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旭中 郝以谱 谭君航

一、问题提出

青少年发展与人力资本积累状况不仅影响个体教育获得与就业，也直接关乎着国家经济持续发展[1]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自60 余年前诞生至今，人力资本理论经历了“生产性能力-教育-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发展阶段[2]，对人、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早期人力资本理论把教育视为个体能力的代理变量，用受教育程度和年限来衡量个体能力高低。然而，过度教育、高分低能以及筛选理论的发现与提出，使得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教育与能力之间的关系。随着现代心理学发展和能力测量技术成熟，认知能力逐渐代替教育成为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其对个体、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作用得到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3][4]。然而，即使在控制教育和认知能力等因素后，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异也没有得到完全解释，非认知能力被认为是解释上述剩余差异的重要变量[5-6]。此后，一些实证研究逐渐发现非认知能力对个体发展（工资、职业稳定性和社会行为）存在显著的影响，甚至不弱于认知能力[4][5][6][7]。更为重要的是，以IQ为代表的认知能力在人生早期就已经稳定了[8]，而非认知能力在全生命周期中表现出强可塑性，更能通过后天干预措施得到有效改善[9]，并对人的发展产生长远影响。非认知能力的重要性和可培养性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可，并对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改革带来新的启示。

最初非认知能力的概念是相对于认知能力提出的，是指认知能力概念所无法囊括的那部分能力[10]。然而，这一概念违背了不能循环定义的规则[11]，用认知解释非认知并不能阐释非认知能力的具体内涵。经过长期争论，经济学家逐渐达成初步共识：非认知能力是指人们应对不同情境和背景时表现出来的一种稳定的思想、感觉和行为模式，并具有可收益、可改变的特征”[12]。由于不同学者对非认知能力概念的界定各不相同，其测量方式也随之千差万别，缺乏可靠的测量工具，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实证研究的开展和研究共识的达成。为解决上述问题，周金燕（2020）在梳理国内外12 个非认知能力测量框架的基础上，将非认知能力分为“成就目标”“人际合作”和“情绪管理”三个维度，分别指向个体“如何处理学业、事业”的能力、“处理人际关系及合作共事”的能力和“如何与自己相处”的能力[13]。基于上述非认知能力测量工具，周金燕（2021）对中国6 省市72 所中小学生调查发现，中小学生人际合作水平随学段提高有上升趋势，但成就目标和情绪管理的非认知表现却显著趋于下降，留守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处于困境；相较于学校，家庭是影响学生非认知能力发展更为重要的因素[14]。这一发现与以往研究结论[15]不同，中国学校教育对学生非认知能力培养的作用相对有限。这可能与以往基础教育教学改革重认知、重分数有关[16]，它把学生培养成一种“单向度的人”，而不是“完整的人”[17]，学生社会情感等非认知能力培养被忽视。

先天禀赋、环境质量、早期干预措施和后期人力资本投资是新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影响个体能力（包括非认知能力）发展的四大因素[18]。梳理国内相关研究发现，国内学者侧重于从后期人力资本投资视角（家庭和学校）开展讨论，而较少关注先天禀赋对个体非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在传统人力资本理论中，先天禀赋往往被认为是天生的、遗传的、不受后天因素影响的，但新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先天禀赋会通过与后天环境的交互效应，进而对个体发展产生重要影响[19]。作为先天禀赋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大量研究发现，相貌禀赋对个体的学业表现、就业收入、主观满意度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影响，相貌禀赋更好的个体，各方面发展状况似乎整体优于相貌禀赋较差的个体。外貌歧视似乎普遍存在于经济、社会、教育等各个领域，即使在教育领域，相貌禀赋也能通过影响教师态度、父母投资和人际关系以及能力[20]的方式对个体学业表现产生作用。受此影响，当代青年群体中正在形成一种“颜值崇拜”的社会现象，对颜值的执念甚至推动了“整容热”现象，人的发展仿佛沦为身体层面颜值的改善，而不是真正的身心自由全面发展[21][22]。有鉴于此，在新人力资本理论框架下，探究相貌禀赋对非认知能力的作用及其影响机制，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既能深化人们对教育领域相貌歧视的认识，也能够优化青少年人力资本结构，加大人力资本存量，助力教育高质量发展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对此，本文利用2014—2015 年CEPS 调查数据，着重考察相貌禀赋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作用及其影响机制。具体而言，本研究试图回应以下三个问题：其一，相貌对中国青少年非认知能力存在何种显著影响？正向、负向或无影响？其二，相貌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是否在不同性别群体之间存在异质性？对于相貌，人们往往存在一种刻板印象，即相貌对女性的作用要大于男性[23]，这一刻板印象在基础教育阶段是否也存在？换言之，在初中生群体中，相貌对非认知能力的作用在女性群体中更大，还是在男性群体中更大？其三，相貌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是否在不同成绩群体之间存在异质性？“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俗语，在教育领域表达了教师、家长对待学生（子女）不能简单以貌取人，其貌不扬的人很可能富有才华。换言之，长得不好看的学生，很可能通过自身才华（学业表现）来削减相貌的不利影响。已有研究也发现，人力资本能够补偿大学生颜值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24]。那么，对于初中生而言，学业成绩究竟是能弥补长相不足的影响，还是助长其负面效应？

