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嘉欣 张哲彰

摘 要：近年我国逐渐失去其成为“世界工厂”的地位。贸易磨擦、美国疫情蔓延与制造业回归等逆全球化思潮直逼我国正视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议题。文章以案例分析法列举我国三个发展成熟的传统产业链，探讨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如何以“互联网+”带动我国产业链重构的问题。我国人口红利优势甚微，制造业薪资水平超越多数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优势不再。而国内小微企业林立，多数产业链长期处于价值链微笑曲线底端，劳动密集产业比较优势消失殆尽。借此全球产业链重构契机，我国应运用互联网优势，借由数字经济敦促国内价值链转型重组跨产业生态圈，以知识共享为手段、自主创新为方法，为国内产业在全球供应链争得一席之地。

关键词：产业链;企业生态圈;数字经济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22）11-0190-04

DOI：10.13939/j.cnki.zgsc.2022.11.190

1 前言

信息时代的背景下，数字技术已延伸至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其诞生及发展对全球贸易产生了影响。数字经济正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及国内的产业进行快速管理变革、产业升级、面对未来挑戰能力的重要工具之一。面对疫情的突然暴发，数字经济更是逆势而上，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已成为全球防控疫情、重塑经济体系及提升治理能力的中坚力量。在新经济时代，产业演进呈现出产业跨界与产业生态化相互依存和互促的局面。原有产业体系及结构已无法适应时代变局而被迫进行颠覆性的解构和重构，使得新业态和新产业生态化发展成为可能。产业跨界使不同行业产业链间重构关联，产业发展呈现跨界横向蔓延的趋势并形成新的产业生态圈。而我国的制造业红利已随土地及劳动成本快速增加而逐渐失去原本的优势，也因老龄人口养老问题而负担加重。不仅如此我国制造业的全球供应链的地位还受到东南亚国家的挑战。本文以国内三个产业为例，从数字经济角度尝试解析如何顺应新时代变局进行原产业链颠覆性的解构和重构，从中寻找出我国产业目前面临的共性问题，进而提出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策略。

2 国内产业供应链现状

2.1 服装业供应链

《2019—2025年中国服装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及行业发展前景预测报告》中显示：60%的中国消费者看重服装质量和款式，表明其对服装的需求已趋向高品质;在服装品牌方面，小而美的小众品牌受到青睐，传统品牌逐渐崛起，众多的服装品牌推出年轻化的副线品牌。随着我国国民可支配水平的提升，“80后”“90后”已成为主要消费群，他们追求精致品位的生活，进一步促使服装的消费趋势朝时尚化、品牌化、个性化的方向发展。但部分供应链管理者在产品开发过程中缺少对需求的了解，同时因我国服装供应链管理体系建设成熟度不足，国外企业不授权给国内需求计划管理部门，进一步使得供应链管理产生盲区。

国外媒体报道称：ZARA母公司Inditex确定将关闭旗下三个品牌在中国的所有实体门店。ZARA以大数据分析为起点，掌握大众消费的趋势，以指定外包模式进行快速生产。它的没落意味着产品品质是关键。我国消费者消费理念更趋于理性，更注重产品的品质与个性化需求的满足。但随着近几年消费者对快时尚的推崇使得产品开发基本上以买方需求为主，这会造成采购和加工分散化进而导致工序打乱、成本上涨与品质下降。

国内服装供应链资源可分为以下层次：第一层基本被国外品牌（如Uniqlo、H&M等）所占有;第二层归国内百亿品牌（如Anta、森马等）;剩下的品牌则是第三层。服装产业供应链包括：面辅料采购、款式设计、布料染色、剪裁缝制、成衣生产、配发与零售等。企业目标始终是成本、货期、品质与库存。因避免腐化及便于委托生产的管理，大部分企业都采用“三权分立”的模式：采购、生产管理及供应商管理，这模式有违供应链管理集成、高效、协同的初衷，产生更多的权责不清的现象。同时，服装供应链管理涉及多方面跨学科知识，需不断地学习与及时地更新，而企业最高决策者却很少系统地学习采购或生产类知识，以致难以营造对企业长远发展有利的供应链管理氛围。建立系统性的供应链管理系统，实现数字化管理，引入行业内优质的供应商资源。

伴随着我国服装品牌的迅速发展及ERP系统的不断推广，许多服装品牌或大型制造企业都引进资讯化，可见我国服装产业在信息化建设上的投入和水平并不低。然而因国内管理制度不健全、销售渠道缺失、产品定位模糊、产品开发无法系统地进行采购和生产等原因，资讯化的企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转变为商品的品质、成本与货期。

对以上内容给出结论：

服装业是垂直精密分工且个性化需求极高的产业。无论是OEM或ODM，国内服装业已具备为国际代工的能力。但国内环保政策收紧、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工人转移与流失使得服装成本持续增加，不仅进一步加快落后产能中小企业的淘汰，还使得成衣制造商转移至东南亚发展中国家。长三角、珠三角等传统服装基地也已快速转移。国内服装业应趁此时机实现转型变革，增加中高端产品的研发与工艺改造的投入，健全内部管理架构，利用数字科技准确掌握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实现快速响应，提升综合竞争力。同时，整合型人才培养是关键，国内产业注重的要点应从制造转移至设计、营销、品牌或服务人才的培养上。培育服装供应链垂直整合的人才负责面料采购、设计、制造、质量改善等工作，甚至建立自主品牌。

