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士琨， 史春云

(江苏师范大学 地理测绘与城乡规划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乡村旅游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理念的现实实践，在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不足与劳动力人口外流导致的乡村衰败的背景下[1-2]，伴随着城市居民“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情怀的日益凸显[3]，逐渐成为继“旅游扶贫”工作后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又一落脚点.在契合“乡村振兴”国家战略重大需求的同时，乡村旅游适应城市休闲经济外延扩张和乡村地域功能多样化转型的发展变化，对于调整乡村产业结构、活化乡村文化与实现农民生活富裕具有重要意义[4-5].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等17个部门印发《关于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增效，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加快形成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6]，以此加强对乡村旅游的政策引导作用，借开展休闲旅游活动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壮大乡村产业.据《全国乡村旅游发展监测报告(2019年上半年)》(https:∥www.askci.com/)统计，截至2019年6月底，全国共接待乡村旅游游客15.1亿人次，同比增加10.2%；实现乡村旅游总收入8 600亿元，同比增加11.7%.乡村旅游已然成为颇具增长潜力的新型业态.

学者们针对乡村旅游的研究体系进行了不断探索与完善，其中：国外研究主要涉及乡村旅游的内涵[7-8]、影响因素[9-10]、利益相关者[11-14]等内容，国内研究则由乡村旅游的发展趋势[15]、模式及路径[16-17]等内容转向乡村旅游与城乡发展[18-19]、空间格局[20-21]、乡村振兴[22-23]、传统文化[24]等方面.而合理评价省域、市域、县域等不同尺度下的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一直是乡村旅游研究领域的重要方向.杨艳红等[25-26]利用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判法，从资源开发、经济发展、社会支撑等方面分别分析了海南省休闲农庄、四川省乡村旅游的综合发展水平，并对乡村旅游的发展对策提出针对性建议；殷章馨等[27-28]分别利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主成分分析法解析长株潭城市群与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市的乡村旅游竞争力，前者还结合障碍度模型探讨了不同时期发展乡村旅游的阻碍条件；杨兰芳等[29]基于主成分分析，从目的地资源、社会经济和客源地区位3个维度定量评价了浙江省县级单元的乡村旅游水平；冼炜轩等[30]则借助神经网络法揭示北京密云区村域视角下乡村旅游竞争力的空间格局，并总结得出限制乡村旅游发展的不同障碍类型.综上所述，当前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评价研究多聚焦于国内成熟地区，缺乏对萌芽发展区域的科学研究和实践路径探讨，尚未通过综合测度以及阻碍条件分析为其提供理论支撑.自2018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以来，淮海经济区便迎来了省际边界地带的协同一体化发展机遇，在建立旅游发展联盟的基础上，各地区充分发挥特有的本土资源优势，为积极推动乡村旅游、休闲旅游共融发展创造条件.因此，本文选取淮海经济区作为研究区域，基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利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定量评价各市乡村旅游发展综合水平及各维度水平，并借助障碍度诊断模型进一步探究提高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的阻碍条件，以期为跨省合作区域、尚处在开发阶段地区的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以构建中东部新型增长极为目标，淮河生态经济带于2018年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其中，位于“三区”布局北部的淮海经济区地处苏鲁豫皖4省交界地带，包括江苏的徐州、连云港、宿迁，山东的菏泽、济宁、枣庄、临沂，安徽的宿州、淮北，河南的商丘10市，对于承接南部长三角城市群、北部山东半岛城市群和西部中原城市群具有重要作用.该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总体相对滞后，截至2019年底， 其GDP计3.34万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3.39%.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各地方凭借稳固的农业生产基础、类型齐全的旅游资源与内涵丰富的文化底蕴，以打造乡村特色产品、完善农事体验活动、提高基础设施水平为着力点，积极推动乡村旅游有序进行.随着淮海经济区地位与作用的不断跃升，如何健全该区域乡村旅游发展体系，培育“生产、生活、生态”协同一体的旅游主阵地，对省际边界地带、欠发达地区的乡村旅游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与研究价值.