二、文献综述

本节围绕非认知能力影响因素和外貌对个体发展的影响两方面文献展开综述，从而为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和基本模型提供文献支持。需要说明的是，直接研究相貌对个体发展影响的文献较少，而相貌是个体外貌的一种特征，其对个体发展的影响存在相似之处，故本节适当扩大了文献梳理范围，梳理了外貌对个体发展的相关研究。

（一）非认知能力影响因素研究

自新人力资本理论提出并被引入国内以来，个体非认知能力逐渐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与讨论，相关实证研究主要探讨了家庭和学校的影响，试图揭开个体非认知能力生产的“黑箱”。家庭是影响个体早期能力形成的重要因素，其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受到颇多学者关注。已有研究发现，家庭背景、父母参与对个体非认知能力存在显著影响。一般而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家庭资本越多，家庭背景越好的学生，非认知能力发展状况显著更好。杜屏等（2018）探讨了工资收入对小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其研究发现，中等收入家庭学生的非认知能力显著优于低收入家庭，家庭物质教育资源投入、父母参与教育时间与父母养育压力均对学生非认知能力有显著影响[25]；王慧敏等（2017）在控制学校固定效应的基础上探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其结果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社会交往、自我效能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26]；李丽，赵文龙（2017）对CEPS 基线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家庭阶层地位、父母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条件和文化资本均对学生非认知能力有显著影响[27]。这可能是因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父母越能为子女提供优质的生活环境和早期教育投资，进而对子女非认知能力产生积极影响[28]。

在家庭背景不变的情况下，父母可以通过调节自身教育参与程度和方式对子女非认知能力产生影响，甚至抵消劣势家庭背景的消极影响。李波（2018）采用倾向值匹配方法对北京市46 所学校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父母参与（亲子阅读、亲子活动、亲子交流和作业督导）显著影响子女的非认知能力，并通过非认知能力对子女学业表现产生显著影响[29]。这一结论得到了李乐敏等（2020）的研究支持，其研究发现父母陪伴（亲子共餐频率）对子女非认知能力有显著影响[30]。对农民工子女的实证研究也能从侧面验证上述结论，幼年贫困经历和抚养缺位对农村青少年非认知能力有显著消极影响[31]，随迁则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子女的非认知能力[32]，但工作时间过长将导致农民工没有时间陪伴子女，反而会对其非认知能力产生负面效应[33]。除此之外，还有研究从家庭教养方式、抚养方式等视角开展研究[34][35]，其研究发现，权威型和宽容型教养方式、父母抚养更有利于学生非认知能力发展。

学校因素如何影响个体非认知能力？现有研究探讨了学校相关变量和早期教育经历对非认知能力的作用。已有研究发现，班级规模、社会交互、寄宿、学前教育经历等因素会显著影响儿童的非认知能力。郑力（2020）采用倾向值匹配方法分析发现，班级规模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某些维度存在显著影响。对于中班学生而言，小班学生情绪控制显著更高，而大班学生的毅力和创造性思维显著更高[36]；王春超、钟锦鹏（2018）通过班级随机排座实验发现，通过精心设计班级座位，能够有效发挥学生干部的同伴效应，促进其他小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发展[37]；侯海波等（2018）探讨了寄宿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其结果发现，寄宿生在心理健康、人格特征等非认知能力方面均显著弱于走读生[38]。此外，儿童早期是非认知能力发展的重要“窗口期”[39]，国内学者研究证实学前教育经历对初中生非认知能力发展的积极作用[40][41][42]，而学前教育经历的数量和质量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城乡初中生非认知能力的差距[43]。