2.2 药品业供应链

2020年全球制药企业50强名单中有4家上榜的中国企业，分别是：云南白药、中国生物制药、恒瑞医药、上海医药。相比2019年增加了两家中国药企。

在仿制药方面，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在政府的倡导与支持下，仿制药的市场占有率已高达50%以上，并以10%左右的速度快速增长。而我国是仿制药使用大国，受国内慢性病患病率逐年增大、人口老龄化、医保控费等因素的驱动，预计未来我国仿制药市场规模仍将高速增长。截至2019年年底，我国共有原料药和制剂生产企业4529家，但企业普遍存在着小、散、乱等特性。大多数企业生产的是低端仿制药，招标时存在低价恶性竞争，不能保证质量且没有足够利润进行研发投入。但目前政府出台的一致性评价、带量采购、环保控制、关联审评等利好政策实施，以期能引导企业走上良性循环之路。

在原研藥方面，药物的研发难度与资金门槛不断提高，呈现周期长、风险高等特征，而获批上市的新药数量有所放缓。我国的生命科学基础性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国内所谓的“原研药”存在着基础性研究的缺乏、技术与工艺的积累不足、资本投入的时间短等问题。专利悬崖推动国际通用知名药物市场的持续增长。据统计，2020—2024年将近有1600亿美元原研药的专利期到期，大批量的畅销原研药相继到期为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强大驱动力。

在原料药方面，中国和印度是全球主要的原料药出口基地，在大宗及特色原料药领域中占有绝对优势。我国原料药企业缺乏研发能力，技术成熟、产品链长的大宗原料药因壁垒不高以致大量小型企业产能涌入导致产能过剩的现象。而随着到期的专利药数量和品种不断增多，相应的仿制药的数量及品种也随之上升。同时基于欧美等国家生产和环保成本压力增加，而我国原料药企业工艺技术、生产质量和药政市场注册认证能力的提升，使得原料药企业大量向我国转移，以致生产规模不断增加。

对以上内容给出结论。

2020年我国四大药企进入全球制药企业50强，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国内药厂已逐渐跳出长久生存的国内舒适圈，较为积极地开发新药或开拓新市场。虽国内市场相对庞大，而新药研发成本高、成功率低、不确定性较强，相关医药协会应整合资源实现供应链产业分工，不同药厂负责不同领域的药物研究，研发成功后再把生产转移至国内小厂形成中心-卫星工厂体系，借此淘汰低水平的家庭式工厂，以整体提升国药的品质。我国仿制药的产制能力虽远落后于印度，但我国市场规模庞大，医药生产体系已完成构建，理应比印度更有能力争取到仿制药的承制。国医药协会应整合国内厂商资源争取开发到期仿制药的代工。在医药业存在许多展示工厂用于监管部门检查使用，它们获得GMP认证，工厂设备维护、后勤等工作相对完善，而在它们背后却影子工厂，生产条件没有遵循GMP标准，生产作业条件极差。相关政府部门理应加大打击力度进行突击检查，保障药品生产的良好环境。

2.3 汽车零部件供应链

随着我国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国内已形成六大汽车产业集聚区。其中珠三角地区经济发达，传统汽车工业基础雄厚，聚集了广汽集团、广汽本田及新能源汽车企业比亚迪等。该地区拥有多个知名品牌总部及汽车生产基地，其经济优势、政策支持、创新机制灵活等造就汽车产业的利好环境。

近年来随着产业转型升级的不断推进，汽车产业成为佛山重点培育的支柱性产业，禅城区更是汽车产业集群。2019年禅城区拥有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企业74家，其中规模以上、产值亿元以上、整车配套的企业数量分别为46家、21家、35家，实现工业生产总值137.11亿元，销售总额高达141.15亿元。这些企业能生产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如河谷汽车润滑系统的产品已申请20余项国家专利产品，其多项产品已被认定为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现已成为国内润滑系统行业龙头企业之一。

在整车制造领域，广东省汇集了东风日产、广汽乘用车、一汽大众等知名整车厂商，形成了广州、深圳、佛山三个整车制造产业集群。当前佛山已拥有10家整车生产企业，汽车及零部件制造规模以上企业超过150家，成为广东三大整车生产基地之一。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广州和深圳目前已成为全国新能源汽车主要的产业集群。2019年中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2.1万辆和2576.9万辆，同比分别下降7.5%和8.2%，产销量降幅比2018年分别扩大4.2%和5.4%，但产销量继续蝉联全球第一。在出口方面，汽车出口102.4万辆，同比下降1.6%，其中乘用车出口72.5万辆，同比下降4.3%;商用车29.9万辆，同比增长5.7%。