1.2 研究方法

1.2.1 多指标综合评价法该方法的核心在于对各项指标进行权重赋值，权重大小代表其重要程度，影响着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各维度得分.本文参考薛丽芳等[31]的处理方法，采用客观赋权中的熵值法实现权重测度，在数据无量纲结果的基础上，判断某一指标的离散程度，避免多维度指标间的信息重叠，反映其效用价值和数据特征.

1.2.2 障碍度诊断模型在得出乡村旅游发展综合水平后，需要明确制约乡村旅游发展的阻碍因素及其阻碍程度，从而为地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针对性的现实路径.本文采用障碍度诊断模型[32]，基于数据无量纲结果，计算因子贡献度、指标偏离度和障碍度.

1.3 数据来源

本研究中的淮海经济区行政区划数据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提供的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利用ArcGIS处理的空间及非空间属性数据均统一于WGS1984-UTM-Zone-50N投影坐标系.乡村旅游发展水平指标体系中所涉及的统计数据均以2019年为时间截面，其中：生态数据来源于各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景区数据源于各省文化和旅游厅《2019年底A级景区目录》；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和示范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则源于农业部、文旅部提供的截至2019年统计名单；国家级非遗、省级非遗数量源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www.ihchina.cn/)、各省人民政府；社会经济发展数据源于《江苏统计年鉴》《山东统计年鉴》《安徽统计年鉴》《河南统计年鉴》，以及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 乡村旅游发展水平指标体系

2.1 指标体系

当下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研究中的评价指标体系主要涉及经济、社会、市场、区位等维度[27-29]，缺少对生态环境、文化功能、农业基础的体现，乡村旅游的综合水平难以凸显.而根植于乡村世界的乡村性不仅是开展乡村旅游活动的核心吸引力，也是乡村旅游区分于其他旅游形式的本质特征[33].参考相关文献[2，33-34]，从“人-地-业”复合系统的角度出发，总结得出乡村性的3个主要特征：民风民俗的乡土性与文化传承的传统性，田园景观的开阔性与贴近自然的生态性，生产活动的涉农性与经营规模的小型性.因此，依据淮海经济区乡村旅游发展现状及特点，结合乡村性概念的探讨，从5个维度选取15个指标构建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由于研究区乡村旅游接待人数与总收入数据的缺失，在指标客观性与可获取性的综合考量下，将反映“开阔性与生态型”的生态本底维度纳入指标体系.

表1 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Tab.1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weights of rural tourism level

2.2 指标解释

生态本底维度代表乡村旅游的生态质量状况.一年中优良空气天数是游客出行时考虑的必要因素，其质量高低影响乡村旅游活动的进行，选取空气质量优良率反映空气环境；河流、湖泊地区是开展乡村旅游的重要场所，旅游资源开发与配套服务设施布局受水质影响，选取工业废水排放量反映水质环境；地区绿化植被及森林资源为乡村旅游提供多元的旅游吸引物，选取森林覆盖率反映绿化环境.

资源禀赋维度代表乡村旅游发展的根本动力.于2010年、2019年开展评选的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和示范点、乡村旅游重点村是评价乡村旅游资源的重要标准，分别赋予示范县、重点村、示范点以5分、3分、1分并加权计算，以此反映核心资源；优良级景区的周边地区具有较高的乡村旅游供给能力，选取3A级以上景区数量反映星级景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孕育于农耕文化并彰显乡村地区的人文特色，选取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反映文化底蕴.

产业支撑维度代表乡村旅游的发展下限与外部保障.乡村旅游的“涉农性”要求其具备良好的农业基础，选取单位播种面积产值反映农业效益；政府助推对于乡村旅游发展具有重要的牵引作用，选取农林水事务、文化旅游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反映政府扶持；乡村旅游发展有赖于区域总体旅游产业并受其协作支持能力影响，选取旅游总收入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反映旅游环境.