（二）外貌对个体发展的影响研究

外貌通常指个体的相貌、身高、身材等外在形象，好的外貌往往是一种稀缺资源，能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中获得相对优势，进而对个体发展产生影响。外貌对个体发展影响的研究始于“美貌经济学”，Hamermesh&Biddle（1994）探讨了美貌对个体就业以及收入的影响，其研究提出了外貌越好的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上收入越高的“美貌溢价”概念[44]，并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

“美貌溢价”现象的产生与各国国情、社会文化、市场制度等因素息息相关。为了验证外貌对中国个体收入的作用和差异，国内学者纷纷采用中国调查数据开展研究，其研究发现个体的相貌、身材、身高也存在“美貌溢价”[45][46][47][48]和“丑陋罚金”[49]现象。较有意思的是，郭继强等（2016）并不认同“美貌溢价”的线性关系假设，其论文基于理论和实证分析指出，中国群体相貌和收入之间的关系呈“高跟鞋曲线”，漂亮总体上有助于提升收入，但最漂亮群体的漂亮溢价却没有次美者高[50]。此外，相关学者也进一步探讨与验证了外貌对主观幸福感、婚姻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的作用[51][52][53]。

除了外貌歧视以外，个体能力差异也是“美貌溢价”产生的主要成因之一。换言之，在人生发展的早期阶段，长得好看的个体很可能获得更多的资源与投入，其能力发展更快。在缺乏有效人力资本干预措施的情况下，个体外貌的差异将加剧个体发展的差异和教育的不平等。对此，现有研究从不同年龄群体探讨了外貌对个体发展的影响。如郭亚平（2020）用OLS回归分析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发现，自评颜值对大学生非认知能力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高颜值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社会交往、社会支持、自我控制能力，降低大学生的消极情绪[54]。但上述研究没有解决回归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其估计结果可能存在偏误。陈雨露、秦雪征（2018）用相同性别受访者的平均相貌、相同区县受访者的平均相貌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分析发现，相貌与个体的非认知能力呈线性关系，对认知能力的影响则符合“高跟鞋曲线”，相貌次佳个体的认知能力发展状况最佳[55]；何凡、张克中（2021）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貌是通过影响教师态度、人际关系和父母投资策略，进而对个体的学业表现产生影响[56]。

综上，国内研究侧重于从家庭和学校两个层面讨论个体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因素，较少有研究关注个人禀赋，尤其是相貌禀赋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影响。何凡、张克中（2021）直接讨论了相貌对初中生学业表现的影响，但并未分析相貌对初中生非认知能力的影响，会低估教育领域相貌歧视对学生发展和教育不平等的影响；陈雨露、秦雪征（2018）采用工具变量方法探讨了相貌对个体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但是其样本的年龄范围为（16—45）岁，其研究侧重于讨论相貌对成人的影响。对此，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CEPS 数据讨论相貌禀赋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及其在不同性别、学业成绩群体中的异质性，以增进对教育领域相貌歧视现象的认识，助力完善教育公平政策与措施。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与模型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4—2015 学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简称CEPS）数据。CEPS 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设计执行，是全国性的大型教育追踪调查。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对于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存在缺失值时，本文用基期2013—2014 学年数据或其他相似问题的变量值进行填补。对于无法填补缺失值的样本，本文采用列删法进行处理，最终得到有效样本9290 个。本文中的青少年是指CEPS 数据所调查的初中生。

为分析相貌禀赋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本文建立如下计量模型进行识别：

其中，i 表示学生个体，Noncognitivei代表非认知能力，由积极情绪体验、社会性和学校适应性构成；Facei代表学生自评的相貌结果，由“较丑”“较美”两个变量值构成，以“一般”为参照组；Si和Fi分别代表学生人口学变量和家庭背景变量，人口学变量包括性别、户口、学业成绩、身材指数、自评健康状况，家庭背景变量包括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兄弟姐妹数量、家庭结构、父母关系、亲子互动频率、父母教育期望。最后，为了控制班级层面不随时间变化因素的干扰，本文还在每个模型中加入了班级固定效应，εi表示误差项。