对以上内容给出结论。

国际知名品牌的代理商与国内知名整车厂商进行着激烈的代理人争夺。国内车企的短视近利，以曲线超车模式快速攫取国内市场。尽管在2017年发生国外车企的倒闭潮，我国车企趁机实行并购，但在关键模组上我国车企长期依赖国际品牌，还是无法掌握其开发制造技术。尽管吉利并购多个国际品牌，但最后只是国外品牌的销售或代工厂，只位居国内十大汽车业中第九，在研发技术上也无明显提升。从前文数据可知，汽车产业只固守在国内市场仍无法有效地开拓国际市场。虽国内拥有广大的内需市场，但我国仍没有由国人设计、开发、制造并使用的自主品牌国产车。产业群聚的功能不仅是各大厂商可方便采购、上下游运送方便而降低成本，更应做到资源如人才、信息及设备的共享。而我国则长期关注个别企业或特定群体的成就，忽视企业延伸的理念。

3 我国产业链面对的共性问题

3.1 掌握并参与发展新趋势

从上述案例可看出：为环保与节能减碳，企业开发新能源;为能缩短工时、降低成本，企业推动模块化;为掌握快时尚、个性化需求，企业引入数字经济。这就为了企业的生存而推动全球产业链的变革。

3.2 国际化的企图心较弱

因国内制造商拥有广大的内需市场及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加以扶持，已使得他们长久满足于争夺内需市场的舒适圈。对内：人为的独占或垄断，国内制造商不担心客户来源问题;对外：国内出口商大多通过贸易商或国际采购商出口，无须讨好国外客户及面临多变的国际市场竞争。如此恶性循环虽可依赖第三方贸易而降低国际贸易风险避免关税壁垒，但也让我国企业不能有效地应对国际贸易的多变性。当面临全球供应链重组时，关税障碍、贸易保护措施及对我国的限制、内需市场的有限性及需求的多变性，如何借此机会积极转型成为生产高附加价值的产品，变成一种挑战。

3.3 尚未树立产业同盟的思维

研发是一种高风险、高投入、不确定性强、低成功率的投资。而我国小微企业数量占比高达90%，小微企业的资金、技术或人才相对缺乏，无法承担新技术的研发工作，且较为短视近利，注重快速变现及获利的实用技术的开发，这不利于知识与技能的沉淀与积累。

3.4 缺乏对数据解读及转化能力的人才

中国数字经济和经济数字化转型已从需求侧向供给侧，从市场营销向物流、制造、研发等产业链上游渗透。供给侧、产业端的数字化转型更依赖拥有行业知识及数字化素养的数字人才，对产业链上下游数据进行采集、整合、分析及应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复合型数字人才不仅拥有数字技能，还拥有丰富的行业知识与价值链的其他领域管理技能。而我国目前数字人才主要集中在数字技能方面，对数据解读与应用的人才还有很大缺口。

4 结合数字经济构建产业生态体系

4.1 树立产业延伸理念，建立共享机制

我国企业应树立延伸企业的理念，价值链上的制造商需进行有效的沟通与信息交换，运用创新网络科技应用以协同合作、流程重组、整合团队、共享资源等而形成虚拟整合，贯穿于整个供应链流程网络，进而获得竞争优势。在全球化、需求多元化、全面质量管理及产品生命周期缩短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企业间分享知识、资讯、成本及资源，协同合作以把握快速变化的市场机会。

4.2 建立产业链战略性伙伴关系

企业间需形成价值链伙伴的关系，价值链的成员来自相同或互补性产业，彼此贡献不同而互补的资源，使得企业间的能力得以整合为顾客创造价值。企业间基于一种长期承诺下的相互、持续性的动态关系，共同从事研发，彼此是信息共享、利益共有与风险共担的关系。

4.3 积极投入自主研究，培养储备人才

国内企业应致力摆脱代工宿命，积极投入于专精技术的自主研究发展，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成为全球不可或缺的供应链伙伴，这关键在于培养能融合企业文化并对组织忠诚的储备人才，如韩国三星创立的各种设计学院、海尔与各科技单位建立人才共同培养方案等。

4.4 积极参与国际市场，成为国际产业链的一环

国内企业长期处于满足国内需求的舒适圈，极少关注国际需求及竞争者动态。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应当审时度势，以国内产业生态链为基底，树立起中国经济强大的国际形象，建立国际间相互依赖与共益的生存条件，让我国成为国际经济发展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5 结语

我国人口红利优势甚微，制造业薪资水平超越多数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优势不再。而我国小微企业林立，多数产业链长期处于价值链微笑曲线底端，劳动密集产业比较优势已消失殆尽。目前已有部分勞动密集型产业如运动品及通信电子产业向东南亚地区转移。此外自2019年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保证自身供给，大力提倡制造业回归。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升产业链竞争力更是势在必行。我国企业应值此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契机，运用互联网优势，借由数字经济来敦促国内价值链转型，筹组跨产业生态圈，以知识共享为手段、自主创新为方法，为国内产业在全球供应链争得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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