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希

内容摘要：英国学者阿瑟·韦利发表在《大陆报》（1927年10月2日）的英文论文《论中国现代文学;胡适的天才》，是西方英语世界的学者最早介绍“五四”文学革命及其领导者胡适的重要文献之一。这篇文献，是中国现代文学海外传播的重要文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阿瑟·韦利 胡适 文学革命

到目前为止，中国现代文学的海外传播研究，重点是经典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对文学运动和思潮在海外引起的反响，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

“五四”文学革命及其白话新文学的出现，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是世界文学史大事件。但由于当时的资讯条件和西方的偏见，国外对它反应比较冷淡。

据学者顾钧研究，除了胡适自己的英语文章，在英语世界中最早介绍文学革命的，一是瑞典人王克私（Philippe de Vargas）1922年发表在New China Review上的Some Elements of in the Chinese Renaissance和美国人恒慕义（Arthur William Hummel）1926年发表在The New Mandarin上的Some Thoughts on the Literary Revolution。①

但事实上，早期介绍和报道文学革命的英语文献远不止这些。1920年5月29日《字林西报》上有一篇题为The Awful Chinese Language——Literary Revolution的文章。1923年10月28日《大陆报》上刊登了A.E.Zucker的China‘s Literary Revolution。通过钩沉我们会发现，其实“五四”之后介绍文学革命的外文文献，远不止这些。

当然，上述英文文献都是当时在华的传教士或外籍教师所写。下面本文要将重点介绍的这篇文献，则是当时在大英博物馆工作的英国著名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家阿瑟·韋利（1889-1966）。这篇文献即使不是最早的，但肯定是中国本土以外的欧美世界最早介绍文学革命重要英文文献之一。

我之所以认为这篇文献重要，是因为作者对文学革命的领导者胡适及其主张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胡适于1926年下半年赴英参加庚款咨询委员会，与阿瑟·韦利有较多接触。据胡适日记记载，他这次欧洲之行中至少与韦利会见了十二次之多。

胡适这次在英国作了多次关于中国的文学革命、文艺复兴的演讲。韦利与胡适深入交流过他演讲的内容与主题，所以，韦利应该是早期西方最为了解“五四”文学革命的学者。我们看到他论文的主要观点和谈论的事项，基本都是他从与胡适的交流中得来的。

尽管韦利的论文并无多少创见，但他毕竟是早期比较深入地向西方世界介绍文学革命及其领导者胡适的重要文献，他对西方了解中国的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学，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尽管阿瑟·韦利的这篇论文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但学界注意到此文的并不多。鉴于此文在现代文学学术史上重要的文献价值，现将该文翻译成中文并附录于此，以便学界参考。

阿瑟·韦利论中国现代文学;胡适的天才

大多数对中国感兴趣的人都知道，最近几年，以前用像盎格鲁—撒克逊这样一种过时的语言进行严肃写作的中国人，已经习惯于用口语写作。这一变化带来的结果可想而知。其中之一是读书人的数量大幅度增加。成百上千的以前只能读小说和戏剧 （这些文学体裁都是以口语化的文字写成的） 的人，开始第一次探索诗歌、哲学、历史。因此，胡适博士（Dr.Hu Shih）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用口语体写成）发行达七版，这在欧美哲学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胡适博士最近的英国之行，对我们了解中国具有里程碑意义。他是第一个相当全面地向我们介绍自己国家的中国人。

中国人常常对西方人向他们介绍西方的文学和思想表现出极大的不耐烦。但他们自己在帮助西方了解中国方面，更是乏善可陈。他们很少关心我门对中国了解多少。如果一个人想要增加某一领域的知识，首先必须确定它由什么构成。人们可以在山顶上放置一块小石子增加它的高度，但无法通过在山脚堆放巨石来增加其高度。

胡适很了解我们，知道我们想要什么。这似乎是我们第一次直接接触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而如果胡适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中国教授，仅仅因为会讲外语与其他中国人不同，这只“会说人话的鹦鹉”可能会更完整地向我们揭示当代中国的精神。事实上，他在各个方面都不具有代表性。首先，他异常聪明，可以称得上当今世界最聪明的六人之一。此外，奇怪的是，他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完全欧洲化的。与他交谈几分钟就足以使人相信，这不仅仅是教育和环境影响的结果，而是与生俱来的特质。正是他组织了我在这篇文章中所写的文艺复兴②，也正是因为他，其他国家才意识到它的存在。所以，请原谅我为了介绍胡博士的天才所作的过于冗长的论述。尽管如此，总体而言，他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之一（作为一个目录学家和考据学家，据我所知，他在专业领域里所作的工作，令我十分敬仰）。或许有人会因为他对古代中国的看法过于依赖一位现代欧洲科学家而对他有所贬低。但相对来说，这也是他的优势。确实，他笔下的老子就像戴着高帽的庞蒂乌斯·彼拉多（Pontius Pilate）;但中古儒家笔下的老子却是一种更危险的滑稽表演。