在数据分析方法上，本文先使用OLS 回归方法估计相貌对非认知能力的作用。然而，OLS 回归方法无法有效解决自我认知、内在动机等遗漏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故本文采用似不相关回归和遗漏变量检验两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以尽可能提高估计的效率，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二）变量及其度量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非认知能力。借鉴周金燕（2020）的非认知能力评估框架，结合已有研究和CEPS 数据，本文从“情绪管理”“人际合作”“成就目标”三个维度分别选取了积极情绪体验、社会性和学校适应性三个变量度量非认知能力。

（1）积极情绪体验：参照已有研究[57]的做法，本文根据问卷询问的“在过去的七天内，你是否有以下感觉：沮丧；消沉得不能集中精力做事；不快乐；生活没有意思；提不起劲儿来做事；悲伤、难过；紧张；担心过度；预感有不好的事情会发生；精力过于旺盛，上课不专心”10 个问题（从1 到5 分别赋值，表示频率依次增加）的得分反向计分后，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法提取到一个连续变量，并通过0—1 标准化生成取值范围为0—100 的积极情绪体验变量（Cronbach'sα 信度系数=0.913），其数值越大，表示学生的积极情绪体验越好。

（2）社会性：本文将学生自我报告的好朋友数量作为个体社会性的代理变量,同时为了尽可能规避异常值的影响，对学生好朋友数量上5%分位数进行了缩尾处理。

（3）学校适应性：本文主要通过问卷5 个题项“班里大多数同学对我很友好”“我所在的班级班风良好”“我经常参加学校或班级组织的活动”“我经常参加学校或班级组织的活动”“我对这个学校的人感到亲近”进行测量，从1 到4 分别代表“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比较同意”“完全同意”。参考上文做法，采用因子分析法提取一个公因子，然后转换获得取值范围为0—100 的学校适应性变量（Cronbach'sα 信度系数=0.777），其数值越大，表示学生的学校适应性越强。

2.关键解释变量

本文参考已有研究[58]，采用自评相貌来衡量个人相貌禀赋，根据CEPS 问卷中询问学生“你觉得自己的长相怎么样”获得自评相貌结果。考虑到少数选项样本数量过少，本文将选项中的“很丑”和“比较丑”合并为“较丑”，“比较美”和“很美”合并为“较美”，从而获得衡量学生相貌的三分类变量。本文以相貌禀赋“一般”的学生为参照组，分析“较美”“较丑”学生非认知能力发展的差异。

此外，为了检验相貌对个体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是否在不同性别、学业成绩群体中存在异质性，本文进一步建构了“性别×相貌”“学业成绩×相貌”两个交互项，以此来检验性别和学业成绩的调节作用。

3.其他控制变量

为了尽可能控制其他因素干扰，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男=1，女=0）、身材、自评健康、学业成绩、户口（农村=1，城镇=0）、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兄弟姐妹数、父母关系（父母不吵架且关系好=1，其余=0）、亲子互动频率、父母教育期望、家庭结构（双亲同住=1，其余=0）。其中，考虑到身材、健康状况会影响学生自评的相貌结果，并对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将身材指数（BMI）、学生自评健康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一并纳入回归模型，以评估相貌对个体非认知能力影响的净效应。BMI 值是由体重千克数除以身高米数的平方计算得到，是国际上常用的衡量人体胖瘦程度以及是否健康的标准。学业成绩是在数据清理的基础上，将语数外期中考试成绩转化为百分制后求取的均值。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由父母最高受教育年限、家庭经济条件、职业地位指数和政治面貌4 个变量，通过主成分分析合成得到；亲子互动频率由父母与孩子主动讨论“学校发生的事情、孩子与朋友的关系、孩子与老师的关系、孩子的心事或烦恼”合成，得分越大，代表亲子互动频率越高；父母教育期望是由父母期望的学历水平转换的受教育年限。

（三）描述性统计

表1 报告了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调查样本学生的积极情绪体验、社会性和学校适应性的得分均值分别为69.55 分、10.08 分、67.69 分，学生的非认知能力发展状况堪忧。绝大多数学生认为自己的相貌处于“一般”水平，认为自己“较丑”和“较美”的学生群体比例相差不大，分别占9%、12%。

表1 描述性统计

实证分析前，本文进一步绘制了相貌禀赋和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关系图。图1 表明，随着自评相貌的改善，学生的积极情绪体验、社会性和学校适应性等非认知能力指标均有所增加，相貌和非认知能力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当然，描述性分析只能初步呈现数据特征，相貌对非认知能力的因果效应仍需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在控制其他影响非认知能力的变量后进一步探讨。