设施配套维度代表乡村旅游的基础设施条件与接待服务能力.交通设施是旅游业发展的先决条件，其中高等级公路的保障作用更为明显，选取三级以上公路密度反映通达程度；自驾游是乡村旅游的主要出行方式，乡村旅游的“趋近性”又决定其具有“短期、短途”双重特征[35]，选取人均载客汽车拥有量反映出行条件；农家乐能够体现乡村旅游的接待设施情况与配套完善程度，选取其数量反映餐饮接待.

3 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评价

3.1 淮海经济区乡村旅游发展综合水平

淮海经济区乡村旅游发展综合水平呈现空间差异，地区内部乡村旅游发展不均衡，但离散程度相对于各维度较低(表2).总体上看，淮海经济区10市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为0.185～0.650，其中临沂市最高，是最低的商丘市的3.5倍.徐州作为淮海经济区的中心城市，临沂和济宁2市作为淮海经济区的重要城市，均是乡村旅游蓬勃发展地区，体现了区位条件、经济基础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的优势作用.从空间分布上看，淮海经济区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表现为“东北-西南”的等级空间差异格局，江苏、山东地区的乡村旅游水平要强于安徽、河南地区，越靠近内陆的区域，乡村旅游发展程度越落后.此外，苏北3市的综合水平相对均衡；鲁南地区拥有临沂、济宁两大强核，但受环境污染、客源匮乏等因素影响，菏泽市乡村旅游水平低于平均值.

表2 淮海经济区乡村旅游发展水平Tab.2 Rural tourism levels in Huaihai Economic Zone

为了保证等级类别之间的差异最大化，利用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将淮海经济区乡村旅游综合发展水平划分为高水平(0.546～0.650)、较高水平(0.462～0.545)、一般水平(0.278～0.461)、较低水平(0.186～0.277)、低水平(<0.186)5个等级，并借助ArcGIS10.2绘制淮海经济区综合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等级空间分布图(图1).

图1 淮海经济区乡村旅游水平综合得分等级空间分布Fig.1 Grad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mprehensive rural tourism level in Huaihai Economic Zone(地图底图来源于审图号为GS(2020)4634号的标准地图.下同)

乡村旅游发展高水平区域包括临沂、徐州和济宁3市.这些城市地区生产总值位列淮海经济区前3名，反映了乡村旅游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临沂市作为鲁南地区的热点旅游城市与东夷文化的发源地，拥有数量最多的传统星级景区和类型齐全的旅游吸引物，在合理规划“农旅互动”融合发展的探索路径上，凭借充足的客源市场供给和完善的设施配套条件成为淮海经济区乡村旅游最突出的地区.徐州市的区域中心城市定位与功能为乡村旅游创造了发展条件；其各项指标在淮海经济区内均处在前列，协调全面的综合能力使得其乡村旅游开发居于领先地位；地方政府依靠健全的产业支撑体系，以“三农”资源为主要载体，围绕美丽乡村建设推动着乡村旅游发展.济宁市则在区域旅游总体环境、农业产出效益等方面表现良好，尽管没有突出的指标表现，但在深厚文化内涵的底蕴加持下，消费者的高层次精神需求与社会需求得到满足，伴随着综合服务接待能力的不断提高，乡村旅游凸显出旺盛生命力.

乡村旅游发展较高水平区域为连云港市.地处海州湾西南岸的连云港是淮海经济区内的唯一滨海城市，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连云港市依靠独特的海洋旅游资源与广泛的客源受众面成为重要的“宜旅休闲”目的地.连云港市在空气环境、空间阻尼、通达程度、消费潜力4个方面均居于淮海经济区首位，表明乡村旅游的生态环境治理与道路设施完善工程稳固有序，高水平的旅游消费能力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乡村旅游发展一般水平区域包括宿迁和枣庄2市.淮海经济区内农林水事务、文化旅游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最高的地市是宿迁市，反映政府的引导功能为乡村旅游发展创造了舒适的宏观环境.2019年通过的《宿迁市旅游促进条例》明确指出，要优选培育面向普罗大众的乡村休闲度假产品，在“江苏生态大公园”的战略定位下，宿迁市乡村旅游存在较大上升空间.枣庄市同为乡村旅游发展综合型城市，综合水平低于徐州市，各项指标水平均处在中游位置，空气环境和水质环境不具优势，但良好的农业生产条件与较高的汽车拥有率增强了乡村旅游供给能力.尽管该类地区的乡村旅游发展势头较为强劲，但由于起点水平较低、起步时间较晚等，目前综合发展水平不高.

