夜，我开拓和延伸了我的写作，熟悉和陌生的;因为白夜，我活成了另一个人。”

“紧急 但又无用地下潜/再没有一个口令可以支使它”。这首写于1999年的《潜水艇的悲伤》，被翟永明用以自况：“正是这无用和下潜，构建出我内心的小宇宙。我早已不在意来自任何人的定义。”

她身上最牢固的标签就是女性诗歌，她后来很反感这种分类。她觉得，这种定义并不是对女性诗歌的认同，实际上把女性诗歌边缘化了，女性诗歌基本上等于另册。“诗歌发表也好、开会也好，女诗人差不多都是一个点缀。”后来，关于诗歌的争论越来越多，“就是站边、划分阵营，我不太喜欢这种状态，就希望保持自己的一个小宇宙吧。”

翟永明用潜水艇比喻自己的写作，“我希望我的写作往一个更深的方向去寻觅、去探寻。无用也有无用的好处，你自己愿意潜到什么深度，都是你自己的事情。”她笑着说。

翟永明诗集《全沉浸末日脚本》。

十多年前，在一位朋友家里，她看到一幅高仿的古画长卷。几个人站在画前，画卷徐徐展开，他们的眼睛仿佛平移的镜头，将一路的山川草木、天光云影摄入魂魄。她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感受，强烈吸引她用一首长诗与之呼应。

2011年，她动笔写这首长诗《随黄公望游富春山》，最终花了四年，写就800多行。诗歌犹如画卷，也是一段在闲谈中悠游的旅程。四年里，她写写停停，将生活的即时感受乃至时事都写了进去，时而进入古典山水，时而回到浮躁现实，自由地穿越时空。

“在今天这个时代，竟然有人这样写诗。”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文学教授商伟第一次读到时，感到一阵诧异。当今诗坛长诗本来就不多，这样的写法更少见，“这在当今诗坛是一项创舉，仅此一项，就功不可没。”

这样的写法，指的是她将古典山水诗、游记、画论和题画诗等熔汇一炉，也“将它们源远流长的生命血脉注入了新诗的当代意识”。作家李陀认为，《随黄公望游富春山》是在手机文化时代一个异类的“少数”的作品，预示着伟大的文学作品出现的可能。

她既灵活自如地应用和改造古诗的笔法，写下“山水亦晴亦暗/使我长叹 恍兮惚兮/悄悄掠过七里滩”这种如绝句般的清亮诗行，也对现实作出反应：“大脑沉睡 反射神经依然活跃/左键右键改变人的肾上腺素。”在古代与当代穿梭之间，她把一次行脚的旅程化为一座思维的炼丹炉，承载对当代诗歌写作的实验。

这场实验规模浩大，她希望用一种新的体裁，把积累的人生经验、写作体会表现出来，“如果说探寻写作的更多可能性是一种野心，那确实是这样。”诗歌读者已经所剩不多，对长诗她更不奢求，因而获得了无用的自由。“反正就是没用的东西，我就可以任性了。”她笑着说道，“有一些语言可能很突兀，但我就觉得这样更好。”

读者曾给她一个“先锋诗歌教母”的称谓，从诗歌写作实验的热情来看，她确实保持着先锋性。她的写作不受太多束缚，比如当代诗人大都忌讳使用的成语和押韵，她也并不避讳。她曾有一首诗连珠炮般地用了36个成语。

她也曾觉得现代词汇缺乏诗意而将其集体打入冷宫，但后来逐步启封。在《全沉浸末日脚本》里，“路由器”“数据”“芯片”“代码”都进入了诗行。“以前不会想到用它们来写作的，但这些词汇在不断扩展，你写现实是避不开的。但是怎样用？肯定有技巧，要做出比较接近现代诗意的处理。”

而面前这本诗集，在她看来是一部比较成熟的作品，年轻时极尽澎湃的状态已无处可寻。对于未来的写作计划，一切“顺其自然”。

她更理性地关注着未来，但也并非生活在时间之外。新诗集的56首诗里，在宇宙、太空、奇点、后人类之间，藏着两首写给年老和死亡的信。她说：“我不再攒劲/去争取赢字”，然后，“愿死亡像睡眠一样自然。”

现在，再没有一个口令可以支使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