图1 相貌和非认知能力直观关系图

四、实证结果

（一）相貌禀赋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表2 报告了OLS 回归的基本结果。结果表明，在控制学生个人层面特征、家庭背景特征和班级固定效应后，相貌对个体非认知能力（积极情绪体验、社会性和学校适应性）存在显著影响。在积极情绪体验上，相貌禀赋一般和较美的学生不存在显著差异，但相貌禀赋较丑的学生积极情绪体验得分要比相貌禀赋一般的学生显著低9.135 分，长得丑的人的积极情绪体验更差，存在“丑陋惩罚”现象；在社会性上，相貌禀赋一般和相貌禀赋较丑的学生社会性发展不存在显著差异，但相貌禀赋较美的学生社会性发展会显著更高，同伴更愿意和相貌禀赋更好的学生交朋友，存在“美貌奖励”现象；在学校适应性上，相对于相貌禀赋一般的学生，相貌禀赋较丑的学生得分会显著低4.256 分，相貌禀赋较美的学生得分则显著高4.012分，即同时存在“美貌奖励”和“丑陋惩罚”现象。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55][59]保持一致，相貌禀赋对学生非认知能力发展存在显著作用，相貌禀赋更好的学生更容易获得老师的关注和同伴的欢迎，有更多机会参与校内外活动，从而使得其非认知能力发展显著更高。

表2 相貌禀赋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从控制变量看，性别、学业成绩、农村户口、自评健康、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兄弟姐妹数、家庭结构、父母关系、亲子互动频率、父母教育期望对非认知能力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影响，仅身材指数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不显著。数据显示，性别和成绩变量对非认知能力各维度的影响存在差异。从性别变量看，男学生的积极情绪体验、社会性均显著高于女学生，但在学校适应性上显著低2.628 分。这可能是因为女学生心思细腻、早熟，能更好地适应学校生活，但过于细腻的心思也导致其更易产生纠结、困扰等消极情绪，难以交到更多的朋友。从学业成绩变量看，学业成绩对个体的积极情绪体验和学校适应性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以往的常识相符，学习成绩好的学生更能适应学校，并体验积极情绪，但学业成绩对社会性的影响为负，学业成绩越好，好朋友的数量反而越少。

（二）异质性分析

为了考察相貌与学生非认知发展关系在不同学业成绩基础和性别的学生之间是否存在异质性，本节在前文回归模型基础上添加交互项进行分析。

表3 表明，相貌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在学业成绩基础的学生群体间存在差异，相貌对学业成绩好的学生积极情绪体验影响显著更大。具体而言，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与自评相貌一般的学生相比，平均学业成绩每增加1 个单位，自评相貌较丑对积极情绪体验的效应会显著降低0.127 分，学业成绩在相貌禀赋对积极情绪体验的影响中起到“马太效应”。换言之，学业成绩会降低低颜值学生的积极情绪体验，加剧相貌歧视的影响；与自评相貌一般的学生相比，平均学业成绩每增加1 个单位，自评相貌较美对学校适应性的效应会显著低0.086 分。这与以往研究结论有相似之处[60]，学业成绩在相貌禀赋对学校适应性的影响中起到“补偿效应”，学业成绩能在一定程度抑制相貌歧视的影响。

表3 相貌禀赋对学生非认知能力影响的异质性

从不同性别看，相貌较丑对男生积极情绪体验的消极影响更小，但对男生学校适应性的消极影响更大，相貌较美对男生社会性的积极影响更大。具体而言，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与女生相比，自评相貌较丑对男生积极情绪体验的影响要高3.289 分，对男生学校适应性的影响要低6.746 分，男生更少因低颜值而影响情绪，但低颜值影响了周围学生的态度与行为，进而影响了此类学生的学校适应性；自评相貌较美对男生社会性的影响更高，男生的好朋友数量约增加2.249 个，学生更愿意和长得好看的男生做朋友。这与以往的刻板印象不同，相貌对男、女学生的非认知能力不同维度均有较为显著的正向作用，不同性别的相貌歧视问题不容忽视。