另一种趋势（贯穿整个运动）自然地发生于宣传阶段——白话文本身有时几乎成为一种衡量标准，作品因其是否接近日常生活和当代语言而被褒奖或谴责。

此外，胡博士和他的同事们有时似乎主要是因为文学所包含的思想而重视文学。在他看来，片言只语的社会批评、偶然闪烁的知识分子独立的火花，似乎比举足轻重的审美能力缺陷更加重要。这种习惯从辩证的角度讲是不完善的，但却创造了一种氛围，对文学毫发无损。无论如何，它对文学的危害远小于自觉的唯美主义。这种态度也有其宣传基础，人们必须找到白话文的典范。只有小说可以算作典范，但很少有小说能从文学的角度得到肯定。胡博士四处搜寻，在诸如《镜花缘》《儒林外史》等作品中发掘一些凌乱的思想，以便提升小说的地位。

我说过，文艺复兴的领袖胡博士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我想，他对欧洲文化的钦佩更是独一无二。在中国，普遍的看法仍然是西方制造了无畏舰和摩天大楼，但除此之外几乎一无所有。然而，中国人却独自拥有一种西方人永远难以企及的文化。我认为这是在持有民族主义立场学生中很常见的观点，即使有些学生在西方待了很多年，也难以改变。他们相信，除了本国的古代作家，无人拥有坚实的智慧;但在娱乐方面，他们仍需求助于西方小说。根据他们的口味，既读《泰山》也读斯特林德伯格。这就引出了翻译的问题。翻译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在中国已经存在了近50年。伟大的先驱翻译家林琴南③是来自福建的南方人，他生于1852年，于两三年前逝世。1882年，他对小仲马的《茶花女》的翻译问世了，之后又翻译了大量的作品，包括斯科特、狄更斯、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的作品。然而，林只懂中文。在这一点上，他同大多数翻译家——从中文到英语——都是相反的。林琴南的头脑工作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他的助手（用白话文口译）刚一出口，他就完成了整句的翻译。在工作方法上，他并不是单干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掌握外语是口译员的职责。外交当局从雇用的语言学家那里获取信息。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伟大的梁启超先生写下了他所有关于欧洲思想和历史的著作。显然，这是一个没有人愿意为之辩护的方法，除非他自己不得不使用它。而且十年之后，不可能林的150本书中的任何一本都有读者。

不论口译员怎样翻译，林琴南都乐于接受。这至少浪費了他一半的时间翻译那些无用的垃圾。欧洲文学在他的眼中依然是无比新奇和奇妙的存在，这使他无法分辨托尔斯泰的杰作和哄小孩的废话。他当时对文学的理解程度就同现在我们大多数人对中国画的理解一样。

正如我所说的那样，为林琴南工作的“口译员”将原文翻译成日常口语。在我们看来，奇怪的是，在一个早已用白话写小说的国家，林竟然还需要把他的助手翻译出来的白话文，再转换为古老的文言，用公元800年的语言包装狄更斯的文字！

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白话文基本上被视为一种家庭用语，一种熟人间使用的土话。如果想用这种语言表达任何在时间或空间上较为遥远的事物，就会显得不协调和荒谬。事实上，这就像法国人（以1900年的程度来看）看待把莎士比亚翻译成现在球场的行话一样。所以，费解的是，在他们看来，让（狄更斯笔下的）小耐尔像个唐朝女人那样说话，不比他说中文“市井”更荒唐可笑。

在一开始就遭遇激烈的反对面前，胡适和他的追随者们将白话文提升为文学的正宗，最终使外国小说能够被翻译成现代语言。与此同时，接受过欧洲教育的中国人口也在迅猛增加，译者不再可能直接从所有重要的西方语种来翻译。

《小说月报》成了一个翻译重镇。近几年来，《小说月报》发表了一系列优秀的译作，包括契诃夫、屠格涅夫、梅特林克、拜伦与惠特曼等人的作品。

诗歌翻译中最成功的也许当数徐志摩，他曾与浪漫主义时期有着短暂却密切的联系。欧洲诗歌的翻译被认为是中国建立“新诗”的重要一步。诗歌的改革要比对散文的解放要紧迫得多，因为至少有一种散文（小说）能继续存在和发展，而诗歌自十四世纪以来就一直停滞不前。我不是说它已经不存在了，至少曾有过许多著名的诗人。我想，十七世纪的吴梅村在中国和任何时期的诗人一样有名。但所有这些诗歌都是用一种至迟在10世纪就死了的语言写成的了。这种语言与现在中国人所使用的相去甚远。除了所有关于一种特殊的诗歌措辞是否恰当的理论问题之外，中国人已经完全没有任何意愿再以这种语言媒介创作了，这种媒介只有通过对已流传数百年的字典和韵书的费力研读才能掌握。现今，中国的年轻诗人致力于把诗歌从古老的繁文缛节中解放出来，而不是考虑它的形式和风格。这是徐志摩的一首诗，写于1924年。不过，我的翻译极其粗略，我恳求大家不要因我失真的翻译来评判徐先生抒情才能：

去吧，人间，去吧！

我独立在高山的峰上;

去吧，人间，去吧！

我面对着无极的穹苍。

去吧，青年，去吧！

与幽谷的香草同埋;