乡村旅游发展较低水平区域包括宿州、菏泽和淮北3市，其综合水平相差不大，且集中分布在淮海经济区西南部地区.相较于乡村旅游高水平地区，这3市的资源禀赋、交通条件和经济发展均不突出，潜在旅游者数量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均一般，使得客源市场与旅游消费能力相对较弱.此外，该类地区的旅游产业总体发展滞后，制约了乡村旅游的宣传与营销，使得乡村旅游开发潜力难以挖掘.

乡村旅游发展低水平区域为商丘市.作为贫困程度较高的地区，贫困县涵盖了商丘市6个县级单元.在决胜脱贫攻坚的部署与努力下，商丘市社会经济各个方面得到了良好改观，但同其他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地方政府积极发展乡村旅游产业以实现富民惠民之路，但受碍于乡村旅游资源的稀缺、客源市场基础和产业发展支撑的薄弱，商丘市乡村旅游水平在淮海经济区最低.

3.2 淮海经济区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的维度分析

利用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将淮海经济区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的生态本底、资源禀赋、客源市场、产业支撑、设施配套维度划分为5个等级，并借助ArcGIS10.2得到乡村旅游发展各维度水平等级空间分布(图2).对比5个维度评价得分及标准差可以发现，淮海经济区在乡村旅游资源分布与乡村旅游发展基础方面存在较大市域差异，而得益于区域的整体性与人口的流动性，乡村旅游潜在客源市场在各市间相对均衡.

淮海经济区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在5个维度上的等级分布呈现出显著空间差异(图2).

生态本底维度表现为“南高北低”，以连云港和宿州2市表现突出.不同于乡村旅游发展综合水平的“东北-西南”等级格局，毗邻淮河干流绿色发展带的淮海经济区南部区域拥有更洁净美丽的自然环境，地方政府对生态环境修复治理工作的高度重视为乡村旅游开发创造了环境条件；而山东、河南地市大多依靠工业发展提高区域经济水平，工业转型迁出迟缓、工业集群规划不尽合理与污染防治不佳等问题致使生态表现较差.

a.生态本底 b.资源禀赋 c.客源市场

d.产业支撑 e.设施配套 图2 淮海经济区乡村旅游发展的各维度水平等级空间分布Fig.2 Grad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ural tourism levels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in Huaihai Economic Zone

客源市场维度除淮北市外基本表现为“东高西低”的空间特征，相较于其他维度分布较均衡.淮北市是淮海经济区行政区划面积最小的城市，各区县间短途的空间距离与短期的路程耗费时间使其具有出行优势.此外，共享高消费赋能的徐州客源市场赋予淮北市以乡村旅游发展活力与支撑.

结合各维度得分及排名(表2)将淮海经济区部分城市划分为乡村旅游协调型、极化型两大类型.协调型又可分为高度协调型(徐州市)、中等协调型(枣庄市)和低度协调型(商丘市).徐州市作为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各维度得分排名均处于2—4名；而综合水平最低的商丘市则居于8—10名，乡村旅游整体发展程度落后于其他地区.极化型包括高值极化型(临沂市)和低值极化型(淮北市)，这类地区同时具有表现良好和表现较差的乡村旅游维度.临沂市具有高禀赋的乡村旅游资源和健全的设施配套体系，但在自然环境方面尚有较大改善空间；淮北市依靠生态本底与客源市场条件在乡村旅游开发上具备先天优势，但其他维度均处在淮海经济区末端位置，阻碍了乡村旅游水平的提升.