（三）稳健性检验

1.似不相关回归

考虑到某些未被观测因素如自我认知、内在动机等变量会同时对非认知能力不同测量变量产生影响，前文相貌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积极情绪体验、社会性、学校适应性）的3 个独立OLS 回归模型之间很可能存在跨模型误差项同期相关。为此，本文参考已有研究[61]，采用似不相关回归(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简称SUR)进行稳健性检验。

SUR 模型假定各个单一OLS 回归方程的误差项存在同期相关，对这些方程同时采用联合估计有可能提高估计效率。各个误差项的相关性越强，SUR 模型的估计越有效。Breusch-Pagan(BP)检验在1%显著性水平拒绝了各个单一方程的误差项存在不相关的原假设。因此，有必要采用似不相关回归进行估计，以提高估计的效率。比较SUR 回归结果和前文OLS 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尽管相貌禀赋对非认知能力的回归系数大小和标准误差均发生了变化，但其回归系数方向和显著性水平均并未发生变化，这说明前文的主要结论是稳健的。

表4 相貌禀赋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基于似不相关回归结果）

2.遗漏变量检验

本文参考Altonji et al(2005)[62]方法，利用已控制的可观测变量估计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变化，进而测算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效应。其核心思想是，分别建立加入受约束控制变量和加入所有控制变量的两个模型，两个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分别计为βR、βF，计算比率|βF/（βR -βF）|。如果比率值大于1，即可认为模型不太可能受遗漏变量的影响，比率值越大，说明不可观测因素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的可能性越小。

参照Nunn、Wantchekon（2011）[63]和丁从明等（2018）[64]研究，本文建立三组受约束模型：第一组，仅控制性别变量；第二组，仅控制性别、健康变量；第三组，控制所有个体特征变量。此外，本文建立加入所有控制变量的完全模型。最终计算的18 个比率值结果在表5 中予以报告。我们从表中可以看出，绝大部分比率值都大于1。由此可见，相貌与非认知能力的关系总体受不可观测遗漏变量影响的可能性较小。

表5 利用可观测因素评估不可观测因素影响的大小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2014—2015 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探讨了青少年相貌禀赋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个人、家庭和班级固定效应后，相貌禀赋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积极情绪体验、社会性和学校适应性）存在显著影响，存在不同程度的“美貌奖励”和“丑陋惩罚”现象。异质性分析发现，学业成绩在相貌和积极情绪体验的关系中起到“马太效应”，在相貌和学校适应性的关系中起到“补偿效应”，男女性别群体中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相貌歧视。似不相关回归和遗漏变量检验结果表明本文的主要结论是可靠的。结合已有研究[65]和本文研究发现，当前我国义务教育领域存在相貌歧视现象，不同相貌禀赋对青少年的学业表现和非认知能力发展已经产生显著影响。换言之，不重视相貌对青少年发展的作用，忽略由相貌禀赋差异诱发的外貌歧视和资源分配不公平问题，将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发展和人力资本积累，加剧教育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三点启示。

第一，高度重视青少年非认知能力培养。描述性分析发现，中国初中生非认知能力发展状况较为一般，这与以往重视学业成绩的教育体制息息相关。非认知能力作为认知能力的对立面，对个体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和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存在显著作用。非认知能力发展落后的状况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对此，政府、家庭和学校都应该在培养非认知能力上做出更多、更早的努力，而不仅仅是以学业成绩或认知能力来评判青少年发展程度。

第二，采取有力措施缓解教育领域的相貌歧视问题。与其他歧视不同，相貌歧视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并会加剧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对此，一方面政府部门应当重视教育领域中的相貌歧视问题，将相貌歧视行为列入违背《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引导教师树立正确的学生观，平等对待每一位学生，不因学生相貌、性别和学业成绩而影响教育态度与资源分配；另一方面，在“全面三孩”时代，父母应当树立平等的子女观，不因子女外貌、性别而选择不同的家庭投资策略，让每个孩子的天赋和才能得到充分发展。

第三，引导家庭或个体树立正确的投资观。一方面，个体或家庭可以适当投资外貌，增强相貌吸引力。本文建议青少年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加强体育投资，塑造干净、整洁与健康的形象，并保持自信的心态，以此增强相貌吸引力；另一方面，考虑到相貌投资收益是边际递减的，家庭或个人更应该直接投资于边际收益更高的教育活动。研究表明，投资教育不仅能促进个人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发展，加强人力资本积累，而且也能通过提高健康水平、穿衣水平等方式间接改善个体的相貌吸引力[66][67]。