去吧，青年，去吧！

悲哀付与暮天的群鸦。

去吧，梦乡，去吧！

我把幻景的玉杯摔破;

去吧，梦乡，去吧！

我笑受山风与海涛之贺。

去吧，种种，去吧！

当前有插天的高峰;

去吧，一切，去吧！

当前有无穷的无穷！④

在这里，中国浪漫主义时期（公元前四、三世纪）的影响甚至比徐志摩私淑的诗人，如拜伦、雪莱和济慈等的影响更明显。

小说和诗歌的情况截然不同。在文学革命的时候，中国的小说已经摸索出了自己的道路。而这种发展正是在诗歌停滞不前时（十五世纪至今）发生的。此外，从语言的角度看，小说向来更喜欢使用白话，它无需太多改革。关于小说，中国人向来缺乏我们所谓的形式感。将故事连接在一起并使其具有“建筑”外形的框架，始终是故事本身的外表。一般来说，总有一条超自然的线索——来自于另一世界的微弱回声——在叙事上留下了一种模糊的模式。还有其他形式的元素（每一章开始的诗句和作者用来显示他赞美人物和场景的诗句）有助于弥补内部结构平衡的不足。最重要的是开篇的寓言，它概括了故事的总体目的，使读者与小说的氛围产生共鸣。

这类寓言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写于1906年的《老残游记》⑤的第一章。关于作者刘鹗，除这本小说，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值得我们这些对中国感兴趣的人感谢他。因为正是他引起了考古学家对河南殷墟出土的甲骨的关注，这些甲骨后来成为了中国金石学的基础。他对外国剥削中国的观点使他变得很不受欢迎。他认为，只要签订了谨慎的条约，允许欧洲资本投资中国，中国人将获得一切好处。他被指控收受外国投机者的贿赂，并在1912年（？）左右流亡土耳其时去世。⑥他的作品基本上都是自传。这个寓言是一个梦，他在梦中看到一艘船在海上挣扎，显然无法控制正确的航向。他冒着极大的危险乘小船出海，随身带着指南针，因为他确信那艘船已经丢失了指南针。

船员们发现了指南针是西方制造的，于是愤怒地接受了帮助。“这是一个外国指南针”，他们说，“这家伙肯定是在外国人的顾工，否则无法得到罗盘”。关于这艘船（当然是指中国本身）的寓言是精心设计出来的。接下来的故事描写了一些非常精彩的内容，但在试图从超自然的框架中获得支持时却失败了。结尾的情节很幼稚，十几个死去的人神秘地复活了。不过，我仍然相信，中国未来的小说将会在《老残游记》提供的思路基础上展开。很明显，对于西方小说所在意的那种内在结构，中国人完全不感兴趣。很难想象（胡博士在他的一次演讲中提到）有哪一部中国小说的情节是始终如一的。如果中国人按照他们自己并不具备的形式感去建构情节，必然会以英国模仿塞尚的那种半心半意的无味而告终。

想想看，正是这种形式的缺乏，使欧洲译者对尝试翻译伟大的中国小说退避三舍。他们觉得，职业说书人的技巧和神秘之处及所有构建故事框架的琐碎陈规都是多余的，如果这些都被抑制，剩下的将完全不能成形。恐怕这是真的。但在未来，即使中国人足够聪明，能够依赖于这些近乎本能般的形式元素，这些形式也无法继续重复过去的幼稚陈规。我想象到了一种由寓言引出的小说形式，它由诗意的潜流所凝固，并被某种哲思所浸透。这就是中国人的天才之处。我们希望这种小说不仅会被写下来，而且还会被翻译成英语。这是一个开端，因为现代日本文学找到了一位理想的翻译家M·埃利塞夫，而中国现代文学完全被忽视了。令人惊讶的是，像《三国演义》这样一部沉闷的作品，仅仅因为它历史悠久，就被完整地翻译了，而18世纪的《红楼梦》，人们却只能读到其片段。

参考文献

①顾钧：《最早介绍“文学革命”的英语文献》，《新文学史料》，2016年04期。

②“五四”前后的文学革新一般称为“文学革命”，胡适在1917年的《文学改良刍議》即提出他的文学改良活动受欧洲文艺复兴的启发，1923年，胡适以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为题讨论中国自宋明以来的文化演变。1926年11月9日和25日，胡适在英国以The Renaissance in China为题演讲。这就是阿瑟·韦利将文学革命称“文艺复兴”的根据。

③由于作者没有弄清汉语“林”的发音，他将“林琴南”拼为“Liu Ch’in-nan”。

④这是徐志摩写于1924年5月20日的《去罢》，首先发表在6月17日的《晨报副刊》上，后来又发表在《小说月报》1924年第4期。

⑤《老残游记》1903年开始在《绣像小说》上连载，1906年初版。阿瑟·韦利将《老残游记》翻译为“Lao Ts’an Yu”，将刘鹗翻译为“Yiu E”，这可能都与他对书名和作者姓名的发音没有掌握清楚。

⑥刘鹗于1909年8月23日因脑溢血病逝于新疆乌鲁木齐。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