4 乡村旅游发展障碍因素诊断

上述测度结果表明，淮海经济区内的乡村旅游开发程度参差不齐，各市仍存在尚未挖掘的潜在要素.因此，需要进一步探讨阻碍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因素.基于障碍度诊断模型对淮海经济区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体系中指标层的障碍度进行计算，筛选出排名前6的指标，见表3.

4.1 整体障碍度分析

可以发现(表3)，不同省辖市间的阻碍条件存在相似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影响程度的差异.在淮海经济区10市排名前两位的障碍因素中，资源禀赋维度占比高达75%，同时,R1(核心资源)是除临沂、徐州、济宁外其他7市的首要阻碍条件，R2(星级景区)构成江苏、安徽地市乡村旅游发展的突破瓶颈因素.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和示范点、乡村旅游重点村由农业部、文旅部创建确定，其目的是探索乡村旅游发展规律、合理开发文化和旅游资源、带动乡村社会经济、促进创业就业，严格的评价标准反映其用以衡量乡村旅游资源的重要性.因此，高等级乡村旅游吸引物是制约淮海经济区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因素.该区域乡村旅游资源富集程度和开发利用层次较低，匮乏的旅游吸引物无法促使城镇居民产生出游动机，如何培育、整合区域核心资源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临沂市拥有高禀赋且类型齐全的乡村旅游资源，加之数量最多的3A级以上景区数量，在提高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的同时，也为乡村旅游相关产业布局提供了发展主阵地.

表3 淮海经济区各市乡村旅游发展障碍因素Tab.3 Obstacles to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cities of Huaihai Economic Zone

4.2 障碍类型分析

结合淮海经济区各市乡村旅游发展障碍指标所处维度及其影响程度，将乡村旅游发展障碍类型划分为4种并提出针对性的破解路径(图3).

图3 淮海经济区乡村旅游发展障碍类型Fig.3 Types of obstacles to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Huaihai Economic Zone

4.2.1 生态障碍型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是限制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的主要因素，包括临沂、济宁和菏泽3市.作为淮海经济区最北部城市，3市拥有较为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要素，但大气质量是其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阻碍条件.遭受人为污染的空气环境、水质环境加重了原生环境的破坏，削弱了乡村旅游活动的质量，降低了潜在旅游者的出游意愿.为此，地方政府在乡村旅游开发建设时，应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重点解决空气污染问题；景区部门应依托特色资源提高旅游吸引力，并定期开展旅游从业人员培训，积极引导、监督游客文明旅游.3者共同助力环境保护工作，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双赢之路.

4.2.2 市场障碍型区域客源市场条件是影响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徐州市.不同于淮海经济区其他地市，徐州市拥有规模最大的客源市场，较高城镇化率下的城镇居民拥有更多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毗邻的枣庄、淮北、宿州3市客源地也为旅游资源转化成休闲消费活动提供可能.但由于行政区划面积较大且县级单元在空间上相对分散，距离本市客源地与周边客源地较远的空间阻尼延长了游客的路途时间，降低了旅游过程体验.鉴于此，徐州市应加快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建设，开通更为便捷的省际、市际班车，合理规划乡村旅游线路，将分散的旅游业态集聚、串联成线，积极培育乡村旅游精品路线，打造乡村旅游沿途体验模式.

4.2.3 资源障碍型这是淮海经济区内阻碍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类型，包括连云港、宿迁、枣庄和淮北4市.该类地市的资源禀赋维度指标均为前6位障碍因素，表明其乡村旅游资源有待进一步开发挖掘，旅游吸引物层次有待进一步完善，也反映乡村旅游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旅游资源的富集程度，核心吸引力不足和A级景区布点较少限制了乡村旅游的发展.因此，连云港、宿迁和淮北3市应凭借良好的生态环境构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将自然景观转变为乡村旅游吸引物，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枣庄市则应深度挖掘乡土文化内涵，活化乡村生活场景，在乡村旅游活动中加大传统文化因素的渗透，进一步开发可附加在商品内部的文化要素潜力.此外，这些地区应积极培育受众面广泛的乡村旅游品牌，跨区域合作建设国家级、省级乡村旅游区，加强宣传推介力度以吸引更多的周边客源.

4.2.4 基础障碍型区域产业支撑条件为阻碍乡村旅游发展水平提高的主要因素，包括宿州和商丘2市.该类地区的乡村旅游缺少牢固的产业发展基础，旅游产业的整体滞后给乡村旅游带来了负面影响，而较为低下的农业发展水平也制约了休闲农业与观光农业的开发.因此，两市应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加大资金投入与政策扶持，向乡村旅游发展基础好、成效突出的区县倾斜；增加旅游设施建设投入、培养相关专业人才，围绕“食、住、行、游、购、娱”6要素打造旅游配套产业.同时，应坚持“以农为本，农为旅种”，合理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提升农业旅游商品的知名度，拓展观光采摘、科普教育、休闲体验等功能，为乡村旅游提供发展环境.

5 结果与讨论

淮海经济区各市乡村旅游发展综合水平存在差异，在空间上表现出“东北-西南”等级格局：临沂市乡村旅游水平最强，徐州和济宁2市凭借区位条件和经济基础突显出旺盛发展活力，而靠近内陆地区的商丘、淮北、菏泽和宿州4市则相对滞后.

不同维度评价得分的离散程度不同，各市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的资源禀赋与产业支撑维度具有明显差异，潜在客源市场则相对均衡.乡村旅游吸引能力、产业发展基础条件以及服务接待设施水平的等级空间分布现象与乡村旅游发展综合水平一致，而生态质量状况、旅游消费规模则分别表现为“南高北低”“东高西低”.

区域乡村旅游核心资源富集程度、星级景区数量是制约淮海经济区大部分地市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因素，反映资源禀赋能力，尤其是高等级乡村旅游吸引物是乡村旅游发展亟须完善的首要目标.根据障碍指标所处维度及其影响程度，可将淮海经济区10市划分为4种类型：生态障碍型(临沂、济宁、菏泽)，市场障碍型(徐州)，资源障碍型(连云港、宿迁、枣庄、淮北)，基础障碍型(宿州、商丘).

在城市规模不断扩张与发展内生动力不足的“乡村困境”下，乡村的“原真性”为乡村旅游发展创造了重要契机.生态修复治理、文化遗产保护与特色资源挖掘等工作的开展，也使得旅游业日益成为乡村产业体系中的关键一环.而对于尚处在萌芽开发阶段的区域而言，乡村旅游发展的“极化”现象普遍存在，同时缺少科学系统的乡村旅游规划，因此，合理评价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与障碍因素对于乡村旅游开发具有现实意义.乡村旅游发展较高水平地区应统筹城乡一体化与新农村建设，通过供需两端合力打造乡村旅游品牌，全面提升旅游要素品质；有待完善地区应不断提高旅游综合接待能力，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推广乡村旅游宣传营销，实现以旅游业促进乡村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农民增收致富与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在国家重大战略层面上，发展改革委于2021年12月1日印发《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实施方案》，以缩小长三角区域内差距、推进一体化发展为导向，实行“一对一”帮扶政策，其中，徐州市结对淮北市，力图推动两市间政策对接、区块链接、产业承接.因此，在未来的区域协作过程中，作为淮海经济区内较发达城市，临沂、济宁市应综合考虑资源禀赋、产业特色、合作基础等因素，跨区域带动扶持商丘、宿州市，缩小其与淮海经济区整体发展水平的差距，并有效开展文化旅游产业合作，共同开拓优势旅游资源，联合开发跨省市旅游路线和新产品，借城乡协同、区域协同实现乡村旅游提档升级.期望通过更多对乡村旅游时空演变、影响因素的深入系统研究，为政府相关部门、乡村旅游项目开发者以及活动经营者提供选址布局、产品设计的科学参考，在实践中赋予乡村产业发展新动能，推动乡村实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